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尸骨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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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给日本外交部的电报中有“会审衙门”一语，“衙门”就是官府之意，问题在于“会审”二字，需要略加解释。

《江宁条约》（《南京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是众所周知的。关于租界地或租界中的裁判，如当事者为外国人，中国则无权过问。裁判本应依据国法，放弃裁判权，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主权的重要部分。

但是，外国侨民雇用中国佣人，而且数目不断增加，于是问题便复杂起来。太平天国战争时，租界里不时流入大量难民，因此，关于裁判问题，不得不重新考虑。

侵犯中国主权的领事裁判，是以“生活习惯、感情不同”为理由签订的。可是，在租界里，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发生诉讼时，这理由就不适用了。

再有，侨居的外国人中，法律人员很少，也管不了那么多。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向清政府提出：租界内中国人之间的诉讼及以外国人为原告、以中国人为被告的诉讼事件，应另设法庭审判。

况且清政府还有笞刑、首枷、手枷等刑罚，比起外国来，有严惩主义的色彩。所以，以外国人为原告、以中国人为被告的审判，适用中国法，对于外国人是便宜事。

这个法庭不处理以中国人为原告、以外国人为被告的案件。

1864年5月1日设立了法庭，当时还算是试例，五年后的1869年制定《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洋泾浜，是上海人对租界的称呼。章程共有十条，由美、英、德三国签署。

中国人之间诉讼时，由中国政府官员单独审判，租界领事官员不参加，但案件与外国人有牵连时，中国政府官员必须与领事馆官员会审。会审就是会同审问。

当时，法国不愿被这十条所约束，拒绝在章程上签字，而在自己的租界内设立了一个与之相类似的法庭。所以，上海有两个会审衙门。

会审衙门在形式上是中国设立的，中国方面的委员叫“承审员”，由上海道台任命，经费也由道台负担。

清朝的行政单位，按其大小依次为：省、道、府、州、县。上海属江苏省，是仅次于省的行政单位。省的长官为巡抚，亦称抚台。道的长官为道员，通常称为道台。如前所述，袁世凯派驻朝鲜时，即以道员升用。此外，府、州、县的长官分别是知府、知州和知县。

洪钟宇在公共租界杀死了金玉均，从法律上应如何处理，却是个问题。

上述章程的第四条规定：“发生杀人案件时，由上海县验尸。”

上海县属于上海道管辖。上海道范围很广，直接管辖上海街区的是上海县。

根据这一条文，金玉均的验尸应由上海县办理，但第七条又规定：“有领事的外国人犯罪，依据条约应由领事予以处罚；没有领事的外国人犯罪，应由委员会审问处罚之。”

朝鲜在上海没有领事，是否应由外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审判呢？清政府的原则是，朝鲜不是外国，不论犯人洪钟宇，还是被害人金玉均，都不是外国人，这样解释，就应该由中国方面单独审判。对此，会审衙门的外国委员也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案件背景很麻烦，不愿参与。

有过多少次沉痛教训的清政府，对租界内的问题极其敏感。关于法律的解释，是经过充分研究，并且向会审衙门的外国委员摸准了底之后，才敢开口的。

对于会审衙门的章程和法律的解释提出抗议的，是东京的大井宪太郎等人。他们向日本外交部提出：“金玉均既然在日本法权保护之下，那么，他的遗体送还日本才是国际上的礼节。”

国际法方面并不存在这样的礼节，如果有，那只能是日本的国民感情。这种国民感情，虽然不能说是有意制造出来的，但至少也不是原样，而是根据政治上、外交上的意图放大的。

2

金玉均的保镖和田延次郎是小笠原人。

革命家一般都是些很乐观的人，不过，小笠原这种地方什么都没有，多么爽朗的乐天派也要寂寞苦恼，必须自己寻找乐趣。金玉均在小笠原时，时常买些粗劣的点心，分给孩子们，每天同他们一起玩耍，聊以自慰。和田延次郎当时是一个小学生。

金玉均非常喜欢吃西瓜，和田家有一块出名的味道最好的西瓜地。作为答谢，和田给金玉均抱来西瓜。两地相隔有两公里，金玉均着实感激。

“今后你不要叫我叔叔了，叫爸爸吧！”金玉均说道。

“叫爸爸可不行，你又不是我的爸爸！”和田噘起小嘴道。

“在朝鲜，和爸爸年龄相仿的大人，都要叫‘阿伯吉’。”

“‘阿伯吉’？是什么意思？”

“朝鲜语就是‘爸爸’的意思。”

“那我能叫。‘阿伯吉’，对吧？”

从那时起，和田延次郎就管金玉均叫“阿伯吉”。学校离和田家很远，在金玉均的住处附近。

“你就住在我这里上学吧！”

经金玉均劝说，和田住到这位“阿伯吉”家里。

他们两人之间情深义重。在上海的东和洋行里，和田搂着金玉均的尸体，大叫“阿伯吉，阿伯吉”，放声恸哭。他毕竟还年轻，虽敬慕金玉均，但此时应如何处置，却一无所知。

次日，上海道派来官员。当时，上海道台是聂缉椝，他一边向李鸿章发电请示，一边往现场派出官员。在未接到李鸿章的指示之前，他不能多管一点儿闲事。派来的官员进退两难，上级命令他不要乱管闲事，但他不是泥偶，不可能死板板地待着。

“由谁领尸呢？”官员问道。

“我。”和田延次郎答道。

“你在这张表格上签名盖章吧。”

官员拿出了表格。

东和洋行的老板给当翻译。官员指了指签名盖章的地方，和田就用毛笔签了名，表格上写的是什么，因为全是汉文，不十分明白。店主什么也没说，所以和田认为这不是什么奇怪的文书。

金玉均的死，使他受了很大的打击，脑袋里空荡荡的。以后回忆，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情景。

“可以盛殓起来吗？”和田好不容易才想起来一件事，向官员问道。

“啊啊，可以！”官员轻易地答应了，不必翻译，和田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因为说“可以”的同时，他还深深地点了点头。

和田很高兴找到个活动身体的事情。否则，总那么待下去，悲伤会把他拽进深渊里。他马上去找东和洋行的老板，问他：“到哪里去买棺材？”

“我们替你张罗吧！不过，价钱高低不一，你希望买个什么样的？”

“不，我也一同去，到那里亲自挑选。”

和田想，等别人给买回来，不如自己去，心里会舒服些。

他被领进一个涂着红色油漆、摆了很多棺材的铺子里。价钱最低的是三元钱，高的似乎没有止境。高价的棺材上面涂了几层油漆。甚至有的每年涂五次油漆，起码要十年才完工，价钱自然就非常贵。和田一边听着老板解释中国棺材，一边选了一口十元的。反正要埋到土里去，花上几百元也太可惜了，但作为给金玉均的棺材，太便宜了也过意不去。

东和洋行老板格外细心，回来时又到一家店铺订购了石灰，让人给送到旅馆来。把石灰塞进棺材里，防腐、防潮，这是当地的传统做法。

和田拼命地塞石灰，他害怕这活儿会干完。但是，毕竟很快就干完了，幸亏老板又为他想到下一步该做的事情。

“你应该到轮船公司去一趟。往日本运棺材……这不是一般的货物，要啰唆的，应当去交涉一下。”

“好，我这就去轮船公司。”

轮船公司离旅馆不太远，就是为了让旅馆账房同它联系。和田才离开房间一会儿，结果金玉均就被刺杀了。所以，轮船公司在他心中是个惹事倒霉的地方。

“最好能装到‘西京号’船上。”老板说道。

金玉均一行是乘“西京号”来上海的，现在再用该船运回遗体，和田也会有所依靠，因为他同“西京号”的人都混熟了。

“那我就去求松本先生。”

松本是“西京号”的事务长，同金玉均意气相投，曾约定为他们逛上海带路。他对事情的始末知道得最为详细。

松本同公司职员商量，得到允许，让把棺材运到指定的码头仓库里。

葛生东介所著《金玉均》一书中附有和田延次郎的谈话：

明早就要开船，晚上我们正准备要装运的东西，日本领事馆来了一个人，说金先生的尸体暂时不要运回日本。为什么？我反问他。他只说这是领事让他转达的，不知为何。于是，我去面见大越领事，问他是为什么？但依然不得要领。他只说不要运走，我说那办不到，断然拒绝了……

和田在现场，亲自办理遗体托运，这些话是完全可信的。

阻止和田往日本运回金氏遗体的，不是别人，正是上海的日本领事馆。

对轮船公司，日本领事馆也施加压力，不许它装运金玉均遗体。当时，轮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理是英国人格拉汉。

棺材已经运进码头仓库里。公共租界的警察来了，命令说：“把金玉均的遗体和一切货物交出来！”

“不能交给你们，马上就要开船，此刻能交给你们吗？”

年轻的和田靠翻译传话，拼命抵抗。作为警卫人员，同金玉均一同到此，却没能防备暗杀，和田感到自己责任太大了。如果连金玉均的遗体也弄不回日本，那他就更无颜去见金玉均的朋友犬养、头山、大井、福泽等人。

“这是工部局警察的命令！”头戴盔帽的英国警官说。

和田不懂英语，但他从语气上觉出了警察的意思。他不等翻译慢条斯理地说完，便气势汹汹地说：“我是同金玉均先生一起来上海的，想把先生的遗体带回日本，这有什么不合情理？”

“只有你这么认为罢了。”警官对和田的态度很反感。

“岂有此理！”和田毫不示弱地顶回来一句，“这是常识，至少在我们日本是如此！”

“这事是你们的日本领事馆提出来的！”

“啊？”

和田想起那个来东和洋行的日本领事馆工作人员，心里产生了不安。

“连日本的总领事都这么说，我们当然没有意见。把遗体留下，对于结案也有帮助。”英国警官说道。

和田延次郎太执拗，所以对方似乎故意拿他取笑。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内幕是不应该随口乱说的。和田气势汹汹，英国警官便想挑拨他一下。怒不可遏的和田果真上了当。

“那好，我马上去找领事馆！”

和田奔向领事馆。然而，这地方谁把他放在眼里呢？

“横死者，同一般死亡不一样。”领事馆工作人员只说了这么一句。为什么不一样？一般死亡又是什么样？和田嘴角冒着白沫，不断地质问，但对方根本不当一回事。

“你想想就会明白。”

“想也想不通！”

“那我也没有办法喽！”

和田怒火中烧：就是抱，也要把“阿伯吉”的遗体抱回日本去。

他又奔回码头仓库。

盛殓金玉均遗体的棺材不见了，他粗暴地向轮船公司人员打听。

“让工部局的警察给运走了。”

“你们为什么交给他们？”

“和田先生，公共租界有公共租界的章法，警察来了，出示证件，那是不能违背的。不交给他们行吗？”

“不过……”和田哑口无言。

他觉得四肢无力，真想就地坐下来，但他仍然用两条腿硬撑住身体。

和田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年轻的我热血完全沸腾了。我大发雷霆，悔恨得大哭起来。与其说我怨恨租界警察不通情理，毋宁说我深恨日本领事的不可理解的态度。

3

上海知县黄承暄、上海道台聂缉椝，静等着李鸿章的指示。

“朝鲜总算解决了一个难题。”李鸿章看了来自上海的电文后说道。

李鸿章发给聂缉椝的电稿至今尚存，内容是：

金系在韩谋叛首犯，来华正难处置，今被韩人在租界刺杀，罪有应得，可置勿论。外人如有饶舌，宜直告之。

朝鲜正式用“韩”这一国号，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但作为通称，这时已经使用。特别在电文上，两字不如一字简练。

次日，李鸿章又给上海打来电报。

这封电报说，朝鲜官员中与金玉均私通书信者大有人在，一旦被发觉，很多人将被捕入狱，所以，检查金玉均所有行装物品，烧掉一切信函。

在政局不安定的国家，要保持自己的地位乃至生命，是极其困难的。万一金玉均凭借日本的力量，推翻了闵氏政权，那时候政府要人就将无一幸免于难，岂止解职而已。“甲申政变”时，金玉均果断地杀死了那么多政府要人，下一次必将更加大刀阔斧。为了将来免遭灾难，事先给金玉均寄上密函——“目前身居要职，实属不得已。其实，关于我国之将来，我与足下有一样看法。足下大志之实现，为时不远，望多隐忍自重。”的确是保身之法。

对于金玉均来说，寄来密函者均为秘密同志，他当然不会公开那些密函。金玉均不是不明白高官们的两面派手法，但将来在本国起事时，这些同他有密函来往的人起码不能拼命地妨碍，不完全是同志，但也不是顽强的敌人，金玉均当然就不会太亏待他们。

朝鲜现政权的要员偷偷给金玉均写密信，作为万一之时的护身符的，不在少数。可是，密信不被公开，是以金玉均健在为前提，如今他在上海被暗杀，情况可就不同了。如果他的遗体和所有遗物被送回朝鲜，从中露出现职高官的密信，后果将怎样呢？肯定要像李鸿章的电报所估计的那样，发生一次“大狱”。

朝鲜政府来电，向清政府要求引渡金玉均的遗体和一切物品。与此同时，袁世凯把可能发生大狱的内幕悄悄地报告了李鸿章。

朝鲜国王之父大院君当然是反闵妃派，很可能与金玉均有联系，假如大院君再次卷入政治混乱之中，事情可就麻烦了。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密报以后，马上命令上海道台把金玉均的所有函件烧毁。

依据朝鲜政府的要求，金玉均遗体被送回朝鲜，而所有信函都给烧掉了。从当时的电稿和其他资料来看，是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的。

值得注意的是和田延次郎在谈话中提到的日本总领事馆的动向。他气愤地说这是“不可理解的态度”。日本总领事馆曾向轮船公司施加最大压力，禁止把棺材运回日本。和田本人也受到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劝阻，当他质问时，领事馆人员并没说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

至少在金玉均被暗杀一案的处置上，许多人推测，李鸿章同日本的井上馨可能有某种默契，彼此心照不宣。这是有一定根据的。不过，双方的观点和想法并不一致。

李鸿章是为了强调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为了向朝鲜政府施加影响，要用事实显示一下力量。如果金玉均的遗体被送往日本，人们就会说：“你瞧，清政府总说朝鲜是它的属国，可属国的叛逆在中国的土地上被暗杀了，反倒把遗体引渡给日本，太软弱无能了。”那样的话，中国的威望免不了要降低。所以，无论如何要满足朝鲜的请求，把遗体送回朝鲜。

而日本方面，井上馨也许比李鸿章棋高一着。他从各种情报得知，日本的军备确实超过中国了。由于修建万寿山，中国海军的预算大部分被挪用，近十年来停滞不前。与之相反，日本在这十年中增强了军备。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设想：日本脱离亚洲，成为列强之一，同列强肩并肩地在亚洲扩张利权。这种想法，已浸透到日本的各个领域。

在“甲申政变”中，我们不得不含泪而退，而今，一定要讨还这笔债！——对外强硬的论调高涨起来，准备进行一次以中国为对象的战争。日本所等待的，只是战争的“时机”。更具体地说，对华战争就是同中国争夺在朝鲜的霸权，把朝鲜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日本已经实行了国民皆兵制，从一切阶层中征兵。眼下需要的是鼓舞士气。把金玉均的遗体郑重地弄回日本，对于煽起敌忾之心很不适宜。

金玉均是日本的负担，一直遭到冷遇，日本巴不得他死去，只是在日本被杀，外交上不好交代。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以亲清为国策的朝鲜现政府的叛逆，是该杀之人。尽管日本政府对他冷淡，但在民间却颇受欢迎，人们把他当亲日派对待。中国唯恐金玉均有朝一日组织起亲日内阁，因而也盼望他死掉。

不论铲除金玉均，抑或处理遗体，中、日两国都是同床异梦。年轻的和田延次郎当然不可能明白这“同床”的奥妙。

4

因为不是对等关系，所以朝鲜在中国不设置正式的公使。而中国在朝鲜的事务，统由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朝鲜往天津派出准公使的官员，莫名其妙地称之为“督理”。

督理徐相乔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奔赴上海。

朝鲜同上海之间有贸易关系，朝鲜政府派驻上海的官员叫“察理”，也是前所未闻的名称。正式官名是“驻上海察理通商事务官”，当时任职的是赵汉根。督理徐相乔和察理赵汉根两人负责援救洪钟宇和送还金玉均遗体。

杀人凶犯洪钟宇可不问罪，这是李鸿章已经电告上海道台的。工部局抱着不介入他国政治问题的态度，在日本政府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把洪钟宇交给了上海县。

洪钟宇案件结束了。

为运送金玉均遗体，督理和察理请求中国方面安排船只。上海不是李鸿章的势力范围，那里归两江总督刘宁一管辖，李鸿章已经跟他打过了招呼。

刘宁一派遣军舰“威靖号”，将洪钟宇和金玉均遗体运往仁川。抵达日期是4月12日。

在汉城的袁世凯让在仁川的刘永庆用“汉阳号”去接“威靖号”，准备在杨花镇移交，而“威靖号”船体过大，不能停靠，必须把尸体转装到“汉阳号”上。

这期间，日本国内的动向如何呢？

金玉均被暗杀的消息在东京传开以后，大井宪太郎、井上角五郎等人组织了一个“故金氏友人会”，派冈本柳之助和斋藤新一郎去上海交涉收尸。但那时候还没有飞机，等他们到达上海时，大势已定。

4月12日上午，小林胜民代表“友人会”走访日本外交部，提出三点要求：

一、政府应指示驻朝鲜的大鸟公使，由我国收领金玉均遗体。

二、命令大鸟公使要求朝鲜政府把洪钟宇引渡给日本。

三、上海大越总领事的处置明显失当，应予惩处。

对此，林董外务次官答复如下：关于第一项，前天在内阁会议上已做出不向朝鲜政府交涉的决定，没有考虑的余地了。第二项属于司法部职权。现在，派遣洪钟宇前去的李逸植还在预审中，所以无可奉告。至于第三项，大越总领事的措施不论从国际惯例来看，还是对照公共租界的章程，都没有任何可以责难之处。

林次官的语气很果断，“友人会”代表小林胜民垂头丧气地走出了外交部大门。

小林胜民走访日本外交部是4月12日，正是运载金玉均遗体的“威靖号”到达仁川之日。“威靖号”开出的消息已经见报，所以交涉的对象是朝鲜政府。

4月13日《时事新报》以《清人何其敏，日人何其迟》为题报道：

金玉均刺杀事件在上海发生后，朝鲜官员获得李鸿章同意，当即飞奔上海，清舰也不似寻常，行动迅速。朝鲜官员立即收领行凶者和遗骸，清舰予以运送至仁川，其前后行动之迅速机敏，实在令人惊叹。与之相反，自金玉均遭难之日起，至和田失去遗骸、离开上海之日止，日本人行动迟钝如病人，也实在令人惊叹。

金玉均被刺是3月28日，“威靖号”从上海开出是4月7日，即事件发生后的第十天，谈不上特别快。尽管装上石灰，采取了各种防腐办法，从物理的角度来说，放置在湖南会馆的遗体也需要尽早送还。

如前所述，几乎在上海发生刺杀金玉均案件的同时，暗杀东京朴泳孝的计划失败了。日本政府搜查朝鲜公使馆，但公使俞箕焕带着公章回国了。外交官的撤回，可以认为是断交的第一步。

“这件事看样子有点儿棘手！”李鸿章自言自语。他给东京的中国公使汪凤藻写了一封信：

金（玉均）本韩之逆党，寄籍于倭（日本），久为韩人切齿，无可如何，来游中国，本难位置，恰有此事，借可了结。前得袁道（袁世凯的身份为道台）来电谓，韩廷闻信，惊喜若狂。现已将凶手解回本国，自非倭人所得干预。不意复有朴泳孝在倭被刺未成一案。倭捕谬索于韩馆，致俞箕焕带印竟回，类于撤使。韩又令人代办使事，虽未至骤起兵端，亦颇费调处矣。

这并不是一般的麻烦事，不至于立刻发生兵端的推测完全错了。金玉均被刺四个月后，中日甲午战争终于爆发。

其实，李鸿章也预见到这场战争早晚要发生。

海军是使他烦恼的根源，金玉均被刺两日后，他奏请安装新式舰炮，以分期付款的办法购入。上头的批示是“知照有司议之”，结果迟迟未能实行。

4月14日，袁世凯把金玉均遗体和洪钟宇正式引渡给朝鲜政府。领议政沈舜泽同一天复函袁世凯，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