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风满楼
书名:甲午战争 作者:陈舜臣
第二十四章】 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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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军虽然占领了全州城,却没有在南面的完山七峰设防。作为军事常识,欲保住全州,首先必须确保南面的山。他们没有这么做,这显示了东学党的奇妙性格。
传说朝鲜国王李氏以新罗的司空李翰为始祖,司空即宰相。创建李朝的太祖李成桂(1335年—1408年)为李翰的二十二世孙。太祖的上四代以前,只知其名,事迹不详。从上四代李安社起,各种记录逐渐充实。那时,李氏以完山为根据地,渐次扩张到其他地方,建立了基业。所以,完山被认为是李氏王朝的发祥地,不但禁止采伐和狩猎,连进山也不允许。
东学军没有进入此山,以表示他们虽造反,却没有颠覆李氏王朝的意思。他们只是憎恶勒索敲诈农民的贪官污吏,绝无推翻国王的大逆不道的企图。起义当初,全琫准在《倡义文》中说过:“圣上仁慈宽厚,公正贤明……我等虽在野草民,居王土之上,着君主之衣……”
虽然高喊打倒贪官污吏,却不反国王,所以,对于王室发祥的圣山——完山七峰,不践踏一步。他们也许把自己看作勤王军了。
被诱至朝鲜半岛南端,又慌忙折回来的湖南招讨使洪启薰,得知全州已经失陷,便在东学军不曾设防的完山七峰上构筑了阵地。洪启薰认为,为同朝鲜的敌人作战,进入禁山是不得已的。
双方分别以全州城和完山七峰为据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祭祀太祖的庆基殿在这次战火中被焚毁。
东学军士气极其旺盛。他们是农民军,近处的农民都悄悄地援助。政府军几乎得不到一点儿东学军的情报,而完山方面的情况,东学军了如指掌。
政府军在不知不觉中被包围,粮道也完全断绝,洪启薰终于醒悟了。
“长此下去,必将一筹莫展,应当接受东学党提出的主张。”
东学军现在真的以勤王军自任。他们声称,要拯救苍生,让百姓免遭涂炭,置国家于磐石之上,绝不希望国家灭亡,只要改正恶政就行。所以,谈判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同他们谈判吧!”
洪启薰向汉城报告,认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他向东学军提出停战。
朝鲜政府接到洪启薰的报告后,召开了紧急会议。
为收拾目前的混乱局面,只有同东学军讲和。会议一致通过讲和的结论。不过,在这些赞成讲和的大臣中,真心愿意着手政治改革的人是少数。面对东学党的浩大声势,多数人是抱着暂且听听对方的主张,争取喘息时间,以后再说的态度。
朝鲜政府和东学军之间终于达成了协议,一般称之为《全州和约》,当然是以改革弊政为条件的。至于弊政改革的内容,有人说是二十七条,也有人说是十三条,不知哪个说法正确。吴知泳的《东学史》中列举了下述十二条:
一、东学道人与政府间之多年怨恨应付诸流水,齐心致力于庶政。
二、查明贪官污吏的罪状,一一予以严惩。
三、严惩横暴的富豪。
四、严加管制不良儒林和两班。
五、烧毁奴婢卖身契。
六、改善七班(般?)贱人(白丁、匠人、妓女、奴婢、僧侣、巫士、占卜、伶人)之待遇,允许白丁(遭到差别待遇的平民)摘掉头上的平壤笠(白丁被强制戴的一种帽子)。
七、允许青年寡妇再婚。
八、免除一切名目不清的苛捐杂税。
九、任用官吏打破地方门阀限制,重用人才。
十、严惩与□通奸者。
十一、取消一切过去的公私间之债务。
十二、土地平均分种。
第十条的□是缺字,经与其他史料核对,判明为“倭”,意为日本人。摘抄的《东学史》,恰好是朝鲜在日本殖民地时期出版的书籍,所以不得不用缺字的办法加以掩饰。
从根本上说,东学党有浓厚的排外思想。在同政府讲和的条件中,也特别指出“倭”来,可见它的排日意识是多么强烈。
自称志士的日本浪人团“天佑侠”,还想同这个排日组织接近,指使它活动,真是滑稽之至。他们自不量力,痴心妄想,以为他们可以煽动东学党,引起大乱,以达到日本出兵朝鲜的目的。《玄洋社史》这本书甚至宣称,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之所以能发扬国威,是“天佑侠”起的作用。
据该书记载,“天佑侠”的“勇士”们曾造访东学党本部,会晤首脑全琫准,共同商议军机,制订部署,同朝鲜官军作战。具体部署如下:
本营 总督 全琫准
军师 田中侍郎 铃木天眼 吉仓汪圣
游击军 韩将 金氏
大将 内田良平
副将 井上藤三郎
另外,还有东面军、西面军、南面军、北面军、辎重军、红十字军,各军的大将均为“日东志士”。红十字军不设韩将,大将为武田范之。按照《玄洋社史》的说法,“天佑侠”的人到达釜山是6月27日。其实,这时东学党和政府军的战斗已经结束了。豪言壮语说过了头,但奇妙的谎话也能传开,甚至一度为人们所相信。
以田中侍郎为侠长的“天佑侠”进入朝鲜腹地后,开始刺探军事情报。其目的,可以认为是为了协助日本军队。
其他史料所记载的《全州和约》,除《东学史》中的十二条之外,还有“禁止外国商人的商业活动”。据说,还要求“大院君重返政界”。
东学党把大院君的名字隐隐约约地提出来,使闵氏一族大为恐慌,这也是促成朝鲜向清廷求援的原因之一。
《全州和约》从时间上看,是在朝鲜政府向清廷求兵、日本以中日《天津条约》为借口决定出兵之后。这个和约,对朝鲜政府来说,是为了争取时间,也为了避免外国军队的武力介入,要借以显示一下:叛乱已经结束,政治改革也在我们之间谈妥了,从外部来的干涉已无必要。
东学党也同样认为应当避免外国武力的介入。
朝鲜政府撤换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新任观察使为金鹤镇。在《全州和约》的谈判中,代表朝鲜政府的是这位金鹤镇和按抚使严世永等人。
依据《全州和约》,在全罗道各地设置了执纲所,原有的衙门执行行政事务,由民间的执纲所进行监督。从形式上看,类似行政机关与议会的关系。执纲所当然是东学党的人担当,其首长叫执纲。但因为东学党举兵,许多地方的官吏逃跑了,所以执纲所也往往参与行政事务。
不论政府还是东学党,对外都想要表示他们能够自力更生。这一和约的成功,是不大合乎预定出兵的国家的心愿的。
2
伊藤博文这时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县有朋则是军界的元老。
“两个老糊涂。”少壮派官僚们这么称呼伊藤和山县,尽可能蒙混他们。像“一个旅团”之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猪一郎的《苏峰自传》里有这么一段:
甲午战争不是老一辈人发动的,而是年轻人掀起的。在内地是川上(操六参谋次长),在北京是小村(寿太郎公使)。而陆奥(宗光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时机,巧妙地操纵了伊藤、山县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忆录中,也有可以证实这些情况的叙述。
德富苏峰(即德富猪一郎)说是年轻人“操纵”了大人物,其实,用“蒙混”之类的说法似乎更恰当些。派遣兵员巧妙地蒙混过去了,但是,要长期蒙混下去却非常困难。于是,想出了一个使老糊涂们无法插嘴的方法。
这就是设置大本营。
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关于往朝鲜派遣混成旅团的事,也获得天皇批准。
动员及各种计划,均属“统帅事项”,由大本营直接决定,虽内阁总理大臣也无权过问。这样,伊藤首相在战争部署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说,应当依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宣战之后才能设置大本营。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还没有宣战,所以,这时设置大本营应该说是违法的,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明知这是一种违法勾当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将等,也就是强行设置大本营的少数几个人。
设置大本营两天后,6月7日,陆军省和海军省禁止报纸、杂志报道军机。
根据新闻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凡涉及当前军队行动以及军事机密、军事战略相关事宜,报纸、杂志禁止登载。
陆军大臣伯爵 大山岩
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七日
海军省只是在陆军省禁令中的“军队”二字之上加了“军舰”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大山岩一样,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设置了临时陆军中央金柜部:“战时或临事变之际设于东京,掌管临时陆军经费之收支及决算报告事宜。”明文规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立法部门的战费财政部,可以借机密之名,自由地动用巨款。
于是,军费锁在密室里,报道以所谓“大本营发表”的形式垄断。6月9日,各报馆刊登了同一条消息:
鉴于朝鲜国内,内乱频仍,其势日益猖獗,该国政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
不久前,中国政府已照会我国政府出兵朝鲜国,据此,我国政府亦如前约,出兵赴韩,并将此意立即电告中国政府。
大鸟圭介从东京出发的日子,正是设置大本营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鸟公使出发之际训示:“你到了那里,同那个年轻人——袁世凯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稳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凯一说,他就会明白,因为他的后面还有李伯(李鸿章)在。我也马上同李伯联系!”
但是,大鸟去陆奥外相那里,陆奥却说:“不管怎样,我得先说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场。这就是,嗯,所谓开场白吧!”
这不是一句直截了当的话。大鸟立刻觉察出,他的话同首相的训示有些微妙差别。
“关于朝鲜的事,”陆奥外相继续说道,“比起任何国家来,日本帝国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这就是大前提。如果用和平手段达不到这个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于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犹豫地破坏和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作为外交大臣的我来负责。”
“我明白了。”大鸟答道。
“不必担心干过了头,明白我的意思吧?看准时机,坚决干它一场!”
陆奥外相似乎想确认对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详了一阵大鸟的脸色。
陆奥的《蹇蹇录》中有一段关于大鸟出发前的记述:
我在大鸟公使将要从东京出发时,详尽地给了他几条训令。其中,关于今后朝鲜的局势问题,我告诉他:除非万不得已,应以和平手段结束事态为第一要义。不过,当前的形势已非常紧迫,倘若时局遽变,无暇向本国政府请示,则允许该公使适当考虑,临机应变。上述训令似有表里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势之下,对派驻外国之使臣给予非常之权力,亦实属不得已也。
从字面上看,陆奥确实做了“表里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为置重点于和平手段。《蹇蹇录》中引用外交机密文件甚多,这些文件最初虽不会公之于世,但迟早要被世人所知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做出原则性很强的样子。
实际上,他的训令正相反,果断措施远比和平手段受重视。从当时在座的外务次官林董的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陆奥外相的训令就差没说出:一定要执行开战的方针政策。
陆奥外相送走大鸟公使之后,还自言自语:“他真的明白了吗?”略感不安,应该再明白一些地告诉他:“绝对要打一仗!”陆奥并不认为大鸟头脑迟钝,只是对他的思想不放心。
大鸟的政治观点是日清同盟论。他认为,在东亚反抗西欧列强的压迫,只有日中同盟这一条路。在朝鲜问题上,他也主张日、中两国共同合作。但陆奥不这么想。陆奥认为,应该由日本独占朝鲜。
大鸟这个人也确有古代遗风。
陆奥坐到椅子上,用拳头捶打膝盖。他今年五十岁,大鸟圭介比他年长十一岁,去年满六十。虽说是训示,但陆奥对大鸟无论如何在用语上也得尊重些。大鸟走出房间时,目光炯炯,面带笑容,这是什么意思呢?
陆奥停住手,陷入沉思。大鸟的微笑是嘲笑吗?他也许在心里骂着“小崽子”。
陆奥宗光生于和歌山藩士之家,年轻时同长州的桂小五郎交往,从事勤王运动,参加过土佐的坂本龙马的海援队。明治维新后,他的命运也有过多次起伏,但总是在太阳照射之下。
陆奥还是学生时,大鸟圭介已任幕府的陆军奉行。大鸟反对大政奉还,也反对江户开放,是个主战论者,曾在函馆五棱郭战斗过。
陆奥心想:我也是有骨气的人,坐过牢的不只你一个!
刚才,陆奥真想冲大鸟背后这么喊一句。大鸟曾被明治政府投进监狱,而陆奥明治十一年(1878年)参加大江卓、林有造的反政府运动获罪,也坐过五年牢。
陆奥想:你的骨头倒是旧了一点儿,因为有一部分骨头是在闲谷制成的。
不错,大鸟圭介在备前的闲谷黉学过汉学。陆奥认为,大鸟的日清同盟论是受了闲谷汉学的影响。
3
6月6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第三条规定,向日本外交部通告出兵朝鲜事,其中有一句“为保护属邦”。
翌日,6月7日,日本外交部通知中国公使:日本出兵朝鲜,“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
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李鸿章通知出兵,也在6月7日。小村年三十九岁,是所谓的少壮派。通知很简单,只说是根据中日《天津条约》,日本派兵朝鲜。
清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衙门叫“总理衙门”,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中国曾经是世界帝国,同它有各种关系的国家,它不认为是平等的“外国”,而是属国。所以,它没有与近代国家的外交部相当的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适当地处理外国事务。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各国在北京开设公使馆,这才不得不设一个同外国外交官进行交涉的机构——总理衙门。此机构设于1861年,名曰“总理各国”,而不叫“总理外国”,够顽固的了。
总理衙门由十来名侍郎以上的高官担当总理衙门大臣,是合议制,原则上均有兼职。
设置这样一个同外国对等的衙门,清政府感到十分懊恼,在处理实际事务时总是拖泥带水。
这时的总理衙门由皇族庆亲王担任首席大臣。庆亲王自从光绪十年(1884年)接替恭亲王之后,任此职已有十年之久。其他大臣有吏部右侍郎廖寿恒、兵部尚书孙毓汶、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理藩院尚书崇礼、吏部左侍郎徐用仪、宗室的福锟等,后来出名的荣禄此时是步军统领,他成为总理衙门大臣之一,是在这年的十二月。中、日两国出兵朝鲜时,他还没到衙门来。
总理衙门接到小村代理公使的照会后,向日方复照:“我国受朝鲜政府之请,为平定其内乱,依据保护属邦之旧例,派兵前往。内乱平定后,立即撤兵。日本政府派兵之理由称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及商民人等,估计不会需要过多军队。加之,朝鲜政府并未吁请日本出兵,故不宜往朝鲜内地输送军队,以惊扰住民。万一同我国军队遭遇时,恐因言语不通,发生事端。请转告贵国政府。”
小村将照会转呈本国政府后,日本政府答复:“我国政府根据中日《天津条约》之规定出兵朝鲜,没有理由接受贵国之指示和要求。”并重申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又说,日本军队服从纪律、进退有度,即使与清军相遇,也绝不会发生事端。反倒提醒清政府令其军队勿寻衅闹事。
照会往来已迸出火花。《蹇蹇录》中写道:
和平虽未破坏,干戈虽未交锋,仅在一篇简牍中已显示彼我所见不同,过早表现出甲争乙抗之状态。两种带电的云即将正面接触,刹那间可成电闪雷鸣之势,其意甚明。
陆奥外相的方针是:在外交上常表现为被动状态,一旦有事,军事和各方面都要先发制人。
如前所述,往朝鲜的中心港仁川输送军队,日本自宇品港出发大约需要四昼夜,而中国从山海关或大沽启程只需两昼夜。假若接到清政府的出兵通知后才出兵,就会被落下。于是,日本方面想出一个计策:借大鸟公使返回任所之机,多带些步兵。
不过,伊藤首相反对这么做。他认为:“这不是给对方以口实吗?”
日本政府打算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第三条,中国首先出兵,然后日本也出兵。这就是所谓外交上的被动立场。
“因东学党之乱,仁川、汉城都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应带些警备人员。”陆奥外相抱住他的计策不放,说道。
“可是,这也应该有个分寸。譬如,同是警备人员,叫它‘军队’,就不如叫‘巡查’稳妥些。方法上必须再研究一下。”伊藤说道。
对于公使返回任所时带些武装兵员,伊藤首相并不完全反对,条件不过是别给清政府以借口,他的计策是考虑把军队称为“警察”。
乘军舰前往,当然要有水兵。水兵一登陆,作为陆战队,就成为最好的兵力。在舰上比定员多编入一些水兵,就可以很自然地增加兵力。军舰“八重山号”的舰种属于“报知舰”,同海军协商的结果,在定员外又增加了近百名水兵。
正同西乡海相商议时,得知在外洋演习的数艘日本军舰返回釜山附近。若命令这些军舰回航仁川,就能进一步增加兵员。
三百到四百人,是大鸟公使可以带领的兵数,显得很正常。警视厅的二十名巡查,是公认的护卫。
大鸟公使搭乘“八重山号”起航的日期是6月5日。虽然在中、日两国的出兵通知之前,但日本方面获得了清政府派兵的大致情报;与之相反,清政府方面对日本的计划却一无所知。袁世凯完全被杉村代理公使和郑永邦书记官等日本外交官操纵了。
大鸟公使到达仁川的日期是6月9日。
清军到达朝鲜比大鸟早一天,即6月8日。登陆地点为牙山湾。派遣军人数有两千多,不能同时登陆,所以虽是8日抵达,但登陆完毕,已是12日了。
“清军正在登陆”,得知这一情报,大鸟急忙率领四百二十人的军队奔向汉城。登陆的第二天,大鸟公使一行人就进了汉城。
4
大鸟公使率领的四百余名日本兵,实际是日本正式出兵以前的军队。名义是公使护卫队,但是从人数上看,只能认为是派遣的第一批。日本是6月7日通告派兵的,从朝鲜当地来说,等于通告的同时军队就登陆了。
“八重山号”到达仁川之日,天降大雨。
“日本军到达仁川”,得知这个消息,朝鲜政府非常惊愕。
在汉城,宫廷召开了紧急会议。
《全州和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因为朝鲜全国一致希望: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将军队撤回。
中、日两国是接到“朝鲜大乱”的通知才派兵前来的,若要求撤兵,就得拿出“朝鲜之乱”业已平定的证据给两国看看。在避免外国武力介入上,政府和东学党都抱有同一态度,因此,《全州和约》在6月10日到11日之间签成。这时,清军正从牙山湾登陆,日军已进入汉城。
在朝鲜政府的会议上,激烈地讨论了责任问题。处分一个责任者,就把一切一笔勾销。这是朝鲜常用的政治解决办法。朝鲜政府确实向清廷请求过援兵,现在则想偷天换日,说成“那不是政府的意思,纯属个人的任意行为”。
最热望清廷派兵、最害怕东学党的,就是闵氏一族。
东学党倡导打破现有体制。在朝鲜,维护现有体制的,只有闵氏一族。动摇闵氏一族权势的是东学党,而这个东学党,又有与闵氏一族的死敌大院君相勾结的征兆,若不尽早把东学党镇压下去,事情就会更加糟糕。因此他们不惜引来清兵,也必须把东学党击溃。代表闵氏一族的意向,向清政府求援的,是经理厅大将闵泳骏。现在要把一切罪过都扣到他的头上。
朝鲜政府恳求袁世凯:“希望未到达的清军,在中途返回去。”
朝鲜政府认为,因为清军开赴朝鲜,所以日本也派来军队,倘能让清军撤回,日本也一定会撤兵。
“少开玩笑!”袁世凯大喝一声。
出兵是根据朝鲜的请求,并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事。整顿装备,备齐辎重,做了所有的准备,又搭乘军舰、轮船,随便在半路上停下来,怎么可能呢!
“可是,日军也来了,如果两军驻在同一地点,很难预料将发生什么事情。”朝鲜政府倾诉了苦衷。
“可也是……”袁世凯沉思起来。现在让日军进入汉城是很不妥当的。“总之,先让日军暂时留在仁川,说服他们停止进入汉城……嗯,至少也要延缓。”
“正想如此。”
“大鸟圭介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袁世凯想起大鸟一直主张日清同盟,认为有可能说服他。不过,也有些不安,到了这时候他才发觉上了日本使馆人员的当,是他们一再鼓动中国出兵的。袁世凯原以为,日本即使出兵,也不过是为了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小部队。可是,当中国通知出兵时,它仿佛早就预备好了,几乎同时就通告日本即刻出兵,给人的印象是人数一定少不了。
接到日本的出兵通知后,袁世凯让朝鲜政府赶紧向日本交涉,阻止它出兵。朝鲜政府一再说“我国政府并未请求贵国出兵”,杉村代理公使却完全不予理睬,说什么“你先读一读中日《天津条约》,特别是第三条”。
阻止日本出兵是办不到了,这和让中国在中途停止一样,根本办不到。
袁世凯这时只盼望牙山登陆的清军先一步进入汉城。
“好大的雨呀!”袁世凯在汉城的公署衙门里,隔窗望着暴雨,说道,“明天应当去仁川!”
按照清军的惯例,登陆、调动等军队活动,遇雨就停止。袁世凯以为日本军队也会因雨而停在仁川不动,所以明天去也来得及。他悠然自得地等在汉城,哪里料到日军却喜欢在雨中行军,而且在争分夺秒,要抢在清军前面到达汉城。这是日本出兵的目的,怎么会因雨而停留不动呢?
次日(6月10日),日军进入汉城,在日本公使馆的小山丘上构筑阵地。
“噢,想不到这里是这么宁静!”
城里与平时一样安定,大鸟公使可有点儿扫兴了。杉村代理公使在旁边苦笑。借口朝鲜有动乱才出兵的,如果过于平稳,就太让人尴尬了。
“特别是最近几天,人心突然平静下来。”杉村报告说。
全州失陷已经十天了。虽然朝鲜政府控制着消息,但风声早已传开。同时,政府军同东学党在全州进行和解谈判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汉城市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以为这下子可算太平了。然而,正在这时,日本军队却吹着军号开进了汉城。
杉村继续报告:“人心安定也是由于粮食价格下降。”
政府和东学党谈判的内容从各种渠道飞向汉城和其他城市,其中有这样一项: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垄断商人,没收粮食。
那个时代,货币经济还不发达,米袋数是经济流通单位。到处都有人囤积谷物。一听说囤积者要受惩罚,他们自然想赶快把粮食卖掉。这样一来,米价便下降了。
主食价格下降,意味着民生之安定。
“这件事变得不寻常了!”大鸟圭介手拍前额,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