第八章
书名：11/22/63 作者：斯蒂芬·金
第八章
<h3>1</h3>
万圣节前的几个星期，乔治·安伯森先生几乎查看了德里和周边几个镇上所有的商业地产。
我很清楚，我不可能突然被当成镇上的一分子，但我想让当地人习惯看见我开着红色森利纳敞篷跑车，成为风景的一部分。<i>这就是那个做房地产生意的家伙，来这儿差不多一个月了。要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某些人有可能就有钱赚了。</i>
当人们问我在找什么时，我就眨眨眼，笑一笑。
当人们问我要待多久时，我就告诉他们很难说。
我熟悉了镇上的地形，并开始熟悉1958年的口语。
比方说，我得知“战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冲突”指的是朝鲜战争。两者都结束了，可喜的摆脱。
人们担心苏联和所谓的“导弹差距”，但也不是很担心。人们担心青少年犯罪，但也不是很担心。
经济有些不景气，但人们见过更糟的情况。当你跟人做生意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说上当了（被骗了）。一分钱一粒的糖果包括圆点糖、嘴唇糖和黑婴儿糖。在南方，《吉姆·克劳法》[65]大行其道。
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威胁叫嚣；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总统暗自乐观。
跟查兹·弗拉蒂聊过不久，我很上心地检查了已经不存在的基奇纳钢铁厂。工厂坐落在镇子北边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不错，要是“每分钟一英里公路”延伸到这里的话，这里会是购物中心的绝佳地点。但我去的那天——当道路变成颠簸的碎石时，我弃车步行——那里看上去像古代文明的废墟：独特但令人绝望。成堆的砖块和生锈的废旧机器耸立在深深的草丛中。中间是一根久已倒塌的陶瓷烟囱，边上被煤灰熏得乌黑，巨大的管孔内一片漆黑。我要是低下头弯下腰，肯定能走进去。我的个子可不矮。
万圣节前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德里看了很多地方，对德里有了很多感触。这儿的老居民让我感觉愉快，但是——除了一个人之外——从不亲密。这个人就是查兹·弗拉蒂。回想起来，他主动泄露了很多事情，这很奇怪，但我脑子里有很多事情，弗拉蒂看起来没那么重要。我想，<i>有时你就是会遇到一个友好的人，仅此而已。</i>随它去吧。当然，我根本不知道，是一个叫比尔·图尔考特的人教唆弗拉蒂这么干的。
比尔·图尔考特就是没有穿背带裤的那个家伙。
<h3>2</h3>
住在堤上的贝维曾说过，她认为德里糟糕的日子结束了，但我看到的越多（尤其是感触到的越多），越是相信德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德里不对劲。开始，我努力告诉自己是我自己不对劲，不是德里。我是个脱节的人，一个暂时的流浪者，我对任何地方都会感觉有点怪，有点儿别扭——就像保尔·鲍尔斯[66]那些奇怪的小说里看起来总像噩梦的城市。一开始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断探索这个新的环境，越来越不这么觉得。我甚至开始质疑贝弗利·马什认为糟糕时期已经结束的断言，并且猜想（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这样的晚上为数不少）她也开始质疑自己。我在她眼中没有瞥见一丝怀疑吗？
那种不太相信却期望如此、甚至需要如此的表情？
有些不对劲，有些邪恶。
一些空房子看起来很显眼，就像严重精神病患者的脸颊。在镇上的郊区有间空荡荡的畜棚，干草棚的门在生了锈的铰链上缓慢地开合，一会呈现里面的黑暗，一会又将其掩藏，一会再次将其呈现。科苏特街上距离邓宁太太和孩子的住宅一个街区远的地方，一处栅栏裂成了碎片。我觉得看上去像有东西——有人——被从栅栏中间扔进荒地里。一处空荡荡的运动场，上面的转盘在缓慢旋转，尽管没有小孩推它，也没有明显的风吹动它。它在隐藏的底座上转动时发出刺耳的声音。有一天，我看见一尊雕刻粗糙的耶稣像沿着运河漂流而下，钻进运河街底下的隧道中。雕像有三英尺高，咧着嘴笑，唇间露出牙齿。一顶荆棘王冠歪斜着套在额上；那东西诡异的白色眼睛下方画着血淋淋的眼泪。看起来就像是符咒偶像。
在巴希公园里所谓的亲吻桥上，在学校精神和永恒的爱情宣言中间，有人刻下了“我很快就要杀了我妈妈”这几个字。下面有人加上了“再不快点她就浑身是病了”。一天下午我走过荒地东边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恐怖的尖叫。我抬头一看，一个瘦削男人的轮廓正站在不远处GS&WM铁路高架桥上，手里的棍棒上下挥动。他在抽打什么。
尖叫声停止了，我想，<i>是条狗，已经被他打死了。他用皮带绳拴住狗，拖到外面，把它打死了。</i>当然，我不可能知道这些……但我确实知道。我当时很确信，现在依然确信。
有些不对劲。
有些邪恶。
这些事情跟我要讲的故事有关吗？我要讲的是门卫爸爸的故事，以及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那种得意的“我知道一个秘密”的笑，以及从不看你的灰色眼睛）的故事？我不太确信。但我可以再给你讲一件事：在基奇纳钢铁厂倒下的烟囱里有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想知道，但在那东西的嘴里我看到一堆被啃食的骨头，和一枚被啃食的小项圈，上面还有一只铃铛。项圈肯定是哪个小孩亲爱的小猫的。管道里面——在巨大的管孔里面——有东西在移动。
<i>进来看看吧，</i>那东西似乎在我脑海里低语，<i>别管其他的，杰克——进来看看吧。进来参观一下。时间在这里无所谓的；在这里，时间径自流逝。你知道，你想进来看看；你知道，你很好奇。这甚至可能是另外一个兔子洞。另外一个时间入口。</i>
可能是的，但我不这么想。我想里面是德里——一切都不对劲，一切都歪斜着，隐藏在那管道之中。在冬眠。让人们相信糟糕的时期已经结束了，等待人们放松，甚至忘记德里曾经有过糟糕的时期。
我赶紧走开，德里的那个地方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h3>3</h3>
十月的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此时，科苏特街上的橡树和榆树已经染上金黄，色彩斑斓——我再次造访了已经闲置的西区娱乐中心。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房地产买家会错过充分调查这个一流地址的可能性，我向街上好几个人询问了里面的情况（当然，门上了锁），以及它是什么时候关张的。
跟我聊天的人之一就是多丽丝·邓宁。“美丽如画，”查兹·弗拉蒂曾经说过。通常这是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这次却名副其实。岁月在她眼角增添了细纹，嘴角的皱纹更深，但她皮肤细腻，乳房丰满，身材火辣（在1958年，杰恩·曼斯菲尔德[67]全盛的时期，丰满的乳房被视为迷人而非尴尬的特征）。我们在门阶上说话。房子里没有别人，孩子们去学校了，邀请我进屋肯定是不合适的，毫无疑问会成为邻居们非议的话题，特别是她的丈夫“在外面住”。她一只手拿着灰掸，另一只手拿着烟，围裙口袋里露出一瓶家具擦光油。
跟德里多数人一样，她礼貌而冷漠。
是的，她说，西区娱乐中心还在运营的时候，是孩子们很好的去处。附近有这么个地方让孩子们放学后去玩、随心所欲到处奔跑的确很棒。她能从厨房的窗户看到运动场和篮球场，看到那里空着她很难过。她说，她认为娱乐中心是因为预算削减而被关闭的，但她游移的眼睛和拼命吸烟的嘴巴似乎另有暗示：中心在儿童凶杀和失踪期间被关闭。预算可能只是次要原因。
我谢谢她，并递给她我新近打印的名片。她接过名片，心不在焉地朝我笑了一下，然后关上门。
动作很轻，没有发出“砰”的一响。但我听见门后咔嗒一声，知道她挂上了门链。
我想，万圣节到来时，娱乐中心兴许能满足我的需要，尽管我不完全喜欢这个地方。我想进去是不成问题的，透过一扇前窗能够清楚地看到街道上的情况。邓宁可能会开车来，而不是步行，但我知道他的车是什么样的。按照哈里的作文，那时天可能已经黑了，但街上有灯。
当然，能见度对双方都很关键。除非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意图上，否则邓宁肯定会看到我朝他跑去。我有手枪，但只有在十五码之内开枪才能确保击毙。我可能需要走得更近，才敢冒险射击，因为万圣节晚上，科苏特街肯定满是小鬼和妖精。不过我得等他走进屋子之前从藏身处突然冒出来。因为，根据作文，多丽丝·邓宁疏远的丈夫直接行凶。等到哈里从浴室出来时，所有人都倒下了，除了埃伦剩下的人都死了。我要是稍有迟疑的话，很可能看到哈里看到的情景：他妈妈的脑浆渗进沙发。
我穿越了大半个世纪，不止是要救出他们其中的一个。因此，要是他看见我走过来怎么办？
我拿着枪，他拿着锤子——很可能是从他的出租屋的工具抽屉内偷的。要是他朝我跑过来，那一切就好办了。我会像牛仔竞技表演上的小丑，转移牛的注意力。我会跳跃、呼喊，直到他走进射程，然后朝他胸口开两枪。
问题是，假定我能扣动扳机的话。
假定枪没有出问题。我已经在镇子郊外的一处沙砾堆里试射了一次，看上去没问题……但历史很执拗。
它不想被改变。
<h3>4</h3>
经过慎重考虑，我想可能会有更好的地点适合万圣节晚上的监视行动。我需要一点儿运气，兴许不用太多。“上帝知道，这片区域有很多在售的地产，”酒吧男招待弗雷德·图米在我来到德里的第一个晚上就告诉过我。我的勘察也证实了这一点。凶杀发生之后（再加上1957年的大洪水，别忘了这一点），貌似半个镇子都在待售状态。
在一个不这么冷淡的镇上，像我这样的房地产买家，到现在为止可能已经拿到城市钥匙，跟德里小姐度过了一个狂野的周末。
我还没有察看的一条街道叫怀莫巷，在科苏特街往南一个街区。这就意味着怀莫巷的后院紧挨着科苏特的后院。去看看也无妨。
尽管怀莫巷206号、邓宁家正后方的房子有人住了，但206号左边紧邻的房子——202号——看起来像是我祈祷应验了。灰色的墙漆还很新鲜，屋顶板也很新，但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新近耙平的草坪上竖着一块黄绿色牌子，这种牌子在镇上随处可见，“德里住宅地产专业人员出售”。
这块牌子邀请我打电话给专员基思·黑尼，商量筹措资金的事。但我不想那样做，我把森利纳停在新铺的沥青车道上（山穷水尽的人才会卖这处房子），走进后院，昂首挺胸，目空一切。
我在探索新环境时，发现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要是你表现得像是你属于某个地方，人们也会认为你属于这个地方。
后院草坪修剪得很整齐，草叶被耙走了，露出柔和的绿色。一台推式剪草机放在车库里，车库上方挂着一块绿色帆布，帆布整齐地折在旋转刀片上。地下室隔壁是一个狗窝，上面的标牌表明，基思·黑尼最拿手的就是不放过一个恶搞的机会：“你的狗属于这里”。里面是一堆没有用过的草袋，一把移植铲和一把大剪刀压在上面。2011年，这些工具本应该锁起来；1958年，有人在照看它们，避免淋雨。我确信房子上了锁，不过没关系。
我没兴趣破开门闯进去。
怀莫巷202号后院的远端是一片树篱，大概六英尺高。也就是说，没有我高。虽然长得十分茂盛，人还是可以挤过去，要是不怕身上被擦伤的话。最好的地方是，当我朝车库背后右边的角落走去时，能看到斜对面的邓宁家的后院。我看到两辆自行车。一辆是男孩的施文自行车，用脚架支着。另一辆是埃伦·邓宁的，像死了的矮种马一样倒在一边。车上还带有初学者用的保护轮，我不会认错的。
院子里还有一大堆玩具。其中一件就是哈里·邓宁的菊花牌气枪。
<h3>5</h3>
你要是在业余演艺公司表演过——或者执导过学生戏剧演出，我在里斯本高中的时候做过几次——你就能体会到我对万圣节前那些日子是什么感受。首先，排练的感觉很随意。有即兴创作，有说笑，有嬉闹，由于性别对立已经建立，还有很多调情在里头。在这些早期排练中，要是有人说错了一句台词或者错过了一个提示，就会惹来一阵狂笑。要是哪个演员迟到十五分钟，他或她可能会被严厉训斥，但仅此而已。
开演临近，一切变得现实，而不再像荒唐的梦。
即兴创作开始消失，玩闹没有了，虽然还有说笑，笑声却带着紧张，之前可不是这样。说错台词或者错过提示不再滑稽好玩，而是令人恼怒。一旦布景搭好、距离开幕的夜晚只有几天时间，排练迟到的演员肯定会被导演一阵猛批。
盛大的夜晚到来了。演员穿上服装，化上妆。
有些人紧张过度；所有人都感觉没有准备好。很快他们就得面对前来看他们大显身手的满堂观众。
舞台没有装饰的日子里看上去很遥远一切，最终来临了。大幕开启之前，一些哈姆雷特、威利·洛曼[68]、或者布兰奇·迪布瓦[69]不得不冲进最近的洗手间并感觉不适。从来都是这样。
相信我说的关于会感觉不适的那部分。我知道的。
<h3>6</h3>
万圣节凌晨，我发现自己不在德里，而在海上，<i>风暴肆虐</i>的海上。我抓着一艘大船的栏杆——我想，是一艘游艇——船即将沉没。狂风吼叫着，夹杂着雨滴，打在我脸上。巨大的浪花，浪底一片漆黑，浪头充满泡沫、呈现出凝固的绿色，朝我涌来。游艇升起来，扭动着，然后疯狂地转动着再次垂直坠下。
我从梦中惊醒，心怦怦地跳着，双手紧握，努力抓住大脑想象中的栏杆。也不光是大脑的想象，因为床还在上下起伏。我的胃似乎已经从固定它的肌肉上脱离。
在这种时候，身体总是比大脑更聪明。我掀开被子，冲向浴室，加速穿过厨房时，一脚踢翻了可恶的黄色椅子。我的脚趾头很快就会痛，但当时我几乎觉察不到。我努力关闭喉咙，但没有完全成功。我能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穿过喉咙钻进嘴里。那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像“呕——呕——呕——呕”。我的胃就是那艘游艇，先升起来，然后疯狂地转动着坠下。我在马桶前跪下，将晚饭吐了出来。接下来是午饭和昨天的早饭：噢，上帝！火腿和鸡蛋。想到那发亮的油脂，我又是一阵呕吐。我稍微停了一下，然后感觉像是我上周吃的所有东西都离开了这栋建筑物。
正当我开始以为要结束的时候，我的肠道内一阵痛苦的绞痛。我蹒跚着站起身，拍打一下马桶的拉环，试图在所有东西被水流冲下去之前成功地坐起来。
但是，没用。还没有吐完所有的东西。肠道刚恢复正常，胃又再一次爽约。只能做一件事：靠上前去，吐进水槽。
就这样一直折腾到万圣节中午。到那时，我的两个排出口排出的只有粥一样的液体。每一次呕吐，每一次绞痛，我都想到同一件事：<i>过去不想被改变。过去很执拗。</i>
但是当弗兰克邓宁今晚到达的时候，我要在那儿。
即便我正边吐边拉，我还是要在那儿。
<h3>7</h3>
“那个星期五的下午，当我走进中央大街药店的时候，店主诺伯特·基恩先生站在柜台后面。
顶上木质扇叶的风扇将他仅剩的头发吹得左右摇摆，像是夏日微风中的蜘蛛网。看到这一幕我的胃又一阵警惕地翻腾。他白色棉布工作服下的身体瘦得皮包骨头，近乎羸弱。看到我进来，他苍白的嘴唇皱起一丝笑容。
“你看起来有些不舒服，朋友。”
“高岭土果胶，”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声音。“有吗？”我心想，不知道有没有发明出来。
“是不是胃肠感染？”头顶的电灯映在他的无框眼镜镜片上，当他移动身体的时候，电灯也随着晃动。<i>好像黄油在平底锅里晃动一样</i>，我想。这让我的胃又一阵刺痛。“镇上正在流行。
你恐怕已经得上二十四个小时了。很可能是种细菌，但你可能用了公共厕所忘了洗手。很多人都懒……”
“你有高岭土果胶还是没有？”
“当然。第二排。”
“自控短裤——那些呢？”
薄嘴唇的笑舒展开来。自控短裤很好笑，当然好笑。除非，当然，是你自己需要它们。“第五排。如果你离家很近，你不需要他们。但是看你脸色苍白，先生……还有你正在流汗……穿上可能更明智。”
“谢谢，”我说，想象照他嘴巴一记重击，打得他把假牙往喉咙里咽。<i>舔点儿保丽净假牙清洁剂吧</i>，伙计。
我慢慢买东西，不想不必要地摇晃我变成液态的内脏。找到高岭土果胶（巨大的实惠包装？好），然后是自控短裤（成人尺寸？好）。短裤在造口用品那边，位于灌肠袋和成卷的黄色塑料软管中间，软管我不想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还有成人尿布，但这个我拒绝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在自控短裤内放上擦盘巾。尽管我很难受，这让我觉得好笑，我得强忍着不笑出来。我现在这种脆弱的状态下要是笑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骨瘦如柴的药剂师好像感到了我的痛苦，慢吞吞地在收银机上录入药品项。我拿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付账，拿钱的手明显在颤抖。
“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吗？”
“只有一点。我很痛苦，你看到了我很痛苦，你到底为什么还咧着嘴笑？”
基恩先生上前一步，嘴唇上的笑容不见了。“我向你保证，我没有笑。我当然希望你感觉舒服点儿。”
我的肚子一阵绞痛。我有点儿摇摇晃晃，一手抓住装药的袋子，另一只手扶住柜台。“你有洗手间吗？”
笑容又出现了。“恐怕不能给顾客用。为什么不看看……街对面的店面？”
“你真是个混蛋！恶心的德里人！”
他板起脸，转过身，昂首阔步地走到下面存放药片、散剂和糖浆的区域。
我缓步经过冷饮柜，走出门。我感觉自己像玻璃人一样脆弱。天气凉爽，不超过华氏四十五度，但太阳晒在皮肤上感觉很烫。很闷热。我的肚子又一阵绞痛。我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低着头，一只脚站在人行道上，一只脚站在排水沟里。绞痛过去了。我穿过街道，看也没看路上的车。有人朝我按喇叭。我按捺自己别对按喇叭的人发飙，因为我已经有够多麻烦了。我不能冒险打架，我已经有要打架的对象了。
绞痛再次袭来，下腹痛如刀绞。我一路小跑。
沉睡的银元酒吧离得最近，于是我迅速拉开门，拖着不适的身子挤进光线阴暗、散发着啤酒气味的酒吧。自动唱机上，康韦·特威蒂[70]正呜咽着：“一切只是假装”。我希望他是对的。
酒吧内空荡荡的，只有一位顾客坐在一张空桌上，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酒吧男招待靠在柜台末端，正在做日报上的填字游戏。他抬头看我。
“洗手间，”我说，“快！”
他朝后指了下，我往写有“男”和“女”的门冲去。我伸直手臂推开“男”门，就像进攻后卫寻找空档般冲进去。里面发出粪便的臭味、烟味，还有刺眼的氯味。唯一的厕位没有门，正好。我扯开短裤，就像在银行抢劫时迟到了的超人，转身，蹲下。
刚好来得及。
当最后的阵痛过去，我从纸袋中拿出大瓶高岭土果胶，狼吞虎咽了三大口。我的胃腾起来，我把它抵回去。当我确信第一剂药停在了胃里，我又吃了一剂，打了个嗝，慢慢地把瓶盖拧紧。
我左边的墙壁上，有人画了阴茎和睾丸。睾丸被劈开，血从里面涌出来。在这部迷人的画作下面，艺术家写着：“亨利·卡斯顿圭，下次你再干我老婆，这就是你的下场。”
我闭上眼睛。当我把眼睛闭上时，仿佛看见惊讶的顾客看着我冲进卫生间。但他是顾客吗？
他的桌子上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坐在那里。眼睛闭着，我能清楚地看清那张脸。我认得那张脸。
回到酒吧里，康韦·特威蒂的歌声已经换成了费林·赫斯基[71]的，没穿背带裤的家伙已经不见了。我走向酒吧男招待，问道：“我进来的时候有个人坐在那儿，是谁？”
他从字谜上抬起头看我。“我没看见有谁。”
我拿出钱包，掏出一张五元钞票，放在吧台上纳拉干族雪橇旁边。“叫什么名字？”
他喃喃自语一阵，看了一眼腌蛋罐子旁边的小费罐，看到里面只有一角钱硬币，然后拿走五元钞票。“是比尔·图尔考特。”
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空桌子对我来说也毫无意义。但……
我又放了一张林肯在吧台上。“他来这是不是监视我？”如果答案是“是”，那就意味着他一直在跟踪我。可能不止是今天。但为什么呢？
男招待把五块钱推回来。“我只知道他经常来喝啤酒，喝很多。”
“那他为什么没喝一杯就离开了？”
“可能他朝钱包一看，发现里面除了借书证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看起来像他妈的布里代·墨菲[72]吗？你已经把我的洗手间弄得臭气熏天，你为什么不点点儿什么或者离开？”
“我来之前里面就够臭了，朋友。”
不是很好的退场辞，但这是我在此情此景下能想到的最好应变。我走出去，站在人行道上，寻找图尔考特。没有他的影子，但诺伯特·基恩正站在药店窗户里，双手扣在后面，观察着我。
他的笑容不见了。
<h3>8</h3>
那天下午五点二十，我把森利纳停在邻近威彻姆街浸信会教堂的停车场内。教堂里有很多人；布告板上写着，下午五点整该教堂有个匿名戒酒会。在福特车的后备箱里装着七个星期来我作为这个奇怪小城的居民，我收集到的所有物品。唯一不可或缺的物品就是阿尔送给我的巴克斯顿勋爵公文包：他的笔记，我的笔记，还有剩下的现金。
感谢上帝，我把大部分现金带在身上了。
我身旁的座位上放着一个纸袋，里面放着我的高岭土果胶瓶——现在空了四分之三——和自控短裤。非常感激，我想现在我不需要了。我的胃和肠道看似已经平静下来，手上的颤抖也消失了。手套箱里，警用手枪上放着五六颗糖果。我把这些东西放进袋子里。稍后，当我在怀莫巷202号的车库和树篱中间就位时，我把枪推上膛，别进皮带里，像是河滨影院里上映的劣质电影里粗鄙的歹徒。
手套箱里还有一样东西：一份《电视指南》，封面上是弗雷德·阿斯泰尔[73]和巴里·蔡斯[74]。自我在中央大街报摊上买了这份杂志后，我可能已经是第十二次翻到星期五的节目单：
<i>晚上八点，2</i><i>频道：《埃勒里·奎因新历险记》，乔治·纳德尔，莱斯·崔梅恩。“如此华丽，如此可爱，如此突然。”一位心怀鬼胎的股票经纪人（惠特·比斯尔<b>[75]</b></i><i>扮演）暗中追踪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伊娃·嘉宝<b>[76]</b></i><i>扮演），艾勒里和他的父亲展开调查。</i>
我把《电视指南》装进袋子，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主要是为了好运——然后下了车，锁上车门，朝怀莫巷走去。一些爸爸妈妈带着年纪太小、还不能独自玩“不给糖就捣蛋”的孩子。
很多门阶上，雕刻过的南瓜高兴地咧着嘴笑，一些戴着草帽的假人毫无表情地盯着我。
我沿着怀莫巷，走在人行道中间，好像我就该走中间。一位父亲走近我，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女孩戴着摇晃的吉普赛耳坠，擦着妈妈的鲜红色口红，巨大的黑色塑料耳朵拍打着卷曲的假发。
我摘下帽子朝爸爸致意，然后朝小女孩弯下腰，女孩自己提着一个纸袋。
“你是谁啊，亲爱的？”
“安妮特·冯妮杰罗，”她说。“她是米老鼠俱乐部最漂亮的成员。”
“你也一样漂亮，”我对她说。“你该怎么说？”
她看起来很疑惑，于是她的爸爸靠过来，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她露出了笑容。“不给糖就捣蛋！”
“对了，”我说。“但是今晚别捣蛋。”除了跟那个拿着锤子的家伙。
我从包里拿出一枚Payday牌糖果（为了拿到糖果，我不得不拨开手枪），递了过去。她打开纸袋，我把糖丢了进去。我只是街上的行人，不久前刚被犯罪困扰的镇上的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但我在爸爸和女儿的脸上看到同样的孩子般的信任。
糖果里涂上迷幻药的日子很久以后才出现——就像“包装如有破损，请勿食用”这几个字一样。
爸爸又悄悄地说了什么。
“谢谢，先生！”安妮特说。
“不用谢。”我朝爸爸使了个眼色。“祝你们今晚过得愉快！”
“她明天很可能会肚子痛，”爸爸说，但是面带笑容。“快点儿，南瓜。”
“我是<i>安妮特</i>！”她说。
“对不起，对不起。快点儿，安妮特。”父亲朝我笑了，脱下自己的帽子，然后走开，继续寻找战利品。
我继续走向202号，步子不快。若不是嘴唇干涩，我肯定吹起了口哨。我在人行道上冒险四处张望了一下。我看到一些“不给糖就捣蛋的人”
在街道的另一边，但根本没人注意我。太棒了。
我轻快地走上车行道。一走到房子后面，我放松地长舒一口气，好像气流是从脚跟上来的。我找好后院远处右边的角落，安全地躲在车库和树篱中间。至少我认为很安全。
我朝邓宁的后院看去。自行车不见了。玩具多数还在——一款儿童弓，一些箭头带吸盘的箭，一只棒球棒，把手用胶带裹着，一个绿色的呼啦圈——但菊花牌气枪不见了。哈里把它拿进去了。
他打算出去玩“不给糖就捣蛋”扮演布法罗·鲍勃的时候带着。
图加取笑过他了吗？他的妈妈是否已经说了“你要是想带就带上吧，反正不是真枪”？如果没有，他们会这样做的。他们的台词已经赫然写在纸上。我的胃一阵绞痛，这一次不是因为已经蔓延了二十四小时的细菌，而是由于真正认识到——那种你肚子里感觉到的——一切终于来临了。这真要发生了。事实上，已经在发生了。演出开始了。
我看了一眼手表。我感觉自己已经离开教堂停车场有一个小时了，但实际上现在只有五点四十五。邓宁家里，家人会坐下来吃晚餐……我知道孩子们，小点儿的孩子们应该很激动，根本吃不下什么。埃伦应该已经穿上她的夏秋·冬春公主的装束。她很可能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穿上了，肯定缠着妈妈给她身上涂上彩色颜料。
我坐下来，背靠车库后墙，在包里翻了翻，掏出一块糖。我拿起来，想起了可怜的老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77]。我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敢吃这块塘。但另一方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左右，我有很多事要做，现在我的胃轱辘轱辘地响着。
<i>他妈的！</i>我想，打开了糖果。味道很棒——甜甜的，咸咸的，很有嚼头。我两口就吞下一大半。
我正准备把剩下的塞进嘴里（我心想，上帝啊，我为什么没有带上三明治和可乐呢），左眼眼角突然看见有东西在动。我开始转身，同时把手伸进袋子掏枪，但为时已晚。一件冰冷尖利的东西抵住我的左边太阳穴。
“把手从袋子里拿出来。”
我马上听出了声音。“希望笑着亲吻猪，”当我问他或者他的朋友认不认识一个姓邓宁的人时，这个人曾经这样回答。他说过德里有很多邓宁，我不久后也验证了这一事实，但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要找的是哪一个，不是吗？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刀尖抵得更深了，我感到一滴血从我的脸上淌下来。血在冰冷的皮肤上感觉很温暖。甚至发烫。
“把手拿出来，朋友。我想我知道里面是什么，要是你的手不空着拿出来，你的万圣节礼物就会是十八英寸长的日本钢刀。这东西可锋利得很。
我会直接从你脑袋另一侧捅出来。”
我把手从袋子里拿出来——空着手——转身看着没有穿背带裤的人。他的头发蓬乱地盖住耳朵和前额，油油的，纠缠在一起。深色的眼睛在苍白、粗短的脸上游移。我感到一阵惊慌，近乎绝望。近乎……但不是完全绝望。即使他杀了我，我又想，即使他杀了我。
“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糖果，”我温和地说。“你要是想吃一个的话，图尔考特先生，说一声就行了。我给你拿一个。”
在我够到袋子之前，他一把抓了过去。他用的是没有拿武器的那只手，武器是一把刺刀。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刺刀，但那把刀在朦胧的暮色中发出闪光。我相信，非常锋利。
他翻了翻，拿出我的警用手枪。“什么都没有，只有糖果，啊？这看起来不像是糖果，安伯森先生？”
“我需要这个。”
“是的。地狱里的人需要冰水，但他们得不到。”
“说话小声点儿，”我说。
他把我的枪别进皮带——还是我挤过树篱走进邓宁的后院之后盘算着要放的地方——然后用刺刀抵着我的眼睛。不退缩是需要意志力的。“不要告诉我该……”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揉了揉肚子，又揉了揉胸口，以及满是须茬的脖子，好像有东西卡在那儿了。他咽下去的时候，我听见喉咙里发出滴答一声。
“图尔考特先生，你没事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然后，没等我回答他又问，“是不是彼得，沉睡的银元酒吧的招待告诉你的？”
“没错。现在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跟踪我多久了？为什么要跟踪我？”
他一脸严肃地笑了，他的牙齿少了两颗。“这是两个问题。”
“回答我。”
“你搞得好像”——他又退缩了一下，吞了一口，靠到车库后墙上——“好像得听你的。”
我看出了图尔考特脸色苍白，充满痛苦。基恩先生可能是个有点儿残忍的混蛋，但我想，作为一名诊断医生，他还不错。毕竟，谁会比当地的药剂师更清楚周围发生了什么？我很确信我不需要剩下的高岭土果胶，但比尔·图尔考特可能需要。一旦细菌真的发威，可能还需要自控短裤。
<i>这下要么很好，要么很糟糕</i>，我心想。这真是胡说。不会有什么好事。
<i>没关系，让他说他的。一旦开始绞痛——假定在他用刀割断我的喉咙或者用我自己的枪打死我之前开始痛的话——突然袭击他。</i>
“只管告诉我，”我说。“我想我有权利知道，因为我从未招惹你。”
“我想，你是想招惹他。你在镇上滔滔不绝地讲什么房地产——一派胡言。你来这儿是为了找他。”他朝树篱另一边房子的方向点头。“你刚说出他的名字我就知道了。”
“你怎么可能知道？这镇上有很多邓宁，你自己说的。”
“是的，但我只关注一个。”他举起拿着刺刀的手，用袖子擦掉眉毛上的汗珠。那一刻我本可以抓住他，但我怕扭打的声音会引起别人注意。
要是枪响了的话，很可能吃子弹的那个人是我。
还有一点，我很好奇。
“他肯定对你施了很大恩惠，让你成了他的守护天使，”我说。
他一脸严肃地发出一声吼笑。“很大的恩惠，朋友。但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想我就是他的守护天使。至少现在是。”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是我的，安伯森先生。那个狗杂种杀了我妹妹，要是有人拿枪或者刀杀他……”——他拿起刺刀在苍白恐怖的脸前挥舞着——“那个人应该是我。”
<h3>9</h3>
我盯着他，张大了嘴。远处响起一阵爆炸声，哪个万圣节歹徒点燃了一挂鞭炮。孩子们喊叫着在威彻姆大街上来来往往。但这里只有我们俩。
克里斯蒂和她的酒友们把自己称作比尔的朋友；我们则是弗兰克的敌人。完美的一对，你会说……
只是“没有穿背带裤”的比尔·图尔考特看起来不像是队友。
“你……”我停下来，摇摇头。“告诉我。”
“你要是有你认为的一半聪明，应该已经想到了。再说，查兹没有告诉你吗？”
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稍后才想明白。那个前臂上文着美人鱼、长着高兴的花鼠脸的矮个子男人。弗兰克·邓宁照他身后拍拍，对他说把鼻子洗干净，他的鼻子太长，可不能弄脏了时，他的脸看起来不那么得意了。在那之前，当弗兰克还在点灯人酒吧里特拉克兄弟的桌上讲笑话的时候，查兹·弗拉蒂对我满嘴讲的都是邓宁的坏脾气……因为看了门卫的作文，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新鲜。“他把一个女孩肚子搞大了。一两年后，女人带着孩子滚了。”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从无线电波上传来了，科迪船长？看上去像是。”
“弗兰克·邓宁的第一任妻子是你的妹妹。”
“对了。这个人猜对了秘密，赢一百块。”
“弗拉蒂先生说她带走孩子，抛弃了弗兰克，因为受够了他醉酒后的臭嘴脸。”
“是的，他是这样告诉你的，镇上很多人都相信——查兹的说法，据我所知——但我知道得更清楚。克莱拉和我很亲密。从小到大，我对她如此，她对我也是如此。你可能不懂这样的事。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非常冷淡的人，但我们就是这样。”
我想起了我和克里斯蒂度过的美好的一年——婚前六个月到婚后六个月那年。“没有那么冷淡。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又开始揉自己，但我认为他自己还没意识到：从肚子揉到胸口，从胸口到喉咙，又回到胸口。他的脸异常苍白。我想知道他午餐吃了什么，但我想要不了多久我就能亲眼目睹了。
“是吗？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儿荒诞，她和米基在某个地方安下身来以后再没给我写过信。连张明信片也没有。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荒诞。因为她会写信。她知道我对她的感觉。她也知道我多么喜欢那孩子。那个王八蛋开玩笑地报告他们失踪的时候，她二十岁，米基十六个月大。
那是1938年夏天。她现在有四十了，我的外甥也有二十一了。到了他妈的选举年龄。而你要跟我说她从不会写一句话给她的兄弟？那个小时候阻止大鼻子罗伊斯用满是皱纹的皮肤戳她的背的兄弟。或是要点儿钱可以让她在波士顿或者纽黑文，或者随便哪个地方安顿下来？先生，我本来可以——”
他退缩了一下，发出“呕——呕”的声音，这声音我很熟悉。然后他踉跄着倒上车库的墙壁。
“你得坐下来，”我说。“你生病了。”
“我从不生病。从六年级到现在连感冒都没有得过。”
要是这样的话，细菌会很快击垮他，就像德国席卷华沙一样。
“这是胃肠流感，图尔考特。折腾了我一个晚上。药店的基恩先生说现在流感正在流行。”
“那个小屁眼儿娘们儿什么都不懂。我没事。”
他把油油的头发撩起来，让我看他有多健康。他的脸色愈加苍白。拿着日本刺刀的手正在颤抖，跟我中午之前一样。“你想不想听？”
“当然想听。”我偷偷朝手表看了一眼。六点十分。一直拖曳着前行的时间现在开始加速了。
弗兰克·邓宁现在在哪儿？还在市场吗？我想不在。我想他今天会很早离开，可能声称要带孩子去玩“不给糖就捣蛋”。但那可不是他的计划。
他在哪家酒吧，不是点灯人酒吧，在那儿他只点一杯啤酒，最多两杯。喝这点儿他不会有事，虽然——我妻子的酒量算是普通，但我想她也会如此——他总会口干舌燥地离开，大脑强烈地渴望喝更多。
不，如果他觉得真有必要喝个够，他会去德里下流的酒吧：金轮辐，沉睡的银元，酒桶。
甚至可能是被污染的肯达斯奇格溪上最低级的酒馆——沃利酒吧或是下流的派拉蒙娱乐室，里面脸色蜡黄的年老妓女依然活跃在几乎每张凳子上。
他有没有讲笑话，让整个地方一阵欢笑？当他把酒精浇上他大脑后面愤怒的煤块时，人们会不会靠近他？不会，除非他们想接受即兴的牙齿手术。
“我妹妹和外甥消失之前和邓宁住在卡什曼城郊一处小出租房内。他喝得很凶。喝得凶时，他就乱动他娘的拳头。我看见过克莱拉脸上的瘀伤。有一次，米基右边的小胳膊上，从手腕到肘关节全都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说，‘妹妹，他是不是打你和孩子？要是真的话，我就揍他。’她说不要，但她说这话的时候不敢看我。她说，‘你离他远点儿，比利。他很强壮。你也很强壮，我知道的。但你太瘦了。一阵强风就能把你吹走。
他会伤害你的。’不到半年她就消失了。跑了，姓邓宁的说。但镇子那边只有树林。树林和沼泽。
你知道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吗？”
我知道。其他人可能不会相信，因为邓宁现在是位备受尊敬的市民，好像很久以前就控制住了酒瘾。还因为他有魅力。但我有内幕消息，不是吗？
“我想邓宁崩溃了。我想邓宁喝醉了回到家，我妹妹说了过分的话，可能说了什么完全无伤大雅的话——”
“无伤什么？”
我从树篱中间朝后院看去。远处，一个女人经过厨房窗户，然后消失了。邓宁家的房子里，晚餐准备好了。他们有甜点吗？吉露果子冻配上香草牛奶？乐之派？我想没有。谁万圣节晚上还吃甜点？“我想说的是他杀了他们，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对……”他既吃惊又怀疑。我想，当令他们漫漫长夜辗转反侧的事情被说出来，而且被证实之时，鬼迷心窍的人总会这样。“这肯定是恶作剧，”他们认为。这可不是恶作剧。这肯定不是恶作剧。
我说，“邓宁多大，二十二？人生才刚刚开始。
他肯定会想，‘啊，我在这儿犯下大错，但我可以清理干净。我们在树林里，最近的邻居在一英里之外……’有没有一英里远，图尔考特？”
“至少一英里。”他不情愿地说，用一只手按摩着喉咙根部。刺刀垂了下来。我用右手抓住刺刀易如反掌，另一只手从他的皮带里掏出左轮手枪也不无可能。但我不想这么做。我想，细菌会搞定比尔·图尔考特先生。我真认为事情就会这么简单。你看忘掉过去的执拗是多么容易？
“所以他把尸体拖到树林里埋掉，说他们跑了。不可能有太多调查。”
图尔考特转过头，吐了一口痰。“他来自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德里家庭。我们家则是坐着生锈的小卡车，从圣约翰山谷来的。当时我十岁，克莱拉八岁。坐在一堆垃圾上。你觉得他们会相信谁呢？”
我觉得这是德里之所以成为德里的另一个例证——我是这么想的。虽然我理解图尔考特的爱，同情他的悲痛，但他说的是一起陈年的犯罪。我所关心的，是不到两个小时内即将发生的犯罪。
“弗拉蒂是你设的陷阱，对不对？”这一点现在很明显了，但还是令人沮丧。我以为那个家伙只是友好，就着啤酒和龙虾说点儿当地的谣言。
我错了。“他是你朋友吗？”
图尔考特笑了，但那表情看起来更像是愁眉苦脸。“我和一位富有的犹太当铺老板是朋友？
真好笑。你想听个小故事吗？”
我又偷看了一眼手表，我还有时间。图尔考特讲故事的时候，在胃里盘踞已久的病毒就会发作。我准备在他第一次弯下腰呕吐时突袭他。
“为什么不呢？”
“我、邓宁和查兹·弗拉蒂同龄——都是四十二岁。你相信吗？”
“当然。”但是图尔考特生活得很艰苦（现在又有病在身，虽然他不想承认），看起来比另外两个老十岁。
“我们都在老联合学校读高三时，我是足球队的助理经理。老虎比尔，他们这么叫我——很可爱的名字吧？高一的时候我就参加足球队的选拔，高二的时候又参加了，但两次都被刷下来。
打前锋太瘦，打后卫太慢。我该死的故事，先生。
但我喜欢足球，却花不起一角钱买张票——我的家庭一无所有——所以我当了助理经理。名头很好听，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在杰克·埃平的人生里，我不是房地产老板，而是高中老师，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你是给运动员送饮水的男孩。”
“是的，我给他们送水。要是有人在热天跑圈之后出现不适或者蛋蛋被头盔撞到，我还要端着呕吐桶。我还得等到很晚，捡拾球场上丢下的所有脏东西，搜寻丢在浴室地面上沾满脏污的绷带。”
他愁眉苦脸。我想象着他的胃变成风暴肆虐的海上的游艇。升起来，很好……然后旋转着落下。
“1934年九月或十月的一天，训练结束之后，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捡拾护垫、弹性绷带和他们扔下来的其他垃圾，装进垃圾车。我看到什么了？
查兹·弗拉蒂在足球场上，把书扔到身后。一群男孩正在追赶他——耶稣啊，怎么回事？”
他脸色惨白，眼睛四处张望。我又有机会抓住手枪，当然还有刺刀，但我没有这样做。他又用手揉胸口。不是揉肚子，而是揉胸口。这或许已经告诉了我一些什么，但我脑子里太乱了。我对他的故事也并非毫不关心。这就是读书人的祸根。我们即使在最不恰当的时候仍可能被一个好听的故事引诱。
“放松，图尔考特。这只是孩子们在放鞭炮。
今天是万圣节，还记得吗？”
“我感觉不舒服。或许你说的细菌那回事是对的。”
要是他感觉自己病得很厉害，会让他失去能力，他可能会采取过激举动。“现在别管细菌。
告诉我弗拉蒂怎么了。”
他笑了。那张粗短同时惨白、流汗的脸上露出不安的表情。“尽管查兹没命地跑，却还是被他们抓住了。足球场上球门柱南边二十码远的地方有条沟，他们把查兹推进沟里。你是否想知道弗兰克·邓宁也在其中？”
我摇摇头。
“他们把他推下去，扒了他的裤子。然后他们把他推来推去，拍打他。我大声喊叫，让他们住手，其中一个抬起头看着我，吼了一声：‘下来，妈的！我们要加倍揍你！’于是我跑到衣帽间，告诉一些足球队员，一群小混混正在欺负一个小孩儿，或许他们可以管管。他们根本没问谁在欺负谁，这些家伙时刻准备着打架。他们跑出去，有的只穿着内裤。你想不想知道真正有趣的地方，安伯森先生？”
“当然想。”我再次快速朝手表看了一眼。
快七点一刻了。邓宁的房子里，多丽丝可能正在洗碗，可能正在电视上收听亨特利-布林克利[78]报道。
“你要迟到了吗？”图尔考特问道。“要赶他妈的火车吗？”
“你正要给我讲有趣的地方。”
“噢，是的。他们唱着校歌！你觉得怎么样？”
在想象的画面中，我看见八九个身材结实、半身赤裸的男孩跑过操场，迫不及待地进行训练后的击打，唱着“德里老虎万岁，我们高举你的旗帜”。有点儿好笑。
图尔考特看到我在笑也笑了。他笑得很紧张，但很真实。“那些足球队员好好地教训了那几个家伙。不过，没有教训到弗兰克·邓宁；那个胆小鬼看到他们寡不敌众，溜进了树林里。查兹躺在地上，抱着胳膊。胳膊断了。本来可能会更糟糕。
他们本该把他送进医院。其中一个足球队员看着他躺在那儿，用脚趾头踏着他——就像你用脚趾头踏你差点踩上去的牛粪一样——说道，‘我们一路跑来，就是为了救一个犹太男孩的咸猪肉？’那群队员都笑了，因为这是个笑话，你知道的。
犹太男孩？咸猪肉？”他透过缠结在一起、涂了百利发乳、油光闪亮的头发看着我。
“我明白，”我说。
“‘唉，谁管它，’另一个说。‘有屁股给我踢，这就够了。’他们回去了，我帮查兹从沟里爬上来。
还跟他一起走回家，我想他可能会晕倒或者怎么的。我很害怕，弗兰克和他的朋友可能会回来——他也很害怕——但我跟他紧紧走在一起。真操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你肯定见过他住的房子——简直是他妈的宫殿。那家当铺的生意可真来钱。我们到他家时，他感谢我。真的很感激。
他正要放声痛哭，我说，‘别提了，我只是不想看见六打一。’这是真话。但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犹太人吗：他们从不忘记欠债或者人情。”
“你就靠着人情叫他监视我在干什么。”
“我很清楚你在干什么，朋友。我只是想确定一下。查兹告诉我别插手——他说他觉得你是个好人——但事关弗兰克·邓宁，我必须插手。
他是我的。”
他退缩了一下，又开始揉胸口。这一次，他忍不住了。
“图尔考特——是你的肚子吗？”
“不是，是胸口。感觉很闷。”
听起来不妙。我脑中一闪而过的想法是：<i>现在他也被困在尼龙袜子里</i>。
“坐下，不然你会倒下的。”我朝他走去。
他掏出枪。我的乳头之间的皮肤——子弹会射进的地方——开始痒得要命。<i>我本来可以解除他的武装，</i>我想，<i>我真应该这么做。但是不行，我必须听故事。我必须知道。</i>
“你给我坐下，兄弟。放松，像笑话书上说的一样。”
“你要是心脏病发作——”
“我他妈的没有心脏病。你给我坐下！”
我坐了下来，看着他靠向车库，他的嘴唇已经笼上一层蓝灰的阴影，我想这可不是健康的迹象。
“你想把他怎么样？”图尔考特问道。“我想知道。我必须知道，在我决定怎么处置你之前。”
我仔细想了想怎么回答他。好像这决定了我的性命。可能真会决定。我想图尔考特不会直接杀了他，尽管他认为弗兰克·邓宁很久以前就该跟他爸妈睡到一起。但图尔考特拿着我的枪，他是个病人。他可能不经意扣动扳机。有种维持一切保持原状的力量，无论是什么，可能会帮他扣动扳机。
要是我用对的方式告诉他——换句话说，略去其中那些疯狂的部分——他可能会相信。因为他已经相信一些事实。他心中感知到了那些事实。
“他又要故技重施了。”
他开始问我什么意思，然后又觉得没有必要问了。他睁大眼睛。“你是说……她？”他朝树篱看过去。直到那时，我还不确定他是否知道远处是什么。
“不光是她。”
“还包括一个孩子？”
“不是一个孩子，所有孩子。他现在正在外面喝酒，图尔考特。他又会让自己变得醉酒狂暴。
你知道这一切，不是吗？不过这次，可不会有什么事后的掩盖。他已经不在乎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上次多丽丝终于厌倦了他的虐待。多丽丝把他赶了出去，你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他现在住在慈善大道的出租房里。”
“他一直想法挽回多丽丝的爱，但他的魅力对她不再奏效了。她想离婚。他最终明白不能说服多丽丝放弃离婚的念头，他决定用锤子杀了她。
他也准备解决孩子们。”
他皱起眉头。一只手攥着刺刀，另一只手握着手枪。“一阵强风就会把你吹走”，他的妹妹很多年前就对他说，但我想今晚的微风就能把他吹走。“你怎么知道？”
“我没时间解释了，但我的确知道。我来这儿就是要阻止他。请把枪还给我，让我来解决他。
为了你妹妹。为了你外甥。因为我慎重地思考了一下，你是个好人。”这简直就是胡扯！不过，你要是拍马屁的话，我爸爸过去经常说，你就使劲拍。“你为什么阻止邓宁和他的朋友把查兹·弗拉蒂打个半死？”
他在思考。我几乎能听到轮子在转动，齿轮发出咔嗒声。随后，他的眼里燃起一阵光亮。兴许只是落日的余晖，但对我来说，看起来像是全镇空心南瓜灯里正跳动闪烁的烛光。他开始笑。
接下来他说的话，只能是出自一个精神病人之口……或是一个在德里生活太久的人之口……或者两者都是。
“他是不是要准备跟随他们娘儿俩？好吧，由他去吧。”
“<i>什么</i>？”
他拿38式手枪指着我。“坐回去，安伯森。
坐下来休息下。”
我不情愿地坐回去。现在已经过了七点。他正变为一个影子战士。“图尔考特——比尔先生，我知道你不舒服，你可能不太了解情况。里面有一个女人和四个孩子。小女孩儿只有七岁，看在上帝的面上。”
“我的外甥比你说的这个小女孩小多了。”
图尔考特沉重地说，这个人说出的这个重要的事实，解释了一切。也让我的所有行动变得正当。“我病得很厉害，没法杀了他。你也没有胆量这样做。
我一看你就知道。”
我想这一点他说错了。他的话放在里斯本福尔斯镇的杰克·埃平身上可能是对的，但那家伙已经变了。“为什么不让我试试？对你有什么坏处？”
“因为即使你杀了这狗杂种，也远远不够。
我已经想过了。这事的出现对我来说就像——”
他捻动他的手指。“像是无中生有。”
“你这理由根本讲不通。”
“这是因为你没有二十年里看着托尼和菲尔·特拉克这样的人把他当做国王一样。二十年里，看着女人们朝他眨动眼睛，好像他是弗兰克·西纳特拉[79]一样。他开着庞蒂亚克，而我却在六家不同的工厂拼命干活儿，挣着最低工资，将纤维吸进喉咙，直到早上连床都起不来。”他把手放在胸口。不停揉动。他的脸仿佛怀莫巷202号昏暗后院中一个苍白的污点。“只是杀掉太便宜了这个王八蛋。他应该在肖申克被关上四十年。他是要在淋浴间里把肥皂掉在地上，都他妈的不敢弯腰去捡。里面他唯一能喝到的就是西梅榨汁。”
他的声音降下来。“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什么？”我感到浑身发冷。
“当他清醒过来，会想念他们，会很后悔这么做，会希望挽回一切。”现在，他几乎是在低语——声音嘶哑，夹着痰鸣。这就是当药物作用消失时，不可救药的疯子深夜在杜松丘对自己说话的样子。“可能不会为妻子很后悔，但他肯定会为孩子感到后悔。”他笑了，面部扭曲，好像很痛。“你可能很生气，但你知道吗？我希望你别生气。我们等着看。”
“图尔考特，这些孩子是无辜的。”
“克莱拉也是无辜的。小米基也是无辜的。”
他肩膀位置的影子上下耸动。“去他们的。”
“你不会连他们——”
“闭嘴。我们等着看。”
<h3>10</h3>
阿尔送我的手表的指针在黑暗中能发光，我带着恐惧和顺从，看着长针朝表盘尾端移动，然后重新再来。距离《埃勒里·奎因新历险记》开始还有二十五分钟。然后是二十分钟。十五分钟。
我尝试跟他聊天，但他叫我闭嘴。他不停地揉胸口，这一动作只在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烟时才会稍停片刻。
“噢，不错的主意，”我说。“这对你的心脏大有好处。”
“闭上你的臭嘴！”
他把刀插在车库后的沙砾中，拿一支用旧了的芝宝打火机把烟点着。火苗蹿动的一瞬间，我看见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尽管晚上很冷。他的眼睛似乎已经深深地陷进眼眶，让他的脸看起来像个骷髅。他把烟吸进去，然后咳出来。单薄的身体晃动着，但枪端得很稳。抵着我的胸口。
头顶上，星星已经出来了。现在是八点差十分。
邓宁到达的时候，“埃勒里·奎因”已经放了多久了？哈里的作文里没有说，但我猜不久。明天不用上课，但多丽丝·邓宁依然不想七岁大的埃伦超过十点睡觉，即使她是跟图加和哈里在一起。
八点差五分。
一个想法突然钻进我的脑子。跟无可置辩的事实一样清晰，趁着还明白我开口了。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什么？”他直起身，好像被人刺了一样。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我模仿他。“‘除了我没人能动弗兰克·邓宁一根毫毛。他是我的。’这话你已经对自己说了二十年，不是吗？你到现在还没有动他一根毫毛。”
“我叫你闭嘴。”
“天哪！二十二年！他追查兹·弗拉蒂的时候也没动他，对吧？你像个娘们儿一样跑开，去叫足球队员。”
“他们有六个人！”
“不错，但是此后邓宁无数次一个人出现，你甚至没有在他的人行道上放根香蕉皮，让他跌倒。你真是个没用的胆小鬼，图尔考特。躲在这儿，像躲在洞里的兔子。”
“<i>闭嘴！</i>”
“你告诉自己些废话，说什么看见他坐牢是最好的报复，这样你就不用面对事实——”
“闭嘴！”
“——你是个胆小的奇才，让杀了妹妹的凶手大摇大摆地游荡了二十多年——”
“<i>我警告你！</i>”他扳起左轮的击锤。
我把胸口抵上去。“来吧，开枪吧。大家都能听到枪声，警察会来。邓宁会看到骚动，转身离开。然后你会成为进肖申克的那个人。我肯定那里也有工厂。你干一个小时能挣五分钱，而不是一块二。不过你会喜欢的，因为你不用再向自己解释这些年为什么你只是袖手旁观了。要是你妹妹还活着的话，她会朝你吐——”
他把枪向前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却绊倒在他该死的刺刀上。我用手背打了一下手枪，枪响了。子弹射进土里，离我的腿不到一英寸，一小团石头打在我的裤子上。我抓起枪，对准他，要是他稍微一动，去拿倒在地上的刺刀，我就准备开枪。
他倒向车库墙壁。双手按着胸口左边，发出低沉哽咽的声音。
不远处的地方——科苏特街上，不是怀莫巷——一个男人吼叫着：“玩闹归玩闹，你们这些小鬼！要是再放樱桃爆竹我就报警了！明白人用不着多说！”
我舒了一口气，图尔考特也舒了一口气，但他急促地喘着气。伴随着持续的哽咽声，他向车库一边滑落，倒在沙砾上。我拔过刺刀，准备别进我的皮带里，却一转念想到，挤过树篱时，它只会划伤我的腿：过去正在千方百计试图阻止我。
我把刀扔进漆黑的院子，听见一声低沉的响动，刺刀打在什么东西上。可能是写着“你的狗属于这里”的狗窝。
“叫救护车，”图尔考特用低沉嘶哑的声音说，眼里闪烁着泪水似的东西。“求你了，安伯森先生。
好痛！”
救护车。好主意。说得轻松。我在德里——1958年——已经待了近两个月，但我还是把手伸进前面的裤兜，没穿运动外套时总是把手机放在里面。除了一些零钱和森利纳的钥匙，我的手指什么都没有摸到。
“对不起，图尔考特。找急救，你可生错了时候。”
“什么？”
根据宝路华手表上的时间，《埃勒里·奎因新历险记》正开始向迫不及待的美国人播放。“忍着吧，”我一边说，一边挤过树篱，没有拿枪的那只手举了起来，避免眼睛被坚硬、歪斜的树枝扎到。
<h3>11</h3>
我被邓宁后院中间的沙盒绊倒，直直地摔在地上，面前摆着一个目无表情的洋娃娃，除了头饰，洋娃娃什么都没有穿。左轮手枪从手里甩了出去。
我用手和膝盖撑着身体，去摸手枪。心想我永远都不会找到；这就是执拗的过去最后的恶作剧。
跟令人恼火的胃肠感冒和比尔·图尔考特这两个恶作剧相比，只是个小恶作剧，不过来得真是时候。
稍后，正当我看到手枪躺在透过厨房窗户的一片梯形光亮边上时，我听到一辆汽车从科苏特街开过来。车速很快，毫无疑问，任何有理性的司机都不敢在满是戴着面具、拿着“不给糖就捣蛋”袋子的孩子的街上开这么快。在车发出尖锐的响声停下之前，我就知道那是谁了。
379号房子里，多丽丝·邓宁跟特洛伊坐在沙发上，埃伦则一身印第安公主的装束，到处欢呼雀跃。特洛伊刚刚告诉她，等她、图加和哈里回来，他会帮忙吃他们的糖果。埃伦则回答说，“不，不给你吃！穿上衣服，自己去讨糖吧。”所有人都会笑，甚至在浴室里做最后准备的哈里也笑了。
因为埃伦真像露西尔·鲍尔，能让任何人发笑。
我伸手去抓枪。但它从出汗而变得光滑的手指间滑落。我的胫部擦到沙盒边上的地方一阵疼痛。房子的另一边，汽车门砰地一声关上，混凝土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我记得当时在想，<i>闩上门呀，妈妈。这次不止是你那脾气暴躁的丈夫；来到人行道上的是德里自身。</i>
我抓起枪，摇晃着站起来，被自己的笨脚绊了一下，差点又摔倒了。我站稳身子，朝后门跑去。
地下室的隔墙挡在路中间，我绕了过去，心想，要是我用身体撞上去；肯定能把它撞开。空气似乎变成糖浆，要减慢我的速度。
我想，<i>即使我丢掉性命，奥斯瓦尔德得手，数百万人丧命。即使那样。现在最重要，他们最重要。</i>
我以为后门肯定锁了。所以把手转动门朝外打开时，我差点跌下门阶。我踏进了厨房，里面还弥漫着邓宁夫人在热点牌罐子里焖牛肉的香气。
水槽里堆满盘子。台子上放着一个酱油壶；旁边是一盘冷面条。电视上传来颤抖的小提琴声——克里斯蒂过去常常称之为“杀人音乐”。十分应景。柜台上还放着一张橡胶的弗兰肯斯坦[80]面具，图加准备戴上它去玩“不给糖就捣蛋”。旁边是一个纸的礼品袋，边上用蜡笔写着“图加的糖果，不许碰！”
在作文里，哈里引用他妈妈的话说：“拿着那东西滚出去！你不该来这儿！”我穿过油地毡，朝厨房和客厅之间的拱门跑去时，听到她实际上说的是：“弗兰克？你来干什么？”她的声音开始升高。“你拿的是什么？你为什么……<i>滚出去！</i>”
然后她开始尖叫。
<h3>12</h3>
我穿过拱门时，一个小孩说：“你是谁？我妈妈为什么在呼叫？我爸爸来这儿了吗？”
我转过头，看到十岁大的哈里·邓宁站在厨房远角小厕所的门口。他身着鹿皮，一只手拿着气枪，另一只手正在拉裤子上的拉链。正在这时，多丽丝·邓宁又尖叫了一声。另外两个男孩也在喊叫。砰的一声——响声巨大而令人厌恶——尖叫中止了。
“<i>不要，爸爸！不要啊，你在伤害她！</i>”埃伦尖叫着。
我跑过拱门，站在那儿，张大了嘴。根据哈里的作文，我一直以为我要阻止的人挥舞的是人们放在工具箱里的那种锤子。他拿的可不是那种，而是锤头足有二十磅重的长柄大锤，他挥舞的姿势像是在玩玩具。他把袖子卷了起来，我能看见膨胀的肌肉，这是二十多年剁肉和扛动物尸体锻炼所致。多丽丝倒在客厅地毯上。胳膊已经被他打断了——骨头从裙子撕裂的袖子中伸出来——看起来肩膀也被打脱臼了。她脸色惨白，头晕眼花，在电视机前的地毯上爬，头发披在脸上。邓宁正把锤子往后挥。这一次，他会击中她的头，砸碎头骨，让她的脑浆溅到沙发垫子上。
埃伦有点儿疯狂，想要把他推出门。“<i>住手，爸爸！住手啊！</i>”
他抓住埃伦的头发，把她举起来。她一阵摇晃，羽毛从她的头饰上飞出来。她撞上摇椅，摇椅翻覆在地。
“邓宁！”我大吼一声。“住手！”
他看着我，睁着血红、湿润的眼睛。他喝醉了。
他在流泪。鼻涕从鼻孔里淌下来，唾液粘在下巴上。
他满脸愤怒、悲伤和疑惑。
“你他妈的是谁？”他问道，没等我回答就朝我冲过来。
我扣动了左轮手枪的扳机。我心想，<i>这次不会响，这是德里的枪，不会响的。</i>
但是，枪响了。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膀。白色的衬衫上绽开一朵红色的玫瑰。他受到冲击，朝一边扭动，接着又冲过来，举起锤子。衬衫上的玫瑰绽放得更加灿烂，但他浑然不觉。
我又开了一枪，但扣动扳机时有人推了我一下，子弹打飞了。是哈里。“住手，爸爸！”他的声音尖锐。“住手，不然我开枪了！”
阿瑟·“图加”·邓宁朝我爬过来，爬向厨房。
正当哈里扣动气枪时——“<i>咔嚓</i>”——邓宁的锤子落在了图加的头上。男孩的脸顿时淹没在血注之中。骨头碎片和成团的头发溅到空中，血滴溅在头顶的灯上。埃伦和邓宁夫人不停尖叫，尖叫。
我站稳身子，又开了一枪。这一枪将邓宁左脸一直到耳朵全部撕开，但还没有让他停下来。
那一刻，我脑子里想的是，他简直不是人类，我现在依然这么想。我从他迸着火焰的眼睛和咬紧牙关的嘴巴里看到的只有——他看似在咀嚼空气，而不是在呼吸——一种空虚。
“你他妈的是谁？”他重复了一遍，接着说，“你多管闲事。”
他把锤子收回去，然后甩回来，锤子画着平弧线呼啸着砸来。我弯下膝盖，迅速蹲下去，尽管二十四磅重的锤子看似完全闪过我——我没感到疼痛，那时还没有——一股热浪从我头顶掠过。
枪从我手里飞出去，撞在墙上，弹进角落里。一股暖流从我的脸边淌下来。我知不知道他挥得很近，在我头皮上削了一个六英寸长的口子？我知不知道他只差八分之一英寸就把我打晕或者干脆打死？我不好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不到一分钟内发生的；可能只有三十秒。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转瞬即逝。
“快出去！”我朝特洛伊喊道，“带你妹妹出去！喊救命！一直喊——”
邓宁舞起锤子。我往后一跳，锤头夯进墙里，砸碎木板条，溅起一阵石灰，跟空气中枪的烟雾混到一起。电视还在播放。依然是小提琴。依然是杀人音乐。
邓宁挣扎着从墙上拉出锤子时，一样东西从我眼前飞过。是菊花牌气枪。哈里扔的。枪管砸在弗兰克·邓宁撕开的脸上，他疼痛地尖叫一声。
“你这个小杂种！我要杀了你！”
特洛伊正把埃伦带到门口。<i>因此没关系</i>，我想，<i>我至少改变了这么些</i>——
但他把埃伦带出去之前，有人先挡在了门口，然后冲了进来，把特洛伊·邓宁和小女孩撞倒在地。
我几乎来不及看清是怎么回事，因为弗兰克已经把锤子拉了出来，正朝我奔来。我往后退，一只手把哈里推进厨房。
“从后门出去，孩子！快！我会拖住他，等你——”
弗兰克·邓宁尖叫着僵直了身子。一瞬间有东西从他胸口穿过来。就像是魔术。那东西沾满了血，过了一秒钟，我才看见是刺刀的刀尖。
“这一刀是为我妹妹刺的，狗杂种！”，比尔·图尔考特喘着粗气说，“为了克莱拉！”
<h3>13</h3>
邓宁倒了下去，脚伸入客厅，头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的拱道里。他没有完全倒地。刀尖插进地板，撑住了他。他的一只脚踢了一下，之后他就一动不动了。他看上去像是在要做俯卧撑时死掉的一般。
所有人都在尖叫。空气中弥漫着弹药、石灰和血的味道。多丽丝歪斜着朝死去的儿子蹒跚走去，头发披在脸上。我不想让她看见——图加的头被劈开，一直到下巴——但我无法阻止。
“下次我会做得更好，邓宁太太，”我嘶哑着说。“我保证。”
我满脸是血；我不得不擦左眼，才能看清左边。
因为我还清醒，我想我伤得不重，我知道头皮上的伤口疼得要命。但我搞砸了，要是想有下一次的话，这一次我必须离开这儿，别让人看见，赶快。
但我离开之前得跟图尔考特谈谈。至少试着跟他谈谈。他倒在墙边，在邓宁张开的腿旁。他抱着胸口喘着气。他的脸像死尸般惨白，但他的嘴唇如吃了越橘的孩子的嘴唇般发紫。我伸手去够他的手。他惊慌失措，紧紧抓住我的手。但他的眼里露出一丝幽默的闪光。
“现在谁是胆小鬼，安伯森？”
“你不是，”我说。“你是个英雄。”
“哈哈，”他气喘吁吁地说。“把该死的奖章扔到我的棺材里吧。”
多丽丝怀抱着死去的儿子。在她身后，特洛伊左右徘徊着，埃伦的头紧紧靠在他胸前。他没有看我们，好像我们不在场。小女孩号啕大哭。
“你们会没事的，”我说。“现在听着，这很重要：忘了我的名字。”
“什么名字？你从来没说你叫什么名字。”
“对了。还有……我的车。”
“福特。”他嗓子哑了，但眼睛仍然盯着我的眼睛。“很好的汽车。敞篷。Y型发动机。
1944年或者1945年款的。”
“你从没看过那辆车。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图尔考特。我今天晚上就得往南走，路上会走收费公路，因为我不认识别的路。要是我能到中央缅因州，我就会没事了。你知道我在跟你说什么吗？”
“从没见过你的车，”他一边说，一边龇牙咧嘴地惊叫。“啊！妈的，痛死了！”
我把手指放在他满是须茬的喉咙上，探查他的脉搏。脉动速度很快，很不均匀。我能听见远处呼啸的警报声。“你做得对。”
他的眼睛转了转。“差点没做对。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肯定疯了。听着，老兄。要是他们真的追捕到你，别告诉他们我……你知道，我……”
“我不会的。你杀了他，图尔考特。他像条疯狗，你把他杀了。你妹妹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他笑了，闭上眼睛。
<h3>14</h3>
我走进浴室，抓起一条毛巾，浸到水池里，把满是血迹的脸擦干净。把毛巾扔进浴盆，又抓起两条毛巾，走进厨房。
把我带到这里的小男孩儿正站在炉边褪了色的油毯上看着我。此刻他正吮着拇指，尽管他很可能六年前就开始吮了。他双眼圆睁，一脸严肃，泪光闪烁。血滴溅到他的脸颊和眉毛上。这个小男孩刚刚经历的事情，毫无疑问会给他的精神带来创伤，但这个男孩长大后再也不会变成蟾蜍一哈里。或者写一篇让我潸然泪下的作文。
“先生，你是谁？”他问道。
“谁也不是。”我从他身边经过，朝门口走去。尽管他应当得到更好的回答。警报声更近了，但我转过身。“我是你的守护天使，”我说。然后我溜出后门，走进1958年万圣节的夜晚。
<h3>15</h3>
我从怀莫巷走到威彻姆大街，看见蓝色闪光朝科苏特街驶去。我继续往前，走过了这一住宅区的两个街区，向右拐进杰勒德大街。人们站在人行道上，朝警报声响起的方向扭头看。
“先生，知道出什么事了吗？”一个男人问我。
他牵着一个穿着运动鞋的白雪公主的手。
“我听见孩子们放樱桃爆竹，”我说。“可能着火了吧。”我继续前行，确保左边的脸不被他们看见，因为附近有街灯，我的头皮仍然在流血。
走过四个街区后，我返身走向威彻姆大街。
在科苏特大街南端这边，威彻姆街上漆黑安静。
所有的警车可能都在现场。很好。我快到格罗夫和威彻姆的转角时，膝盖突然变得僵硬。我环顾四周，没有看见“不给糖就捣蛋”的人，便在路边坐下来。我不能停下来，但别无选择。我已经把胃吐空了，除了一枚恶心的糖果（我不记得图尔考特出现之前，我有没有把它吃完），一整天我什么都没吃。刚刚经历了一场暴力间奏曲，还受了伤——伤得多重我还不知道。我只能现在停下来让身体重新调整一下，不然肯定会在人行道上晕死过去。
我把头埋在膝盖之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这是我在大学里为取得救生员证书而选修的红十字会课程上学到的。首先，我不断看见图加·邓宁的头在砸下的锤子下爆裂，这让我的头晕得更厉害。然后，我想到了哈里，他脸上溅着哥哥的血，却毫发无伤。还有埃伦，没有陷入深度昏迷且永不苏醒。还有特洛伊。还有多丽丝。她严重受伤的胳膊可能会给她的余生带来伤痛，但至少她活了下来。
“我办到了，阿尔，”我低声说。
但我在2011年做了什么？我对2011年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亟待回答。如果因为蝴蝶效应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我总是可以回来消除它……
除非，在改变邓宁一家生活的过程中，我也以某种方式改变了阿尔·坦普尔顿的生活。假如我来的那间餐馆已不复存在怎么办？假如结果是他从来没有从奥本搬过来怎么办？或者从没有开餐馆？看起来不太可能……但现在我在这里，坐在1958年的路边，血从我1958年的发型中流出来，<i>这件事</i>又有多大的可能性？
我站起身，开始蹒跚着移动。在我的右边，威彻姆大街上远处有蓝色灯光频繁闪烁。一大群人聚集在科苏特街拐角，但他们背对着我。我停车的教堂就在街对面。森利纳现在孤独地呆在停车场里，但看起来平安无事；没有哪个万圣节恶作剧者把我轮胎的气给放了。然后，我看见挡风玻璃刮水器上有张黄色的方形物。我突然想起黄卡人，胃里一阵紧张。我抓起来，当看到上面写着以下内容时，我放松地舒了一口气：“加入你的朋友和邻居，一起参加星期天上午九点的礼拜。
随时欢迎新人！记住，‘生命是个问题，耶稣才是答案’。”
“我想麻醉药才是答案，我现在肯定能用点儿，”我喃喃自语，打开驾驶室的门。我想起了落在怀莫巷房子车库后面的纸袋。调查那个区域的警察肯定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些糖果，一瓶快空了的高岭土果胶……还有一堆类似成人尿布的玩意儿。
我想着他们会怎么理解。
但没想太久。
<h3>16</h3>
到了收费公路上时，我的头剧痛不已，便利店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时代还没有来临，但我不敢停车。我的衬衫上左手边，血渐渐干了，衣服也变硬了。至少，我记得把油箱加满了油。
有一次，我试着用指尖触摸头上的伤口，一阵刺痛传来，我再也不敢摸第二下。
我的确在奥古斯塔外的休息区停了一下。当时已经十点多，那儿空无一人。我打开顶灯，在观后镜里检查了一下瞳孔。瞳孔大小如常，我舒了口气。男厕所外有台小吃自动贩卖机，我花了十美分，买了个涂有奶油的巧克力派。我一边开车一边狼吞虎咽，头痛逐渐消退。
我到里斯本福尔斯镇时已经过了半夜。美茵大街上一片漆黑，但沃伦波毛纺厂和美国石膏厂正全速运行，喷出闷燃产生的热气，将臭味排到空气中，把酸性废弃物排到河里。成串的闪烁灯光让它们看起来就像飞船。我把森利纳停在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外面，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有人朝里面窥视，看到座位、驾驶员车门和方向盘上的血迹。我猜他们会把粉末撒在福特上，提取指纹。很可能他们会把指纹跟在德里杀人现场发现的38式警用手枪上的指纹匹配成功。乔治·安伯森的名字可能会在德里出现，然后在福尔斯镇出现。但是如果我来的兔子洞还在的话，乔治就不会留下任何踪迹，指纹属于一个十八年之后才出生的人。
我打开后备厢，拿出公文包，决定留下其余所有的东西。就我所知，它们会被卖到快乐白象，离泰特斯的雪佛龙二手商店不远。我穿过街道，朝工厂的“龙息”走去，“沙——呼，沙——呼”
的声音昼夜不停地响着，直到里根时代自由贸易淘汰昂贵的美国纺织。
白色荧光从肮脏的染坊窗户中透出来，照亮了烘干房。我看到把烘干房跟院子其他地方隔开的铁链，光线太暗，看不清上面挂着的标牌，离我上次看到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但我记得上面写着“管道维修，禁止穿越”。没有看到黄卡人的影子——或许现在变成了橙卡人。
照明灯点亮了整个院子，照得我像是盘子上的一只蚂蚁。我瘦长的影子在我前面蹦跳。在一辆运输车朝我逼近时我呆住了。我以为司机会停下来，探出身，问我究竟在这儿干什么。他减了速，却没有停下来。他向我举起一只手。我也向他举起手。他继续朝装卸台开去，在斗里几十个空桶发出沉闷的响声。我朝铁链走去，迅速朝四周看了看，然后从铁链钻了过去。
我穿过烘干房的侧面，心怦怦地跳着。头上的伤口也以同样的节奏跳动着。这一次，没有混凝土块标记那个地方。慢点儿，我告诉自己，慢点儿。台阶就在……这儿。
可是台阶不在那里。我试着轻叩鞋子的下面，什么都没有。
我又朝前挪了一点儿，还是什么都没有。天气很冷，我呼气时能看见一层薄薄的蒸汽。但是我的胳膊和脖子上已经出了一层粘汗。我又向前走了一点儿，但几乎敢肯定我已经走过了。兔子洞要么不见了，要么根本就不在那里，这就意味着我作为杰克·埃平的全部生活——一切，从上小学时获得美国未来农场主组织奖的花园，到我大学时放弃小说，娶了一个还算甜美的女人，这个女人差点把我的爱溺死在酒精里——简直是个疯狂的幻觉。你永远是乔治·安伯森。
我又向前走了一点儿，停下来，使劲呼吸。
某个地方——可能是染坊，也可能是编织房——有人喊道“侧着操我！”我吓了一跳，紧跟着这声惊呼响起一阵公牛咆哮般的大笑，我又吓了一跳。
不在这儿。
不见了。
或者从来就没存在过。
我失望了吗？恐惧？惊慌失措？实际上，都不是。我感到一阵释然。我想到，<i>我可以在这儿住下来。很轻松。甚至很幸福。</i>
真的吗？是的。<i>是的</i>。
靠近工厂的地方和公共汽车上，人们拼命吸烟，空气恶臭。但在多数地方，空气异常清甜。
异常新鲜。食物味道好极了；牛奶直接送到门口。
从电脑前撤离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了我对那玩意儿多么上瘾，每天花数小时读那些愚蠢邮件的附件，浏览网页，而我这么做的原因跟攀登珠峰的登山家一样：因为它们就在那里。我的手机从来不响，因为我没有手机。真是轻松啊。除了大城市以外，很多人还使用电话合用线。多数人晚上锁门吗？他们才不呢。他们担心核战争，但我清楚地知道，1958年，人们会自然老死，除了试验，从没听说过原子弹爆炸。没有人担心全球气候变暖或者是自杀式炸弹爆炸者劫持飞机撞向摩天大楼。
如果我2011年的生活不是幻觉的话（我心里明白这一点），我仍然可以阻止奥斯瓦尔德。我只是不知道最终结果。我想我可以忍受这一点。
好吧。第一件事是回到森利纳，离开里斯本福尔斯镇。我会驱车开往路易斯顿，找到汽车站，买张票去纽约。从那里坐火车去达拉斯……或者，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我还有足够的现金，航空公司的职工根本不会索要带照片的身份证。我只需交出票钱，环球航空就会欢迎我登机。
这个决定让我备感轻松，但我的双腿又变得跟橡胶似的。腿不像在德里时那样糟糕得只能坐下，但我靠在烘干房的墙上，撑住身体。我的手肘撞在上面，发出柔和的声响。一个声音无中生有地朝我说话。声音很沙哑。几乎是在低吼。那好像是来自未来的声音。
“杰克？是你吗？”声音后面紧接着是一阵连续的干咳。
我几乎保持着沉默。我本来可以保持沉默。
然后我想到阿尔在这个事情上投入了多少心血，我现在是他仅存的希望。
我转向咳嗽声传来的方向，低声说：“阿尔，跟我说话。报数！”我本来可以加上一句，<i>或者继续咳嗽</i>。
他开始数数。我朝着数字的方向走去，感觉着自己的脚步。十步之后——离我放弃的地方很远——我的鞋尖向前迈了一步，同时撞在什么东西上面，停了下来。我环顾一下四周。又吸了一口发出化学品恶臭的空气。然后，我闭上眼睛，开始攀登无形的台阶。爬上第四级台阶时，夜晚清冷的空气变成了令人窒息而温暖的咖啡和调料的气味。至少我上半身是这样。我的腰部以下还能感觉到晚上的清凉。
我在那儿站了足有三秒钟。一半站在现在，一半站在过去。然后我睁开眼，看见阿尔憔悴、焦急而消瘦的脸庞，踏进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