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山雨欲来

<h2>1</h2>

1894年5月。

朝鲜因东学党之乱，举国骚然。

清政府举行了一次少有的海军检阅，而李鸿章的扩充海军方案，西太后仍然不予理睬。

台湾，四进士赋诗饮酒，天下太平。

香港，鼠疫蔓延，情况非常。在稍远一点儿的南澳要塞，中法战争时期的猛将每天过着安闲无聊的日子。

日本的情况如何呢？

5月12日，召开了第六届议会，是热烈的政治季节。伊藤内阁全力防备着政敌的攻击。

政敌的攻击，有的是出于政治信念的不同，有的是出于政策意见的分歧，至于为反对而反对者，也不在少数。在反对者方面，也分成绝对反对派和有条件的反对派。两派是在反对这一共同点上联合起来的。

修改条约问题是最好的一例。

以伊藤内阁的陆奥宗光为首的日本外交当局，一直致力于修改幕府末期以来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其成为对等的条约。

教科书式的记述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明治时期的日本上下一致，为修改条约而努力。事实并非如此。上届议会中，反对政府的修改条约方针，成为一个焦点。

为什么反对修改不平等条约？

根据幕府末年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侨民可以居住在拥有治外法权的“居留地”，拥有审判、警察、课税等特权，如果缔结对等的条约，拥有特权的居留地将废除，“日本国中之外国”随即消失，外国人将同日本人杂居在一起，以平等的条件从事工商业活动。近代产业基础还很薄弱的日本人，能同经验和资本都非常充实的外国人较量吗？为此，反对修改条约的呼声颇高，远远超过赞成修改条约的意见。就是说：“把猛兽放到外面，不如依旧关在铁笼里，用特权的饵食稳住它，这样对日本会更有好处。”

可怕的不只是压迫经济生活。反对派还提出，杂居在一起，会搞乱日本固有的道德、习惯、风俗、宗教等。这一点确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日本政府已经在伦敦开始了修改条约的预备谈判，并取得一定进展。陆奥外相主张压制反对派。在他看来，幕府末期的攘夷论亡灵附在反对派的身上了。

反对派也被称为对外强硬派。他们认为：尽管有现行的不平等条约，但可以通过解释条约，把侨居日本的外国人狠狠整治一下。另外，明治政府根据开放主义、促进近代化主义，在条约以外还给予外国人以种种特权。反对派主张更加严厉地运用现行的条约，这就是“厉行现行条约论”。

安部井磐根、大井宪太郎等反政府派，结成大日本协会，极力煽动对外强硬论。

第五届议会一片混乱。在众议院，对议长不信任上奏案通过，厉行现行条约建议案提交讨论，农商务省的渎职问题也卷进来。政府用两次休会来抵制，但最后还是在1893年12月30日解散了议会。

1894年3月1日的大选，对外强硬派没有获胜。然而，他们却因此而感到危机，加强了团结。

经过解散、大选，对外强硬派的核心——国民协会的议员，由六十六名减少到三十名以下，但是，政府仍处于困难的境地。

陆奥宗光给伦敦的青木公使写信，说：

国内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迫，政府极应做出一番震惊人心的事业。不拘成败如何，须向国民明言正在进行某事，否则，难以挽回浮动的人心。不过，要震惊人心，难道能无缘无故地挑起战争吗？所以，唯一可行的，只有修改条约一事。

可见，日本政府很想搞一番震惊人心的事业。

陆奥说的是“无缘无故”的战争，至于有借口的战争，那是乐得发动的。

有借口，不，似乎有借口就行。

清政府的驻日官员们对于日本政府正在寻找较大的突破口这一点，毫无察觉。即使有所察觉，也不曾放在心上。应该说，他们是些无能的外交官。

当时中国的驻日公使是汪凤藻。

驻在汉城的袁世凯也误解了日本政府的真意。汪凤藻从东京发来的情报往往是不真实的，而袁世凯在汉城同日本使馆人员接触，得到的“日本的意图”的印象也是完全错误的。

驻朝鲜的日本公使是大鸟圭介。他兼任驻中国公使，对于朝鲜，他的观点是日清同盟论，主张日、中两国合作，改革朝鲜政治，排除西欧列强的干涉。

大鸟的日清同盟论后来竟成为一种掩盖日本真意的烟幕。但大鸟本人并无此意，他曾认为日清同盟论是最善之道。

对朝鲜的方针，东京的外交部与军部之间还未能取得一致。外交部希望实现它的至上目标：修改条约，尽可能不惹起军事行动。而军部则设想同中国如何作战，并制订了作战计划。

东学党之乱激烈的时候，大鸟正在日本，暂由杉村浚代理公使，据陆奥宗光的《蹇蹇录》记载，五月时杉村报告：

东学党之乱，虽为近年来朝鲜罕见之事件，但不必认为这些乱民具有足以推翻现政府之势力。视乱民所指之方向，似有必要派来少量军队，以保护我公使馆、领事馆及侨民等。情况虽难预卜，但目前汉城平稳，釜山、仁川等地亦无须担心。

杉村驻朝鲜多年，通晓朝鲜国情，所以日本政府对他的报告深信不疑。从结果来看，杉村也和袁世凯一样，把东学党的力量估计过低了。

日军参谋本部为了收集朝鲜情报，把伊地知幸介少佐派往釜山。5月30日伊地知少佐返回东京，向川上参谋次长做了汇报。据此，参谋本部做出判断：“朝鲜政府一定会向清政府求援，而清政府也一定会应允。”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伊地知少佐在川上参谋次长访问朝鲜时曾作为副官随同，参谋本部也把他视为朝鲜问题专家。

伊地知少佐回国的次日，陆奥外相召见大鸟公使，征求有关出兵规模及手续等事务方面的意见。

从天津到仁川需要两昼夜。

从门司到仁川需要四昼夜。

大鸟把日、中两国派兵所需要的海运时间做了对比，发现有多出两昼夜的不利条件。他认为，必须迅速行动。

大鸟圭介到了此时，仍认为日、中两国可以合作，共同平定东学党之乱，改革朝鲜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就是从朝鲜政府中驱逐亲俄派。

这一天，即5月31日，众议院通过了弹劾伊藤内阁的议案，内阁被逼得走投无路。

同一天，在朝鲜，东学军终于占领了全州。

2

全州是全罗北道的中心城市，百济时代叫完山，高丽朝时代改称安南都护府。此地曾是李朝祖先的活动据点，所以特别受重视。祭祀太祖（李成桂）的庆基殿就建在这里。如同日本的德川氏，虽在江户设置幕府，但对出身地骏府极其重视一样，在汉城建造了宫殿的李氏对全州仍抱有特殊感情。

这么重要的全州竟被反抗李朝的“叛军”东学党夺去了。

政府军搭乘清舰，从仁川渡到群山，奔向全州城。指挥官是洪启薰。这是一支洋式装备的军队，在朝鲜堪称精锐。一千名“壮勇卫”立刻向东学军发起攻击。

东学军几乎没有抵抗，向南方退却。

“乌合之众！”湖南招讨使洪启薰一开始就瞧不起农民军。他似乎过分地轻视了对手。他认为，这些毫无组织的军队，在精壮的正规军的追逼下，将作鸟兽散。

“看样子不断地出现逃兵！”洪启薰听了战情汇报，得意地笑了。一个赫赫战功的升赏正在前面等着他。

“不管怎么说，庄稼人就是庄稼人，他们懂什么战争！真正交锋时，早就吓得哆哆嗦嗦，只知道往老家跑！”讨伐军军官李学承讥讽道。

“从古阜逃往兴德途中，叛军减少了一半儿！”另一名军官元世禄说道。

“从兴德逃往茂长还得减少一半儿。”李学承眉飞色舞地说道。

“这就叫土崩瓦解。哈哈哈……如果不给咱们剩几个，咱们拿什么去立功啊？哈哈哈……得趁他们还没散光时抓住几个弄死。”

洪启薰痛快极了。

他对东学党的本质一无所知，以为不过是单纯的农民暴动。他不知道东学党有东学党的信念，也可能他压根儿就不承认土里土气的老百姓有什么信念吧。

然而，以坚强的信念为指导的东学党已经制订了一套明确的作战计划。总帅全琫准很早就计划占领全州，为此，要尽量把强大的政府军诱到远离全州的地方去。

“大败而逃，溃不成军”，在政府军大将洪启薰的眼里是如此，但其实，东学军是有计划地撤到全州近郊，并疏散开来，只有少数部队头也不回地往朝鲜半岛南端“逃去”。政府军当然要在后面“乘胜”追击。

在逃跑中离开队伍的战士们，又悄悄地返回全州。他们以普通农民的姿态集合在全州城外，有数千人。这么多的人若是平时聚到一起，就太显眼了，正好全州城外有一个不惹人注意的群众集聚的日子，那就是每隔五天一次的集市。

那时代，镇里还没有像样的商店，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只有到城外的露天市场。人们肩挑车运，从四面八方把各种各样的商品弄到市场。这里既有熟悉的商人，也有陌生的面孔，谁也不以为怪，东学军便利用了这个条件。

在前次的黄土岘大捷，东学军获得了大量的步枪和子弹，他们藏带武器，三三两两地聚到全州城外的露天集市。宽大的朝鲜服，对于藏匿武器是再好不过的了。

5月31日，是日本众议院通过弹劾内阁议案之日，正好这一天全州西门外有集市。

在集市对面，有一道叫“便龙”的土岗，那里埋伏着数名选拔出来的东学军士兵。

正午起事，以便龙岗上的枪声为号。

那天，赶集的人很多，大约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东学人。当然，他们都信心十足。

放下担子，就地坐下，大多数人肩上都扛着一根竹扁担。将近正午时分，他们都做好了抽取武器的准备。武器有的藏在竹扁担里，有的藏在货物里，只等号令一响，立刻就抽出来投入战斗。

“叭——”

便龙岗上枪声响了。

“刚才是什么声音？”

“好像是枪声！”

“难道在这种地方打仗吗？”

人们议论纷纷。

枪声过后，集市里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东学党人各自取出步枪。

“只许打一枪。”这是上级的命令。

战斗将持续多久，谁也无法估计，所以必须珍惜弹药。每个人朝天空打了一发子弹，一人一发，就有几千响。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居民们愕然。集市一下子陷入混乱状态，人们争先恐后地逃进城内。在全州城外居住的人们已经习惯，一有风吹草动就逃进城里。

东学党人同居民一起涌过城门，进入城内。这一行动真是畅通无阻。东学党人大批潜入城内之后，隐蔽在附近的大部队便高喊着杀声冲到城下，形成里应外合的局面。

枪声，战鼓声。

东学军趁混乱攻进全州城，而全州城内的政府官员也同时趁混乱逃跑了。全州观察使金文铉和判官闵泳升等人已不见踪影。

全琫准从容地进入全州城，占据了观察使衙门——宣化堂。

全州失陷的消息使汉城大为震惊，这时，又接到洪启薰的报告：“穷追东学党至康津，将其全部消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全州是供奉太祖的地方，万一落到叛军之手可不得了。

东学军会不会就这么把李氏王朝彻底推翻？国王及政府领导层的心里隐约浮现出不祥的念头。

“非借助清兵来镇压不可了。”阁僚会议上，闵泳骏提议。

在此以前，召开过多次大臣会议，闵泳骏也曾提出这一主张，但没有赞同者。大臣们反对说：“不这样清廷还要把宗主关系、藩属关系强加到我们头上，如果借了兵，我国肯定要失掉独立和主权。”

全州失陷使闵泳骏的主张抬头了。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用最精锐的壮勇卫也打不败东学党，这就是说，要打败东学党，需要更多的兵力，而我国已经再无兵员了。怕有损于独立，不从清廷借兵，难道就坐等东学党把我们朝鲜国推翻吗？借来清兵，朝鲜并不会被吞没。可能种种干涉要比从前加强，但是，自主权是会慢慢恢复过来的……怎么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地下有根，就会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相反，烂了根儿，那可就无计可施了。不管付出多么大的牺牲，也一定要保住根儿。为击败东学党，除了向清廷借兵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闵泳骏的论说顿时增强了说服力，反对之声渐渐消失了。一直反对到最后的，只有领敦宁府事金炳始。

3

闵泳骏是兵曹判书，即国防大臣，他的“借兵论”最先在5月16日的阁僚会议上提出，但遭到否定。依据中日《天津条约》，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将出兵。这样一来，朝鲜国土必将被蹂躏，与其如此，不如接受东学党的要求，处罚贪官污吏，改革政治，解决当前的紧迫问题。——反对借兵者也振振有词。

不过，应允掀起暴乱的东学党的要求，就是屈服于叛军，不啻现行体制的崩溃。东学党气势正盛，即使政府想妥协，他们会同意吗？这是毫无把握的。再说，谁去谈判呢？

闵泳骏至少唱了半个月的借兵论，并且不断地和袁世凯联系。袁世凯最怕的是日本出兵，而他的主子李鸿章怕得更厉害。

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世凯：“要注意日本的动向。”

袁世凯从大鸟公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对中国极其友善。”这是他把同大鸟圭介个人的关系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混同了。

袁世凯将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他的意见电告本国。日期是6月1日。

这一天，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永邦会晤袁世凯。

郑永邦，这是个中国名字，但他是纯粹的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外交官。他的祖辈从中国来到长崎，几代人都以“通事”为业。袁世凯会见郑永邦时，总觉得格外亲切。

代理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凯的这种心情，故意让郑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认为，郑永邦的话容易为袁世凯所接受。

“血浓于水”，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凯的意识中是存在的。他认为身上流着汉族血液的郑永邦，不会做出损害祖先的祖国——中国的事情。他甚至还以为，郑永邦肯定会瞒着上司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措施。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国家意识高涨的时期。身上流着外国人血液的郑永邦，绝不似袁世凯所想象的那么单纯。郑永邦正因为有这么个姓氏，所以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爱国的日本人。

他会晤袁世凯，是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利用袁世凯对他的亲近感，摆布袁世凯，使之做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事情。尽管同袁世凯会晤时也会做出表示亲密的举动，但他忘不了上司交给他的任务——让中国出兵。

如果清廷接受朝鲜的派兵请求，那么，根据中日《天津条约》，日本也可以出兵。所以，日本非常希望中国表明出兵的态度。中国方面害怕招致日本大量派兵，引起军事冲突，所以对朝鲜的请求总是采取慎重的态度。袁世凯想预先了解一下日本对中国出兵做何反应。他知道，直接去问日本外交官，人家是不会说出实情来的。

袁世凯盼望着郑永邦。

恰好在这时，郑永邦上门来了。他问道：“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出兵？”

“《老子》一书中不是说过：‘兵乃不祥之器。’用兵必须十分慎重，否则……”袁世凯抑制住激烈的心跳说道。他真想说，现在正担心日本的态度呢。

“朝鲜国内，已经没有制伏东学军的力量了。东学党之乱这么长期地拖延下去，对商业贸易也会有妨碍。中国商人在这里不少，日本商人近来也明显地增多了……日本方面，不论什么情况，都希望朝鲜的内乱能够平息。朝鲜若能靠自力平定内乱，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自身力量不够，别的国家支援它一下，我认为对日本也是有利的。”郑永邦说道。

“怎么，你似乎在催促我出兵？”

“我真想催促你一下！”

“即使你不说，我们也有这种准备。”

“噢，准备了？”

“嗯，随时都可以发兵……朝鲜恢复和平、能够做买卖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噢？这是真的吗？”

“东学党本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他们的领导人里有几个比较难对付，所以才取得一点点胜利。而且，朝鲜政府军也太软弱了。一般说来，军队是打胜不打败……东学军败上一次，就将不可收拾。”

“真希望他们快点儿完蛋！”

“刚才我不是说那个日子不远了吗？哈哈哈……”

袁世凯竟把相当重要的机密泄露给别国公使馆的书记官。

郑永邦回到公使馆，立刻把这消息报告给杉村代理公使。

“干得漂亮！”杉村满意地点头称赞，“用不用我明天亲自去一趟，再确认一下？”

郑永邦在袁世凯的头脑里留下一个印象：中国出兵朝鲜，日本政府决不反对。那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了同郑永邦的谈话内容。郑永邦当时还故意发了几句牢骚：“日本国内闹得一塌糊涂，简直糟透了！”

伊藤内阁和反对派之间在国会内外的攻防战日益加剧，确是事实。

“日本国内多事，顾不上出兵。”

“即使以中日《天津条约》为理由，派兵来朝鲜，顶多也不过是用以保护公使馆的少量兵员。”

袁世凯又附上自己的见解，电告天津。

日本主要报纸上的主要消息，当时由同文馆学生陈贻范、长德、桂绅、周自齐等人翻译。李鸿章把东京公使馆的报告同报纸消息的译文相互对照，体察日本的事情。自由党被政府收买过去啦，在野党六派攻击政府极其激烈啦，不知日本实情的人，仅从报纸来判断，也许会误认为内乱就在眼前。

李鸿章根据袁世凯6月1日的电报，最后下决心出兵。

次日，即6月2日，杉村代理公使为了确认情况，亲自会见了袁世凯。袁世凯发给天津的电报说：“顷倭署使杉村来晤谈，意亦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凯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姑未文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全州失陷，一般人尚不得知，而杉村和袁世凯都已接到情报。杉村知道，朝鲜政府会采纳闵泳骏的主张，向袁世凯求援。

清廷肯定会出兵。杉村确信如此，前一天向东京发电报说，朝鲜已向清廷求援。

袁世凯同杉村面谈后，电告天津：“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这真是一个天下太平的轻松乐观的判断。

4

再看东京方面。

弹劾提案通过之后，或者伊藤内阁总辞职，或者解散议会，二者必选其一。6月2日，在首相官邸召开内阁会议，最大议题当然是解散议会。但陆奥外相读了杉村代理公使的电报后，认为这也是一个重大议题。他一手拿着电报，论述了出兵的必要性，阁僚全部赞成出兵。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有如下简略的记述：

……6月2日，我参加了的阁僚会议。一开始就向阁僚们出示了杉村发来的电报，并陈述己见，说，如果中国往朝鲜派遣军队，不论用什么名义，我国也应往朝鲜派出相应之军队，以防不虞。这也是为了维持日、中两国在朝鲜之权力均等。阁僚们一致赞同此提案，于是，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出席会议。当即决定，内阁总理大臣携出兵朝鲜案及解散议会案，直接进宫上奏，仰乞圣裁，尔后执行。

就在这天，伊藤首相携解散议会和出兵朝鲜这两个重大决议案，陛见天皇。

解散众议院的上谕，在当日下午四时送到议长手里。

当夜，在外相官邸，召见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参谋次长，举行了以陆奥外相为首的三人会议。陆奥在《蹇蹇录》中，没有谈及这天晚上的秘密会议。林次官的回忆录以一种“事已过去，说也无妨”的语气，把三人的讨论归结于一点，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态，而是如何去掀起战火，如何获胜。

此时，杉村的第二封电报尚未到达，所以，6月2日夜晚的三人秘密会议是在尚未确认中国是否出兵的情况下举行的。他们甚至没有把和平工作列入议程。

这次秘密会议的重点是如何蒙蔽伊藤总理大臣。往朝鲜派兵，伊藤首相并不反对，只是不那么积极。作为首相，或者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不会做出强硬到底的姿态。李鸿章曾高度评价他这种政治态度，认为伊藤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伊藤博文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时期的政客，是国权扩大论者。只是在扩大的具体方法上，他认为不可过于强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赞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许不会应允。

这时，在朝鲜，日、中两国的现有势力，仍然是挥舞宗主权的清廷要强些，因此，陆奥也认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两国在朝鲜的权力之争”。

在阁僚会议上，他表示要维持对朝鲜的日、中两国的权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两国势力的平衡，而陆奥外相的本意却是想来一次逆转。他的奋斗目标不是“赶上”，而是一鼓作气地“赶过”。同样的国权扩大论，但伊藤是逐步升级的阶段主义者，对于搞什么逆转之类的极端政策，恐怕是不会赞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个人的结论是需要六千至七千人，而大鸟公使认为保护公使馆和侨民只需要五百到一千人。可见，在规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军事情报，已掌握在川上次长手中。为平定东学军，估计清政府派兵不会超出五千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军发生冲突，那就应派出在第一次交火时足以制胜的兵力。清军必然求和。假如清军虽败北而不求和，继续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个师团，在平壤附近再胜一次。那时，清军非讲和不可。以朝鲜为舞台的日中战争，日本参谋本部多少年来一直在研究。小川又次少将的《清国征讨策案》，七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次派出的兵力马上就决定下来。

“又是六千，又是七千的，这个数字让总理听到，他会大吃一惊的！”陆奥很担心。

“会吗？”川上次长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义者。”

“那么，这么办吧——”川上想出一个好主意，“对总理就说派出一个旅团。”

“一个旅团，人数是……两千人吧？”

按照当时的陆军编制，一个旅团大约是两千人。

“哈哈哈……”川上参谋次长笑了，“阁下对军队的编制是门外汉，总理也不例外。不错，旅团的建制兵力是两千，但有一种混成旅团，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总理问到兵力呢？”

“就用一个旅团应付他。至于旅团的编制，就说事关军务，听由军部处理。”

“有道理……”

陆奥外相十分佩服这条妙计。

李鸿章向丁汝昌下令，让“济远号”“扬威号”两舰开赴仁川，日期是阳历6月4日（阴历五月初一）。同时，又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拔淮军精兵一千五百名，乘招商局轮船，开赴朝鲜。

同一天，汉城的杉村代理公使很快就获得情报，向东京发电报：“为何不火速派兵前来？”

这时，朝鲜政府严密封锁着全州失陷的消息，所以，一般日本人还奇怪朝鲜政府为什么要招威胁独立的援军前来，于是，有人胡编了答案——袁世凯逼迫朝鲜国王乞求援兵。

朝鲜求援的真相是，闵氏一族极其害怕东学军与大院君相勾结，所以善于察言观色的闵泳骏才去向袁世凯恳求。这一时期的袁世凯，被闵泳骏所动摇，被郑永邦和杉村所操纵，恰似一个马戏团的丑角。

“小崽子，有把握吗……”下达了出兵命令后，李鸿章突然嘟囔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