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东学党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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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均的遗骸被斩断头颅和四肢，暴尸杨花镇。

杨花镇位于汉城南大门外八公里处，是汉江边上的小镇。根据与日本订立的条约，此地一度是开放市场，后来市场改到龙山，但这里作为水上运输的中心地，商店鳞次栉比，仍不失为繁华之地。

在杨花镇郊外的牢狱门前，竖起一面旗子，上写“大逆不道玉均”。旁边支了个三角形架子，把金玉均的人头用绳子吊起来。躯体丢在一旁，后背和大腿都被横砍几刀。悬挂人头处还有一块木牌，上面用墨写着“谋反大逆不道罪人玉均当日杨花镇头不待时凌迟处斩”。

这与其说是凌迟，不如说是“戮尸”。戮尸见于《史记》，是秦始皇对谋反军士所施加的刑罚。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规定，凡谋杀祖父母或父母者，均处此刑。清继前朝之法，扩大适用于强盗。凌迟、枭首、戮尸等残忍刑罚，在中国，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刑部大臣沈家本等人奏请废除的。所以，当时朝鲜对金玉均尸体施加此种刑罚，还是依据清刑法的明文规定。

日本公使大鸟圭介曾劝告朝鲜政府不要对金玉均尸体施刑。驻上海的各国领事也分别请求本国公使，通过清政府总理衙门，对朝鲜提出这种劝告，但朝鲜政府置之不理，并强调说：“我国有庄严的国法，必须遵照执行。”

不过，过分野蛮，外国会说长论短。所以枭首五日之后便把金玉均的尸体收走了。暴尸期间，虽有看管者在旁，但不制止人们对尸体施加侮辱。棺材被翻倒，棺盖上写上了“大逆不道玉均”六个大字。

因监视不严，示众的人头竟丢失了。据说是被一个叫甲斐的日本人给盗走了，其实，他盗去的不是头颅，而是剃下的遗发。

金玉均被暗杀，紧接着被戮尸，使日本舆论沸腾了。这一点，不出井上馨所料。

4月21日在神田锦町锦辉馆举行了“金玉均事件演讲会”。4月23日在芝红叶馆，政界权贵百余人召开了“对外强硬派联谊会”，近卫公爵、犬养、鸠山、大井等人都出席了。

金玉均追悼会在浅草本愿寺举行，据说其隆重为前所未有。

“假如日本伸出温暖之手，根本不至于发生这种事……”金玉均的亲友们都咬牙切齿地说。看这葬礼，似乎日本举国优待他，然而，他却是由于日本冷淡，大失所望，才投奔清廷的。死后的盛大追悼会，绝不会是金玉均的本来愿望。

金玉均之墓在日本建了两处，一处在青山的外国人墓地，一处在本乡驹込的真净寺。盗来的遗发埋在真净寺。

刺客洪钟宇归国，受到凯旋将军般的欢迎。后来他成为“皇国协会”的领导人，这是保守的右翼暴力团体，为摧毁进步的政治集团“独立协会”大显过身手。他之所以能当上这种团体的领袖，是因为他有刺杀金玉均的经历。政治暗杀终于成为洪钟宇的政治资本。

刺客这类人，从根本上说，不论成功与失败，都不应当活着回来。生还的刺客本来就很滑稽，何况又靠着暗杀的业绩来混饭吃，没有比这更可怜、更可笑的了。这种人若不自己把自己捧为天神，恐怕是一天也活不下去。自视为天神的人物极容易铤而走险。洪钟宇作为极右派头领，在血腥的战场上竟能不死，可说是喜剧刺客中的典型了。

“甲申政变”时被金玉均杀死的六大臣——闵台镐、闵泳穆、韩圭稷、李祖渊、尹泰骏、赵宁夏的遗族，对这个为他们复了仇的洪钟宇，真是感激涕零。他们争先恐后地请他去做客，但是，他拒绝了，说：“你们的盛情，我由衷地感激。不过，表面上看来我是为你们报了仇，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个结果。我并不是去为你们报仇的，而是要把甲申的叛逆、国家的公敌杀掉，不仅如此，只要金玉均活着，就无法维持三国（中、日、朝）的和平，东洋的局势就要被扰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才铲除了他。我不能接受你们的款待。”

然而，不管怎么谢绝，“有怨六家”的遗族就是不答应。洪钟宇万般无奈，到底吃了六家的饭。

洪钟宇在朝鲜成为显赫人物的消息传开之后，日本人很不愉快。后来又有戮尸之举，更使得日本舆论大哗。

2

外国评论认为，暗杀金玉均是“未开化民族的残忍性”，但其实，所谓“文明国”也不无暗自庆幸政敌的噩运和暗杀的，只是不把真情摊在明面上罢了。这次的事情，朝鲜宫廷是有些高兴得过火，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们是诚实的。

眼下的朝鲜局势却不容许政府权要过于兴高采烈，因为东学党起义正在全国各地爆发。

“也许是一种慢性病的定期发作吧？”

“不，它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轻视！”

“主要看它的组织是否强大，这是今后的关键。”

“要看领袖人物如何。”

在东京也有上述的所谓“理发店政论”。由于公布宪法和成立议会的刺激，当时的日本进入了“政治季节”。议论国事成为一种时髦。对外强硬论的高涨，正是以这种事态为背景的。

朝鲜和中国的事情被当作与日本有关的事情而谈论着。下面再举一些典型的“理发店政论”：

“朝鲜若是被东学党闹得一团糟，对日本有好处还是没好处？”

“邻国闹乱子，我们这里怎么能好？肯定受影响！”

“不，邻国的动乱正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向外扩张的好机会。”

“清政府虽然顽迷，但仍然坚持对朝鲜的宗主权，目前那个袁世凯不正在汉城摆架子吗？那家伙准是给朝鲜灌输了一些对清政府有利的迷魂汤。”

“如果朝鲜政府的力量对付不了东学党，袁世凯一定会要求清政府出兵。”

“清政府出兵，就会危及我国在朝鲜的权益，那可不行，必须坚决阻止！”

“不，不对。清政府出兵，不正合我们的心意吗？你知道吗，根据中日《天津条约》，哪国向朝鲜出兵，必须通告另一国。要是清政府出兵，我国也就有了出兵的借口。”

“是吗……我的血都沸腾了！”

“这是最好的时机！”

“朝鲜一定要大乱！”

由于明治维新，日本这时正处于青春期。而且，世界也正当帝国主义向上发展的时代。福泽谕吉提倡的脱离亚洲，跻身列强，向亚洲扩张，才是日本应走之路，这在日本几乎是一种常识了。日本扩张的方向，当然在朝鲜半岛。

右翼认为，不管东学党是什么样的集团，只要朝鲜发生动乱，就会给日本带来机会。他们还认为，东学党应当有所作为，否则，日本就得不到机会。若被政府军轻易地镇压下去，那就太扫兴了，所以，他们想钻进东学党内部，帮它领导一下。

虽然有过接触，但没有一个人能钻进东学党内部。日本人想操纵东学党的计划彻底失败了。其实，研究一下东学党的本质，就会明白这是理所当然的。

“斥倭洋倡义”，这是东学党发动时的口号。“倭”当然是指日本，“洋”是指西洋。从前后顺序来看，倭是重点。这是一个强烈的反日集团，日本右翼想钻进内部去领导，真是滑稽之至。

“东学”这一名称就是对抗西学的。所谓西学，当时并非泛指西洋之学问，主要是指基督教。从命名上看，它具有排外的倾向。

东学的始祖崔济愚，信徒都称他水云先生，1824年生于庆州。据说，他诞生前三日，出生地背后有“九万里长天山”之名的九龟山鸣动。他自1860年起倡导东学，把儒教、佛教、道教以及基督教糅进朝鲜古来的黄教之中，构成新教的教义。

“人乃天”是东学的根本思想。它提倡行天道。在此之前，所谓天道，是在人之上另设了一个无上的唯一的神，人在它的下边。而东学的天道，不是在人之上，也不是在人之外，而是从“人乃天”的思想中产生出来的。有形者谓之人，无形者谓之天。天主不在别处，就在自己心中，叫作“侍天主”。崔济愚的教义用汉文整理为《东经大全》，里面有“侍天主造化定”之类，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天主教。

1864年，东学遭镇压，崔济愚被处死，罪名是邪教惑众。其实，这一时期朝鲜政府镇压的最大目标是天主教。西方列强侵略亚洲，中国的太平天国造反等，都使朝鲜政府对天主教心怀恐惧。

东学教义中有“侍天主”之语，使那些无知的官员以为它也是天主教的一派。当然，即使他们知道与天主教不同，东学也不会避免噩运。患上恐惧症的朝鲜政府，除了正统的儒教和佛教以外，对一切宗教和类似团体都准备予以粉碎。

始祖崔济愚被处死后，二世教主崔时亨印发他的遗文，试图把教义系统化。从此，不顾禁止、迫害，东学势力发展起来。崔时亨致力于“教祖申冤”的集会——为教祖崔济愚鸣冤叫屈的抗议集会。丧失了信心、患上恐惧症的朝鲜政府，不问什么性质，只要一听说是“集会”，就神经紧张，惶恐不安。

东学教义中“辅国安民”思想也占有重要位置。既然提出辅助政府、安抚民众，那它就不是遁世的。可以看出，东学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见解。它具有激烈的性质，对现实世界寄予深切关心，不容许违法。

然而，当时朝鲜的现实环境却充满了违法现象。根据庶民的感受，官府已经到了一塌糊涂的程度。注重现实、注意政治的东学，对此绝对不能闭上眼睛不管。

而且，官府的违法活动似乎又偏偏集中在东学信徒身上。

崔济愚被处死后，东学当然也遭查禁，然而，它的势力反倒大大发展，信徒猛增，这一事实是人所共知的。

官府——这里指凭借官府的声威统治庶民的差役们——发现国法与现实之间有分歧。东学虽被禁止，却有信徒。信奉禁教，按理说是违犯国法的。差役们抓住这一点，抢夺东学信徒的金钱和粮谷。于是，违法官吏成为人民怨恨的对象，尤其受到东学信徒的憎恨。

为教祖申冤的东学集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谴责差役的枉法和官吏的贪污渎职。另外，东学本质上就具有排外精神，反对外国侵略的呼声也从集会中迸发出来。

为教祖申冤的口号，不久便改成“斥倭洋倡义”。所谓倡义，如“起义”一样，包含着行动。不仅在口头上提倡义，而且要为义去行动，但它与起义又有些微差别。

金玉均被暗杀、戮尸的消息传开后，一时间似乎把东学党叛乱掩盖起来。不过，在日本，对于东学党之乱，人们也只是说一句“又起来啦”。因为东学党散漫的骚乱时时传来，人们已经听惯了。

“是啊，又起来啦！这就像春草发芽一样，到了这个季节，东学党便蠢蠢欲动。”这种侮辱性观点出自日本的优越感，他们太小看朝鲜人民了。

这次的东学党兴起，已不是前几次那种局部的、散漫的骚乱。用不着日本右翼为之焦急，朝鲜人民对于压迫者从未失掉过自己站起来予以打击的力量。

朝鲜改革的核心力量实际上存在于东学党之中，然而，革新派的金玉均并没有充分注意它。这是因为金玉均是士大夫，与东学党所具有的庶民气质不相容。想使朝鲜复兴，金玉均与其去会晤李鸿章，倒不如去会晤一下东学党领导人。

3

百姓暴动，在朝鲜被称作“民乱”。

村民遇到差役蛮不讲理时，便一起涌向郡厅去告状。这时需要有呈状。上面第一个签名的人叫“状头”。这样的民乱，大都在郡里处理解决，几乎没有横向联系。因为是直接告状，提出来的都是些具体事项，一般只限于当地的问题。就是说，是地面上生出来的菜，触及不到根上。

这里用了“蛮不讲理”一词，按说并不严重。在当时的朝鲜，官吏搞些歪门邪道，以肥私囊，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完全没有贪污渎职行为的官吏，怕是难以找到。如果仅是一般的勒索，只当是应该如此，人们也就容忍不究了。至于说到蛮不讲理，那就是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朝鲜八道中，西南部的全罗道土地肥沃，素有谷仓之称。李朝政府任用官员，是门阀主义，所以，权贵出身的人就能当这里的长官。肥沃地方的长官比其他地方收入多得多。所谓收入，当然不是指从政府领来的薪金，而是从当地勒索的钱财。不论手腕多么高明，没有油水的地方是榨不出油水来的。因此，在全罗道，多次爆发民乱或接近爆发状态。

全罗道的长官——观察使，名叫李耕植。直接敲诈人民的，是比他再低些的下级官吏，比如道下面的郡守等。他们多是豪门出身，依仗权势，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即使发生民乱，只要同汉城宫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就不怕获罪丢官。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勒索，庶民阶层怎能受得了。虽然在全罗道接连不断地发生民乱，但都是孤立的，缺乏横向联系。1893年末，全罗道的古阜、全州、益山三郡，相继发生起义。

古阜郡的民乱，是集中了很多矛盾才发生的。

首先，再次征收“量余不足米”，激怒了农民。农民用收获的米谷支付租税。官员征税时，兵卒排列两旁，巧立“鼠缩”“干缩”等名目，比规定多收米谷。所谓“鼠缩”，是指征收后被老鼠损耗；所谓“干缩”，是指干燥后重量损耗。把这些损耗估算征收，每石要多征四至五斗，即使算上鼠害和干燥的损耗，也绝对不至于四五成之多，显然这是官吏们从中揩油勒索。运出时当地差役要克扣，运输中押运兵丁要揩油，入库时库吏也要抽头。他们用削尖了的竹筒插进米袋里，简便地捞取外快。这些小来小去的勒索还是下级差役们干的，至于上层官员，那就要干大一点儿的了。他们成袋成袋地拿走，因此，入到官库里的米谷大量缺数。尽管已经多征收了四五成，仍然要比规定的数量短缺，这就叫“量余不足米”。

古阜郡守赵秉甲向农民征收这批“量余不足米”，实在太不像话了。农民们已经缴纳了官吏们侵吞的米，这一回又要交纳官吏们侵吞过头的米，不论多么温顺的农民，对此也要怒不可遏。

其次，是水利税。古阜郡北部修建了一条灌溉水渠，全是征集民夫修建的。竣工之后，赵秉甲却决定向农民征收使用税。为修渠流过汗水的农民们忍无可忍了。

柴草税也激怒了农民们。官员说：不能收获粮食的荒地，总能收割一些作为燃料用的枯草，要课征柴草税。此外，还有一些蛮不讲理的事情。

为什么赵秉甲敢公然干出这样缺乏常识的事？因为他非常自信。像他这样豪门出身的人，确信绝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而失掉官职，什么样的民乱都不足惧。

农民们愤怒了，以全彰赫、金道三、郑一瑞三人为状头，向郡厅投了状子。郡守将三人逮捕下狱，并向全罗道衙门报告了情况。报告中说，不逞之徒煽动农民作乱。这时，道的观察使换为金文铉，他完全相信了郡守的报告。也许他相信的不是报告，而是郡守的门阀。后来，全彰赫受刑过重，死在狱中。

全州民乱的原因是“均税”。遇到旱灾，土地所有者缴纳不起国税而逃亡他乡，其土地被作为“均田”。土地所有者不在，这块土地便从征税簿中勾销，让农民重新开垦，征缴租税。均田是国有地，均田的佃户向国家交纳地租。

负责办理均田事务的均田使名叫金昌锡，他劝一般的土地所有者说：“顺便也把你的土地当成均田办了吧，那样对你有好处！”

土地所有者要依照土地面积多少交纳租税，倘若办了均田，只向国家交纳地租就完了。因为是新垦荒地，地租也不会太多，所以这么办是有利的。受骗的是一些自耕农，他们把土地办了均田，确实省掉了土地税，但是，征收的地租却多得多。这真是岂有此理！

人们成群结伴地直接上诉，可是，这也被视为民乱，申诉全被驳回。

益山民乱的原因是“吏逋”。吏逋，是指官吏侵吞租税。历代小吏为了贪污勒索，在账簿上把实际已经征收的租写成“未收”。这样积累了多年之后，益山郡“未收”租税竟达三千七百七十二石之多。

“速将账上所欠未收租米征来交库！”益山郡守金泽洙发布命令。

“未收”是账簿上的事，全郡到处都一样，郡守岂能不知。他命令火速缴纳，又是何居心？

这件事，大大超出了一般的官吏违法。若是一般的贪污违法，倒也能容忍，这却是“异常的违法”，岂能就此罢休。

益山郡居民推举吴知泳为状头，告到郡厅，要求取消吏逋再征的命令。郡守金泽洙拒绝了。愤怒的民众声言要袭击郡厅，吴知泳劝告他们说：“向道衙门投递状子吧。在郡厅逼迫郡守撤回命令是办不到的，我们在道衙门里争个胜负吧。道衙门也不行的话，我同各位一起造反。”

于是，选出几百名青年前往全罗道。

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起初使用了高压手段，后来从吴知泳口中渐渐了解了吏逋再征是超出常情的违法勾当，于是，他下令撤回征收吏逋的命令，并免除了益山郡守金泽洙的官职。从表面看来，好像益山郡的老百姓胜诉了，可是后来又出现反复，状头被逮捕，受了酷刑。

吴知泳能言善辩，但怎么也说服不了观察使，到底没能取得最后胜利。总像以前那样翻来覆去，到任何时候都一样，温顺的老百姓似乎到了咬牙下决心的时候了。

“造反，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这并不是过激派的煽动，而是人们从自身体验中得出的结论。官府逼得人民没法儿生存下去了。人们想豁出去了，反正死了也搭不上什么。

上述几起民乱，绝不是东学信徒直接引起的，只不过告状时选出来的状头大多是东学的信徒而已。他们去告状，并不是以东学党人的身份去的，而是民众的代表。

当状头，随时都会被抓起来，受杖刑，投进牢狱，是任何人都不愿承当的角色。而且，一般人也承当不了，必须是有胆有识、素孚众望的人。在这种标准之下推选出来的人多数是东学信徒，并非偶然。如前所述，东学的信徒受到的折磨比一般人多，然而他们并不因此而抛弃东学的教导，可见，都是些信念坚定的人。为了别人，甘冒风险，这不但需要有义气，同时也需要有强烈的信仰观念。

东学信徒不仅信仰坚定，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他们被人们推举出来，就绝对负责地干下去。不久，他们把民乱从横的方向联结起来，予以领导。于是，不知不觉，普通的民乱被称为“东学党之乱”了。

民乱之所以往往以郡为单位，十分散漫，是因为愤怨的具体问题各地不一样。上面举出的古阜、全州、益山三郡，尽管各有不同原因、不同现象，但根源是相同的，只是一直没有人深挖罢了。东学党人以其诚挚的禀性，终于把共同根源找到了。

此外，东学自始祖崔济愚以来就有组织。为教祖申冤，实质上已经是一种组织活动，若领导一次大规模民乱，除了以东学党为中心，没有胜任者。

“我们不干谁干！”

“朝鲜的命运落到我们肩上了！”

“对于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势力的渗透，再也不能视而不见。”

“起来！已故教祖也在命令我们站起来！”

东学党的人在互相议论。他们接受了“辅国安民”的教导，具有较高的政治意识。不仅口头上谈论，而且也注重实践。

“首先向全国发出檄文，然后，明确地通告全国人民，这不只是口头上的空话，是要举兵占领要地的。”他们稳步地按计划进行了。

4

檄文是在甲午年正月初三（阳历1894年2月8日）发表的，以《倡义文》为题，全文如下：

窃唯世间，人之所以为贵，因有人伦故也。而君臣、父子之关系乃人伦中之最重要者。为君抚恤下民，为臣尽忠，为父以慈，为子尽孝，则可国泰民安。如今圣上仁慈宽厚，公正贤明。若得贤良正直之臣，辅其左右，尧舜之世、汉代文景之治可望也。然，今日之为人臣者，不知报恩，徒盗禄位，反而遮掩圣明，诬陷忠义谏阻之士，妖言惑众，呼正直之士为匪徒。京中辅国之才甚少，而地方虐民之吏颇多。民心日蹙，岂唯失去赖以谋生之职业与资产，甚至无以保障自身。虐政日甚，怨声载道，君臣、父子、上下之分，已不复存。朝中上自公卿，下至方伯、守令等人，毫不顾及国家安危，只顾热衷肥己之私。官吏诠衡之门，庶几成为营利之所，科举之考场有如市场。庞大贿赂，不入国库，而充个人私腹。国家积年债务，不图清算，只顾骄奢淫逸，不顾尊卑廉耻。朝鲜八道，任其宰割，万民涂炭，苟延残喘。守宰虐民，贪图暴利，百姓岂能不穷？百姓为国家之本，根本衰微，国家必亡。不思治国安民之策，唯一己利害是图，耗尽国家积蓄，何正之有？我等虽在野草民，居王土之上，着君主之衣，岂忍坐视国家灭亡乎？望朝鲜八域，同心协力，亿兆众议，高举义旗，辅国安民，誓同死生。莫惊今日之光景，同往升平之圣世。

湖南倡义所 全琫准

孙和中

金开南 等

甲午正月×日

真是一篇好文章，比“甲申政变”时金玉均等人发表的所有文章都好，一定能激动全朝鲜有良知的人们的心。

檄文发出之夜，在泰仁县舟山里崔景善家里，集合了三百多名东学信徒。他们要攻占古阜，这是与发表檄文相配合的行动要求。以前去古阜告状而死于杖刑之下的全彰赫，就是全琫准的父亲。

对于全琫准来说，这次举兵，不但要给亡父申冤雪恨，同时也要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拯救出来。此后，东学组织中全琫准始终是主战论者。二世教主崔时亨当然是慎重论者。

在古阜郡北部的马项市附近，已召集了数千人，火枪和长矛都藏在居民家里。像这样有计划的布置安排，只有东学这一宗教组织才能做到。否则，出现叛逆者就会走漏风声。

东学军包围并攻陷古阜城。官兵开城投降，但要抓的郡守赵秉甲逃走了。东学军杀了几名与郡守一同作恶的官吏，打开牢门，释放了所有囚犯。

“辅国安民”成为东学最响亮的口号，大将旗上大书这四个字。举事成功后，起义军马上又发出第二道檄文：

我等举义旗至此，断无他意，目的在救苍生出水火之中，置国家于磐石之上。对内，斩除暴虐官吏之首；对外，驱逐残暴强敌之群。苦痛呻吟于两班、富豪前之民众，忍受屈辱在方伯、守令下之小吏，同我等苦难与共，怨仇相同。务希不再犹豫，毅然奋起。倘失良机，后悔莫及。切切此布。

湖南倡义大将所

甲午正月×日，于白山

大军在白山大营进行整编，全琫准被推为大将。

对于东学党造反，正像金玉均不大关心一样，袁世凯似乎也过于轻视。袁世凯确信，操纵了朝鲜宫廷就等于控制了整个朝鲜。他认为不再有别的力量能够驱动朝鲜。

关于以前的为教祖申冤参礼集会（1892年12月），袁世凯曾向李鸿章拍过一封电报：“查东学敬天讲道，类似天主教。韩官每以异端予以惩治。时有聚众事，然党甚迂阔，当不至为变。”

以为类似天主教，这是一种肤浅认识，可见他平时几乎没有研究过东学党。他认为，住在汉城，只要把监视目光对准宫廷就行了。确实，他对操纵宫廷颇有自信。他从未想过亲赴全罗道调查一下东学党的实态。

金玉均到达上海之前，应该听到过东学党起义的消息，但恐怕他也只是浅薄地认为：“又是百姓暴乱，让闵氏一族多吃苦头也好，不过，可别因为百姓暴乱而动摇了国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