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眼见为实

接下来几日，郭怀瑾在彭家大院休整。

彭普贵给他和几个头领各自安排了住处，又让厨房每日备好饭食。

关中来的人几天饱饭一吃，脸色渐渐缓了过来。

赵大牛脸上有了血色，李狗剩不再像一根风干的柴，马六又开始咧著嘴笑了。

但郭怀瑾心里一直搁著彭普贵那晚说的话。

十税其五，踢斛淋尖，徭役累死人。

这些话他听进去了，但没有全信。

他知道彭普贵要造反，要造反的人总会把自己的理由说得天经地义。

他在后世学到的那套历史知识告诉他，洪武年间是明初的治世，朱元璋是难得的好皇帝。教科书上写了那么多年，总不至于全错。

他决定自己去看一看。

二月十五，天刚蒙蒙亮，郭怀瑾换了一身彭普贵给他找的本地农户衣裳——灰褐色粗布短褐，袖口磨得起了毛边，腰间扎一根麻绳。

他没带刀，只带了马六和赵大牛两人，沿着彭家大院后面的山路往西走。

彭普贵告诉他，往西十里有个黄家坝，是眉州地面上最穷的几个村子之一。

早春的川西坝子，雾气很重。

山间的晨雾像一层薄纱罩在梯田上，油菜刚抽苔，麦苗才没过脚踝，田埂上稀稀拉拉长著几株野桃树，花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沾著露水。

远处有几头水牛趴在田埂边，嘴里慢吞吞地嚼著干草。

这幅景象若是让一个过路的画师看见，大概会画出一幅田园诗意。但郭怀瑾越往村子里走，越觉得不对。

村口的几间茅草屋，墙是竹篾编的，外面糊了一层黄泥，时间久了泥巴干裂剥落，露出里面黑乎乎的竹篾。

屋顶盖的是稻草，颜色已经发黑，好几处塌了窝，用破瓦片压着凑合。

他经过第一间屋子时，门虚掩著，里面黑洞洞的，门口的灶台上一口铁锅也没有——灶膛里的灰是冷的，不知多久没生过火。

他又走了几步，在一间屋前停下来。

门半开着，他往里看了一眼。屋里没有桌椅，没有床铺，地上铺着一层干草，干草上躺着一个老人。

老人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凹下去，皮肤贴在骨头上，像一层揉皱的纸。

他侧躺在干草堆里，两条腿蜷在胸前，膝盖比大腿还粗——那不是胖，是浮肿。

他不停地咳嗽，每一次咳嗽都让整个身体像虾米一样弓起来又摊开。

老人的旁边坐着一个光着身子的孩子，大概三四岁，浑身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肚子却反常地鼓著。

孩子不哭不闹，只是呆呆地坐在干草上，眼睛大大地睁著，盯着门外的光亮。

郭怀瑾蹲下身，轻声问：“老人家，家里人呢？”

老人停止了咳嗽，浑浊的眼珠转过来看着他，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含混不清的话：“缴粮去了县里缴粮。”

他连说了三遍，每说一遍就喘一阵，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含混的呢喃。

郭怀瑾从怀里摸出一块干粮放在干草堆旁边。

老人没有去拿，也许已经连伸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站起身继续往前走。

村尾一户人家门口蹲著一个中年汉子，正用柴刀削一根锄头柄。

汉子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他身后茅草屋的墙上挂著一串萝卜干，颜色发黑，不知是去年的还是前年的。

郭怀瑾走过去蹲下身，叫了声大哥，随口问起日子过得怎样。

汉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削锄头柄，削了两刀才开口。

“怎样？不怎样。”他的声音沙哑，像含着一口沙子：

“去年秋粮交了两石七斗，我家一共种了五亩田，收了不到十石稻子。正项秋粮该交两石，加耗加到两石七”

“多出来的七斗，说是损耗。损耗什么？粮食从我家挑到县衙，一共十里路，损耗七斗？那是明抢。”

郭怀瑾问：“加耗加到两石七，还有人管吗。”

汉子停下手里的柴刀，抬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管？谁来管？县太爷自己定的加耗，衙门里的户房书办拿笔一划，说今年损耗大，加三成，就是三成。”

“你不交？不交就锁了下大狱，前年村里老孙头交不起加耗，被锁到县衙门口示众，锁了三天，抬回来当天晚上就断了气。”

“他儿子去告，告到府里，府里批回县里，县太爷说他越级告状，打了二十板子。”

“后来再没人敢告了。”

汉子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今年的稻子长势不太好。

他把锄头柄削好了，拿起来对着日光看了看直不直，嘴里还在说。

“这还不算完，夏税要交布，我家没有织机，得买布交税。”

“市面上粗布一匹两钱银子，但衙门收布不收粗布——收的是细布，细布要三钱一匹。”

“你拿粗布去交，他给你按粗布折算，折下来一匹粗布只抵半匹细布。”

“本来该交两匹布，最后要交四匹，这叫什么？这叫折色。”

郭怀瑾默默地听着，想起后世课本上“一条鞭法”四个字——用银子代替实物税，解决了折色加派的弊端。

但那是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事了，那是万历年间。

现在是洪武十二年，距离张居正还有将近两百年。

这两百年里，一代又一代的农户就要这么被盘剥下去。

两人正说著话，村口忽然传来一阵狗叫。

那汉子抬头看了一眼，脸色变了，站起身把锄头柄往门后一塞，转身就往屋里走。

郭怀瑾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看见两个穿皂衣的差役正从村口走过来。

前面一个手里拎着一根竹板，后面一个肩上扛着一杆秤，秤砣晃来晃去，敲在秤杆上当当作响。

扛秤的差役走到村口第一间茅草屋前停下来，朝里面喊了一声，没人应。

他踢开门往里看了一眼，又退出来，转身走向第二间。

一个老妇从屋里颤巍巍地出来，手里捧著一个粗陶罐。

差役接过罐子掂了掂，眉头皱了起来，说就这点。老妇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家里就剩这点粮了，都交了，娃儿已经两天没吃干的了。

差役把罐子递给同伴，转身又从老妇屋里拎出一只铁锅，说回头到衙门把粮补齐了再来赎锅。

老妇扑上去抱住差役的腿哭——锅拿走了，怎么做饭。

差役一脚踢开她，骂了句：“老东西滚开，再不松手连你也锁了。”

老妇瘫在地上，靠着门框抹眼泪，灶膛里的火早灭了，那只铁锅是她们家唯一值钱的东西。

郭怀瑾站在村尾，把这一幕从头看到尾。

马六在旁边攥紧了拳头，被赵大牛按住了肩膀。

郭怀瑾没有动，他站在那里，手握成拳头又松开，松开又握紧。

他想起彭普贵说踢斛淋尖时脸上那种表情——不是愤怒，是麻木的无奈。

他当时不明白，现在明白了。

这些人被盘剥得太久了，久到已经不会愤怒了，他们只会蹲在门框上，用平静的语气说“这是明抢”，然后低下头继续削锄头柄。

他们在黄家坝待了大半天，先后走访了四五个村寨，每个村子的景象都差不多。

茅草屋，空灶台，浮肿的老人，光腚的孩子。

他们在溪边遇到一个洗野菜的老妇，两手冻得通红，野菜放在一个破了口的竹篮里，又老又硬，上面还沾著泥。

郭怀瑾问她采这些做什么，老妇说当饭吃——家里粮不够，只能掺些野菜树皮一起煮，至少让娃儿肚子里有点东西。

郭怀瑾问她交完秋粮剩下多少，老妇说她家种三亩田，秋粮交了一石八斗，还剩不到一石。

全家五口人，要靠这一石粮撑到明年秋收。

不到一石粮，五口人，撑一年。

郭怀瑾在心里算了一下——每人每天不到二两米。

二两米，煮成粥都稠不了。

这还是正常年景，若是遇上旱涝蝗灾，那就是成片成片地饿死人。

他们在村头一棵老榕树下歇脚时，看见几个衣衫褴褛的汉子沿路走过来，肩上扛着扁担，扁担两头挂著破包袱。一看就是外出逃荒的流民。

他们走到溪边蹲下掬水喝，有个汉子脸上有块青紫色的淤伤，像是被钝器砸过。

郭怀瑾过去问了几句，那汉子说他们是简州那边的，去年秋粮交完家里揭不开锅，去山里挖蕨根，被地主家的护院看见了，说山是他家的，把他们打了出来。

“地是地主的，山是地主的，连蕨根都是地主的。”那汉子麻木地笑了笑，“这天下，还有什么是我们的？”

没有人回答他。

赵大牛从怀里摸出几块干粮分给他们，几个流民连声谢都顾不上说，抓过去就往嘴里塞。

其中一个少年吃得太急噎住了，蹲在地上一边咳一边继续往嘴里塞，生怕别人抢。

天色渐暗，山间起了薄雾，白蒙蒙的雾气沿着田埂和竹林蔓延开来，将远处的山影衬得如同水墨画中的远景。

郭怀瑾带着马六和赵大牛踏着暮色往回走。

一路上三个人都没有说话，直到看见彭家大院的灯火时，马六才忽然说了一句：

“大哥，我从小到大在西安城里混，觉得自己是下等人，现在才知道，我算活得好的。”

郭怀瑾没有接话。

他走进彭家大院时，彭普贵正在院子里舞刀，见他回来，收了刀招呼他去吃饭，郭怀瑾在桌边坐下，端起饭碗，却没有马上吃。

“彭兄，我今天去了黄家坝。”

彭普贵正在倒酒的手停了一下：“你去看过了。”

“看过了。”

“怎么样。”

郭怀瑾沉默了一会儿：“彭兄，你那天说的十税其五，我信了。”他端起饭碗，往嘴里扒了一口。

米饭很香，但他嚼著嚼著却觉得有些咽不下去。

‘原来史书是大人物的史书，和小民没有关系。那些农户的茅草屋，那些被端走的铁锅，那些端著破碗的老妇，那些瘦得肋骨根根可数的孩子——史书上不写这些。’

“史书上只写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即位，革除元弊，轻徭薄赋，天下归心。”

“可这一路上我看到的，没有一个归心。我看到的是被压榨得活不下去的人，我看到的是被当官的当作数字来盘剥的人，我看到的是连铁锅都保不住的人。”

他放下碗，看着窗外越来越浓的夜色。

“彭兄，我跟你干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