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不是手指的手指

七点的时候，他们放下百叶窗，锁上诊所的大门。雨停了，风也住了。一股清冷的空气降临到了耶路撒冷。星星在那里发出耀眼的寒光。东边传来基督教堂响亮、凄凉的钟声，仿佛此时此刻耶稣正在各各他[1]被钉在十字架上。

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乘出租车回家，顺道捎上了塔马，因为他像往常一样，又主动邀请塔马搭车，让她在雷哈夫亚中学对面下车。加德·埃坦趁着黑暗，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了小路上，他的跑车就停在那里。费玛则穿着一件厚重的大衣，将衣领竖着，脑袋上戴着他那顶油腻腻的破布帽，在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站上站了十来分钟，等着发生奇迹。他真想马上就去位于加沙路上茨维·克鲁泡特金和舒拉·克鲁泡特金夫妇的公寓，接受茨维向他许诺的那瓶拿破仑白兰地，将双脚跷放在取暖器旁边，跟他阐发他自己关于原本一家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在分歧上正越发加剧的理论。我们和穆斯林的争吵，相比较而言，只不过是因为土地问题而引发的短暂的争执，不出三四十年就会被忘掉。然而，就是到了一千年之后，基督徒仍会把我们看作杀基督者，仍会把我们看作应受诅咒的老大哥。“老大哥”这个词猛然刺穿了他的心脏，让他想起母亲在半世纪以前、他才四岁时生下的那个婴儿。很明显，那个婴儿生下三周就夭折了，是死于某种先天缺陷，到底是何种缺陷费玛则一无所知：有他在旁边时，大人从不谈论这件事。他不记得那个婴儿的模样了，家人哀伤的情景他也不记得了，可他清楚地记得摆放在妈妈小床头柜上的那顶淡蓝色的针织小童帽。母亲去世后，父亲把他妻子所有的遗物都抛了出去，那个蓝色的针织童帽也随之消失了。是巴鲁赫将其连同她所有的衣服都捐给了塔勒比耶的那个麻风病人收容所了吗?费玛对公共汽车绝望了，于是步行着向雷哈夫亚走去。他在想自己是不是答应过尼娜要在她下班之后去她办公室接她，然后带她去看让·迦本主演的那部电影，在想他们是不是约好了要在电影院碰头，他使劲地想着，可就是想不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连自己预约碰头的对象到底是不是绝对不是安妮特·塔德莫都没了把握。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一时心不在焉，结果糊里糊涂地把两个女人都约了呢?他搜遍了口袋也没找出一枚电话代用币，于是只好继续往前走，穿过一条又一条空旷的街道，没走多远就看见一盏发出黄色光亮的街灯，但街灯的光亮又被一片薄雾给遮住了。他就这样冒着刺骨的寒风往前走着，一边回想着同样喜欢寒冷、讨厌夏天的母亲。他问自己，他的好友尤里·格芬此刻在罗马正做些什么呢?他很可能正坐在某个广场上一家拥挤不堪的小餐馆里，四周围满了谈吐诙谐的男子和妖冶撩人的女人，他粗着嗓门放声大笑，四周的听众如醉如痴地听他讲自己亲身经历的空战的故事，要么就是他在远东的艳遇；像平时一样，他还会就欲望的变化无常这个话题于不经意之间下一些错误的论断；他还会字斟句酌地描述一种人们躲也躲不掉的名叫嘲弄的影子，这个影子总会跟在行为的后面，又不可避免地将人们的真实动机遮盖起来；最后，他还会用他所热衷的陈词滥调作结，从而最终为他所讲的故事，为那些情人和谎言，为他自己刚刚宣布的论断铺上一种既可认为是抚慰又可认为是调侃的面纱。

费玛渴望尤里那只粗糙的大手触摸自己后脖子时的感觉。他渴望看到他滑稽的模仿，闻到他身上的气息，感受他粗重的呼吸，听到他热情爽朗的笑声。但与此同时，他又为他的朋友几天之后就要从国外回来而感到有些遗憾，他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矛盾感。他为自己和尼娜所发生的那些风流韵事感到羞耻，尽管他有些怀疑，说不定尤里早就知道了这项性福利事业，甚至还是他出于对费玛和尼娜他们俩的善意和慈爱，同时还可能带着一种事不关己的得意心情或者高高在上的嘲讽姿态而亲自发起的呢。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每次做完后他都要求尼娜提供一份详细的报告，而每次他也都会得到这样一份详细的报告呢?他俩就坐在那里，用慢镜头把电影又放了一遍，还一边放纵地笑出声来?两三天前的晚上，他让尼娜失望了，就在她家的小地毯上；今天早晨，由于安妮特的缘故，他又让她失望了，在他自己的床上。他的心猛地一缩，突然记起她用她那娇美动人的手指摩挲着他的额头，喃喃地对他说：就这样，虽然他的阴茎软塌塌的，但实际上他要比在性交的时候更能深入地插到她的身体里。这些话现在听上去似乎是那么稀罕，都近乎玄妙了；想了一想，他觉得这些话似乎在那里闪烁着宝光，于是他渴望着修复自己所破坏的一切，给她和安妮特，还有塔马、约珥和世界上的每个女人，包括那些相貌平平、没有男人想要的女人，给她们适当的肉体之爱、慈父之爱和兄长之爱，还有精神之爱。

一只看不见的狗在一个黑暗的花园里愤怒地狂吠起来。费玛吃了一惊，回答道：

“怎么了?我做什么了?”

接着，他恼怒地补了一句：

“对不起：我相信咱俩根本就没有谋过面。”

他想象着眼前这些墙壁后面，百叶窗、窗户和窗帘的后面，在冬日里的家庭生活。一个男人穿着便鞋，温暖惬意地坐在扶手椅里，阅读一本有关水坝历史的书。扶手椅的椅背上放着一小杯白兰地。妻子冲完淋浴出来，裹着一件蓝色的法兰绒睡衣，头发湿漉漉的，肤色粉红，浑身散发香气。在小地毯上，有个小孩在默默地玩耍多米诺骨牌。在窗户的格栅上，一朵娇嫩、火红的鲜花正在花瓶里开放。待会儿他们就要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吃晚餐一边看家庭喜剧了。之后，他们就把孩子抱上小床，给他讲一个故事，吻他一下，以示晚安。然后，夫妻俩并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把他们穿着长袜的双脚跷放在咖啡桌上，在一起咕哝着，渐渐沉默下来，可能还手拉着手。窗外会响起一辆救护车的呜咽声，之后只听得轰鸣的雷声和呼啸的风声。男人站起身，检查厨房的窗户是否关紧了。回来的时候，他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两杯柠檬茶和一碟剥了皮的橙子。一盏小壁灯给他们两人投下一道红棕色的家的光亮。

黑暗中，费玛感到一阵剧痛。这些画面不但激起了他对约珥的思念，也让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渴望自我的感觉。好像在这些亮灯的窗户后面隐藏着另外一个费玛，一个真正的费玛，体重没有超常，没有惹人讨厌，没有开始歇顶，没有穿着发黄的长内衣，而是一个勤奋、坦率的费玛，理性地生活，远离羞辱或者谎言地生活。一个沉着、审慎的费玛。尽管他早就认识到真实遥不可及，但他内心深处仍有一种渴望，渴望逃脱像细灰一般渗入他生活中每个角落甚至是罅隙的谎言。

另外一个费玛，就是那个真正的费玛，此刻正坐在一个温暖舒适的书房里，他的四周环绕着书橱，书橱里随处可见前几个世纪的旅行家和朝圣者所著的有关耶路撒冷的图书。他的脑袋在台灯的光影里浮动。他的左手放在他妻子的膝盖上，妻子紧挨着他，就坐在桌子的拐角，晃荡着她的两条长腿，与此同时，他们就免疫系统或者量子力学的某种新理论彼此交换看法。虽然费玛对免疫系统或量子力学都一窍不通，但在他的想象中，温暖舒适的书房里那个真正的费玛和他的妻子都是专家，要么是免疫系统领域里的专家，要么是量子力学领域里的专家，正在共同寻找某种新的构思，以减轻世界的苦难。琳，或者说就是他的妈妈，在梦中呼唤他到雅利安人那边去，她所指的就是这间书房吗?

在斯摩棱斯金街的拐角，就在沙米尔总理的官邸附近，费玛发现有个小姑娘正坐在垃圾桶旁边的一摞毯子上面。她正在进行绝食吗?她是晕过去了吗?她是被人杀死了吗?是一个来自伯利恒的伤痛欲绝的母亲将被我们杀死的她女儿的遗体放在这里了?他吃了一惊，弯腰去看那个娃娃，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湿漉漉的装满了花园剪枝的大袋子。费玛在大袋子旁边停留了好一会儿。他突然产生了一个主意：他就躺在这里绝食抗议。因为这样做似乎引人注目，地点又恰到好处。他抬起头，发现楼上最后一个房间在紧闭的窗帘后面透出一抹黄色的灯光。他想象着伊扎克·沙米尔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从窗户走到门口，从门口又走到窗户，双手背在身后，为一封电报在那里愁眉不展，电报就放在他前面的窗台上，但他不知道如何答复，说不定由于上了年纪他还寒肩和寒背。毕竟，他已不是年轻人了。他也参加过数年地下革命。比较好的做法说不定还是暂时抛却怨恨，走进他的房间，给他鼓舞，消除他的孤独，通宵达旦地和他交谈，推心置腹地交谈，不要心胸狭窄地争执不休，不要相互说教，不要相互谴责，而要像一个好朋友对另一个好朋友那样，缓缓地开启对方的眼睛，因为他被坏人拖下了水，参与了一项卑鄙的交易，表面上看来已经没有办法逃脱了，但事实上还有一个理智的、直接的也是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要交谈上几个小时，冷静地、抚慰地交谈上几个小时，那么，哪怕是最固执的脑袋也会接受这个解决办法的。假如这个陷入困境中的朋友不是缄口不言，不在谎言和修辞的壁垒后面寻求庇护，而是主动敞开心扉，谦卑地聆听你的讲话，仔细地考虑那些不是因为孤傲，而是因为偏见、僵化的思维习惯和根深蒂固的恐惧而被他排除在外的各种可能性。妥协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沙米尔先生?各方虽然都只得到了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一部分，但噩梦却从此结束了。伤口也开始愈合。另外，你自己获得了目前的职位，当初不也是一种由于妥协而产生的候选人吗?毋庸置疑，你肯定也时不时地和你的同僚达成妥协?或者是和你的妻子?你就没有过吗?

就这样，干吗不去敲门呢?他肯定会被请进屋里，有人递上一杯热茶；他会脱下外套，向他一了百了地解释理性在规定什么、历史正指向何方。要么正好相反，他会劝说总理穿上自己的外套，和他一起趁着夜色到外面散步，穿过一条又一条空无一人的、被冷雨横扫的、时不时就有一盏裹在雾气和昏暗中的湿漉漉的街灯的街道，长时间地交谈，推心置腹地探讨。耶路撒冷，一个严厉、肃穆的城市，在一个冬日的晚上。但什么都没有丢，沙米尔先生。还有翻开新篇章的希望。血迹斑斑的序言已经横跨了一百年，现在我们就达成妥协，进入正题吧。让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来生活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安宁吧，让他们最终展现他们一直被深埋在恐惧、怨恨、屠杀、残害和灭绝下面的天生的创造力和更新力吧。我们要不要试一下，先生?谨慎地试一下?一小步一小步地、深思熟虑地试一下?

在住宅前面岗亭里坐着的警卫将脑袋探出来，问道：

“嘿，说你呢，你在寻找什么东西吗?”

费玛答道：

“是的。我在寻找明天。”

警卫有礼貌地建议说：

“噢，那么还是请你走开，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吧，先生。请你挪动脚步。你不能待在这儿。”

费玛决定采纳他的建议。挪动脚步。一直走。不要放弃。只要有力量将一个词语和另一个词语串联在一起，能够将一种想法和另一种想法区分开来，他就要一直坚持下去。问题是，他能向哪儿挪动脚步呢?他这会儿应该在做些什么呢?他连开始都还没有开始这个说法难道正确吗?但开始做什么呢?从哪里开始呢?怎样开始呢?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镇定、理性、平淡的声音在他附近的什么地方喊他的名字：“费玛，你在哪里?”

他停下脚步，立刻热切地答道：

“哎。我在这儿。我在听着呢。”

但是，唯一的声音就是发情的猫儿在湿漉漉的石墙后面叫唤着。紧接着就听到空荡荡、黑洞洞的花园里那些松树在风中发出的飒飒声，就像一块将一切都能擦得一干二净的海绵。

Sitra de-itkasia：隐藏的一边。

他缓缓地走着。圣地楼耸立在一片黑暗之中。在巴黎广场，他就那么站了好几分钟，等交通信号灯变绿，然后才拖着步子，沿乔治五世大街向市中心走去。他全然不顾那透过大衣穿刺他筋骨的寒风，也不顾脑袋上那顶水津津的旧帽子，更不顾打他身边走过的几个行人，他们的步子都很快，有几个也许还斜眼看了看他这个古怪的、蒙着头脸的人，看他迈着艰缓、疲惫的步伐，还显然忘乎所以地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同时还不停地打手势、做鬼脸。太糟糕了，早上他忘记采取预防措施了。如果他把安妮特·塔德莫弄怀孕了那可怎么办?那他就得再次跳上一艘不定期的货船逃跑。到希腊去。到尼尼微[2]去。到阿拉斯加去。要么就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去。在安妮特子宫的昏暗处，在一条条湿润隧道组成的黑暗的迷宫里，他那盲目的种子此刻正在摆动着荒唐可笑的尾巴，拼命地拥挤，在温暖的液体里一路上左右摇晃，圆溜溜的、光秃秃的费玛式的脑袋，说不定还戴着一顶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湿漉漉的布帽子，没有年龄，没有大脑，没有视力，不知所以地渴望那个隐秘的温暖所在，只不过是一颗脑袋、一条尾巴，以及冲击、偎依和撞击卵壳的冲动，从各个方面都像它的父亲，它的父亲一心渴望着把自己一劳永逸地深裹在女性的黏液里，舒舒服服地蜷缩起身子，在那里进入梦乡。费玛内心充满了焦虑，但同时对自己的种子也有一种奇怪的嫉妒感。在耶舒伦犹太会堂前一盏黄色的街灯下面，他停下来瞥了瞥手表。猎户座电影院的第二场电影他还是能赶得上的。让·迦本肯定不会使他失望的。可他到底应该上哪儿去接安妮特呢?要么是接尼娜?要么她们俩到底应该上哪儿去接他呢?看来今天晚上他注定要使让·迦本失望了。当他拖着步子缓缓经过老议会大厦附近的拜特哈马洛特时，一对唧唧喳喳的少男少女从他旁边走了过来。小伙子说：

“好吧，那我们俩都让让步好了。”

女孩子说：

“现在太晚了。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费玛加快了脚步，指望着还能多听几句他们俩的谈话。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了解他们到底在谈论何种让步、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的事到底是什么。他俩今天晚上也忘记采取预防措施了吗?然而，小伙子突然愤怒地转过身来，跳上路缘，挥了挥胳膊。立即就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小伙子于是弯腰就往车里钻，连瞥都没瞥他的同伴一眼。费玛立刻意识到，要不了一会儿眼前的女孩子就会被孤零零地撇在湿漉漉的街道中央了，而他已将开场白在口头准备好了，是措词谨慎又令人鼓舞的话，不会让她受惊的，是一句悲哀的、睿智的话，会让女孩子含着泪水微笑的。然而，他并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女孩子喊了起来：

“回来，约阿夫。我依你了。”

小伙子甚至连车门都懒得关上就折身冲了回来，伸开双臂，将她的腰身紧紧抱住，一边还在她耳边嘀咕着什么，使得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司机冲他背后甩过来一句恶狠狠的谩骂，而费玛也没有问问自己为什么就当即认定：这时候他的职责就是要给司机一个公道。于是他钻进出租车，关上车门，然后对司机说道：

“出了一些小乱子，对不起。请开往约韦勒村。”

司机是个体格粗壮的男人，一头油腻的银发，长着一双小眼睛，蓄着整齐的拉丁人的胡须。他大为光火地发起了牢骚：

“这儿都怎么了?你们这些人一开始就喊车，然后才想起来要考虑考虑到哪里去。你们这些人难道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些什么吗?”

费玛意识到，原来司机误以为他和那对少男少女是一伙的。费玛抱歉地嗫嚅着：

“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花了半分钟都没有定夺下来。大家在意见上有分歧。你没必要为此激动啊。”

他决意要再次引发一场政治辩论，只不过这次他不会默默地忍耐嗜血的残忍了，而要运用简洁明了的论点和无法反驳的逻辑。他打算把刚才开始对总理的讲话继续下去，就从他思路中断的地方接上去。他小心谨慎地摸索着，就像牙科医生在探察牙痛的所在，以便打探司机对占领地问题与和平问题的感受，然而司机却和蔼地打断了他：

“先生你就别说了，好吗?我嘛，我的观点只能招致别人激动。他们一开始都会听我说，但说着说着就不欢而散了。所以我老早就不和别人讨论了。你别发火。但如果让我来负责这个国家，三个月我就可以让它复苏。可是以色列人已经不再用脑袋思考了。他们只用肚子思考。用睾丸思考。所以，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浪费我的健康呢?每次我要参与讨论，只会让人激动。简直是没治了。这里是暴民统治。比阿拉伯人还要恶劣。”

费玛说：

“如果我向你保证我不激动，也不会让你激动呢?我们总能够求同存异嘛。”

“那好，”司机说，“只不过你要记住，这是你自找的。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只要有所谓真正的和平，有保证、担保和全方位保卫措施的和平，只要有这样的和平，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宁愿把除西墙之外的所有占领地都给他们；如果他们要从我的屁股下拿走拉马拉和加沙，我甚至还会对他们说声‘谢谢’。从1967年那堆狗屎落到我们头顶上之后，这个国家就一直在衰亡。他们已把我们弄得一团糟了。噢，怎么样?我要让你心烦了吗?你打算引用《圣经》来对我发放一通屁话吗?”

费玛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等到了最后，”司机疲惫地说，“人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说不定非得要等到我们再损失数千人的性命之后。没有其他的办法，先生。阿拉伯人是不会消失的，我们也不会消失的，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可能性就如同猫和老鼠在一起生活的可能性一样大。这就是真正的生活，也是公正的。《托拉》[3]上写着：如果两个顾客同时抓住一条祈祷披巾，两人都喊叫着祈祷披巾是自己的，那你就可以抄起一把剪刀，把祈祷披巾剪成两半。这是摩西自己做出的决定，不过你可以相信我，摩西可不是个白痴。把祈祷披巾剪成两半总比不断地把婴儿剪成两半[4]要好。刚才你说的是哪条街道来着?”

费玛说：

“很好！”

司机说：

“你是什么意思，很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一只学会了飞行的猫?如果你刚才和我的观点碰巧一致，我不会这样就对你说很好的。我现在要对你说的是，你听好了，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个身强力壮的人能够把祈祷披巾剪成两半而不至于让自己也被剪成两半，这个人就是阿里埃勒·沙龙。除他之外，没有别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将从他手里拿走祈祷披巾。”

“尽管他的双手还沾满鲜血?”

“不是尽管，是因为。首先，双手沾满鲜血的并不是他，而是整个国家。你我都是一样。不要把一切都归罪于他。而且，对流血事件我并不存在哭泣的良心。难过嘛，是的，但不是耻辱。耻辱是阿拉伯人的，不是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好像愿意流血。是阿拉伯人逼迫我们的。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压根儿就不想引发暴力冲突。甚至梅纳赫姆·贝京，他是一个自豪的爱国者，如果还是有一个爱国者的话，当萨达特到我们议会说了一声‘对不起’，于是他要什么我们贝京就当场给他什么，只要流血冲突停下来就行。如果阿拉法特到我们议会来说一声‘对不起’，他也会得到一些东西的。所以?就让阿里埃勒去做一笔交易吧，流氓对流氓。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应该让某个心慈手软的约西·萨瑞德[5]或者其他什么人去跟阿拉法特那个人渣做交易吗?约西·萨瑞德嘛，阿拉伯人会把他剁成肉馅的，然后，我们这边的一个人还会让他吃一肚子铅弹，结局就是这样。最好还是让阿里埃勒去剪。不论何时，如果你得和一个迷人的野兽做交易，你就要雇一个猎人去完成这项任务，而不能雇一个跳肚皮舞的人。这就是你所住的公寓楼吗?”

费玛这才发觉身上没带足够的钱来付车费，他主动提出把自己的身份证交给司机，要么他就向哪个邻居借上几个谢克尔，如果司机不介意，只要等上几分钟就行。可司机说：

“得了吧。还没到世界末日呢。明天，要么后天，你过来，往埃利亚胡出租车公司丢八个谢克尔就行了。就说是给齐扬的。你该不是圣经联合会的吧?要么就是类似的组织?”

“不是。”费玛说，“怎么啦?”

“我感觉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你。想必是一个跟你长得相像的人。说话也很得体。等等，伙计：你把帽子给落下了。这玩意儿你是从哪里赢来的?是什么，‘大屠杀’留下的一件遗物?”

费玛连停也没有停一下就从信箱旁边走了过去，尽管他能看见信箱里有东西。他从那堆卷起来的床垫绕了过去。到了楼梯灯底下，他掏出钥匙，一张叠成小四方形的十谢克尔钞票从他的口袋里掉了出来。他急忙笨拙地往回跑，希望司机还没到马路尽头转弯。司机在黑暗中咧嘴笑了。

“你着什么急呀?担心我要离开这个国家?担心我明天早上就走了?让那个人渣离开吧，我要一直待到演出结束呢。我想看看是怎样收场的。晚安，先生。不要伤痛欲绝哟。”

费玛决定把这个司机吸收到他的内阁。他要解除茨维的情报部长职务，把该职让给司机。因为司机刚才说到“演出结束”，他突然想起来安妮特这会儿很可能正在家里等他的电话呢。除非她这会儿正在电影院外面等他。除非等他的人其实是尼娜。他没有答应尼娜自己要到她的办公室接她吗?有没有可能他由于粗心大意和她们俩都约会了呢?要么约的是塔马?一想到自己又要被迫陷入谎言和借口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费玛就感到分外恶心。他应该打电话解释一下。老道地解开这个死结。向尼娜道歉，然后就冲出去会见安妮特。要么就向安妮特道歉，然后就冲出去会见尼娜。

但如果事实上他只同她们当中的一个人有约会，而他这时在电话上说谎为自己开脱，结果在泥沼里越陷越深，只落得个弄巧成拙，那该如何是好呢?如果此时此刻她们两个都站在电影院的门厅里等他，彼此互不相识，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让她们失望的人其实是同一个白痴，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让谎言见鬼去吧。从现在起，他要翻开新的生活篇章。从现在起，他要公开地、理性地、诚实地生活。刚才那个出租车司机是怎么说的来着?并不存在“哭泣的良心”。没有任何理由要把情人隐藏起来，使得彼此不能谋面。如果她们都喜欢我，那她们两个为什么就不该相互喜欢呢?几乎可以肯定，她们马上就会成为朋友，两人都感到开心。毕竟，她俩有那么多共同的地方。她俩都是仁慈、善良、慷慨的人。她俩似乎都欣赏我的无助。碰巧，如果真是碰巧的话，她俩的丈夫此时此刻也都在意大利纵情享乐。谁知道呢?也许这两个做丈夫的都已经见过面了。也许耶里·塔德莫和尤里·格芬此刻正坐在罗马的那家小餐馆里，被一群欢快的以色列人和外国人包围着，在那里相互交流有关恋爱和失恋的刺激性故事。要么就是探讨中东的前途，此时尤里就使用从我这里借过去的论点。而我在这幕直接出自斯蒂芬·茨威格或者萨默塞特·毛姆作品的情景闹剧中的作用就是引见这两位弃妇，她们今晚将友好、团结甚至还有些亲昵地走到一起，因为她俩都希望我好。

在想象中，他看见自己这会儿正坐在电影院的黑暗深处，银幕上的让·迦本与一帮冷酷无情的杀手纠缠在一起，而他自己则用左胳膊搂着安妮特，同时将右手的手指轻轻下滑到尼娜的两只乳房上面。逼真地模仿着一个下流的尤里·格芬。电影结束后，他将邀请她们俩去锡安广场后面的那家小餐馆。他会神采飞扬地、轻松自如地对她们谈论淫猥的逸闻趣事和闪光的学术见解，让她们对古老的问题一下子有了全新的认识，让她们听得如醉如痴。后来，他说了声“对不起，稍等一下”，就到洗手间去了，两个女人就在那里热烈地叨咕开了。在那里比较关于他的身体状况记录。划分任务，确立一个护理费玛的轮值表。

这些幻想撩拨得他心里甜蜜蜜的。从童年时代开始，他就喜欢想象着有大人——对他负责的人——趁他不在旁边的时候谈论如何把一切都给他做得好好的，等他睡着了之后再谈论为他的生日做什么样的安排，在讨论着要购买什么样的礼物让他惊喜一下的时候就换成了俄语。在小餐馆吃宵夜之后，如果他鼓足勇气，提议安妮特和尼娜两个到他居住的地方去，大家在一起过夜，或许会出现短暂的尴尬局面，但最终他是不会遭到拒绝的。他从尤里那儿知道，这样的组合也会令女性着迷的。这样，他终于可望过一个激动人心的希腊之夜了。他就重新焕发出青春。一个新的公羊年将要开始了。

他在脑海里反复琢磨着有关细节，一边分派角色，导演场景，就这样折腾了好一会儿。接着，他抓起电话听筒，拨通了尼娜办公室的号码。电话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又试着拨了安妮特的号码。还是一样，回答是无声的沉默。他把两个号码交替着拨了五六遍，可就是没有声音。这个国家所有的系统都出故障了。通讯线路阻塞，医院瘫痪，电力供应时断时续，大学破产，工厂纷纷倒闭，教育和科研水平跌落到了印度的水平，公共服务萎缩，一切都是因为同正在渐渐毁灭我们的占领地纠缠不休的缘故。出租车司机是怎么说的来着?“从1967年那堆狗屎落到我们头顶上之后，这个国家就一直在衰亡。”费玛将电话拿在空中使劲地挥舞，往桌子上猛擂，拼命地摇晃，砰砰地敲打，跟它恳请，对它咒骂，摔打它，捶打它，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接着，他突然想起来了，这一切只能怪他自己。信箱里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次那种印刷格式的缴费通知单了，可他总是不予理睬。这下可好，他们报复上了。他们将他与世界的联系切断了。就像荒岛上的一个赞礼员。

他又狡猾地拨开了，缓慢缓慢地，轻柔轻柔地，就像一个夜盗，就像一个情人。他不记得碰到此类紧急情况应该拨打的号码是14，还是18，或者干脆就是100。他愿意此时此刻就结清自己的账务，亲自或者书面向他们道歉，对电信工人做一次关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讲座，交一笔罚款或是给他们一笔贿赂，只要他们马上过来，让他家的电话立刻活过来。明天一早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银行。要么是邮局?他要付了账单，以便让自己从荒岛上被解救出来。可明天，费玛想起来了，是星期五，所有的办公机构都关门。也许他应该给他父亲打个电话，请他动用一下他的关系。下周，他父亲就要把他那些粉刷工和灰泥工向他这里放过来了。也许他应该逃到塞浦路斯去?或者是加拉帕戈斯群岛?或者至少是马格迪埃勒的那个家庭旅馆?

他又一下子改变了主意。他开始从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情景。他立刻感觉好受多了。命运之神必定是干预进来了，使他免了让·迦本和纵欲。“荒岛”一词让他心里充满了喜悦。在家里过上一个平安的夜晚那该有多好啊。外面的风暴可以尽情地吹打窗户：他就把煤油取暖器点上，在扶手椅里坐下来，一点一点地往另一个费玛——那个真实的费玛身边靠拢，而不必运用自己的外交手腕来抚慰两个被冒犯的女人，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然后还要彻夜不息地满足她们的胃口而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尤其让他高兴的是，就像是有人挥动了一下神杖，他不必再次穿戴上衣帽，尔后走进这座空荡荡、冷冰冰、被雨水抽打的城市了。他真的决定要模仿尤里·格芬的行为吗?步父亲的后尘?他这样一个破烂、邋遢的老熊又要开始像一只公羊般活蹦乱跳?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你没有潴留地小便一次吧。

不要做傻事了，现在最好还是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拧亮台灯，给君特·格拉斯的那篇演讲写一篇措词犀利的答复性文章。要么就给伊扎克·拉宾写一封信。要么就把那篇关于基督教世界中心的文章写完。有史以来第一次他还能够不受任何干扰地把九点钟的新闻看完。要么就看一部不用你动脑筋的情节剧，看到中间就在电视机前面酣睡过去。还有更好的做法，就是蜷缩在床上，手里捧着从特德家里借来的那本书，研究阿拉斯加捕鲸人的生活，想象原始游牧民族的淳朴，津津有味地欣赏爱斯基摩人奇怪的性习惯。把一个成熟的寡妇交给一群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作为他们成人式的一部分，这种风俗突然在他的腰际激起了一种愉悦的搏动。明天早晨他会原原本本地给他的情人们解释清楚，而她们也肯定会原谅他的：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一个不可抗力的例子。除了解脱感和他腰际的信号，他还感到饥饿。他一个晚上什么东西都没吃。于是他走进厨房，连坐都没有坐下来就吞了五块厚厚的果酱面包，连切都没切就囫囵地吃了两个西红柿，喝了一罐酸奶，咕咚咕咚地灌了两杯蜜茶，作为结束，他又吞了一片胃灼热药片。为了鼓励犹豫不决的膀胱，他中途就拉动水箱冲洗便池，结果比赛输了，只得等水箱再次灌水。但他等得烦了，于是在房子里走了一圈，把所有的灯都熄了，然后站在窗户前面，仔细地观察绵延至伯利恒的那些空旷的田野里有些什么新的东西：说不定远处已经有光亮的迹象了。黑暗的窗外，锐利的寒风肆虐着窗玻璃，让玻璃窗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让他心里充满了喜悦。

黑暗的山坡上不时有地方闪现出一丝微弱的光亮：那是散布在果园和鹅卵石中间的阿拉伯人的石头小屋。小山的影子让他产生了错觉，好像那些小山正以他所不理解的、这个世界所没有的方式在那里彼此爱抚。很久很久以前，国王和先知、救世主、世界的改革者、自以为听到什么声音的狂人、奋锐党人、禁欲苦修者和梦想家都在耶路撒冷四处游荡。将来，一百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的某一天，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新一批的人就将生活在这里。认真、持重的人们。毋庸置疑，他们会觉得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不可思议、难以理解、令人困惑。与此同时，在目前，在过去和将来之间，我们受委派居住在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已委托给我们来管理。而我们却让这座城市充满了压迫、愚蠢和不公。我们相互羞辱、相互阻挠、相互折磨，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傲慢，而仅仅因为懒惰和恐惧。我们追求善良却招致邪恶。我们努力抚慰却造成伤害。我们希望增加知识却增加了苦痛。

“还用不着你来对我审判！”费玛对约泽尔大声地抱怨道，“安静一点吧。毕竟，你这样一个空泛的人能理解什么呢?到底有谁在跟你说话呢?”

硕大闪亮的星星在他疲惫的眼前放射出光芒。费玛不知道它们的名字，他也不想理会哪个是火星，哪个是木星，哪个是土星。可他渴望知道这种模糊的感觉来自哪里，渴望知道这并不是第一次。渴望知道以前他就来过这个地方，在往昔的日子里就来过这个地方。渴望知道他已经在一个荒凉、寒冷的冬夜见过这些闪闪发光的星星。不是站在这座房子的窗户旁，说不定是在对面黑色鹅卵石丛中一家低矮的石头房子的过道上。当时，他问自己：天上的星星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黑暗中小山的影子正在说些什么?就在当时，他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但现在已经忘却了。被抹去了。尽管一时间他觉得那个答案正在他记忆的门槛挣扎，是那么近，近得触手可及。他的额头碰到了窗玻璃，他冷得哆嗦起来。举个例子，比亚利克[6]声称星星曾经欺骗了他。说星星没有信守诺言。说它们没有守约。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它们并没有欺骗我们，倒是我们欺骗了它们。没有信守诺言的人是我们。它们召唤我们，但我们却忘了跟随过去。它们说话，但我们却不听。鹤群盘旋——飞走了。

说一个字吧。给我一个小小的指引，一个暗示，一条线索，一个眨眼的动作，我就会站起来，立即就走。我甚至都不会停下来换件衬衫。站起来就走。要么就匍匐在你的脚下，睁大双眼地陷入昏睡状态。

窗外，风刮得更猛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雨水透过窗玻璃击打在他的额头上。伯利恒群山上空乌云之间的那个洞穴是刚才星星透出光亮的地方，这会儿也黑下来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尖叫，好像有一个婴儿被包裹在一张湿漉漉的毯子里并被丢弃在干河的斜坡上了。好像他得立即奔跑着去帮他妈妈找回她那个失去的孩子。然而他自言自语地说，很可能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嘎吱作响的百叶窗罢了。要么就是邻居家的一个孩子。要么就是一只在院子里快要冻僵了的小猫。他使劲地瞅着，可不管怎么用力，他能看到的只是一片黑暗。没有出现任何迹象，矮山上没有，山坡上那些石头房子里的微弱光亮中间没有，黑暗的天空中也没有。召唤我过去，但连一点点目的地线索也不给，这不是无理又恶毒吗?不透露会面地点在哪里。不透露到底有没有会面。不透露受召唤的人到底是我还是其实只是我的一个邻居。不透露这片黑暗之中到底有什么东西还是没有任何东西。

但就在此刻，费玛确实感到了覆盖耶路撒冷的那片黑暗的全部重量。黑暗覆盖着尖塔和圆顶，黑暗覆盖着高墙和塔楼，黑暗覆盖着石墙围成的院子，覆盖着古老的松林，覆盖着修道院和橄榄树，覆盖着清真寺、山洞和墓冢，覆盖着王陵和真假先知的陵墓，黑暗覆盖着曲曲折折的胡同，黑暗覆盖着政府大楼，覆盖着废墟，覆盖着城门，覆盖着石块累累的田野和大蓟丛生的荒地，黑暗覆盖着阴谋、欲望和疯狂的幻想，黑暗覆盖着矮山，覆盖着沙漠。

西南方向，在环绕艾因凯雷姆村高地的上方，乌云已经开始移动，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拉扯着窗帘。以前，到了冬天的晚上，他妈妈就要在屋子里转上一圈，将所有的窗帘都拉起来。他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她忘了拉他卧室的窗帘。醒来的时候，他看到窗外有个模糊的影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是一个瘦长的影子，周围是一圈微弱的光环。接着就消失了。然后在另一扇窗户旁又突然出来了，就像被月亮触摸过的云雾一样。接着又消失了。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一睁眼就吓得惊魂不定，坐在床上哇哇地大哭起来。他妈妈穿着一件散发出异香的睡衣走进了他的房间，俯在他的身边。她看上去很颀长、很白，也像被月亮触摸过似的。她把他抱在怀里，向他保证外面其实什么也没有，那个影子只不过是一个梦罢了。然后她把两个窗帘都小心地拉扯起来，把他的被子重新叠好，在他额头上吻了吻。虽然他最终停止了哭泣，把脑袋深深地钻进毯子里，虽然她一直待到他再次睡着了才离开他的床边，费玛到现在都依然坚信，那不是梦，他妈妈也知道不是梦，而她对他撒谎了。甚至现在，在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他仍然确信，当时窗外确实有一个陌生人。不是在梦中，而是在窗外，在窗玻璃的另一面。他妈妈其实也看见他了。他认为这个谎言是别人向他所说过的最最恶劣的谎言。正是这个谎言才劫走了他那年幼的弟弟，注定了他妈妈英年早逝，让他自己这些年来在这里又不在这里，茫然地寻找他其实并没有丢失的什么东西，而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样子、上哪儿去找、怎么找。

即使哪一天他真的找到了，可他又怎么知道他已经找到了呢?

说不定他已经找到了，可又把它扔了，继续往前走，继续像个盲人那样在搜索呢?

鹤群盘旋又飞舞，飞走了。

呼啸在玻璃窗上的风渐渐平息下来。冻僵了的宁静笼罩着大地。十点四十五分，费玛改变了主意，他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走进了寒气彻骨的空旷的大街。他走到住宅区另一端购物中心里面的公用电话亭。可他拿起听筒时，公用电话里传来的同样是死一般的宁静。说不定整个地区都出什么问题了。公用电话人为地遭到破坏了吗?要么，整个耶路撒冷又一次与内部彼此隔绝，也与外部世界隔绝了?他放弃了努力，轻轻地放下听筒。他耸了耸肩膀，说道：“很好，伙计。”这时他才想起自己身上原来没带电话代用币。

明天，他一清早就起来，原原本本地对他的两个情人解释清楚。

要么，他就离开这里，逃之夭夭。

湿漉漉的松树发出的飒飒声，彻骨的寒气，空荡荡的大街，所有这一切很适合费玛的心境。他继续朝斜坡和田野的方向慢悠悠地走过去。他妈妈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总喜欢朝食物上吹气，即使食物已经凉下来了，即使原本就是凉食，比如说色拉或者果盘。吹气的时候，她的两片嘴唇就撅成亲吻的形状。他的心疼痛起来，因为此时此刻，就在她去世四十四年之后，他想回吻她。他想把世界弄得天翻地覆，就是为了找到那顶带松软绒球的蓝色童帽，把它还给她。

他走到了街道的尽头，也就是住宅区的尽头和这座城市的尽头，这时费玛突然意识到有什么透明的东西充满了这个世界。好像有数千个温柔得像丝绸一般的脚步声在四周回响。好像他的脸正在被不是手指的手指抚摩着。好奇感过去之后，他发现天空中飘起了小小的雪花。很细很细的雪开始降临耶路撒冷了。只不过一碰到什么东西就融化了。还没有力量让这座灰色的城市变成白色。

费玛回到家中，在桌子下面的废纸篓里翻找那张昨天要么就是前天被他揉成一团并扔掉的话费通知单。他没有找到话费通知单，却挑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国土报》。他把报纸展平，拿到床上，阅读着有关当代假弥赛亚的报道，最后慢慢地合上眼睛，睡着了，报纸就盖在他的脸上。凌晨两点，小雪住了。冻僵了的耶路撒冷屹立在空旷的黑暗中，就好像灾难已经发生了，所有的人又流散了。

【注释】

[1] 各各他，又称髑髅地，即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见《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三节，亦可参见《马可福音》十五章或《约翰福音》十九章的相关内容。

[2] 尼尼微，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亚述的首都，遗址在现今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附近。

[3] 《托拉》，犹太教名词，广义指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教导或指引，狭义指律法书或《摩西五经》。

[4] 这里的说法与所罗门王审断一件疑难案件的典故有关。有两个同居一室的妓女前后各生了一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妓女在自己的孩子夭折之后将对方的孩子和自己的死婴偷着调换过来。两个妓女都声称活着的婴儿是自己的，请所罗门王审断。所罗门王命人把活婴给分成两半，一个女人于是大呼不要，宁愿放弃对婴儿的所有权，而另一个女人则赞成一人一半。于是，所罗门王说，大呼不要的女人是孩子的生母。见《旧约·列王纪上》三章十六节至二十八节。

[5] 约西·萨瑞德（1940——），以色列左翼政治家。

[6] 比亚利克（1873——1934），犹太民族主义诗人，现代希伯来诗歌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