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五章 忠奸难辨

刚才翻阅的那一堆奏疏和文书还摊在案上，最上面是于谦那笔端正挺拔的字迹，“卫所军官，世袭之职，多不谙文墨，不知法度，唯利是图。此辈之徒，未可以君子待之。”朱祁钰又看了一眼那行字，然后缓缓把奏疏合上，推到一旁。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开始重新梳理于谦这个人。

从土木堡之变到现在，五个月了。

这五个月里，他经历了太多事，做了太多决策，一直没有静下心来仔细审视过身边这些大臣。

于谦是忠臣，这是他从后世带来的认知，这五个月来他也一直这么认为，从未怀疑过。

但王道来敲响登闻鼓之后，有些念头开始在他心里冒出来。

他睁开眼，开始从头捋于谦在土木堡之后的每一个举动。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京城，朝堂大乱，有人主张南迁，于谦力排众议，主张死守北京。

这是对的，没有于谦，北京城多半就丢了，大明可能就提前南渡了，历史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北京保卫战，于谦调兵遣将，日夜操劳，硬是挡住了瓦剌大军。这也是对的，没有于谦的统筹指挥，北京城同样守不住。

但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要重组京营。他提出将三大营改为十团营，从各营中挑选精锐，单独编制，集中训练。这个方案从军事角度看，确实能提高京营的战斗力。但于谦的方案里还有一个关键点。十团营的统兵权，归兵部直辖，不再经过五军都督府。也就是说，京营的兵权，将从勋贵手中转移到文官手中。

朱祁钰当时就察觉到了这个方案的微妙之处。所以他驳回了于谦重组十团营的提议，提出让陈懋回师出任中军都督府左都督，重整三大营。

现在看来，他当时挡下那一刀，是对的。

于谦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举荐了一大批文官出任各地兵备道和巡抚，掌管地方军事。这些职位以前多由武官担任，于谦上台后，大量换成文官。他还在兵部内部安插了大量亲信，他举荐的四个人，朱祁钰全都准了，那四个人全都是于谦的门生故旧，如今已经遍布兵部要害衙门，兵部几乎变成了于谦的一言堂。

而且历史上的夺门之变。

景泰八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发动夺门之变，迎朱祁镇复辟。于谦当时是兵部尚书，手握京营兵权，若他真心想保朱祁钰，完全可以调动兵马镇压叛乱。但他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做。他眼睁睁看着朱祁钰被废，看着朱祁镇复辟，然后平静地接受了被下狱、被处死的命运。

他为什么不出手？是因为他不想背上“废立”的骂名？还是因为他觉得朱祁镇复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又或者，在他心里，皇位上坐着的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官集团的权力有没有被保住？

这些疑问在朱祁钰脑海里盘旋了很久。

他站起身来，在殿内踱了几步，又站定，望着墙上那幅巨大的大明疆域图，目光落在北京的位置上。

他不是一个容易被情绪左右的人，但今晚他确实有些难以平静。

因为他发现自己一直在用一个很简单的标签去定义于谦，那就是忠臣。

可“忠臣”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去，就会让人忽略很多细节。

于谦确实忠，但他忠的是什么？

是大明江山？是天下苍生？是他心中那套文官治国的理念？还是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

朱祁钰缓缓吐出一口气。

他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于谦忠于国家，这一点没有疑问。没有于谦，北京城就守不住，大明可能就亡了。于谦忠于道统，这一点也没有疑问。他一生清廉，刚正不阿，是他心中那套儒家道德准则的完美践行者。

但于谦忠于皇帝吗？忠于皇权吗？

不。他不忠。

在于谦心里，皇帝只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部件。如果这个部件运转正常，他就忠于他；如果这个部件坏了，他就想办法修理他；如果这个部件彻底报废了，那就换一个。他不在乎皇位上坐着的是谁，他在乎的是这个国家能不能按照他心中那套理念运转下去。所以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拥立朱祁钰为帝，也可以在朱祁钰被废时袖手旁观。他效忠的不是哪个人，而是他心中那个“理想的大明”。

这样的人，是忠臣吗？是。是奸臣吗？也不是。

他只是一个信仰比忠诚更坚定的人。他信仰文官治国，信仰儒家的道德秩序，信仰他心中那一套“道”。为了这个信仰，他可以做任何事，包括掘卫所制度的根。

朱祁钰回到御案前坐下，端起茶盏，茶已经凉透了，冰凉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去，让他纷乱的思绪稍稍沉淀了一些。

他想起自己穿越之初的那种心态。

那时候他只想活下去，只想守住北京城，只想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站稳脚跟。朝堂上的权力格局，他也只是想维持一个平衡，不让文官太强，不让勋贵太弱，自己居中制衡。

但现在他意识到，平衡是不够的。

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平衡，而是主导权。文官的权力，勋贵的权力，宗室的权力，就像三根进度条。

任何一根满了，都会出大问题。

宗室的权力满了，就会闹奉天靖难。朱棣就是最好的例子。勋贵的权力满了，武夫当政，就会重演五代十国的乱局。文官的权力满了呢？

文官不会造反。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文官集团没有武装力量，没有自己的军队，他们不可能像朱棣那样起兵夺位，也不可能像赵匡胤那样黄袍加身。

他们颠覆皇权的方式要温和得多，也隐蔽得多，他们会用规矩、用祖制、用舆论，一步一步把皇帝架空，把皇权关进笼子里。

皇帝变成了他们的傀儡，国家大事都由内阁说了算，皇帝只需要盖章就行了。

那样的大明，会变成什么样？

不会亡于内乱，不会亡于权臣，但会越来越弱。

因为文官执政，必然会阉割这个国家的兽性。

文官喜欢秩序，喜欢规矩，喜欢一切按部就班。他们不喜欢冒险，不喜欢冲突，不喜欢任何不可控的因素。他们治国会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却会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磨掉这个国家的血性和锋芒。

等到外敌入侵的时候，没有兽性的国家，就是待宰的羔羊。

大宋就是最好的例子。大宋的文官政治，发展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文化昌盛，经济繁荣，百姓富庶。

然后呢？然后被金人灭了，被元人灭了。文人雅士们还在吟诗作对，敌人的铁骑已经踏破了国门。

所以于谦做的那一切，重组京营、收兵权于兵部、推动卫仓地管，看似都是为了“革除积弊”，实则是把大明的武力根基一点一点掏空。

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他可能真的是为了大明好，但他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在让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文弱。

这就够了。

于谦的利益，和大明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或者说，于谦心中的“大明”，和朱祁钰心中的大明，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

于谦想要的是一个文官治国、皇帝垂拱而治的太平盛世，朱祁钰想要的却是一个能在蛮族环伺中生存下去、甚至反击出去、开疆拓土的强盛帝国。

这两个目标，在某些时候是一致的，但在更多时候，是冲突的。

既然如此，他对如何使用于谦，就有了新的思路。该用的地方还是要用，于谦的才能、威望、清廉，都是大明不可或缺的财富。但不能再让他毫无制衡地掌握兵权，也不能再让他主导任何涉及军制改革的决策。

五个月了。

穿越至今五个月，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清了自己要走的路。

这条路不好走。

他面前有太多阻力，文官集团的惯性，勋贵集团的衰微，宗室势力的蠢蠢欲动，边疆的瓦剌和鞑靼，还有即将被迎回来的太上皇朱祁镇。

每一件事都是千头万绪，每一步都可能踩空。但他至少看清了方向。

文官的权力要控制，勋贵的实力要恢复，宗室的野心要管束，军队的武力要重建。

这几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好在他还年轻。

现在是景泰元年，他才二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