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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书名:大街 作者:辛克莱·刘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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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肯尼科特见到妻子送的圣诞节礼物时觉得非常高兴,于是,他也回送了她一枚钻石胸针。可是,对于那天早上的节日仪式和由她一手装饰好的圣诞树,挂起来的三只长筒袜子、彩带、镀金小图章以及藏在礼物里的祝愿信,等等,肯尼科特是不是很感兴趣,卡萝尔心里觉得没有什么把握。当时他只是说了这么两句话:

“你张罗得很不错吗。今天下午,我们上杰克·埃尔德家打五百分牌戏,你说好不好?”

她回想到从前她父亲在过圣诞节时精心设计出来的惊人杰作:圣诞树顶上那个神圣的老式布娃娃,一大堆价钱便宜的礼物,喝的是潘趣酒189,唱的是圣诞颂歌,大家还围在火炉边烤栗子吃。她至今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法官”得意扬扬地揭开孩子们乱写在小纸条上的秘密,当场宣布谁可以去乘雪橇,谁可以谈谈究竟有没有圣诞老人的问题。她还记得父亲宣读过一篇冗长的起诉书,控告自己这个人太容易感情用事,因而有损于明尼苏达州的尊严和安宁。当然,她也还记得父亲那两条细腿在雪橇前面一闪一闪的……

想到这些,她声音颤抖着说:“我得上楼换鞋去,穿拖鞋太冷。”她将自己反锁在那个一点儿都没有罗曼蒂克情调的浴室里,坐在光溜溜的浴缸边沿上失声痛哭。

肯尼科特平生就有五大癖好:行医、置地产、爱卡萝尔、开汽车和去野外打猎。至于他的这些癖好,究竟孰重孰轻,孰先孰后,似乎并没有定规。论医学,虽然他一向孜孜以求,热心钻研——他敬佩圣保罗城里某位外科医生,也指责过那里的另一位外科医生,不该净出坏主意,撺掇乡下开业医生把需要做手术的病人通通推给他。他对诊金均分的办法深感愤愤不平,他为新型X光透视医疗器械觉得骄傲——可是他认为上面这些事情中哪一件都比不上开汽车叫他更开心了。

哪怕是在冬天,肯尼科特还是要把买了两年的“别克”车保养得好好的,平时那辆车就停放在屋背后的马厩里,这也算是他的汽车房吧。他把注油器灌满,又在挡泥板上涂一遍漆,最后从汽车后座底下清除了一大堆废物,什么破手套呀,钢垫圈呀,皱成一团的地图呀,还有一层层厚厚的尘土以及沾满油污的烂纱头破布条。在冬天的晌午时分,他兴冲冲地从屋里走出去,正儿八经地把那辆车子来回琢磨半天工夫。想到“明年夏天我们可能会做一次妙不可言的旅行”时,就眉飞色舞起来。他一溜小跑奔到火车站,要了一些铁路行车地图,回到家里就在图上标出可以通行汽车的路线的各站站名,从戈镇到温尼佩格,或是得梅因,或是格兰德·马雷,一面自个儿在嘀嘀咕咕着什么,一面又巴望从妻子那里听到对类似“我们要是从拉·克罗斯出发去芝加哥,不知道中途能不能在巴拉布停一下”这样迂腐透顶的问题发表的高见。

开汽车对他来说,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信仰,也是一种神圣的祭礼。通电后迸射出来的火花,已代替了昔日摇曳不定的烛光,活塞环就像祭坛的酒器一样圣洁了。他的礼拜仪式只不过是拖长调子,好像带着节拍的这么一句话:“据说从都庐斯到国际瀑布有一大段路,你就只好安步当车了。”

他同样也醉心于打猎活动,满脑子都是卡萝尔难以理解的抽象概念。整整一个冬天,他埋头攻读《狩猎必览》这一类的书,回忆过去一年里惊人的狩猎记录:“记得那一天太阳偏西时,我站得远远的,一枪就打中了两只野鸭子的事吗?”他的那管心爱的转轮鸟枪,也就是他说的“气泵枪”,一个月里至少要从粘满油渍的厚绒枪套里拿出来检查一次,给扳机上上油,还要悄悄地举起枪来瞄准天花板,比试一番过过瘾。每逢星期天早上,卡萝尔照例听到他在阁楼上走动时发出的沉重的脚步声。过了个把钟头以后,她发现他在那里翻箱倒柜找什么长筒靴、鸭囮子190、午餐盒,要不就若有所思地乜着眼看一些旧子弹,一会儿用袖子把它们的黄铜雷管擦擦亮,一会儿又摇摇头,好像觉得子弹早已失效了。

甚至小时候装填弹药的一些工具,他也一直珍藏到了今天:一个子弹压盖器,一个制造铅弹头的模子。有一次,卡萝尔七手八脚地忙着清理家中的杂物时,气呼呼地问:“为什么你还舍不得把这些破玩意儿扔掉?”他居然振振有词地说:“得了吧,你要知道,说不定有一天还用得着呢。”

她的脸儿涨红了。她心里纳闷,莫不是他盼望有一个孩子吧。记得他说过,“孩子吗,到了合适的时候,当然肯定就会有的”。

想到这里,她就黯然神伤,悄悄地走开了。可她心里还是半信半疑地认为,她把这种慈母深情放在次要地位,这种为了她的固执己见以及他的兢兢业业、发家致富的愿望而做出的牺牲,实在是可怕,也是极其反常的。

“不过,他要是像萨姆·克拉克那样喜欢孩子,硬是要多多益善,那就更糟了,”她心里暗自寻思,可是,接着她又喃喃自语道,“如果说威尔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那个‘风流王子’,难道我自己不能问他要不要孩子吗?”

肯尼科特之所以从事地产生意,一是有利于他的生财之道,二是这是他个人喜爱的一种消遣。他开车下乡,早已注意到哪些农场的收成比较好。有时他也会听到消息,说某个闲不住的庄稼人“想要把土地卖掉后,迁居到艾伯塔去”。有时他向某位兽医请教繁殖哪一种牲畜最合算,他还向莱曼·卡斯打听过艾纳·吉塞尔德逊的地里每英亩的小麦产量是不是真有四十蒲式耳那么多。他经常找那位不务正业、热衷于地产生意的律师朱利叶斯·弗利克鲍商量。肯尼科特仔细研究区乡地域示意图,并认真阅读拍卖产业的告示。

他就这样按照每英亩一百五十元的价格买进一块地产,这块地的总面积约有一百六十英亩。他先在谷仓里铺砌混凝土地坪,又在屋子里安装好自来水,过了一年半载以后,就以一百八十元,甚至二百元的价格脱手卖掉。

所有这些事情,甚至连细枝末节的地方,他时常唠唠叨叨地讲给萨姆·克拉克听……在卡萝尔看来,讲的次数未免太多了。

原先他以为自己喜欢汽车、猎枪和地产,想必卡萝尔对这些东西也会产生兴趣的。可是,他从来没有给她好好举出一些实例来——这些实例或许能唤起她的兴趣。他所谈的,不外乎是一些显而易见的、枯燥无味的东西。至于他在理财方面的宏图大略以及汽车的机械原理,他从来都是闭口不谈。

卡萝尔在跟丈夫柔情缱绻的这个月里,急切地想了解他的种种癖好。她站在汽车房里冻得浑身直哆嗦,眼看着他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掂来掇去老是拿不定主意——究竟是给汽车水箱里加酒精呢,还是加防凝冻剂,或者索性把水箱里面的水全抽干。

“哦,不行,水还是不要全抽干,万一天气突然变暖了,当然咯,我还得把水箱再灌满,依我看,时间要不了太久了,稍微加几桶水就得了。不过,要是水还没有抽空,天气忽然又变冷了,怎么办呢?当然咯,有人会把煤油灌进去,不过也有人说,煤油会叫连在一起的软管烂掉,还有——我的扳钳撂在哪儿呀?”

直到此时,她才打消了原先想开汽车的念头,独自回屋去了。

他们俩重新相亲相爱的这段日子里,他常常喜欢跟她闲谈,谈得最多的是他给人看病的事情。不久前他告诉她,并且一再关照她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说森德奎斯特太太又要生孩子了,又说“豪兰家的那个女佣人还没结婚就有孕了”。但她一问到一些专用名词时,他就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了。她问:“你说说扁桃腺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摘去的?”肯尼科特听了以后就打了个呵欠,回答说:“扁桃腺切除术吗?这可再简单不过啦,只要看到有脓,你用手术刀把它切掉,就得了。哦,你看到报纸了吗?碧雅把报纸放到哪儿去了?”

她也就不想再问下去了。

有一天,他们俩一起去看电影。对肯尼科特和戈镇其他的殷实富户来说,电影这个玩意儿几乎跟地产生意、猎枪和汽车一样须臾不可离。

头一部是故事片,描写一个勇敢的年轻美国佬征服南美洲某个共和国的事迹。那个美国佬已经使当地土著改掉了他们平时又唱又跳、又笑又闹的野蛮习惯,让他们好好学习北边的强大健全的美国文明。他让他们进工厂做工,穿上相当漂亮的制服,逢人就大声嚷嚷:“喂,你这个小鬼呀,瞧我可就要赚钱啦。”那个年轻的美国佬甚至使大自然的面貌也改变了。

从前有一座大山,山顶上只有野百合、雪松和缭绕不去的浮云,后来被他的不知疲倦的干劲所感化,出现了一排排长长的木头房子;一堆堆铁矿石变成了大轮船,大轮船把铁矿石运走,而被运走的铁矿石又变成装运铁矿石的大轮船……这部精彩的影片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的紧张状态,被一部更加生动、更加富于抒情而较少具有哲理性的影片冲淡了。这部影片名叫《椰子树下》,是一出喜剧,由麦克·施纳肯主演,还有许许多多身上只穿游泳衣的美人儿协助演出。施纳肯先生先后以厨师、保镖、滑稽演员和雕塑家等角色,在剧情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出现。有一个镜头是好几个警察冲进一家旅馆的门厅,没想到竟被数不清的从房门里扔出来的半身石膏像砸得昏倒在地。尽管有些地方的剧情交代得不够清楚,但是突出女人的大腿和奶油蛋糕这一双重主题思想,倒是很明确,一点儿也不含糊。当然咯,在海滨浴场游泳和在画室中充当模特儿的镜头,同样都是展露女人大腿的好机会。婚礼的场景,只不过是喜剧最后达到高潮的前奏,正在掌声雷鸣的时刻,施纳肯先生却把一块奶油蛋糕偷偷塞进了那个牧师后面的口袋里。

“玫瑰宫影院”里,全场观众爆发出一片尖叫声,接下来就各自揩干脸上的笑泪。散场前,他们还争先恐后钻到座椅底下去乱找一通套鞋、大手套和围巾。这时,银幕上预告说,下星期施纳肯先生可能在一部新颖的、欢闹的、别开生面的由克林喜剧公司摄制的片名为《在莫莉的床底下》的超级喜剧片中跟广大观众见面。

他们俩冒着猛烈的西北风,耷拉着脑袋走过光秃秃的街道时,卡萝尔对肯尼科特说:“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国家毕竟很讲究道德。不管是哪一部免费邮寄的小说,我们认为都是要不得的。”

“那可不是!这些东西在反恶习协会和邮政局那里也通不过呀。美国人不喜欢猥亵的东西。”

“是啊,这简直好极了。看了像《椰子树下》这样精彩的艳情,我们可真开心呀。”

“你说这话算是什么意思呀?存心取笑我吗?”

接着他就默不出声了。此刻她正在等他发脾气呢。她想到他嘴里常讲的那种肮脏的土话,也就是戈镇所特有的愚不可及的方言。他却莫名其妙地笑了一笑。等他们一走进灯火通明的屋子里,他又大笑了起来,接着屈尊降贵地说:

“我要说句老实话,直到今天,你还是始终如一,没有变卦。原先我以为你了解到这么多规规矩矩的庄稼人之后,会把那些高不可攀的艺术玩意儿都给忘记了,哪知道你直到现在还是没有放下呢。”

“哦,原来如此……”她自言自语道,“我一心想做个好人,却被他钻了空子。”

“卡丽,老实告诉你,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头一种是脑子里什么思想都没有的人;第二种是不论见到什么事儿都要挑剔一番的怪人;最后一种人,才是真正了不起,好样的,他们都是一些坚忍不拔的人,说话从来不夸口,一心一意给大家做好事情。”

“那我大概就是净爱挑剔的怪人吧。”她忍不住笑着说。

“不,这我可不承认。尽管你平时很喜欢找人聊聊天,但到最后节骨眼上,你宁可找萨姆·克拉克去,而不找那些该死的长头发艺术家。”

“哦……嗯……”

“哦,嗯!”他嘲笑着说,“我的天哪,我们现在打算叫所有一切东西都来一个底儿朝天,可不是吗?想去指点那些拍了十多年电影的导演如何如何拍片子;想去指手画脚叫建筑师们如何如何建设市镇;此外还要关照那些杂志编辑部别的文章一律不发,只准大量刊登精心编造的有关老小姐和那些连自己都不知道需要什么的少奶奶的琐事。哦,我们这些做法该有多可怕!……真是要不得,卡丽,别再迟疑了,赶快觉醒过来吧!你的脑子很聪明,即便是那部电影里露了一两回女人大腿,依我看,你也犯不着就跳起来挑剔呢!平时你不是常常赞不绝口谈论那些希腊舞星——我也不知道这个该叫什么玩意儿——实在太美吗,其实她们身上连一件衬衣都不穿呢!”

“可是话又说回来,亲爱的宝贝,那部电影的毛病——并不是在于它拍下了那么多的女人大腿,而是它羞羞答答地傻笑着说,准保有更多的女人大腿的镜头,尽管保证说得挺响亮,但到头来并没有兑现。完全是利用有人想入非非,急于偷看一下的这种心理罢了。”

“我可不明白你在嘀咕什么来着。喂,这会儿……”

这一夜她久久不能入睡,他却睡得熟熟的,嘴里还在叽里咕噜地说话呢。

“我一定要寸步不让才行。我‘脑子里的想法多古怪’,就让他这么说去吧。我想,我崇拜他,我看过他替病人开刀,也就够了,可是看来还远远不够。因为是头一次看到,心里觉得特别激动,以后就不见得这样了。”

我既不让他伤心,也决不往后退让。

我只在一旁站一会儿,看他给汽车水箱加水,听他讲一点儿小知识,那是不行的。

要是我久久地站在一旁,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那我就会心满意足了。这么一来,我也就成了一个‘迷人的小媳妇’啦。乡村病毒!我已经好久没看书了。有一个星期没有摸过钢琴了。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外乎赞赏他‘又是一笔好买卖,每英亩地净赚了十块钱’。可我不会安于现状!是的,我决不会屈服!

可是怎么办呢?现在我已全盘输掉了:参加妇女读书会,设宴请客,访问当年开边拓荒的老人,筹建市政厅大会堂以及跟盖伊和维达交朋友,等等。不过——没有关系!现在我压根儿不想‘改造戈镇’了。我也不想组织什么勃朗宁诗歌俱乐部,幻想自己戴着洁白的羚羊羔皮手套,坐下来眼睁睁望着那些戴着饰着丝带的夹鼻眼镜的人演讲。我一定要想尽办法来拯救我自己的灵魂。

“威尔·肯尼科特早已安睡了,他深信不疑——我已完全归他所有了。可我现在要离开他了。在他耻笑我的时候,我的灵魂似乎已完全离开了他。我仅仅是崇拜他,这也许是不够的。我应当彻底改造自己,变成完全跟他一模一样的人。显然,他已经沾了光。够了,够了,就算完蛋了,我也绝不会往后退让。”

卡萝尔的小提琴摆在钢琴上,她随手拿了起来。自从上次她拉过以后,琴弦已经断了,琴板上还放着一条雪茄烟的深红色烫金饰带。

卡萝尔很想去跟盖伊·波洛克见见面,以便使她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可是肯尼科特对她控制得很紧。她之所以不敢去,是因为她自己心中恐惧呢,还是因为害怕自己的丈夫,或是因为克服不了自己的惰性,也许是因为不喜欢夫妻之间来个“大吵一场”,最后不得不以闹独立、离家来收场,连她自己都说不上来。她很像是年过半百的革命家,虽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还是受不了炸煳了的牛排的那种难闻气味,担心彻夜通宵地守着街垒路障会着凉。

看过电影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她突然心血来潮,把维达·舍温和盖伊·波洛克都请到家里,一块儿吃爆玉米花,喝苹果酒。维达在小客厅里跟肯尼科特一起辩论“在八年级以下的学生中间进行手工劳动教育的好处”,卡萝尔却和盖伊围坐在餐桌前,给爆玉米花涂上黄油。这时,盖伊若有所思地两眼直瞅着她,她也心领神会了。于是,她就对他低声耳语:

“盖伊,你愿意帮助我吗?”

“亲爱的!我还能帮助你什么呢?”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在等待着。

“我想请你帮我一块儿琢磨琢磨,我觉得现在妇女们总是被黑暗团团包围住,这到底是怎么搞的。黑咕隆咚的,就像到了浓荫蔽日的大森林一样。我们所有的妇女,都是在黑暗之中,是的,有千千万万的妇女,不管是有鸿运亨通的丈夫的少妇,还是白领的女职员,还是逛到外面去喝茶的老妇人,还是被欠发工资的矿工的妻子,还是一辈子只是炼制黄油和上教堂做做礼拜的农妇,通通都在内。请问我们究竟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呢?那边的威尔·肯尼科特恐怕就会说,我们需要一大堆孩子,我们需要克勤克俭地工作。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某个女人,早已生过八个孩子,眼看着马上又要生一个孩子,你说,什么时候都不会没有孩子,她同样也会觉得不满足!你在速记员和女清洁工中间也会发现这种不满情绪。就是在大学刚毕业的少女中间,你同样会发现,她们真不知道怎样才能从她们慈祥的父母的监督之下挣脱出来。那我们妇女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呢?”

“卡萝尔,老实说,你和我想的完全一样。你希望能回到一个淡泊宁静而又讲究礼仪的时代。你心中想的恐怕是风雅大方高于一切吧?”

“仅仅是风雅大方?净爱挑剔、吹毛求疵的人?哦,不!我相信我们大家所需要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人人都没有例外,不管是工人、妇女、农民、黑人,还有亚洲的各殖民地的人,甚至包括一两个上流社会人士。反正各阶层的人都需要起来反抗,这样的劝告他们早就听说过,而且翘首企盼也有很长时间了。我觉得,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理智的生活。我们对单调乏味的工作、睡觉和死亡一样感到厌烦。我们也讨厌经常目睹仅仅有少数人才能成为个性鲜明的人。我们讨厌老是要把希望往后推迟到下一代身上。我们还听腻了政客、牧师和谨小慎微的改革家(还有自己的丈夫)一个劲儿哄着我们说:‘静一静!要忍耐!等等看!现在我们拟好了一个乌托邦计划,再给我们一点儿时间,我们就可以让它变成现实,要相信我们这些人毕竟比你们经验丰富呀。’这一套话,已经说了一万年啦。现在我们要的,就是我们的乌托邦,我们就是要让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变成现实。我们妇女需要得到的,也就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得到的一切!对每一个家庭主妇,每一个码头搬运工人,每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每一个教师来说,都没有例外。我们想得到一切,我们却永远得不到,因此我们永远不会满足……”

她心里纳闷,不知道为什么他眉头紧皱。不一会儿,他开腔了:

“亲爱的,你听着,我当然希望你不要把自己划入那些制造麻烦的劳工领袖那一类!从理论上来说,民主这个东西确实好得很,而且我承认,社会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但我宁可让它继续存在,也不愿眼看着这个世界日益沉沦下去,变得那么死气沉沉、平庸鄙俗。我绝对不相信你跟那些劳工会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吵着闹着要增加工资,为的是能买得起便宜的旧汽车和可怕的自动钢琴……”

就在这个时刻,布宜诺斯艾利斯某报编辑放下手头乱糟糟的日常工作,大声嚷道,“宁愿容忍不公道的事情,也比眼看着这个世界被科学组织弄得越发单调乏味要好得多。”就在这个时刻,纽约某家酒吧间有一个职员,尽管平日里受够了经理的气,却不顾心中的恐惧,站在柜台旁边,向一个汽车司机大声吼道,“噢哟哟,你们——这些社会主义者——真叫人恶心!我是个人主义者。我既不乐意让哪个政府机构不断来找我的岔子,也不乐意服从劳工领袖的命令。难道你认为乡下佬也跟你和我一样好吗?”

就在这个时刻,卡萝尔才了解到,尽管盖伊这个老古董至今依然附庸风雅,但他那胆小如鼠的性格和萨姆·克拉克的大而无当的作风一样使她大失所望。她又了解到,在他身上并没有像她过去想象的那种神秘的东西,他也不是来自巨大的外部世界的、富于罗曼蒂克情调的使者,可以作为她逃避现实的救星。他是百分之百地属于戈镇的。她又被迫从对遥远的国家的幻想之中回到了现实生活里。她发觉自己仍然置身于戈镇大街上。

他干脆驳斥说:“所有这些不满都是胡说八道,你不会跟着一块儿掺和进去吧?”

她安慰他说:“不,我哪儿会掺和进去呢。我可不会逞英雄。世界上所有正在进行中的斗争,已把我吓坏了。我虽然心里很希望人人心灵纯洁,活得更有意义些,但是,也许我更想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围坐在炉边呢。”

“那恐怕你要……”

他没有把话说下去,却随手抓了一把爆玉米花,一面让它们从手指缝里漏掉,一面忧伤地望着她。

卡萝尔就像一个拒绝了还算过得去的爱情的人那样,无限惆怅地认为自己跟他完全是陌路人了。卡萝尔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框架,她给它挂上了一些漂亮衣服罢了。如果说她有时允许他怯生生地向她献殷勤,那并不是因为她对他很有情意,而是因为她对他根本没有情意。尽管他竭力向她献殷勤,但在她看来还是一文不值。

她就像一个拒绝了男人调情的少妇一样,虽然无可奈何,但还是很得体地对他笑了一笑,这一笑仿佛是在他的胳膊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是那么可爱,就让我跟你一块儿谈谈我想象中的苦恼吧。”随后,她突然跳了起来,尖声嚷道:“我们把爆玉米花给他们送去,你说好吗?”

盖伊茫然若失地望着她的背影。

整个晚上,她在揶揄维达和肯尼科特的时候,心里不断喃喃自语道:“我决不会往后退让一步的。”

“红胡子瑞典佬”——贱民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带着自己的圆锯和手提汽油发动机到肯尼科特家里来为他们的厨房炉灶锯白杨木。这是肯尼科特特地叫他来的。卡萝尔事前一点儿都不知道,等她听到锯子声往外张望时,才看到伯恩斯塔姆身上穿着黑皮夹克,手上戴着又破又大的紫手套,正紧紧按住一块板材,用力推向一闪一闪的、旋转着的圆盘形刀口,随手又把锯好了的劈柴扔在一边。那台恼人的红色马达,一个劲儿发出恼人的“的普——的普——的普——的普”的声音。锯子的呜咽声越来越高,听起来像是深更半夜火警鸣笛的尖叫声,但总以一阵清脆的铿锵声结束。正是四下里寂静无声的时分,她听见锯好了的木柴被砰的一声扔在一大堆木头上。

她披了一条汽车上用的毛毯,从屋里跑了出去。伯恩斯塔姆欢迎她说:“哎哟哟,说来也奇怪!老迈尔斯又来了,还是像从前那样大胆放肆。得了,得了,我对什么事儿都不发牢骚了;无论对哪一位,我也都不会熟不拘礼了。到了明年夏天去贩马的时候,我就把你一块儿捎到爱达荷去。”

“那敢情好,说不定我真会去的!”

“近来你怎么样?对镇上的事儿还是那么热心吗?”

“还说不上呢,不过,也许有一天我会热心起来的。”

“别给他们吓唬住了。你要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看!”

他一面干活,一面扯着大嗓门冲她说话。锯好了的劈柴,越堆越高。灰溜溜的白杨树皮上,长满了苔藓,有的是灰绿色,有的是土灰色;刚锯断的末梢色彩特别鲜艳,表面上毛毛茸茸的,看起来就像羊毛围巾一样叫人感到舒服。在数九寒天一碧如洗的天空下,白杨木散发出了阳春三月里万木抽芽的清香。

肯尼科特打来了电话,说是要下乡出诊去。伯恩斯塔姆到晌午活儿还没有干完,卡萝尔就请他到厨房去跟碧雅一起吃饭。她希望自己也能自由自在地陪同她的这两位客人进餐。她珍视同他们的友谊,她嘲笑“社会等级壁垒分明”,她对自己所忌讳的戒律感到气愤,可她仍然认为他们就是仆人,而她自己却是高贵的太太。她独个儿坐在餐厅里,听得到对门伯恩斯塔姆声若洪钟的说话声,碧雅则在咯咯咯地傻笑。她觉得自己十分荒唐可笑,因为她这位女主人只有按照规矩单独进餐之后,方可走到厨房去,紧挨在洗涤槽旁边跟他们闲聊天。

他们俩一谈起来,居然情投意合,就像是原籍瑞典的奥赛罗和苔丝德梦娜191,而且比莎翁剧本里的那两个主人公还要亲切动人。伯恩斯塔姆如数家珍地畅谈他的种种遭遇:有一次,他在蒙大拿州的某矿区贩卖马匹,把一道木栅栏给挤塌了,即便这样,他对那个“膀圆腰粗”的百万富翁、木业巨商照样还是竖眉瞪眼的。碧雅听后咯咯咯地笑着说:“我的老天哪!”同时不停地给他杯里斟咖啡。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劈柴锯好。他不时走进厨房去取暖。卡萝尔听到他对碧雅说了这样的私房话:“你真是一个惹人喜爱的瑞典姑娘。我说,我要是能有像你这样的一个娘儿们,赶明儿再也不会老是发脾气了。我的天哪,你把厨房拾掇得好干净呀,一对比,真叫我这个老光棍儿看起来更加邋遢啦。唉,瞧你的头发,又是那么好看!哼,你以为我就是那么冒失,那么放肆吗?哦,姑娘,如果说我从前大胆放肆——自然你一定会知道的。怎么啦,我用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把你高高举起来,让你从头到尾读完罗伯特·J·英格索尔的书。你知道英格索尔吗?哦,他是个笃信宗教的作家。当然咯,我敢说你准会喜欢他的。”

他赶车走的时候,向碧雅频频挥手告别。卡萝尔孤零零地伫立在楼上的窗前,不由得暗自艳羡他们俩这种牧歌般的罗曼蒂克情调。

“可是我——反正我今后还是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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