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 怕别人死

洛兰在大使馆的房间里醒来时，天还没有亮。

窗外的天空是灰蓝色的，没有星星。他躺了一会儿，听着暖气片里水流动的声音，咕噜咕噜的，象是有什么东西在渠道里呼吸。然后他坐起来，穿上衣服，走到窗前。莫斯科还在睡。街灯还亮着，昏黄的，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远处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在黑暗中露出模糊的轮廓，红星在尖顶上亮着，暗红色的，象是快要熄灭的火。

他昨天从朱可夫那里回来，带回了一身的泥和疲惫。朱可夫把他安排到了莫扎伊斯克的后方，让他看部队怎么撤退。他看了整整一天。士兵们从西边走过来，有的扛着枪，有的空着手，有的扶着伤员。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沙沙的，象是踩着落叶。他们很累，累到连看他的力气都没有。他从他们身边走过，没有人抬头。

其实洛兰能理解这份安排，苏联的实力能撑得起朱可夫的傲气，对于西方国家的傲气。虽然洛兰对这种做法并不认同，多个盟友总归是好的。

他转身离开窗户，走到桌边，坐下。桌上放着一份昨天的报纸，是《真理报》，头版上印着斯大林的讲话，字很大，很黑。他看不懂俄文，但他能看懂那个标题，只有一个词，他认识，胜利。他把报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的。他拿起铅笔，在空白处写了几行字。

是给戴高乐的信。他每天都写一点，攒够了就发出去。信里没有写前线的真实情况，只写他看见了什么。他写莫斯科的街道很宽，房子很高，人们很沉默。他写安娜的母亲在工厂里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机床的噪音很大，但她从来不摘耳塞。他写朱可夫很累，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圈，但他从来不坐下。

他写得很慢，因为俄语词要查，写完一段要改好几遍。他写了大约半个小时，把铅笔放下，把信纸折好，塞进皮箱里。

有人敲门。

他走过去，打开门。卡尔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一杯茶和几片黑面包。

“您醒了。”卡尔说。

“醒了。”

卡尔把托盘放在桌上，退后一步。“克里普斯爵士说，您今天没有安排。他问您要不要去城里走走。”

洛兰想了想。“好。”

他喝了茶，吃了面包。面包很硬，嚼起来沙沙响，但他已经习惯了。他穿上大衣，走出房间。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的脚步声，在地毯上被吞没了。他走下楼梯，走出大使馆的大门。

外面很冷。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一种潮湿的、象是要下雪的气息。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把双手插进口袋里。口袋里有一张纸，是斯大林给他的通行证。他摸了一下，确认还在，然后沿着大街往东走。

街上人不多。几个女人在排队买面包，队伍很长，从店门口一直排到街角。她们穿着棉衣，包着头巾，手里拎着布袋子。没有人说话，只有风把她们的头巾吹得飘起来。洛兰从队伍旁边走过，一个女人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去。她的眼睛很亮，灰蓝色的，象是冬天结冰的湖面上反射的光。

他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到了那座有列宁铜象的小广场。铜象下面那把长椅上坐着一个人。是安娜。

她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衣，头上包着一条灰色的头巾，露出几缕浅棕色的头发。

她低着头，正在看书。书很厚，封面是红色的，边角磨损了，象是翻过很多遍。她的帆布袋子放在脚边，瘪瘪的，不象上次那么鼓。

洛兰走过去，站在她面前。她抬起头，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的笑容很短，象是一道光闪了一下就灭了，但她的眼睛变亮了。

“马克。”她说。

“安娜。”

她合上书，把书放在膝盖上。“你怎么在这里？”

“走走。”洛兰说，“你呢？”

“看书。”她举起那本书，封面上的字是俄文的，洛兰看不懂。“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讲什么的？”

安娜想了想。“讲战争，讲和平，讲人们怎么在战争里活着。”

她把书放在椅子上，拍了拍旁边的空位。“坐。”

洛兰坐下。椅子是石头的，很凉，冷气通过裤子渗进来。他看着铜象，列宁站在基座上，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指着远方。他的脸是铜的，被风雨侵蚀得发绿，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象是活的。

“你弟弟走了吗？”洛兰问。

安娜点了点头。“前天走的。”

“他怕吗？”

“不怕。”安娜说，“他走的时候还在笑。他说他要去打德国人，要把他们赶出去。

他说他会回来的。”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瘦，指甲剪得很短，指节有点红，是冻的。

“他会回来的。”洛兰说。

安娜看了他一眼。“你相信？”

“相信。”

安娜没有说话。她站起来，把书塞进帆布袋子里，拎起袋子。

“走吧。”

“去哪儿？”

“工厂。妈妈说今天机器又坏了，需要帮忙。”

他们沿着大街往西走。街上的人多了一些，有士兵，有工人，有老人，有孩子。一个年轻的士兵蹲在路边，正在擦靴子。他的步枪靠在墙上，枪托着地，枪口朝天。他的脸很瘦，颧骨很高，嘴唇上刚长出绒毛一样的胡子。他看见安娜，点了点头。安娜也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你认识他？”洛兰问。

“邻居。”安娜说，“他叫科利亚。他也要去参军了。下周走。”

洛兰看着那个年轻士兵。他还在擦靴子，擦得很认真，用一块破布，一下一下的。他的靴子很旧，皮子裂了好几道口子，但他擦得很亮，象是要把它擦成新的。

他们走过了两条街，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两边是旧式的两层楼房，墙面斑驳，窗户很小。一个老妇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正在扫台阶。她扫得很慢，每一级都要扫好几遍。看见安娜，她停下来，点了点头。

“安娜，你妈妈还好吗？”

“还好。”安娜说。

“跟她说，今晚来我家吃饭。我炖了汤。”

安娜点了点头。老妇人继续扫台阶。

他们走到工厂门口。那盏灯还亮着，白天也亮着，昏黄的，照出一小片光。那个穿工装的老头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正在抽烟。看见安娜，他点了点头。

“零件又坏了？”他问。

“又坏了。”安娜说。

老头看了看洛兰，又看了看安娜。“你这个朋友又来帮忙了。

，“是。”安娜说。

老头打开铁门，侧身让开。

他们走进去。院子里堆着一些钢材和木箱，地上有油污。空气里有铁锈和机油的气味，很浓，呛鼻子。安娜推开那扇铁门，走进去。洛兰跟在后面。

车间里还是那么暗。几台机床在转，嗡嗡的，震得地面都在抖。工人们站在机床旁边，有的在操作机器，有的在搬运零件，有的在低头看图纸。没有人说话。安娜的母亲站在那台停了的机床旁边，正在拆一个零件。她的手上全是油污，脸上也有，头发从头巾里滑出来几缕，搭在额头上。她看见安娜，点了点头，又看了一眼洛兰。

“又来了。”她说。

“又来了。”洛兰说。

她把手里的零件递给安娜。“把这个送到二号车间，让伊万诺夫看看能不能修。”

安娜接过零件，转身走了。洛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做什么。安娜的母亲看了他一眼，指了指旁边的一个木箱。

“坐。”

洛兰坐下。木箱上有一个垫子，是旧布做的，很硬。他坐在那里，看着安娜的母亲工作。她的手很快，很准，每一个动作都象是做了无数次。她拆下一个零件，检查，放下，再拆下一个。她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有专注。

安娜的妈妈似乎总是对其他事漫不经心的模样。

“你为什么来苏联？”

“看你们怎么打仗。”

“看我们怎么打仗？”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双眼睛和安娜的很象，灰蓝色的，很亮。“看出什么了？”

“看出你们很苦。”

她低下头，继续拆零件。“苦不算什么。活着就行。”

安娜回来了。她走到母亲旁边，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那是一个新的零件，比原来的大一些，颜色也不一样。母亲接过去，看了看，点了点头。

“伊万诺夫说这个能用。”安娜说。

母亲把新零件装上去，拧紧螺丝，然后按了一下开关。机器响了，声音很大，但很稳。她听了几秒，关掉机器，转过身。

“好了。”她说。

安娜笑了。那笑容比上次长一些，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

“谢谢你，马克。”她说。

“不客气。”

母亲看着洛兰，深灰蓝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变了一下，象是森林里的猫头鹰。

“留下来吃饭。”她说。

洛兰愣了一下。“不用了————”

“留下来。”她打断他，语气没有商量的馀地。

安娜拉了拉他的袖子。“留下来吧，妈妈炖了汤。”

洛兰点了点头。

他们走出车间，穿过院子，走到工厂后面的一排矮房子前面。那些房子是工人宿舍，灰色的墙，铁皮屋顶，门很窄，窗户很小。安娜推开一扇门，走进去。洛兰跟在后面。

房间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衣柜，一张床。墙上贴着几张报纸，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男人的，穿着军装，戴着军帽，笑得很开心。洛兰看着那张照片，安娜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父亲。”她说。

洛兰没有说话。他在椅子上坐下。安娜的母亲从柜子里拿出几个碗，放在桌上。她从炉子上端下一口锅，锅盖掀开，蒸汽涌出来，带着一股蔬菜的香气。她用勺子舀了汤，一碗一碗地盛。

汤是蔬菜汤，里面有土豆、胡萝卜、洋葱，还有一些洛兰不认识的东西。汤很稀，没什么油水，但很烫，喝下去胃里暖暖的。安娜的母亲把面包掰成几块，放在桌上。面包是黑的，很硬，但比洛兰在大使馆吃的那种新鲜一些。

他们默默地喝汤，没有人说话。只有勺子碰碗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很轻。

安娜的母亲喝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吹凉了才喝。她的手指很粗，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油污。她端着碗的时候，手指微微发抖，但碗很稳，没有晃。

“马克。”她说。

“在。”

“你在前线看见了什么？”

洛兰沉默了几秒。他看着碗里的汤，土豆已经煮烂了，胡萝卜还是硬的。

“看见很多人在退。”他说，“从西边往东退。”

安娜的母亲点了点头。“退到哪里？”

“退到莫扎伊斯克。然后从莫扎伊斯克再往东退。”

“还会退吗？”

洛兰抬起头，看着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很深的、

象是已经接受了一切的那种平静。

“不知道。”他说。

她点了点头，继续喝汤。

安娜没有说话。她把面包掰成小块，泡在汤里，等面包软了再吃。她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嚼很久。

喝完汤，安娜的母亲站起来，把碗收走，放进一个铁盆里。她倒了一点水，开始洗碗。她的手在冷水里泡着，指节更红了。

“马克。”她背对着他，没有回头。

chapter_content(); “在。”

“你在前线看见朱可夫了吗？”

“看见了。”

“他怎么样？”

洛兰想了想。“很累。眼睛下面有黑圈。抽烟很多。”

安娜的母亲点了点头。“他累，是因为他在撑着。撑着不退。他不退，别人就不敢退。”

她把碗洗完了，用一块破布擦干，放进柜子里。然后她转过身，看着洛兰。

“你回去告诉他，莫斯科的人不会退。工厂不会停。机器不会停。我们不会输。”

洛兰看着她，点了点头。

安娜站起来，拿起帆布袋子。“我送你。”

他们走出宿舍，穿过院子，走出工厂的大门。天已经快黑了，街灯亮起来了，昏黄的。风更冷了，吹得树枝呜呜响。安娜走在他旁边，头巾被风吹得飘起来，她伸手按住。

“马克。”她说。

“恩。”

“明天你还来吗？”

洛兰想了想。“来。”

安娜笑了。那笑容很短，但很亮。

他们走到那个有列宁铜象的小广场。铜象下面的长椅空着。安娜停下来，转过身。

“到这里吧。”

“好。”

安娜看着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路灯的光线下显得很亮。

“谢谢你帮我。”她说。

“不客气。”

她伸出手。洛兰握住。那只手很瘦，很凉，但握得很紧。

“明天见。”她说。

“明天见。”

她松开手，转过身，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她的背影很小，很瘦，在昏黄的路灯下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洛兰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往大使馆的方向走。

街上很空，只有他一个人，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

他走到大使馆门口，卡尔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杯茶。

“您回来了。”卡尔说。

“回来了。”

洛兰走上台阶，推开门，走进走廊。走廊里很安静，地毯还是那么红，壁灯还是那么暗。他走上三楼，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他脱掉大衣，挂在衣架上，走到桌边，坐下。他拿出那封信，继续写。他写今天看见了安娜，看见了她母亲，看见了工厂里的工人。他写他们很苦，但没有人停下来。他写他们喝很稀的汤，吃很硬的面包，但没有人抱怨。他写他们不抱怨，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抱怨。他们忙着活着。

他写完，把信纸折好，塞进皮箱里。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莫斯科的夜色很黑，没有星星。只有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红星还亮着，暗红色的，象一团快要熄灭的火。

他站在那里看了。

然后他转过身，走到床边，躺下。

天花板还是那道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座。

第二天，他又去了那个小广场。

安娜已经坐在长椅上了，还是那件深蓝色的棉衣，还是那条灰色的头巾。她手里拿着那本《战争与和平》，正在看。看见洛兰，她合上书，笑了。

“你来了。”她说。

“来了。”

他们坐在长椅上，看着列宁的铜象。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铜象上，照在列宁的脸上。那张脸还是绿的，但眼睛亮了，象是活的。

“今天去哪里？”洛兰问。

安娜想了想。“去市场。妈妈说需要买盐。”

他们站起来，沿着大街往南走。市场在莫斯科河边上，是一个很大的空地，搭着一些棚子。棚子下面摆着摊位，卖菜的，卖肉的，卖布的，卖鞋的。人很多，很挤，声音很杂。有人在喊价，有人在还价，有人在吵架。一个胖女人站在肉摊后面，手里拿着一把刀，正在切肉。她的脸很红，额头上全是汗。看见安娜，她笑了。

“安娜，你妈妈还好吗？”

“还好。”安娜说。

“今天的肉不错，买一点吧。”

安娜摇了摇头。“只要盐。”

胖女人指了指旁边的摊位。”那边。伊万今天进了盐。”

他们走到那个摊位前面。一个瘦老头站在摊位后面，穿着脏兮兮的围裙，手里拿着一杆秤。他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睛很小。看见安娜，他点了点头。

“要多少？”

“一斤。”

老头用秤称了一斤盐，倒在一张纸里，包好，递给安娜。安娜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币，数了数，递过去。老头接过钱，看了看，塞进口袋里。

“你弟弟走了？”他问。

“走了。”

老头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安娜把盐塞进帆布袋子里，转过身。

“走吧。”

他们挤出市场，走到莫斯科河边。河面很宽，水流很慢，在阳光下泛着暗灰色的光。

河对岸有一排厂房，烟囱很高，没有冒烟。几个孩子在河边上玩，跑着，喊着，笑声清脆。

安娜站在河边，看着那些孩子。

“我小时候也在这里玩。”她说，“夏天游泳，冬天滑冰。那时候河水很清，能看见鱼。”

洛兰站在她旁边，没有说话。

“马克。”她说。

“恩。

“，“你说战争结束了，这里会变成什么样？”

洛兰想了想。“会变回原来的样子。”

安娜看了他一眼。“原来的样子？”

“有鱼的样子。”

安娜笑了。那笑容比昨天更长一些，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

他们沿着河边走。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的气味，湿湿的，凉凉的。安娜走在他旁边，步子很轻，头巾被风吹得飘起来。

“马克。”

“恩。”

“你打过仗吗？

”

“打过。”

“你杀过人吗？”

洛兰沉默了几秒。“杀过。”

安娜没有问他是怎么杀的，也没有问他杀了几个。她只是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

“怕吗？”她问。

“怕。”

“怕什么？”

“怕死。”

安娜看了他一眼。“你怕死？”

“怕。”

“那你为什么还打仗？”

洛兰想了想。“因为怕别人死。”

安娜没有说话。她走了一会儿，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很亮，象是冬天结冰的湖面上反射的光。

“你说得对。”她说，“怕别人死，所以才打仗。”

她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他们走了很久，走到河边的一座桥。桥很旧，石头的，栏杆上长着青笞。桥下有人在钓鱼，一个老人，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握着鱼竿，一动不动。他的旁边放着一个铁桶，桶里有几条小鱼，还在游。

安娜站在桥上，看着那个老人。

“我父亲也喜欢钓鱼。”她说，“夏天的时候，他会带我和米沙来这里。他会把鱼竿给我们，教我们怎么甩杆，怎么看浮漂。米沙总是坐不住，一会儿就跑。我能坐一整天。”

她低下头，看着桥下的水。

“他走了两个月了。没有信。”

洛兰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看着桥下的水，看着那个钓鱼的老人，看着铁桶里那几条还在游的小鱼。

“他会回来的。”洛兰说。

安娜看着他。“你相信？”

“相信。”

安娜点了点头。她转过身，走下桥。

“走吧。该回去了。”

他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太阳偏西了，光线变成金色的，照在那些灰白色的建筑上，象是给它们镀了一层铜。街上的人多了一些，有的在下班回家，有的在排队买面包，有的在街心花园里晒太阳。

他们走到那个有列宁铜象的小广场。安娜停下来。

“明天你还来吗？”她问。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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