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旧友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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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是北回归线通过的岛屿，处于福建和广东的边境上，现在属广东省。有一段时期，它曾属于福建省。

从地图上也可以看出，南澳是海防要地。清初，国姓爷郑成功在夺取同族盘踞的厦门、金门之前，也曾用南澳做据点。这里能控制福建、广东，因此清政府设置了镇守府。

南澳镇的长官是总兵。

清朝军官制的顺序是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在日本，似乎把清军的提督视为中将，把总兵视为少将。如前所述，虽为总兵，也有挂提督之名的，也就是记名提督的总兵。

南澳长官刘永福是记名提督的总兵。

“我这简直是流放，北京想把我监禁在此地。”刘永福经常这么说，“已经八年了！”

每逢正月，他的口头禅便增加一个年头。他是中法战争时的英雄，在越南同法军作战中被召回，当了南澳镇总兵，时间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

“有什么办法呢，被困在岛上！简直是监禁！”这也是他挂在嘴边上的话。如果喝醉了，就紧接着又来一句：“若是陆地相连，我一定领兵去越南，跟法国佬较量较量。”

南澳镇要塞的指挥系统很复杂。有左、右两营，左营归福建水师提督指挥，右营及澄海营、海门营、达濠营归南澳总兵统辖，其指挥权属广东水师提督。

这个局面仿佛是一只脚踏在福建，一只脚踏在广东。左边归福建，右边归广东，看似不安定、很难办，其实不然。

这样的双重指挥系统很奇特，因而福建也好，广东也好，都必须谦谨从事。事实上，南澳总兵这个位置等于没有上司。特别像刘永福这种性格特异的人，坐到这个位置上，福建和广东都不便发号施令，任凭他自作主张。因此，刘永福也就毫无顾忌地干着自己想干的事。这已是第八个年头了。

光绪二十年（1894年），台湾布政使唐景崧给他寄来了一封贺函，半带玩笑地说：“军门（对将军的尊称）于南澳，并无顶头上司，自行主宰乾坤，令人羡慕之至。”

刘永福也不示弱，同样以幽默的口吻回复：“藩台（对布政使的尊称）在台湾，时常举行风雅别致的诗会，天下太平，实堪欣慰。极欲亲诣台湾，参加盛会，不知有无资格？”

在中法战争中，两人是越南战场上肝胆相照的好友。

把纸摊在桌上，无拘无束地给老战友写信，是刘永福的一件乐事。他一味地浸沉在愉快之中，而唐景崧是科举出身的文官，时常退一步考虑问题。他想：同渊亭（刘永福的字）来往书信确有乐趣，这是因为离得远的缘故。公事上不直接发生联系，当然能轻松愉快地交往。倘若在一起共事，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仅是愉快了。

在越南同法军作战时，两人之间经常发生龃龉，究其原因，是因为刘永福难以驾驭。

“就是在岛上，也不在南澳这样的小岛，而要在台湾那样的大岛。”刘永福时常把这个意思含而不露地写在字里行间。他的心情，唐景崧并非不理解。刘永福常常夸张地说：“这个小岛，不论从哪里射出一箭，都会落到海里。”可能他在那里待了七八年，已经有点儿待烦了，因此恳求唐景崧为他活动一下，但愿能转到台湾。唐景崧却认为，他来台湾之后，会惹出许多麻烦事。

刘永福几乎每天都要把纸展开在桌面上，但他没受过正规教育，写封信相当困难。特别是给进士出身的人写信，真有些拘谨，生怕贻笑大方。有时写出几行，看看不行，便随手揉成一团扔掉。甚至有时半天也写不出一个字，只好掷笔而去。此刻，他在纸上只写出六个字——“维卿仁兄阁下”。维卿是唐景崧的字。

想写的事情满满地堵在心头，若能流畅地表达出来，那该有多么痛快啊！一生驰骋沙场，他从无怨言，唯有没学会把心事写成文章的技巧，总感到懊悔。

光绪二十年的端午节，阳历是6月8日，星期五。

南澳的风俗，不似广东而更近于福建。刘永福吃了三个福建风味的粽子。本来广东饭菜不合乎口味，但对于吃什么，他并不那么苛求，能吃上就很幸福了。在他走过的人生之路上，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他都能吃下去。

2

唐景崧是同治四年（1865年）的进士，在中国属于统治阶层。广西灌阳人，曾进入翰林院，是优秀人物中的佼佼者，但他不是单纯的白面书生。《台湾通史》中有他的传记，说他“性豪爽，饮酒赋诗，遨游公卿间”。

作为官僚，他有些地方超出常规。

当他任吏部主事时，在越南爆发了中法战争。他志愿前往，并建议“起用刘永福”。

这简直是奇策。刘永福本是太平天国残部，被清军追赶，逃入越南境内，成为兵力不足的阮氏王朝的雇佣兵首领。从清政府的立场来看，他是叛逆者。

刘永福十七岁时成了孤儿，不久参加了势力最大的天地会。天地会是秘密结社，详细情况不得而知。现在我们能利用的资料，只有清朝官宪没收的文件、物品和供词，难以了解全貌，不过，它具有浓厚的反政府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尤其是南方，及东南亚的华侨中间，它的影响相当深，可能与郑成功的反清运动有关系，据说同少林寺也有一些关系。

总之，在清代，天地会是一个反政府而遭到镇压的组织。组织内部的纪律极其严格，会员之间的相互扶助也极其彻底和周到。它以侠义团体自任，习武气氛颇浓厚，天地会的成员遍及各个阶层，尤以下层社会为多。

刘永福二十一岁时加入天地会，他的父亲可能早就是会员了。他从小受天地会的熏陶，所以正式入会之后很快便显露头角。

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阳历为1851年1月11日，星期六。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基本教义来自基督教。不过，光靠拜上帝会成员来完成革命，兵力不足，所以他们联合了秘密的天地会。

信奉外国宗教教义的拜上帝会和国粹主义的天地会之间，可想而知，是水和油一样的关系。然而，拜上帝会在革命实践中想寻求一种同盟势力，除了天地会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了。

现在我们随便叨念着“太平天国”，仔细想想，这个历史名词是意味深长的，洪秀全等人言必称“天国”，但如果靠他们去革命，至多也只能在天国里而已。仅仅靠他们是不能改变社会的，必须把国粹派的侠义团体天地会拉进来。就像洪秀全等人把“天国”挂在嘴上一样，天地会经常宣扬的是“太平”。

在日本，一提起“太平”二字，人们就会联想起相扑裁判员手里的扇子，那上面写着“天下太平”。可是，在中国，“太平”一词却使人联想起意义相反的“造反”来。《三国志》这部史书，正相当于日本的《忠臣藏》，为人们所熟知。《三国志》一开始就叙述了从山东到河北一带，到处有道教造反军的起义活动，各路诸侯举兵镇压。造反军的骨干团体是“太平道”，他们为了区别于敌方，头裹黄布，因此也被称为“黄巾军”。

天下不太平，为了太平才使用武力来推翻现政权，所以，革命军团用“太平”二字。

太平天国就是这样以拜上帝会和天地会两个组织的联合开始革命的，这两个相异的组织，在共同敌人还存在的情况下，能够同心协力。共同敌人就是清政府。

拜上帝会宣扬：“自秦汉以来，我们中国人掌握在妖人手中，受尽了苦楚。”就是说，汉代以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一直到清，都是妖怪的世界。

与这种根本认识相反，天地会则标榜“反清复明”。这是古色苍然的口号，要打倒满族的清政权，复兴明的汉族政权。明政权在二百年前就灭亡了，即使让它复兴，也找不到继承人。

在拜上帝会眼里，那个明王朝也是“妖怪”。所以，合作的两个组织只在“反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其他则没有共同之处。

“太平”和“天国”合作了。但是，在革命运动初期，太平派即天地会的骨干分子战死很多，失去了平衡，表面上看来似乎太平派脱离了革命。

年纪轻轻就加入天地会的刘永福也卷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中。当天地会脱离革命之后，他也被迫逃往越南。

他逃进越南之后，归顺了阮氏王朝的嗣德帝。这个中国的造反团体逃到国外后便成了那个国家的政府军。当时，越南有一股同阮氏王朝对立的黎朝派武装集团，各地土匪也不少。所以，尽管刘永福等不过是残兵败将，对阮氏王朝来说，却是不可多得的盟军。

刘永福部队使用纯黑底上写个红色“义”字的大旗，因此，人们称之为黑旗军。黑旗军在越南成为最强大的军队，很受嗣德帝信任。

刘永福深深懂得，唯有武力才是政治上的资本，所以他致力于黑旗军势力的壮大。对此，嗣德帝似乎也产生了几分戒心。刘永福拥有红河航行权，并可以自行养兵。

法军侵入越南以后，黑旗军便开始同法军作战。这时，主张把这股力量编入清军指挥系统的，就是唐景崧。在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的黑旗军同清军老将冯子材合作得很好。后来唐景崧也来到越南战场，和刘永福结为盟友。

中法战争中，清军占优势，黑旗军甚至还打死了法军统帅安邺。但李鸿章却极力主张讲和，乃至答应了屈辱的条件，连法国方面也大为吃惊。

其实，这次媾和也不足为奇。因为再打下去，李鸿章就不得不把大量的私兵即淮军拿出来。他之所以能安稳地坐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这把金交椅上，全在于有淮军这股武装势力做背景，失掉它，就会失掉一切。这一点，他十分清楚。

中法战争结束后，根据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黑旗军于1885年回归本国。次年，刘永福就任南澳总兵。

3

“从哪里写起呢？”

刘永福搁下笔，想伸手再拿起，却又缩了回来。想写的事情太多了，脑袋里乱哄哄的，必须理出个头绪来。

“他”来了，谈了许多事，必须把这些事尽可能准确地告诉唐景崧。

若是命令他去战斗，刘永福会毫不犹豫地披挂上阵，因为这是他的本领。至于该打不该打，做一个政治决断，那可不合他的脾气，这是政客们的事。同他最靠近的政客只有唐景崧。

下决断必须收集很多情报，这方面刘永福似乎可以当个帮手。他也愿意做点儿事，所以才展开了信笺。

“他”来了——“他”，是指在越南相识的阮明。这是个情报贩子，到处流窜，探听、搜寻各种情报，此人也确实具备这方面的特异才能。

“哎呀，我的将军，真是久违了！”

八年未见的阮明出现在刘永福面前。瘦小的阮明有五十来岁了，与八年前分别时没什么变化。刘永福看见他，不，一听见通报他的名字，便觉得他身后仿佛跟着一大串情报。

“你从哪里来？”刘永福问道。

“从上海。”阮明答道。

“你一直在上海？”

“不，往来于上海和朝鲜的仁川之间，时常也跑跑香港。”

“都搞些什么？那么忙忙碌碌的。”

“做买卖！”阮明苦笑道。

“做买卖？南澳这地方似乎没什么可买卖的货物。”

刘永福望了望窗外，南澳是要塞岛，除了和士兵做些小买卖之外，没有大宗生意。

“那当然，我也不是到这儿来做生意的。”

“那你来干什么？”

“特意来见将军，因为我很想念你。”

“噢？这可真让我高兴。”

“老实说，在汕头下了船，香港去不成了，想起你在这里便跑来了。”

“香港还不能去吗？”

“不能去，情况似乎很严重。”

“听说很厉害。”

“这时候去香港，别人会笑我是疯子。”

“也因为天总不下雨。”

“准是老天爷发怒了！”阮明缩了缩脖子。

两人所谈论的香港的恶劣情况，是指那里发生了鼠疫。

阮明所搭乘的轮船惧怕鼠疫，到汕头就不再走了，所以他没去成香港。他对香港的鼠疫情况却了解得相当详细，不愧是情报贩子。他好似亲眼看到一般，把香港的鼠疫情况说给刘永福听。

最初的病例产生在阳历5月6日或7日，地点好像是太平社那一带。附近的人没有报告给官府，所以耽误了采取措施的时间。据传，香港的棺材都卖光了。

鼠疫蔓延到广东、广西、贵州。也有人说原发地在云南。

“人们宰杀生灵太多了，天帝要予以惩罚，向地上洒下鼠疫病。”不知哪里的道士说了一句话，立刻传了开来。

在广东，官府下令禁止杀猪，后来竟扩大到禁止捕鱼。人们束手无策，只是一个劲儿祈祷。

“光靠祈祷……”刘永福皱起眉头。

“中国人是那样。”阮明补充道。

“怎么，光中国人？别国人不祈祷？”

“也祈祷，听说天主教信徒也一同求雨。不过，他们不光是祈祷，还尽力去消灭病源。”

“是医生吧？”

“嗯。他们不逃避。病情有疑问就追根刨底，找出原因，然后从根儿上消灭病源。”

“是这样……法国人也有这种性格。”

提起外国人，刘永福头脑里只有法国人。同法军交战时，他固执地抱着排外主义态度，但对于外国人消灭鼠疫的进取精神，他还是很佩服的。

“中国人和越南人在这一点上，差得远哪！我是越南人，但对于我国同胞没有进取心这一点，有时感到很讨厌。真希望他们能变得积极起来。”

“东方人为什么都这样呢？因为总是听天由命？”刘永福说道。

“东方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日本人就有些不同。”

“日本人？”

“是啊，日本和香港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侨民也不多，顶多有几百人，可是，听说他们派来个医师团。是一流的医师团，已经从日本起航了。同样是东方人，这不是很了不起吗？”

阮明故意把视线仰向天棚。

他的情报的确很准确。日本中央卫生会决定派传染病研究所北里博士、帝国大学医学部青山博士、海军大学军医石神博士，还有医师木下、宫本和秘书冈田，前往香港。他们于6月5日搭乘由横滨开出的“里约热内卢号”，此刻正航行在海面上。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简直完全变了样儿！”

刘永福叹了一口气。他虽然没有学问，但热心于听人谈论。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常把日本的明治维新当话题来谈论。

“中国也应当靠维新来脱胎换骨！”“不，中国不该仿效夷狄之法！”诸如此类，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论战不休。刘永福对日本的认识也很肤浅。他是有排外思想的人，当然不赞成学习日本那一套。

然而，日本的医师团却正朝着鼠疫猖獗的香港挺进，这不能不使他大受感动。

“我不太知道日本从前的事。”阮明说道。

“日本将会成为我们国家难以对付的敌人……”刘永福自言自语道。

“哈哈哈……”阮明很没礼貌地大笑起来，“已经不是‘将会成为’喽！现在是‘已经成为’啦，日本已经是中国对付不了的对手了。在朝鲜，中国眼看就要失败了。”

“听说东学军战乱使朝鲜政府一筹莫展……”

“单说中国的代表袁世凯这个人……”阮明打量了一下刘永福的表情，说道。

4

“那个黄口小儿……”刘永福很不愉快地说道。他不曾见过袁世凯，但这个连进士都不是的袁世凯竟然出息得那么快，使他感到不大自在。听说袁世凯这毛小子可以对朝鲜国王颐指气使，而且对方也唯唯诺诺地顺从。

“蠢货！”刘永福每逢听到有关袁世凯的谈论，便想啐上一口。他也曾在越南同嗣德帝打过交道，然而，没有像袁世凯那样作威作福。对此，他有点儿懊悔，不过，最让他生气的还是袁世凯凭借门第，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好条件。

“确是个狗屁不懂的毛小子……很快就会败给日本。”听起来仿佛阮明在迎合着刘永福。

“他让日本人给掐死也没关系，只是我国要蒙受巨大损失。”

“国家损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噢？那……那为什么？”

“日本最终会夺走朝鲜，并且巧妙地蒙混过袁世凯。”

“夺走朝鲜？”刘水福不能相信。但是，当年他率领黑旗军奋勇战斗时，谁相信越南会被法国夺去呢？不相信的事，照样会发生。

“是的。日本要出兵朝鲜，必须等中国先出兵。日本政府正等着朝鲜政府向中国求援。据说汉城的日本外交官还会晤过袁世凯，打听中国为什么不出兵朝鲜。”阮明的声音轻飘飘的，没有分量，但它的内容却是沉甸甸的。

“也可以偷偷地出兵吗？”

“日本打心眼儿里盼望着袁世凯能下定这样的主意。”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这就是所谓当事者迷。我同朝鲜问题毫无关系，却知道得很清楚。嘿嘿嘿……”

“也许是这么回事！”

“袁世凯年轻，不谙世事。”

“能否设法补救一下？”

“已经太晚了！”

“太晚了？失掉越南，又丢掉朝鲜……”

“就是说，先把越南送给了法国，然后再把朝鲜送给日本。”

“别开玩笑啦！”刘永福正色道。

“不是开玩笑，至少有一半儿是事实吧，不对吗？”阮明仍以飘飘忽忽的腔调说着重似千钧的话。

“嗯，嗯……”刘永福沉吟。

把越南送给法国，确实是过去的事了，刘永福本人也曾在那个旋涡之中。同样的事，又将在朝鲜重演，而且，已无法抑止，太晚了。这是真的吗？

“今天太累了……香港去不成，计划全盘打乱了，得重新考虑一下。总之，今天就谈到这儿，告辞了。”

阮明说完，回去了。刘永福真想追上去，再详细地问一问。怎奈那将有损于“记名提督总兵”的威严，只好作罢。他目送阮明的身影远去，然后把信纸展开，开始研墨。

写完了六个字，他就不知该怎样写下去，犹豫了半天。他认为，应该把阮明的话一字不漏地写上去。可是，原原本本地往下写，是多么不容易。他瞅着自己写出的六个字，那只是一个名字。看着看着，唐景崧的容颜浮现在纸上。

唐景崧是与刘永福一起从越南撤回的，刘永福来到南澳，唐景崧去了台湾，一晃已经八年了。刘永福仍旧是总兵，而唐景崧已经从道员晋升为布政使。也许因为是进士出身的优秀分子，所以爬得比别人快些。

此刻刘永福头脑里浮现的唐景崧，没有中法战争时期那种紧张的表情，而是一副极其懈怠的面容。据说，他沉耽于文人聚会，吟诗取乐。

“这可不行，你怎么能这样！”刘永福冲着写出的六个字，心里责怪道。于是，他拿起笔来，写道：“牡丹诗社，定有一番盛况，料想你不会把忧国之志埋没于盛况之中……”

牡丹诗社是唐景崧主办的诗友会。自从来到台湾任上，他便专心致力于文教。他的上司——台湾巡抚邵友濂，并不反对他这样做。

台湾设巡抚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以前，台湾归福建省管辖。这一年，台湾改为一个省。

第一任台湾巡抚是刘铭传，他从一个士兵升到直隶提督。在他之前，省的巡抚都是由文官担任。可见，自从中法战争之后，台湾已成为防卫的重点。

刘铭传在台湾铺设铁路，兴办电信、邮政、矿山等事业，干了一些洋务派提倡的事情。

在第二任巡抚之下，唐景崧被任命为布政使。他把文教作为重点，请施士洁当海东书院的校长。施士洁虽是进士出身，却一直隐居不仕。

唐景崧不仅充实了海东书院，还修建了万卷堂图书馆。

当时，在台湾除了唐景崧之外，还有施士洁、罗大佑、丘逢甲等进士，互相酬唱。他们做的诗以《四进士同咏集》之名流传，为人们所爱读。

台湾本是蛮荒之地，这一时期开始变得文雅了。文雅绝不是坏事，但时代却不容许一味埋头于风雅。

这年秋天，台湾巡抚邵友濂离去，唐景崧升任为巡抚。刘永福奉命从南澳调到台湾，主管防务。那是端午时节，两人谁也没料到秋天的事，至于次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更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

不过，两人都听到一些不祥的传言。刘永福从阮明那里听到了香港鼠疫、朝鲜危机，对时局的变化隐隐约约地有些觉察。唐景崧也在吟诗当中，隐约地听到了危机的脚步声。

“现在不是作诗的时候！”唐景崧接到旧友刘永福的来函，诚服地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