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九章 重法念旧与靖海

石山此言一出，殿中瞬间安静下来。

无人敢轻易出声接话，每个人都在脑中疯狂回溯：自己这段时间是否在公私场合就方国珍或海贸之事，发表过错误或可能被曲解的言论？

家中子侄、仆从、故旧，有无可能背着自己，与那些南来的商队有所接触？

更关键的是，汉王此言，究竟只是泛泛警告，还是已掌握了确凿名单？是要敲山震虎，还是要————掀起一场政治清洗？

其实，因时间仓促，方国珍此番通过蒲氏商号进行的“金弹攻势”，真正成功接触到并敢收下厚礼的汉国大臣并不多，仅有寥寥数人。

此刻殿中绝大部分官员的恐惧，并非源于自己收了方国珍的贿赂，或为此人做了什么对不起汉国的事，而是源于对政治斗争本能的畏惧。

能坐到他们这个位置，对权力本质多少有些理解，深知“反贪腐”“肃吏治”往往是政治斗争的开始。

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上，杀贪官自然是大快人心，但身处官场，就不会这么想了。

谁没个亲朋故旧？谁能不站队就走上高位？政治斗争的可怕在于一旦打开口子，就很难控制其范围和烈度，涉案者为求自保，必然相互攀咬，牵扯蔓延。

若上位者有意借此整顿朝纲、清除异己，那么最终倒下的官员就会成几何倍增加，其罪名也绝不会仅限于贪贿，朋党、欺君、乃至谋逆，都可能成为染血的标签。

尽管理智告诉他们，汉国如今大业方兴，石山英明瑞智，断不会在此时自毁长城，掀起一场席卷朝野的大狱。

但天威难测，汉王如今威势日隆，谁敢保证他不会一时震怒，或借此良机进行权力调整？

须知，蒙元治下吏治极为混乱，“千里做官只为财”的观念深入人心。无数士子寒窗苦读数十载，所求者除却极少数“治国平天下”的缈茫理想，基本都是“光耀门楣”“封妻荫子”。

什么？

为了苍生社稷？

天下都已经沦为异族牧场了，你为了谁的社稷！

汉国虽然鼎故革新，可群臣皆脱胎于旧时代，在“驱虏复汉”这面大旗感召下，并非全无理想和信仰，但也不会有太多，更多的人是抱着获取“从龙之功”，才追随石山造反。

对外，他们自诩大汉新朝气象，官场清明，可真说起来，他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蒙元旧官场的积习与思维定式：结党、钻营、贪墨、推诿————

殿中之人没谁敢说自己和自己的圈子一定干净，不会被任意一个浪头打翻？眼见政斗将起，由不得他们不紧张。

石山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掀什么大案—一要分清主次，汉国至今百官不全，基本的行政架构都不完整，更别说有足够的备用官员。

在人才梯次培养初建成效前，该处理的贪官必须处理，但要杀一做百，又必须适可而止。

随便整倒一批人，换上来的未必更清廉，却一定会使得秩序更混乱。

今日廷议，他之所以迟迟不下决断，静看群臣站队发言，主要是想观察方国珍此番在汉国“金弹攻势”，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结果，就有三个收了方国珍重贿的大臣暗中为其说话，意在消弭兵灾。若不是毛贵站出来太早，表明了军方的意见，限制了其他人的发挥空间，只怕还有更多人浑水摸鱼。

这并不是石山缺乏“制度自信”，而是人性使然，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人性的弱点。

原历史位面“两吴争霸”，朱元璋势力也是蒸蒸日上，但面对张士诚的“金弹攻势”，势力内部仍出现了大量被策反、收买，甚至倒戈的文臣武将。

石山早就着手开始创建监督制度，却从未指望靠制度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毕竟，再严谨的制度也是由人设计，也要由人来执行，必然会因设计和执行者的立场和能力不同，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乃至南辕北辙。

今日敲打群臣的目的在于震慑，而非引爆政斗，眼见殿中气氛凝重，众臣皆摒息垂首，无人敢站出来“认领”汉王话中所指，石山知道火候差不多了。

他的目光落在了兵部侍郎谭有鱼身上，此人方才还一丝不苟汇报首级勘验结果，此刻额角已渗出细密的冷汗，脸色在紫袍映衬下显得有些苍白。

“谭侍郎，”

石山的声音依旧平淡，却让谭有鱼浑身一颤。

“你可知，孤昨日命礼部、兵部派员勘验那批倭寇首级之前————已然亲自察看过了。

锦衣营童指挥使，亦在旁协助。”

噗通！

谭有鱼双腿一软，再也支撑不住，径直跪倒，以头触地，声音发颤，带着无尽的徨恐与悔恨：“臣————臣有罪！求王上————开恩！”

他不敢辩解，不敢攀扯，甚至不敢详细说明自己究竟有何罪。

锦衣营指挥使童四儿出自羽林营，十二岁就孤身一人投效了石山，眼里只有养活他的汉王，不认其他任何人。这小鬼还极有耐心，一旦被他盯上，根本跑不脱。

而石山既然点出曾亲自验看首级，还说童四儿在场，那便意味着汉王早已掌控一切。

此刻任何狡辩，都是徒增罪愆。

石山并没有立刻接谭有鱼的话，他依旧保持着那份令人室息的平静，目光缓缓扫过御阶下的每一张面孔，既然已经点明“与殿中某些人颇有往来”，便不可能只揪出谭有鱼一人便草草收场。

他要看看，这朝堂之上，究竟还藏着多少心怀鬼胎之辈；更要让所有人知道，汉王的耳目之明，远超他们的侥幸。

无形的压力如同水银，沉重地弥漫在奉天殿的每一寸空气里。

寂静中，只能听到谭有鱼压抑的抽泣和一些人粗重而不匀的呼吸。汗珠从额角滑落，滴落在绯袍的锦缎上，洇开深色的痕迹。

终于，在这令人心智几欲崩溃的沉寂中，礼部侍郎孙俞双膝一软，“噗通”一声跟着跪倒在地，以头触地，声音发颤：“臣————臣昏聩失察，未能尽职，请王上治罪！”

昨日联合勘验倭寇首级，虽以兵部为主，但礼部既派员参与，便有连带责任。孙俞即便未曾直接收受方国珍的贿赂，但一个“失察”的罪名是跑不掉的。

其人此刻认下“失察”，总好过被汉王或锦衣营揪出更不堪的勾当。

有了孙俞带头，殿中紧绷的弦仿佛接连崩断。

紧接着，又有三人面色灰败地相继出列跪倒，伏地请罪：“臣————臣亦有罪！”

“臣糊涂！”

“求王上开恩！”

一时间，殿中竟齐刷刷跪了五人。

然而，一直侍立在柱影旁，如同隐形人般的童四儿，垂下的眼帘微微一动。

他在心中默数，自己提供的名单上共有五人，如今跪下的正好五个，但有趣的是其中一人，并不在名单之上—一此公怕是心理素质太差，被王上这“敲山震虎”之势生生给诈了出来！

而名单上本有一人，此刻却仍强自镇定地立在班列之中，甚至方才廷议时，还曾出言主张应对方国珍强硬，必须加以惩戒。

看来，此人要么是心志坚定，更看好自己在汉王麾下的前程，根本看不上方国珍给出的那点“三瓜两枣”

要么，便是所图更大，隐藏得更深。

石山自然也是洞若观火，他并没有点破此人。

锦衣营提供的情报固然很重要，是悬在百官头顶的利剑，但绝不能成为唯一的定罪依据。

若因童四儿对自己忠心不二，便对其偏听偏信，随意依据锦衣营的情报抓人，那这“耳目”迟早会变成毁掉国家根基的特务怪兽，酿成更大的灾难。

就算情报无误，此人藏得极深也不要紧。

已经纳入视线的危险分子，总比潜伏在草丛中不知何时会咬人的要好对付。暂且留着他，或许将来还能有意想不到的用处比如，成为一个传递特定信息的“双面线人”。

至于殿中跪着的五人，石山也并不想就此简单地给他们定下“通敌”“受贿”之罪。

处置得太急、太草率，非但难以服众，更容易消耗他自身的政治声望，他需要的是一个更规范、更能体现“王道”与“法制”的流程。

石山的目光，再次转向了参知政事赵链。似是请教道：“参政，以你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置方为妥当？”

赵琏心头猛地一紧，后背瞬间沁出一层冷汗。汉王这一问，看似寻常，实则重若千钧。

身为宰相，他倒不是怕给这几个涉案官员定罪会得罪人，只是如此涉及“里通外藩”、欺君罔上的大案，必然要经过有司的正式审理、录供、核查，才能最终定罪。

此案牵连的，也绝不止眼前这五个主动或被动站出来的官员。

昨日参与勘验首级的那些吏员呢？具体实施贿赂、穿梭奔走的蒲氏商号上下人众呢？

都必须一一缉拿归案，并入案审理。

方国珍在汉国境内还有没有其他细作？等等，还需在审理过程中，继续挖掘。

程序上的事，赵琏并不担心。

他真正揪心的是自己的身份，刑部尚书张做，乃是他昔日在蒙元淮南行省时的下属。

扬州城破，张做被俘，正是赵琏惜其才干，又深知汉王求贤若渴，方才竭力举荐，张做才得以被汉王擢用，最终执掌刑部。

这层举主与门生的关系，汉王绝不可能不知道。

既然如此，为何偏偏要在这敏感时刻，问自己这个与刑部主官关系匪浅的“次相”如何处置？

是考验自己这个未来可能的首相，是否有秉公断事、不徇私情的宰相器量？还是观察自己在面对旧日关系网时，能否坚定地站在汉国与新法的立场上？

亦或是————更深一层，想借自己之口，说出某种更符合“大局”的安排？

赵琏不敢有丝毫怠慢，更不敢在石山那深不可测的目光前耍弄任何花样。他深吸一口气，将翻腾的思绪压下，慎重地出列，躬身答道：“此案案情重大，牵涉中枢官员及外部势力，理应由刑部主审，详加推勘，以求水落石出。然————”

他略作停顿，斟酌词句。

“涉案官员品阶不低，且人数不少，为示公正，防物议，或可————于刑部主审之外，再调选其他衙署官员，联合监督审理过程，以确保案卷清明，量刑公允。”

他提出的“调官监督”，既维护了刑部的主审权（顾及了张做的体面），又添加了制衡机制（符合汉王一贯分权制衡的思路），堪称四平八稳。

“可。”

石山轻轻颔首，对赵琏的建议表示了认可。他的想法其实比赵琏的“程序完善”走得更远，再次将目光投向殿中肃立的群臣，声音陡然清朗了几分：“隋唐之制，三法司权责分立。百官犯罪，先由大理寺审讯初审，再交刑部复核定罪，御史台则从旁监察，以防冤滥。此制虽未必尽善，却有其制衡之妙。”

他话锋一转，语气中带上了明显的批判：“然蒙元入主中原，旧章崩坏。以大宗正府”掌蒙古宗亲案件，以刑部审汉官案件，大理寺一度被废。虽后来恢复，却沦为专管僧道细务的闲曹，权责混乱，监督缺失！”

殿中群臣无不凛然。汉王日理万机，军政庶务庞杂如山海，竟还能抽出时间深研经史，对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了如指掌，其见解之深刻，常令他们这些皓首穷经的臣子也自愧不如。

此刻汉王看似在讲古，实则必有深意。所有人均摒息凝神，竖起耳朵，生怕漏掉一字，以期领悟其中蕴藏的“新精神”。

“我大汉新立，诸事草创，缺官少吏。”

石山继续道，语气趋于平实，却更显力量。

“此前暂沿蒙元旧制，只设刑部，总掌刑法、狱讼、徒隶、关禁等政令。以往事务简少，中枢官员亦无大案，刑部独掌司法，尚可勉强运转。

然，将生杀予夺、刑名断狱之权，操于单一衙门之手，缺乏体系外的复核与监督。

长此以往，极易滋生两种弊端：其一，办案人员或因能力不足，或因私心偏见，铸成冤假错案，残害无辜；其二，更恐有人借刑律之名，行党派倾轧、牵连政敌之实！

此非治国之道，实为开历史倒车！”

群臣听到这里，心中悬着的巨石，大半轰然落地。

原来如此！

石山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根本目的并非是要借“通敌案”大兴牢狱，清洗朝堂那对于刚刚走上快车道的汉国而言，无异于自乱根基。

汉王的真正意图，是要以此案为契机，重定司法秩序，从根本上稳定人心，规范权力运行！

果然是汉王一以贯之的“变危机为机遇，借个案立规矩”的高明政治手腕。

一念及此，许多人甚至暗自生出几分庆幸与钦佩。

果然，只听石山继续宣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有过当罚，有罪当究，亦需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孤决意组建大理寺，重定审判、复核、监督三权分立之制！

便以此案为始，逐步订立《刑审条例》。日后，纵是卿等有罪，或遭奸人诬陷，也需经过有司依法审判、独立复核，并有全程监督记录，事后仍有申诉的渠道。

如此，方可期刑罚中正，少冤案，亦让心怀不轨者难以借司法之名，逞其私欲。

诸卿以为，此法度然否？”

尽管明知道家天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只要汉王仍牢牢掌控着最高人事任免与机构设置之权，所谓的“三权分立”“独立审判”，终究无法摆脱君主意志的影响。

就如同开科取士，汉王只需在题目和主考官人选上稍作调整，便能引导取士的方向，让本可以江南士子大胜的首科，变得几乎与江北士子平分秋色。

然而，相比蒙元时代刑狱黑暗、权贵肆意、小民蝼蚁不如的境况，汉王提出的这套分明权责、互相监督的司法框架，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这至少意味着，一套相对公正，可预期的“游戏规则”正在创建，他们这些为官者的身家性命，也多了一层制度的保障。事关切身安危与长远利益，谁会嫌这规矩立得太细？

参知政事赵琏最先透彻领悟其中三昧，更知此刻是自己表态的关键时机。他毫不尤豫，率先出列，深深一揖，声音中充满叹服：“王上圣明！此乃奠万世司法之基，开千古清明之治！臣为天下苍生贺！”

其馀群臣，无论是否完全想通此中关节，但“汉王不欲大搞株连，反而要创建更安全的规矩”这一内核信息，已让他们如释重负，喜出望外。

谁会拒绝一个更讲规则，而非全凭喜怒行事的君主呢？

当下，殿中颂声如潮水般涌起：“王上圣明！”

“王上立法度，安社稷，臣等之福！”

“大汉之幸，万民之幸！”

在一片真心或应景的赞颂声中，依旧跪在冰凉金砖上的谭有鱼、孙俞等五人，却感觉不到半分暖意，只觉得心口一片拔凉，如坠冰窟。

尤其是谭有鱼，其他四人或许只是“失察”或“受贿”，尚有转圜馀地，而他，是实打实地参与了以部分假首级充当真倭寇，欺君罔上的勾当！

这在任何朝代，都是足以抄家灭门的“欺君”重罪！方才汉王那番“立法度”的讲话，在他听来，更象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铁律框架。

“王上！王上啊！”

谭有鱼再也顾不得体面，趁着群臣颂扬声稍歇，猛地以头抢地，涕泪横流，声音凄厉至极：“臣是一时猪油蒙了心，鬼迷了窍啊！臣知错了，真的知错了啊！求王上念在————念在臣当初追随王上起兵，在楮兰、房山那些苦日子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饶了臣这一次吧！”

他这番哭诉，倒是勾起了不少老臣的回忆。

当年，石山在徐州初起，被赵均用算计，只带了二十来个老弱病残的“健卒营”去攻打楮兰、房山两处驿站，形势岌发可危。

他不得不选择与马匪和小地主武装合作，才凑够了最初的“兵马”，并靠着楮兰站驿令王白音的瞎指挥，才打胜了乱世第一仗。

此后，石山又果断挟大胜之威整编队伍，挤掉原谭堰“少社长”谭卜维，提拔了谭有鱼等一批新人，又收编楮兰站丁，才算有了第一支真正听命于自己的武装。

谭有鱼算是最早那批“从龙之臣”，若论私谊旧情，他确有几分跟石山“谈感情”，求宽宥的资格。

只是，谭有鱼这一哭求，仿佛提醒了其馀四人。

孙俞等人也反应过来，纷纷跟着磕头如捣蒜，哀声求饶：“臣也知错了！求王上开恩！”

“臣愿戴罪立功！”

“王上饶命啊！”

一时间，庄严的朝堂之上，竟被这哭嚎哀求弄得有些乌烟瘴气。

石山眉头刚刚蹙起，班列中，巡盐御史杨维桢眼中精光一闪，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猛地踏前一步，须发微张，厉声呵斥：“放肆！殿陛之前，王上驾下，如此哭闹喧哗，成何体统！”

这一声呵斥，中气十足，顿时压住了哭求之声。

石山本就想给杨维桢加担子，目光中露出一丝赞许，顺势道：“杨御史。”

杨维桢精神大振，知道自己赌对了，赶紧出列，躬身应道：“臣在！”

“便由你参与此案审理，并总领筹建大理寺一应事宜！”

杨维桢宦海沉浮近三十年，却因性情耿直，看不惯问题就喷，导致数次丢官去职，始终在低品闲职上徘徊。

如今，年近六旬，竟在汉王的新朝得到了如此重任—参与要案，更主持筹建一个即将与刑部并列的重要司法衙门，简直是天降的青云之梯！

他激动得浑身微微发抖，声音都带着颤音，却努力挺直腰板，朗声道：“臣————杨维桢，领旨！定当竭尽驽钝，秉持公心，办好此事，以报王上知遇之恩！”

石山点了点头，目光最后落回瘫软在地的谭有鱼身上，静默了片刻，他忽然语气有些复杂地唤了一声：“有鱼。”

这声呼唤，没有冠以官职称谓，而是直呼其名，带着一丝久远记忆里的熟稔。

谭有鱼如同溺水者抓住浮木，心头猛地一热，以为旧情终究起了作用，连忙抬起涕泪模糊的脸，满怀希冀地望去：“王上！臣————”

然而，他撞上的，是石山那双平静深处却藏着责备与惋惜的眼神。那目光里，有对过往并肩岁月的追忆，但更多的是对他今日所作所为的失望。

“勿要心存侥幸，如实陈述罪行，或可————酌情。”

谭有鱼满腔的哀求与侥幸，在这目光和话语面前，瞬间冻结。他明白汉王念旧，但更重法。那声“有鱼”，是告别，而非赦免。

他想到了自己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整个人如同被抽掉了脊梁，瘫软下去，额头重重磕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带着无尽的悔恨与绝望：“臣谭有鱼，认罪。”

廷议散去，馀波未平，刑部会同临时指定的监察官员，即刻签发文书，逮捕所有涉案的吏员、蒲氏商号相关人犯，组织联合审讯。

如此牵连内外的大案，要彻底查清事实，核定罪责，绝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细细梳理。

但汉国的国家机器并未因此停顿，针对方国珍的外交与军事行动，依旧有条不紊地展开。就在江宁朝堂风云变幻之际，礼部员外郎杨毕乘坐的快船，已经抵达了庆元路。

杨毕带来的，并非寻常的外交照会，而是汉王石山对方国珍的最终“判决”，一道不留馀地的命令：“限尔方国珍，于八月十三日之前亲率所部主力水师，至苏州府刘家港汇合。与大汉东海水师组成联合舰队，执行靖海剿匪”之役，扫清东南沿海诸寇，以证尔之清白与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