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八章 利益相关见人性

蒙古铁骑在其上升期，展现出了近乎吞噬天地的扩张欲望，从漠北荒原的原始部落挣脱而出，他们仅仅用了数代人的时间，便如狂飙般征服了已知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

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帝国在蒙古人的马蹄下诞生，四大汗国加之大元帝国，疆域东接浩瀚沧海，西至乌拉尔山脊，南括海南岛诸岛，北接北冰洋万古不化的冻原。

但，弓弩终有射程，蒙古人的征伐也有其极限。

即便强盛如大元帝国，在其军威最盛的时期，也曾屡屡受挫于南方烟瘴与东方波涛。

一征满者伯夷王朝（爪哇）无功而返，对占婆王国（占城）的兵锋亦被挫败；

两次大举渡海东征日本，皆因可怖的“神风”而近乎全军复没，战舰残骸堆积若山；

两征蒲甘（缅甸），三伐安南（越南），无不损兵折将，难竟全功。

尤其是对日本征讨的惨败，影响深远。

蒙元第一次东征失败后，日本镰仓幕府曾三次派遣使节向蒙元朝贡，并接受了元廷“金符诰命”，此举并不是日本被武力征服后创建宗藩关系，更似停战求和的外交手段。

元世祖忽必烈自然不会满足日本这种表态，再起大军第二次东征，结果损失更大。

两次东征失败都充满了巧合，让隔着茫茫大海的日本军民，从最初对“蒙古铁骑袭来”的震恐，逐渐滋生出一种基于侥幸的“神国”自负，以及对神州王朝莫明其妙的心理优势。

终元一朝，元朝与日本之间仍有使节互访记录，但频率较低，且未再出现正式册封，两国事实上成为了没有再开战的敌对国。

有限的民间贸易，也常因日方商船动辄武装闯关、强买强卖而纠纷不断，最终演化出部分日本大名暗中支持，由破产武士、浪人、海民混杂而成的“倭寇”之患。

而蒙元当初声势极大的两次东征接连失败，更是让其失去了外交解决倭寇问题的威慑力。

这等海外蛮夷小国，畏威而不怀德，你不能在战场上将其彻底打疼、打服，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彼此间不可逾越的实力鸿沟，他们便只会蹬鼻子上脸，越来越放肆。

礼部尚书夏煜，正是基于其职司所系的历史认知与外交思维，在确认商船失踪可能与倭寇有关后，下意识地首先想到从外交途径寻求解决。

他忧虑的是汉国可能重蹈元廷复辙，陷入一场耗时费力且难以取胜的国战，从而陷入边患泥潭，影响汉军统一天下的进程。

其本意是建议从长计议，查找更稳妥的方略，避免仓促发动对日本的不理智战争。但话只说到一半，不等他引经据典继续展开话题，便被一声诘问打断：“此事就算是倭寇所为，那又如何？！”

武将班列中，拔山右卫都指挥使毛贵一步跨出。其人的身材不算特别魁悟，但站姿如标枪般挺直，眼神灼灼，直视夏煜，也扫过御阶下的众文臣。

“夏尚书！咱们这个时候，为啥非得要找日本的晦气？这道理，末将是个粗人，倒要请教！”

毛贵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沙场老将特有的杀伐之气，在突然静默下来的大殿中异常清淅。

汉国如今东线傅友德要盯紧张士诚，徐达所部也已经备战方国珍；西线常遇春需镇守新得的江州府，谋划安庆路；北线李武部正在围攻寿春；南线胡大海也在攻取饶州路；可谓四面用兵。

大部分主力战卫都部署在前线，暂时驻守江宁城中的，除石山的亲军捧月卫外，便只有毛贵的拔山右卫以及花云所部。

在这等形势下，若再开辟一个跨海东征日本的战场，无疑是极不明智，也绝无馀力。

但不出兵攻打日本，不代表就拿此事没办法。

捧月卫都指挥使龚午作为天子亲军统帅，身份特殊，代表汉王的意志延伸，非必要时不宜轻易表态。拔山右卫都指挥使毛贵资历虽浅，却必须站出来，维护军方的意志。

毛贵不等夏煜组织语言回应，便继续推进自己的逻辑，道：“那方国珍不是自诩海精”，此人纵横东海这么多年，连漕船都敢劫掠，刘家港都敢焚毁。这东海上的事，若是方国珍说了都不算，都不清楚，那他还算哪门子的海精”？

再则，末将虽不通海贸，却也听说过庆元路定海港开埠更早，且绝大部分都是跑外海航线。刘家港被焚后，大批商船队改航定海港，彼处出海的商船，比咱们刘家港只多不少！

为何只听我刘家港出去的商船屡屡失踪，却很少听到定海港的商船遭灾？难不成那些倭寇打劫还挑食，放着更多的“肥羊”不要，专挑我汉字旗号的商船下手？”

这个时代的航海，受限于洋流、季风与原始导航等技术条件影响，即便是最繁忙航线，茫茫大海上，视野内同时出现的船只也极为有限。

商船为求安全，一般也习惯结队而行，遇到海寇打劫，也能有一定自保之力。

而海寇作案，首要目的在于财货与船只本身，若未遇到激烈抵抗，甚至不一定会杀戮船员，更少有针对某一势力商船进行系统性截杀的先例。

那等于自断财路，将“坐收买路钱”的长期生意，做成了竭泽而渔的一次性劫掠，更会引来对方不惜代价的疯狂报复。

稍有头脑的海寇贼酋，都不会如此不智。

毛贵虽然没有明言，但此番话条理清淅，一句话就点明了所谓“倭寇劫掠”，在目标选择上透着诡异，更象是有预谋、有选择的针对性打击。

谁最有动机，又有能力进行这种精准的“外科手术”式劫杀？答案几乎呼之欲出。

“因此，臣以为！”

毛贵转向御座上的石山，抱拳躬身，声音铿锵，给出自己的结论和解题思路。

“双方结盟，贵在互惠互利，贵在守信重诺！我大汉结盟后，与元军主力连番血战，牢牢吸引了元廷兵马，方国珍才能在王上庇护下站稳脚跟，取得台州、庆元、温州三路，扩充势力。

此人享了我大汉浴血奋战带来的大利，就该担起相应的结盟责任！

如今，咱们要查的是自家商船船员失踪的大案！管他是真倭寇跳梁，还是假海贼作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么多条大海船，就算人都遇害了，木头壳子总还能剩下几片！

咱们就照直了问方国珍要人、要船、要说法！他交不出，给不了交代，那就是他的问题！”

毛贵的思路，带着军人特有的直率乃至几分“蛮横”，但却紧紧抓住了问题的内核事情因你方国珍掌控的海域而起，自然该由你方国珍负责终结。

这套逻辑简单、强硬，却因其直接指向责任方而显得难以驳斥。

更重要的是，汉国强而方国珍势力弱，对后者，汉国有这个强硬的资本。

“臣以为，毛将军所言，切中肯綮！”

不待夏煜组织语言反驳或赞成毛贵的观点，宣部尚书施耐庵就果断出列，表明自己的态度。

宣部是统合宣传、教化、意识形态构建的新衙门，他作为该部门长官，深谙“叙事”与“定义权”的力量，一开口就抢占道义制高点。

“当初，我军攻略浙东，连战连捷，兵锋正盛。本可一鼓作气，拿下庆元路全境。

大汉之所以最终与方国珍定立盟约，并将定海等通商重港之利相让，正是虑及他称雄海上多年，熟悉风波，或能绥靖海疆，保我东南商路畅通，使我大汉可专心收复南北，驱逐胡虏。”

施耐庵的叙述从容不迫，仿佛在重温一段公认的史实，为那段充满算计与妥协的过往，镀上了一层基于“大局考量”与“优势互补”的理想光辉。

事实，当然并非全然如此。

石山当初将庆元路“让”给方国珍，并不是希望对方“绥靖海域”，因为绥靖换不来安全，而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权宜之计。

目的在于稳住方国珍这个海上的麻烦，避免汉军在全力对付元军时腹背受敌。

方国珍也借此良机，得以集成内部力量，攻取台州、庆元和温州三路，并有时间扎下根基。

双方各取所需，是一次基于现实利益的暂时媾和。

但汉王如今击败徐宋，坐稳了“抗元盟主”之位，如何定义双方的过去，解释盟约的初衷与内函，对屡叛屡降蒙元的方国珍，汉国明显更舆论引导权。

施耐庵作为“宣部”主官，精于重新编织历史经纬，为其赋予符合当下战略须求的崭新意义。旋即，他话锋一转，语气中陡然增添了几分肃杀之气：“然，彼辈既已享受我大汉让利之惠，受我海道安抚”之责，自当恪尽职责，保境安商，以报王上信重之恩，酬双方盟好之义！

如今，我大汉商船屡屡于其宣称绥靖之海域遇劫，船员罗难，财货沉海，损失重大！

方国珍非但未能竭力擒贼靖海，以赎其职，反以区区数十颗来历可疑之倭寇首级前来搪塞，妄图移祸于外，推诿其责！”

听到“来历可疑”四字，负责验明倭寇首级真伪的兵部侍郎谭有鱼身体明显僵了一下，正待出言反驳，却被施耐庵凛冽的眼神扫过，没来由一阵心慌。

“此乃方国珍重大失职，更是背弃盟约信义之举！于公理，于大势，我大汉都理应严词诘问，追究其责！岂可因倭寇”之名，便转移视线，放松对方国珍本人失职背约之追究？

此非解决问题之道，实乃纵容宵小之始！”

“施尚书所言，正是关窍所在！”

施耐庵的话音方落，商部尚书蒋居仁着出列声援：“方国珍盘踞海上多年，早已将东海航路之利、诸蕃贸易之润，视为自家禁离私产！”

蒋居仁的言语颇为直接，毫不掩饰双方利益冲突的本质，接着道：“我大汉锐意进取，重开刘家港，组织官民船队出海通商，正是要打破此等拢断，惠及天下，亦充实国库。此举无疑触动了方氏根本利益，彼辈焉能不恨？焉能不惧？

故而挺而走险，行此丧心病狂之举，企图以血腥手段吓阻我大汉涉足海贸，其心可诛！”

他向前一步，语气激愤：“此事，已非单纯商船遇劫之案，更关乎我大汉国威尊严，关乎朝廷开拓海疆、联通万国的国策能否推行！必须予以严惩，以做效尤！

纵有倭寇参与其间，也绝不可轻轻放过，令天下人以为我大汉可欺！否则，商路何以畅通？国威何以树立？日后四方豪强，岂不皆可效仿方氏，视我盟约如无物，劫我商旅如儿戏？”

汉国相对于传统王朝的六部，多了宣部和商部两部。

宣部分走了礼部和兵部（国家动员）部分职司，却因其业务主要为文化引领、政治宣传等“虚”功上，在施耐庵执掌下做得风生水起，逐渐抢走了礼部和兵部的风头；

而商部分走了户部和工部部分职司，却因其业务重在培养市场主体，引导工、商行业夯实国本等“实”绩上，当下尚是开拓阶段，难以正面看到其功劳，平日话语权也较少。

蒋居仁今日这番发言，却一反常态，将经济利益的冲突提升到国策与国威的层面，为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政治必要性论证。

他如此旗帜鲜明，乃至有些急切地表态，亦有其深意。

朝中皆知，首相平章政事刘兴葛年高多病，致仕之请虽被汉王挽留，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刘平章身体多病，所剩的时间已然不多。

中枢最高权力层即将出现空缺，一场涉及各部权力再平衡的人事变动暗流已然涌动。

首相刘兴葛若去，参知政事（次相）赵琏按序递补的可能性最大，但亦非毫无变量，更重要的是汉王与刘相本是一家，才能放权，换其他人上，肯定要增加官职以加制衡。

在此关头，各部主官的表现至关重要。

蒋居仁自忖商部功绩不显，难望相位，但若不能在如此重大的国策辩论中展现本部价值，坚定拥护汉王的意志，恐怕连眼下尚书之位都未必能坐稳。

他此番发言，既是为国献策，亦是为本部门、为了自己巩固权位。

廷议至此，风向已颇为明朗。

继毛、施、蒋三人之后，其馀众臣或从军事、后勤角度补充对浙东用兵的可行性，或从律法、道义层面阐述惩戒方国珍的正当性。

虽间或仍有官员出于稳妥考虑，强调“抗元大局”不宜多树敌，但声势已远不及主战一派。

在此期间，石山始终端坐于御阶之上的鎏金王座，面沉如水，目光平和地掠过每一位发言的臣子，仿佛在观察，在倾听，又仿佛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他右手食指，偶尔在坚硬的紫檀木扶手上，极轻地叩击一下，那细微的声响，却似乎能穿透殿堂的喧嚣，敲在部分有心人的心头。

参知政事赵琏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心道汉王还是这般如古潭静水，观之难测其深。

平章政事刘兴葛近日卧病在家，未能临朝，他这个次相便成了文臣班列之首，有责任在议论将尽时站出来，汇总众意，引导议题走向一个明确的结论。

一同时也需为自己在可能到来的权力过渡中，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

赵琏整理袍袖，稳步出列。

他先向御座躬身一礼，然后转向同僚，声音沉稳，不疾不徐：“方国珍自至正八年啸聚海上，至今已历六载。其初时并无陆地根基，全赖熟知沿海水文、岛礁密布，来去如风，元廷屡次发大兵征剿，非但未能竟功，反多次损兵折将，为其所败。

此贼之难制，在于其根在海上，败则散入群岛，胜则卷土重来，剿灭甚难。”

赵链先客观陈述了方国珍的实力与特点，点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并非一味主战或主和。接着，他转向石山，问出了殿中许多人心中盘旋却不敢轻易出口的关键问题：“臣愚钝，敢请王上明示：此番我大汉若不得已而用兵，兵锋所向，所欲达成的目的，究竟是犁庭扫穴，一举平灭方氏？抑或是————略作惩戒，迫其就范，以恢复海路靖安为要？”

这个问题，直指战略目标的内核。

其实，早在数月前，刘家港商船初现失踪疑云时，御前小范围会议中，石山其实已有定论：当时汉国正欲与徐宋争夺江西，为避免两线作战，决定对方国珍仅进行“有限惩戒”。

不过，时移事易。

江州一战，汉军大获全胜，威震天下，更与徐宋化敌为友，订立盟约。汉军西线压力骤减，至少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汉国有了更多的战略馀裕。

赵琏所担忧的，正是石山或因江州大胜而信心过度膨胀，改变初衷，追求毕其功于一役，从而将汉国拖入与一个飘忽难定的海上势力进行漫长消耗战的泥潭。

方国珍的根基在海上，若不能一举平灭其船队，那就算汉军成功夺下了庆元、台州、

温州三路，将方国珍势力赶下海，彼辈也依然能频繁袭扰汉国沿海诸州县。

而汉国军力虽雄，可到底是起家时间太短，对地方的控制非常薄弱，战局一旦进行到那一步，未必会比家底更加雄厚的蒙元更从容。

届时，汉王多半还是要学蒙元，灰头土脸招安方国珍。

“参政此问，老成谋国，思虑周详。”

御座之上，石山微微颔首，对赵琏的提问表示认可，并正面给出了自己对方国珍势力的态度：“当前天下，诸多抗元势力，论及兵精粮足，号令严明，疆域稳固，唯我大汉一家而已。

然，正因一家独大，亦使我大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易招四方瞩目，乃至引得蒙元与诸家势力心生忌惮，若其等联合相抗，则局势危矣。

故，高举携手抗元”大旗，非是为口号，实乃存身立国，瓦解潜在敌盟的根本战略。唯有在此大义名分之下，我大汉方可尽力排除干扰，积累胜势，徐图天下。”

这番话既是向臣子解释国策，也是再次统一思想。

接着，石山的话锋转向具体问题：“方国珍背弃盟约，暗施黑手，袭我商旅，此风绝不可长，必须施以严惩！然此次惩戒的目的，非为灭其根本，夺其基业，而在于以力示警，以威促和！

要逼其认清现实，莫再心存侥幸，玩弄两面手段；要迫其重归携手抗元”正道，更要以雷霆之势，确保我大汉商船日后扬帆东海，再无阻隔！

商路，必须畅通；海疆，必须靖安！此乃底线。”

赵琏是传统士大夫出身，祖籍汴梁钧州，深处内陆，其思维范式天然以陆权为中心。

对茫茫大海的认知有限，更难以真正理解石山为何在争霸天下的关键阶段，对看似“末业”的海上贸易投入如此大的关注，甚至不惜为此准备动用兵戈。

在他内心深处，其实更倾向于暂时接受方国珍的“倭寇”说辞，以维持表面和平，集中全部力量先彻底平定江南，乃至北伐中原。

待陆上大势已定，一个蜗居数路的方国珍又能翻起多大浪花？

届时，或剿或抚，不过举手之劳。

但赵琏亦深知，此刻坐在御座上的那位，威望正如日中天，其意志如山，难以拂逆。

自己想要在刘兴葛去后，顺利接掌平章政事之印，成为百官之首，此刻绝不能表现出与汉王战略思路的明显分歧，更需要敏锐地捕捉并拥护其意图。

“王上圣明！烛照万里，臣等不及！”

赵链率先躬身，将石山的话高高捧起，随即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议。

“然，既以迫其归正”畅通商路”为目的，且高举大义”之旗，臣以为，或可先礼后兵”。不妨先遣一得力使臣奔赴台州，向方国珍严正表明大汉立场，观其反应，再定下步行止。

如此，一则示我大国气度，不行不教而诛之事；二则，若其冥顽不灵，我再兴师问罪，亦是师出有名，天下无可指摘。”

赵链绝口不提对日外交，句句紧扣“师出有名”，其思路比起夏煜最初单纯忧虑外交困境，显然更高一筹，更契合石山既要动手、又要占住“大义”的须求。

“善！”

石山对赵琏的补充颇为满意，颔首道：“礼部员外郎杨毕前次出使台州，不辱使命，此次仍可委以此任。具体事宜，着礼部、宣部、兵部合议章程，呈报上来。”

汉王虽未明确使节的具体任务清单，但定下使者和负责部门，等于为这场朝议画上了一个阶段性句号先走外交施压程序。

这让殿中许多刚才心中忐忑，不知是否站错队的官员，暗暗松了口气。

无论如何，汉王采纳了“先礼后兵”的建议，证明刚才主张外交途径或谨慎处理的意见，也并未完全被摒弃，只是需要纳入更富策略性的框架之中。

“还有一事。”

就在部分臣子以为今日廷议将就此结束，准备松一口气，躬身退朝，返回各自衙署处理政务时，御座之上那个平静的声音再次响起，语气中带着一丝有些玩味的语气：“方国珍此番为求脱罪，煞费苦心。除明面使团外，更委托往来商队，夹带重金珍宝潜入江宁————”

石山略作停顿，清冷的目光缓缓扫过御阶之下的群臣，继续道：“似乎，与今日这殿中某些人颇有往来。”

ps：今天身体稍好了一些，白天没休息匆匆码字，本以为能睡个早觉，结果校对又用了个把小时，到这么晚才发，剧情还不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