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九章 独立电影人

一大早武藏海醒来时，听见厨房里传来轻微的响动。

是煎蛋的声音，还有味噌汤在锅里咕嘟的轻响。推开卧室的纸门，山口淑子正在厨房忙碌，晨光通过窗棂，在她身上镀了层柔和的光晕。

“早上好，武藏先生。”她没回头，继续搅拌着味噌汤。

“早，淑子小姐。不是说不用每天都来吗？”

山口淑子转过头，脸上带着温和的笑：“今天是周五，我顺路。百惠和小爱学校有晨练，我送她们过去后刚好来您这里。”

早餐已经摆上矮桌：白米饭、味噌汤、煎蛋卷、烤鲑鱼，还有一小碟纳豆。武藏海坐下，山口淑子跪坐在对面，先盛了碗汤递过来。

“百惠最近怎么样？”武藏海问。这是他们早晨固定的闲聊。

“还是老样子，”山口淑子说，“数学有点吃力，但国语很好。她说想参加学校的朗诵比赛，但害羞，不敢报名。”

“她才六年级，害羞正常。”

“您六年级的时候也害羞吗？”

“我？”武藏海想了想，“我那时候，大概满脑子都是怎么逃课去电影院吧。”

山口淑子笑了，眼角细细的皱纹舒展开来：“那小爱呢？她总说学校里的事。”

“还是那么活泼？”

“太活泼了。”山口淑子苦笑，“上周把同桌男生的文具盒藏起来，害人家哭了。老师叫我去学校，我道歉道得腰都弯酸了。”

武藏海想象着那个场景，也笑了。小爱那孩子他见过几次，七八岁的年纪，眼睛亮得象星星，胆子大得惊人，确实象是会藏别人文具盒的性子。

“不过，”山口淑子轻声说，“能这样为孩子的调皮操心，其实挺好的。”

她说这话时声音很轻，武藏海听出了弦外之音，一个单亲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能有这样平凡的小烦恼，已经是一种奢侈的幸福了。

两人安静地吃完早餐。七点十分，武藏海换上外出的衣服，山口淑子收拾好餐具，两人一同出门。

四月的清晨还有些凉意，街道上已经有不少上班族匆匆走过。在公寓楼下，两人要分开了。

“我去下一个雇主家。”山口淑子微微鞠躬，“武藏先生路上小心。”

“你也是。”武藏海点头，“对了，下周，不用每天来了。我这边会越来越忙，你多陪陪百惠和小爱。”

山口淑子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武藏海是怕她太累，也是想帮她省些时间。

“好。”她轻声应道，“那，我每周二和周五来？”

“好。”

两人在晨光中分别。山口淑子提着布包朝车站方向走去，武藏海则往相反的方向，去和大村秀五汇合。

上午八点半，武藏海和大村在新宿一家叫“Kafka”的咖啡馆碰面。

咖啡馆在地下室，招牌很小，楼梯狭窄昏暗。但一推开门，里面却出奇地宽，是个能容纳五六十人的空间，此刻已经坐了二十几个人。

“这里就是独立电影人的据点，”大村低声介绍，“每周五早上都有聚会，大家交换信息，吐槽投资人，偶尔也合作。”

武藏海扫视一圈。在场的人年纪从二十出头到五十多岁不等，穿着大多随意，甚至有几个人穿着拖鞋。桌上摆着便宜的咖啡和烟灰缸，空气里弥漫着烟草和咖啡混合的气味。

“武藏监督！”有人认出他，站起身挥手。

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戴黑框眼镜，头发乱糟糟的。大村介绍：“这是小林，拍纪录片的，去年那部《筑地最后的早晨》就是他拍的。”

武藏海记得那部片子，关于筑地市场搬迁的纪录片，镜头冷静克制，却有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那部片子我看过。”武藏海和他握手，“拍得很好。”

小林苦笑：“好有什么用，只在两家艺术影院上映了三周，票房不到五百万，差点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三人找了张空桌坐下。陆续又有人过来打招呼，都是独立电影圈里的人，有些武藏海听过名字，有些完全陌生。

“这位是石井，拍实验电影的。”

“这位是中川，专门拍8毫米短片。”

“这位是佐佐木，以前是东宝的编剧，现在单干了。

每张脸背后都有一长串故事，大多关于失败、坚持、以及难以维持的生计。

九点整，聚会正式开始。没有主持人，大家随意发言，或者说，是倾诉。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田中，穿着洗得发白的卡其色外套，说话语速很快，像怕被打断：“我下个月要拍一部关于单亲妈妈的纪录片，跟踪三个家庭半年了。预算三百万，还缺五十万。有谁知道哪里可以申请小额补助金吗？”

她的手在抖，不是紧张，是那种长期睡眠不足和焦虑导致的细微颤斗。

“区政府的文化振兴基金。”角落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回答，“上限一百万，但申请周期要三个月，还要提交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

“东京都映象振兴协会也有新人导演支持项目”。”另一个人补充，“但需要完整的企划书、预算明细、拍摄计划，还要面试。通过率，不到百分之二十。”

“或者试试众筹？”一个年轻女孩说，“最近有些人在做。但要在报纸上登GG，或者在街头发传单，挺麻烦的。”

田中一一记在皱巴巴的笔记本上，笔尖用力得快戳破纸页。记完后，她叹了口气，那叹息里有种深重的疲惫：“三个月，拍摄对象可能都搬走了。其中一个妈妈下个月就要带孩子回老家，说东京活不下去了。”

她没坐下，就那样站着，仿佛一坐下就会垮掉。

接下来是个年轻导演，看起来不到二十五岁，穿着廉价的格子衬衫，紧张地搓着手：“我想拍一部关于校园欺凌的剧情片，剧本写了两年，改了十几稿。但现在，找不到愿意出演的未成年演员。”

他声音越来越小：“联系了十几家儿童事务所，家长一听是独立制作，连剧本都不看就拒绝了。有个家长直接说：你们这种小制作，万一拍一半没钱了怎么办？眈误孩子学习谁负责？””

“可以找表演学校的学生，”有人建议，“或者去大学戏剧社问问，有些学生愿意尝试。”

“试过了，”年轻导演摇头，“但那些孩子，要么演技太生硬，要么要求太多，要包食宿、要交通费、要保证每天工作不超过八小时。我们预算有限，光租器材就花掉大半了，”

“那就用素人。”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沉稳，带着点沙哑。

说话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半白，眼神锐利得象刀。他穿着件旧皮夹克，袖口磨得发亮，手指关节粗大，是常年干体力活的手。武藏海后来知道他姓黑田，以前是建筑工人，四十岁才开始拍电影，专拍底层工人的生活。

黑田看向武藏海：“《摄象机不要停》不也用了很多新人吗？效果挺好。”

所有人都看向武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