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羞辱感和犯罪感

在花园里，走在那条铺着石子绕过小公寓楼直达诊所的小路，费玛突然停下来，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因为从二楼，透过紧闭的窗户，透过风声和飒飒作响的松树，传来了大提琴的声音。是那几个老妇当中的一个，要么就是一个学生，正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同一个音阶。

费玛试着识别那个音符，可就是听不出来。他站在那里，愣愣地听着，就像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打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得到哪里去的人。如果这时他能改变自己惯常的形态，变成空气、石头或者一只鹤就好了。他身体里也有一把大提琴在演奏着，以它自己的语言在应和头顶上的那把大提琴，这种语言是一种渴望和自嘲的声音。他在脑海里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三个演奏音乐的老妇的生活：她们一连几小时地乘出租车，在冬雨扫荡的马路上咔嚓咔嚓地行进着，为的是到上加利利尽头的某个遥远的基布兹去开独奏会，要么就是参加老兵联欢会的开幕式。在冬天无事可做的夜晚，她们都干些什么呢?洗了碗碟、收拾好厨房之后，她们三个很可能就聚集在她们共同的客厅里。在费玛的想象中，这是一个极度清教徒式的房间，里面有用罗马字母表示时间的摆钟、餐具柜、沉重的粗腿圆形饭桌和黑色的直背椅子。在房间一角的地毯上蹲着一只用灰羊毛做的卷毛狗。在那架合上盖子的大钢琴上面，在饭桌上面，在五斗橱上面，到处都铺着蕾丝护垫，就像他父亲在雷哈夫亚的公寓一样，那里所有能放东西的表面都铺上了这种蕾丝护垫。这里还有一个沉重的老式无线电收音机，一只细长的花瓶里插着一些蓝色的干花。所有的窗帘都拉了起来，所有的百叶窗也都是紧闭着的，取暖器里散发出一束蓝色的火焰，当煤油从油槽缓缓流入油绳的时候，蓝色的火焰就时不时地在那里发出无力的噗噗声。其中一个老妇正在用轻柔的声音给大家念一本旧的德国小说，也可能是她们轮流着念。比如说《绿蒂在魏玛》。整夜里都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朗读的声音、钟摆的滴答声和烧煤油的噗噗声。十一点整，她们都站起身，各自回到各自的卧室里。三扇门就那么一直紧闭到第二天早晨。而在客厅里，在一片寂静和黑暗中，摆钟一刻不停地在滴答作响，每逢整点还发出柔和的报时的声音。

在诊所的入口，费玛看到那块高雅得体的牌子上写着：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埃坦大夫妇科专家门诊。像往常一样，他对这种希伯来语不能容忍的搭配感到特别恼火。

“是不能容忍。可不能容忍又怎么样呢?”

瓦尔哈夫提格大夫的独生女诺拉，就是那个曾经嫁给加德·埃坦、十年前又和一个出访的拉美诗人私奔了的女人，她有没有遭受乡思的煎熬呢?良心的煎熬?羞辱感和犯罪感的煎熬?在这里，从来就没人提及她的名字。也从没人说起她，哪怕是间接地说起过也好。好像她压根儿就不存在。只是塔马偶尔对费玛嘀咕几句，说是来了一封信，但被他退给了寄信人，要么就是来了个电话，但他一句话不说就给挂上了。塔马总想说服费玛，让他相信加德其实人不坏，只是受了惊吓和伤害而已。不过，她偶尔也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只要是女人，都会离开这样一个毒如蛇蝎的家伙的。

费玛穿上他那件白色的短外衣，在接待处的桌子旁坐下来，翻看着预约登记簿。就好像他正在那里下意识地猜测还有哪个病人将会突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成为他的第二个安妮特·塔德莫。

塔马说：

“里面有两个病人。深沉男低音歌手大夫的病人长得有点儿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埃坦的那位看上去像一个女学生，很漂亮。”

费玛说：

“昨天午夜时分我差点儿就给你打电话了。我找到你那个芬兰将军的答案了，就是那个首尾字母都是M的将军。是Mannerheim（曼纳林）。他其实叫von Mannerheim（冯·曼纳林）。是个德国名字。他就是在1938年抵挡斯大林入侵因而震惊全世界的人。他率领弱小的芬兰军队抵御了强大的苏联军队。”

塔马说：

“你什么都知道。你本该当大学教授的。要么就该当内阁成员。”

费玛想了一下，打心眼里同意她的说法，因而热情地说道：

“你是那种理想的女人，塔马。至今还没人把你从我们身边夺走，这对我们男性可真是耻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今还没有一个活着的男人能够配得上你的。”

她那敦实、健壮的身躯，她那在脑后挽成小髻的柔软的金发，还有她那一只绿色、一只棕色的眼睛，这一切都一下子使她看上去是那么稚气，那么令人心动，他问自己：干吗不走到她跟前，抱紧她的两只肩膀，将她的脑袋深埋在自己的胸口，就好像她是他的女儿呢?可这种安慰的冲动马上就和另一种冲动混在一起：他想对她夸口，说有两个女人千里迢迢地于这天早晨造访了他的公寓，向他献身，一个刚走，另一个就来了。他犹豫了一下，接着便镇定下来，什么也没说。这个敦实的身躯上次被男人抚摩是在什么时候呢?如果他突然伸出双手，把她的两只乳房捧在手心里，她会有什么反应呢?震惊?愤怒?歉疚地屈从?你这个傻瓜，他对自己的阴茎说：这下你可要记住了。就好像他能感觉到她的两只乳头偎依在他那两只柔软的手心里似的，他握紧了左右拳头，脸上露出了微笑。

塔马说：

“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费玛记不得她的上一个问题是什么，但他兴高采烈地回答说可以，似乎在模仿着父亲那种傲慢的样子。

“我用我的半个王国来担保。”

“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也是游泳衣。”

“什么?”

“这上面就是这么说的。你认为是印刷错误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也是游泳衣。’六个字母。这差不多是最后一条线索了。”

“我不知道。”费玛说，“试试Tahiti（塔希提岛）吧。我有一个孩子，他老要我带他去太平洋。他想我们两人用枝条搭一个小屋，就靠鱼和水果过日子。确切地讲，我并不是说他是我的孩子。噢，他既是我的孩子，又不是我的孩子。你就别管这一点了。再试试Hawaii（夏威夷）。你愿意和我们一道去吗?住在用枝条搭建的小屋里，什么东西也不吃，只吃鱼和水果?远离残酷和愚昧?远离这样的雨水?”

“你是用I还是用Y结尾来拼写Tahiti呢?不管是I还是Y都不合用，因为第二个字母必须是I，第三个字母必须是K。你是指约珥家的小男孩迪米吧?你的那个挑战者?也许我不该多管闲事，费玛，但你偏偏想做人家的父亲，你应该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没在使这个孩子的生活过于复杂化。有时我在想……”

“Bikini（比基尼）。”费玛说，“这种游泳衣当初是根据世界末日来命名的。比基尼原来是一个小岛，在岛上居民被疏散之后，他们用原子弹将其炸成了碎片。它是世界末日的试验地。位于南太平洋。我们得另找其他的岛屿了。事实上是另找其他的海洋。毕竟，我如何能够用枝条搭建小屋呢?我连一个书橱都做不起来。我的书橱还是尤里·格芬给我组装的呢。行行好吧，塔马，你别那样背冲我和房间站在窗户跟前了。我都跟你说过上千遍了，我受不了你这样。是我的问题，我知道。”

“怎么了你，费玛?有时你还真滑稽。刚才我只不过是在拉上窗帘，因为这雨我看得都腻了。我们没必要寻找其他的岛屿了：Bikini就是正确答案。你认为尼加拉瓜的执政党叫什么名字呢?”

问题的答案就在费玛嘴边上，但就在这时，埃坦大夫诊室那扇紧闭的房门后面突然传来女人的声音。那是一种短促、刺耳的尖叫声，充满了恐惧和愤怒，当一个小孩子受到了强烈的不公时就有可能从其喉咙里拼命地发出这种声音。正在被屠杀的是谁呢?有可能是注定要成为约泽尔父亲或者祖父的人。费玛浑身上下都绷紧了，同时竭力堵塞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坚强起来，让自己不去想象那双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正在那里干些什么。那张长沙发上覆盖着白油布和一张用粗糙的白纸做成的一次性床单，旁边有一个白色的担架车，担架车上放着一整套消过毒的手术刀、内窥镜、大大小小的剪子、镊子、注射器、一把剃刀、缝合皮肉的特殊针线、夹钳、氧气面罩和点滴瓶。女人在这里被最大程度地暴露着，没有一丝躲藏的地方，从大夫脑袋后方还有一盏强烈的照明灯，亮光倾泻在她的身上；粉红粉红的，外皮也擦破了，就如一个伤口，看上去就像一个没有了牙齿的老人那种大张的嘴巴，在那里向外渗出深色的血液。

他还在那里苦苦挣扎着要摆脱脑海中的画面，尽力不看、不听、不感觉，而又无法做到这一切，这时，塔马轻柔地说：

“现在你可以放松下来了。一切都过去了。”

可费玛仍然感到羞愧。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了，他觉得自己无法摆脱犯罪感。他也应该为紧闭的房门背后的痛楚负责。今天早晨，他首先羞辱了安妮特，接着又羞辱了尼娜，这和那张洁白无瑕的长沙发上的疼痛和羞耻是有一定联系的，当然，那张长沙发这会儿无疑已经不再洁白无瑕，而是流满鲜血和其他分泌物了。他的阴茎萎缩下去，就像个小偷一样地藏了起来。一种模模糊糊的、让他反感的疼痛感突然在他的睾丸里抽动起来。如果塔马不在身边，他就要把手伸到下面，把来自裤子的压力给缓解一下。不过，其实就这样要更好一点。他一直企图说服茨维，让他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理由为自己开脱，不必为那些以我们的名义所犯下的暴行负责，但现在，他必须放弃这种可怜的企图。我们得承认自己的犯罪。我们得承认，所有人的痛苦都应该由我们来承担。占领地上的压迫，在垃圾箱里捅来捅去的老人所经受的屈辱，深夜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用手杖敲击着路面的那个盲人所经受的屈辱，在破败的孤儿院里那些孤僻的孩童所经受的痛苦，患水肿的狗惨遭杀害，迪米内心所经受的煎熬，安妮特和尼娜所受到的羞辱，特迪内心的孤独，尤里没完没了的逛荡，这堵墙的另一面刚刚进行的手术，深深地插进受伤的阴道里的那些不锈钢镊子——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我们承担。梦想着逃往穆鲁罗瓦[1]或者加拉帕戈斯群岛，简直就是徒劳。甚至被放射性蘑菇云污染的比基尼岛也要由我们来承担。有那么一会儿，他在思忖着一个令他好奇的事实：在希伯来语中，表示“怜悯”的单词似乎与“子宫”有关，而“镊子”似乎是从“汲取教训”这个单词派生过来的。可接着，他就为这些文字游戏和他的诗意化行为责备自己，这种东西和国防部长的行为一样卑鄙：国防部长心里的意思是“死亡”，但从嘴里说出来的却是“代价”。

“奥尔特曼[2]有一首诗，”他对塔马说，“叫《埃及十灾歌》，其中一节是这样写的：暴民很快聚集起来，//带着声讨的绞索，//要处死国王和大臣，//洗刷他们的耻辱。这基本上就是全部历史的总结了，我想。这是我们大家的历史，浓缩成了几十个字。我们来给她冲杯咖啡吧。给加德和艾尔弗雷德也各冲一杯吧。”

塔马说：

“好的。你就不用忙了。我已经把水壶插上了。不管怎么说，等她苏醒并且站起来还有一段时间呢。也不用你来清洗了。我来做好了，你只要照看消毒柜和洗衣机就行了。你怎么什么都能记得住呢?奥尔特曼，比基尼，还有一切的一切?一方面，你是那么粗心大意，连自己衬衫的扣子都扣不好，刮脸的时候还总是刮破脸皮；可另一方面，为了寻找纵横字谜中的一个线索，你能把世界弄它个天翻地覆。你还为别人安排生活。你看看你的套衫吧：一半在裤子里面，一半在裤子外面。还有你衬衫的领子也是一样，一半窝在里面，一半翻在外面。就像个婴儿。”

说到这里她便沉默下来，然而热情的笑容依然萦绕在她那张单纯的阔脸上，似乎笑容被遗忘在那里了。冥思苦想了一会儿之后，她又悲哀地开了口，但却没有解释她马上要说的话和刚才所说的话究竟有什么联系。

“我父亲在亚历山大[3]的大都市饭店上吊自杀了。那是1946年。没有发现他留下任何信件。当时我才五岁半。我现在差不多记不得他了。我记得他抽西蒙阿茨特牌香烟。我还记得他戴的手表：黄色的，方形的，指针上发磷光，在黑暗中亮闪闪的，就像鬼眼。我有一张他穿着英国陆军军服的照片，可他看上去并不十分像军人。他看上去很邋遢。很疲惫。事实上，照片上的他看上去一头金色的头发，一脸的笑容，一口漂亮的白牙，两个眼角都有可爱的细小的皱纹。不是哀伤，只是疲惫罢了。他怀里还抱着一只猫。我在琢磨着他是不是也在被单相思折磨着。我妈妈跟我从来不说他的事。唯一的一句话就是：他也不想我们。然后她就改变话题。我妈妈有一个情人，一个高个儿的澳大利亚船长，船长的一只胳膊是木头做的，他还有一个俄国名字，叫撒拉弗。有一次人家给我解释说，这个名字源自希伯来文单词‘撒拉弗’。后来，我妈妈又碰着了一个动不动就流泪的银行家，银行家带她去了加拿大，又把她给甩了。最后，她用波兰语从多伦多给我寄来一封信。我当时还得找人把它给翻译过来。她一直没有学会用希伯来文写信。她在信中说，她想重返内斯锡安纳，开始全新的生活。可她根本就没能回来。她患肝癌死了。我是在劳动妇女委员会开办的孤儿院里长大的。现在说说奥尔特曼：告诉我，费玛，人们都说他有两个妻子，是真的吗?”

“他死于，”费玛说，“大约二十年前。”他正要就奥尔特曼这个题目给她上一堂速成课，埃坦大夫的门突然开了，一股刺鼻的药水味马上飘散开来。埃坦大夫将脑袋探出门外，对塔马说：

“嘿，碧姬·芭铎[4]。快给我拿一安瓿哌鱼詖啶。”

费玛于是被迫推迟自己的讲座。他把正在沸腾的水壶从插座上拔了下来，然后决定把疗养室的一台取暖器打开。之后，他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他为伯格森太太安排了一个预约，时间是在本月底；他又对吉拉·迈蒙解释说，他们这里从不在电话上公布化验结果，她得亲自到诊所来一趟，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会告诉她答案的。也不知为什么，他对她们两人说话的时候是那么窘迫，好像他对她们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当安妮特·塔德莫嘲笑对诸如葛丽泰·嘉宝、贝雅特丽齐、玛琳·黛德丽、杜尔西内亚等神秘女性所作的陈词滥调的描写时，他打心眼里同意她的观点，但她试图把神秘的外衣披在男性的肩膀上，这时她可就错了。我们都深陷在虚伪之中。我们都在伪装。毋庸置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当中每个具体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怜悯，都清楚地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表现怜悯，因为我们当中每个具体的人都渴求哪怕是一点点的怜悯。可到了我们应该打开怜悯大门的时候，我们却都装作一无所知。要么就装作认为怜悯和仁慈只不过是一种对别人显示优越感的方式，是一种太过时、太伤感的东西。要么就装作认为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能有什么办法呢，人有那么多，可为什么偏偏让我来怜悯呢?帕斯卡说‘灵魂的死亡’，说人类的苦楚就是被废黜国王的苦楚，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为了不再想象墙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做出了种种努力，但这些努力让他觉得懦弱、卑鄙、丑陋。他试图把自己的思绪从塔马父亲的死转移到奥尔特曼私生活的谣传上来，这种努力也是同样的性质。毋庸置疑，至少做到直视痛苦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他是总理，他就会让内阁的每一位成员在加沙或者希布伦同某个预备役部队在一起待上一个星期，在内盖夫某个拘留营周围待上一段时间，在破败的老年精神病房里住上两三天，在黎巴嫩边境的电网旁边睡着泥巴和雨水从黄昏到黎明度过一个冬日的夜晚，或者同埃坦和瓦尔哈夫提格没有任何障碍地待在这个堕胎的地狱里。堕胎的地狱这会儿又弥漫着从楼上传来的钢琴声和大提琴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他为自己的这些思考感到作呕，因为转念一想，这些想法在他看来就是19世纪俄国庸俗文学的化身。“堕胎的地狱”这个说法就是一种歪曲：毕竟还有例外，事实上这里有时是在创造生命的。费玛还记得有个叫萨拉·马塔隆的病人，首席专家都建议她放弃努力，去领养一个孩子得了，只有加德·埃坦认准一个目标，锲而不舍地努力了四年，终于，他打开了她的宫颈。诊所全体员工于是应邀参加她儿子的割礼[5]。做父亲的突然宣布，他孩子的名字就叫加德。费玛注意到埃坦大夫在那里拼命地咬着自己的皮质手表带。事实上，费玛自己的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也湿润了。人们只好让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代劳一下，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则不亦乐乎地把婴儿抱在自己的怀里。

一个年龄在十七岁左右、脸蛋白得像床单、身材瘦得像火柴棍儿的头晕眼花的姑娘在塔马的搀扶下正摇摇晃晃地向疗养室走去，费玛赶紧跳起来去帮塔马。就好像是为全体男性赎罪似的，费玛东奔西窜，忙碌得不可开交：跑着拿来了一床柔软的毯子，一玻璃杯冷矿泉水，里面还放了一片柠檬，还有卫生纸、阿司匹林。最后，他还给她叫了一辆出租车。

四点半是喝咖啡休息的时间。瓦尔哈夫提格大夫走过来，靠在服务台上，让一股药品和消毒剂的气息飘拂到费玛的脸上。他那像沙皇总督一样鼓囊着的宽厚的胸脯和他那又阔又圆的臀部，配上他那沉重的身躯，倒确实让他像个深沉男低音歌手。他的脸颊上纵横交错地覆盖着淡蓝色、红色和粉红色的病态的血管，这些血管从脸皮上就可以看出来，你差不多都能够看着它们的搏动来计算他的脉搏。

步伐轻捷，悄无声息，一举一动就像热铁皮上的猫，埃坦大夫也来了。他在那里慢悠悠地、冷冰冰地、连嘴巴也不张一下地咀嚼着口香糖。他撅着两片薄薄的嘴唇。瓦尔哈夫提格说：

“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剖腹产[6]。可你还是给她缝合得既漂亮又紧凑。”

埃坦说：

“我们让她脱险了。当时的情形看来可不太妙。”

瓦尔哈夫提格说：

“说到输血，你当时的意见绝对正确。”

埃坦说：

“没什么。这从一开始就是明摆着的。”

瓦尔哈夫提格又说：

“上帝给了你一双灵巧的手指，加德。”

费玛温和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喝咖啡吧。快凉了。”

“冯·尼森阁下先生！”瓦尔哈夫提格吼了起来，“这些天阁下都藏到哪儿去了?他在给我们大家写一部新的《浮士德》吗?要么就是一篇《科尔哈斯》[7]?我们差点儿都忘了尊容是什么样儿了！”他接着就给大家讲述“一个著名的笑话”，说的是三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但他还没讲到第三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时自己就憋不住了，发出一阵爆笑。

陷入沉思的加德·埃坦突然说道：

“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应该在这里通过局部麻醉来施行手术。应该到大医院去做，施行全身麻醉。我们差点儿把这事给弄得一团糟。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艾尔弗雷德。”

瓦尔哈夫提格声音都变调了，他说道：

“什么?你担心吗?”

加德·埃坦显得不慌不忙。停了一会儿之后，他说：

“不。现在我非常自信。”

塔马犹豫再三，她的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你穿这件白色的高圆翻领套衫很帅气，加德。你不喝咖啡，来杯柠檬茶怎么样?”

加德·埃坦说：

“行，但是行行好，不要在那里摇头摆尾的。”

瓦尔哈夫提格是个拙劣的和事老，他赶忙将话题转移到时事上来：

“哎，那个波兰的反犹主义分子你们诸位有什么说法?他们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没忘记。你们在收音机上听到那个红衣主教在华沙就奥斯威辛修道院发表的讲话了吗?完全是老调重弹：犹太人为什么如此争强好胜呢?犹太人为什么这般大惊小怪呢?犹太人为什么要鼓动全世界来反对可怜的波兰呢?犹太人为什么还要利用他们的亡人呢?毕竟也有几百万波兰人遭到了杀害。但我们那可爱的小政府，以犹太人旧式的谄媚，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我们早就朝他们国家代办的——你知道是什么地方——猛踢一脚，把他们踢回老家去了。”

加德·埃坦宣称：

“你不用担心，艾尔弗雷德。我们是不会屈服的。找个晚上我们派空降突击队去对付他们。来个闪电式的偷袭。对奥斯威辛的一次恩德培突袭[8]。我们要把那个修道院炸到天上去，之后，我们的全部军事力量将安然无恙地返回基地。绝对要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全世界都将屏住呼吸，就像在我们以前那些辉煌的日子里一样。然后，沙龙[9]先生和沙米尔先生就要一句等不得一句地叨咕以色列国防军无远不及的威力和以色列威慑力量的更新问题。他们可以将其命名为‘焚尸炉和平行动’。”

费玛心中的怒火当即就被点着了。如果我是总理的话，他想，但还没等他想完，他的怒火就已经喷发出来了：

“谁他妈的还要搞这一套?我们都发疯了。我们都精神失常了。我们都在这里干些什么?居然和波兰人就到底是谁拥有奥斯威辛这个问题在喋喋不休地争吵。听起来都有点像‘祖先的权益’、‘祖先的遗产’和‘我们绝不退还我们已经解放了的土地’这类老生常谈的延伸了。从现在开始的任何一个时间，我们那些干劲冲天的拓荒者都有可能开到那里，在那些毒气室环绕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在相互争夺的土地上确立各种事实。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奥斯威辛成了犹太人的地盘呢?它是纳粹的地盘。德国人的地盘。它倒真应该成为基督教的地盘，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和波兰天主教的地盘。让他们用修道院、十字架和悬钟来覆盖那一整片死亡集中营好了。不落下任何一块地方。每个烟囱上都放一个耶稣。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地方更适合基督教国家彼此融为一体的地方了。是他们，不是我们。让他们去那里朝圣，去捶胸忏悔也好，去庆祝他们在神学历史上所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也好。他们可以通过洗礼把他们的奥斯威辛修道院命名为‘耶稣温柔的复仇’，这不关我的事。我们火急火燎地跑到那个到处是抗议的人群和标语牌的地方去干什么呢?我们都发疯了吗?有一种说法非常正确：一个到那里和死难者亡灵交通的犹太人应该在他周围看见一片十字架的森林，除教堂钟声之外什么也听不见。只有这样他才能理解他处在波兰真正的中心。基督教欧洲中心的中心。就我而言，如果他们把梵蒂冈搬到那里，那倒是一件大好事。干吗不呢?让教皇从现在开始就坐在烟囱之中的一个黄金宝座上，一直坐到最后审判日全部死者都复活为止[10]。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你别在那里恍惚了。”埃坦发出尖厉的嘘声，一边把自己那优美的手指举到灯光下面，冷峻地打量着，他好像突然焦虑起来，担心自己的手指说不定已经发生了某种突变。他没有费神向他们表明自己是不是持不同观点。

“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瓦尔哈夫提格说道，他试图把话题重新拉上正轨，“人们都不会允许你们两个就这么一个悲剧性话题说这样一些毛骨悚然的话。有些事情人们绝对不可以拿它开玩笑，就是关起门来私下里聊聊也不可以。但我们的费玛却醉心于悖论，而你加德呢，你只是在有机会拿政府、奥斯威辛、恩德培突袭、六百万[11]和任何能够激发争论的话题开玩笑的时候才感到开心。你们在内心已经死了。你会把他们全部绞死的。你这个阿尔法西[12]街的绞刑手。因为你们两个都憎恶这个国家，而不是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都要跪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他赐给了我们在这里的一切，包括亚洲的一切和布尔什维主义。你们不能只盯着奶酪上的小孔。”突然，老大夫佯装心中充满了怒火，并且好像决心要扮演一位令人畏惧的独裁者似的，满面通红，一张醉醺醺的脸在那里颤抖着，纵横交错的血管看上去好像马上就要爆裂开来，然后，他温文尔雅地吼叫起来：

“现在不要扯淡了！大家都快回去工作，齐步走！我的诊所可不是议会！”

加德·埃坦几乎没有咧开嘴唇，他透过自己金黄色的胡须发出了一声尖厉的嘘声。

“可事实上就是国会。一个老人国会。艾尔弗雷德，到我房间来一下。我也需要你，你这个性饥饿的世界小姐，带上伯格曼太太的有关记录。”

“我怎么你了?”塔马眼泪汪汪地叨咕着，“你为什么老要折磨我?”接着的刹那间，她战战兢兢地鼓起勇气，又说道：

“总有一天我要揍你的。”

“好极了。”埃坦咧嘴一笑，“随你处置。我甚至会把另外一边脸也转给你打，如果这样做能让你的荷尔蒙镇静一些的话。然后，这儿的圣奥古斯丁可以安慰你，还有我，还有所有那些哀悼锡安和耶路撒冷的人，阿门。”这样说着，他来了个转体动作，就像军人的动作那般到位，然后体态轻盈、昂首阔步地走开了，一边把他那件白色的高圆翻领套衫给抚抚平，把一片寂静留在了身后。

两个大夫消失到了埃坦大夫的房间里。费玛在口袋里使劲地翻找，他想拿出一个皱巴巴的、已经不是那么干净的手绢，把它递给塔马：她的两只眼睛这会儿是泪汪汪的。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一个小物件从手绢的折层里掉了出来，落到了地板上。塔马弯腰把它拾起来，还给他，还一边透过泪眼冲他微笑着。那是安妮特的耳环。然后，她用衣袖擦了擦眼睛，那只棕色的眼睛和那只绿色的眼睛，把所要的文档抽出来，赶紧冲两位大夫追过去。到了门口，她转过身来，将她那张愁苦的脸冲着费玛，用极度哀婉的声音，就像是拿她最最心爱的东西发誓说：

“总有一天我要抓一把剪子把他杀了。然后我就自杀。”

费玛并不相信她的话，可他还是把裁纸刀拿起来，藏到了桌子的抽屉里。手绢和耳环他则小心翼翼地重新搁到口袋里。接着，他撕下一张纸，将纸放在前面，心想着把自己有关世界基督教中心的想法都记下来。说不定还可以扩展成为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的周末增刊上。

可他的思想开了小差。昨天夜里他睡了还不到三个小时，早晨又被两个不知劳累的情人给弄得精疲力竭。她们究竟把他看作什么人了?一个激发了她们母性本能的孩子，一个需要她们打襁褓、喂奶的孩子?一个为她们拭眼泪的兄长?她们渴望着为其扮演缪斯角色的一个黯然失色的诗人?还有，是什么让女人为加德那样残忍的欧洲轻骑兵激动呢?是什么让女人为像他父亲那样喋喋不休的花花公子激动呢?费玛好奇地想着，露出了笑容。也许安妮特到底还是错了，女人确实有神秘的一面?女人嗜好之谜?也许她并没有搞错，只是故意对敌人隐瞒了一个秘密。狡猾地掩盖了这个秘密的真实存在。毫无疑问，今天早晨她并非真的想我，她只是觉得对我有愧，于是决定为我献身，然后也就这么做了。我呢，才隔半小时，也并不想尼娜，我只不过觉得愧疚于她，因而尽力向她献身罢了，可单在生理机能上她们毫不费力就可能做到的我却无法做到。

于是他咕哝道：

“可这不公平。”

然后，他又自嘲地说：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在某个请愿书上签个名呢?”

他用一只疲惫的手在面前的那张纸上胡乱地画着，画的是圆、三角、十字架、六角星、导弹和硕大的乳房。在这些胡乱涂画的东西中间，他下意识地写上了他起先想起来的那句歌词：“鹤群盘旋又盘旋。”在下面他又写道：“马车辗转复辗转。”然后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划掉。他把整张纸揉成一个团，对着废纸篓抛去。偏了。

接下来，他想着要利用空闲时间写两封信，一封是公开信，是就犯罪和责任对君特·格拉斯的答复，另一封是私信，是对约珥二十四年前所写的那封分手信的迟到的答复。当年，两位空军上校于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专程来到他们家，目的就是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相信约珥去西雅图或者帕萨迪纳工作上一两年是有民族意义的，但他对他们的态度极为粗鲁。在信中跟约珥和他自己解释一下当年他为何对他们态度粗鲁，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至今仍坚信，“国家利益”这样的字眼通常都是掩盖各种各样丑恶行径的幌子。然而现在，在他生命已经过半的时候，他竟发现自己没有资格说教别人了。凭什么权利呢?你一生都有些什么成就呢?从前，在耶路撒冷，住着一个让人讨厌的游手好闲的人，他老是纠正别人在语言上的小错误，惹得人人都心烦意乱，但这样说对一百年后将居住在这里的约泽尔和他的朋友们有什么好处吗?说他和有夫之妇通奸呢?说他谩骂、侮辱内阁阁员呢?说他同蜥蜴和蟑螂辩论呢?说连加德·埃坦这样卑鄙无耻的人还治愈了生病的妇女、打开了她们不孕的子宫呢?

电话铃响了，但他这次没有像平常那样问候对方说“这里是诊所，晚上好”，脱口而出的却是“这里是诊所，做梦好”。他赶紧向对方道歉，结结巴巴地解释着，用一句玩笑话来掩饰他口头上的失误，结果非但没有收效，而且把局面弄得一团糟，于是又更正自己的话，又试图为自己的更正做解释，然后为雷切尔·平托安排了一个紧急预约，时间就在下周，但事实上她只不过是要求做一个常规检查。

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丈夫也离开了她。要么就是找到了一个比她年轻的情人。要么就是在占领地服预备役的时候阵亡了，反正已经没人来安慰她了。

【注释】

[1] 穆鲁罗瓦，太平洋中南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环礁，在土阿莫土群岛的东北端，为法国通过太平洋实验中心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地点，无人居住。

[2] 即内森·奥尔特曼（1910——1970），以色列诗人、剧作家。生于华沙，1925年移居特拉维夫。他的诗作表达了强烈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曾遭英国托管当局查禁。他写诗重意象、韵律和形式美，被称为“希伯来诗歌中先锋派的领袖”。

[3] 亚历山大，埃及北部港市，亚历山大省省会。

[4] 碧姬·芭铎（1934——），法国女演员，以性感著称。

[5] 割礼，犹太教重要宗教仪式，指用石刀割损男婴的包皮。以色列人中男孩诞生后第八天都得接受割礼。

[6] “剖腹产”一词原文为德语Schnitz。

[7] 《科尔哈斯》，即《米夏埃尔·戈尔哈斯》，为德国剧作家和小说家亨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的一个短篇小说。

[8] 恩德培突袭，以色列突击队于1976年7月3日和4日营救一架法国喷气式飞机中一百零五名以色列人质的行动。该飞机原定从以色列飞往法国，中途在雅典停留，但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劫机者将二百五十八名乘客中所有的以色列籍乘客扣押为人质，以此要求以色列释放其所逮捕的五十三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7月4日，以色列派遣三架大力神C-130H运输机装载了一两百名士兵，由鬼怪式战斗机护航，抵达乌干达。以色列突击队在着陆后一小时内即营救出人质。有七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以色列方面损失一名士兵和三名人质。

[9] 即阿里埃勒·沙龙（1928——），以色列身经百战并屡建奇功的将军，政治家。

[10] 参见《新约·启示录》二十章。

[11] 六百万，指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这个数字相当于战前欧洲犹太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全世界犹太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12] 即伊萨克·本·雅各·阿尔法西（1013——1103），犹太学者，《塔木德》评注家，其巨著《律法之书》被认为是自迈蒙尼德《迷途指津》发表以前最重要的一部研究《塔木德》的经典，直到现在仍与《塔木德》印行在一起，供研究者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