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1月初的时候，我们迎来了这一年的第一个周五。我在中央广场旁边的一个巨大的百货商店的儿童服饰区待了一整个早上，享受着圣诞节后的折扣，为侄子和侄女买礼物。我姐姐把他们的身高和体重传真给了我，还有可爱的让人心动的艾维尔德的右脚的脚印，亚拉的左脚脚印印在旁边，甚至比我的手还要小。在回家的路上，两手都拎满了购物袋的我在大学旁的一家有机熟食店停下，为晚餐买了一瓶红酒和一块蛋糕。

我在下午的时候穿好衣服、化了妆，搭地铁去上西区。我在第一一○街下车，向东往阿姆斯特丹大街走去。看门人问了我的名字，在简短的电话确认后，他为我叫了电梯。我坐上去，通向十八层。玛雅和吉迪的公寓门上有孩子用彩色蜡笔画的希伯来语和英语的指示牌：“欢迎！”我能听见屋内传出的Kaveret乐队旧日的精选集的声音。

门是开着的，伴随着歌声传入我耳朵的，还有谈话的片段，以及家常菜的香味。双胞胎中的一个站在门廊，穿着印有宇航员图案的睡衣。

“你好。”

他有着直直的、淡黄色的头发，一个发光的小鼻子，脸上还长着淡淡的雀斑。“你好。”他抬头看着我，带着馋嘴猫一样的微笑——两个门牙都不见了，他把两只小手都伸出来够我拎着的纸袋里露出的、包好的礼物。

“别，达利，甜心！”玛雅在他身后出现，用餐巾擦着手，“那不是给我们的。”双胞胎都遗传了她浅色的皮肤、浅色的头发和雀斑。她穿着灰色的便裤，瘦款蝙蝠袖毛衣，她的衣着完美地衬托了她绿色的眼睛。“嗨，莉雅特，快进来！”她喊道。

小男孩低下头，因为害羞和失望把头在妈妈的大腿上蹭来蹭去。

“你确定不介意？”我在我们亲吻的间隙问道，“我不能拒绝……”

玛雅把我的包接过去，掂了掂它的重量。“这没什么，”她保证说道，“你应该看看我从以色列带回来的那堆几乎够用两周的器具。”

那一周的早些时候，在她的第十五条留言之后，我在工作中给她回了电话道歉。他们邀请我一起在光明节点蜡烛，但是我没有去，然后我又逃过了新年前夜的派对。而现在，就在我尴尬地脱下大衣的时候，我再次道歉：“我买了一些酒和一个蛋糕，”但接着我就意识到我忘带那个熟食店的袋子了，“我把它们落在家了……”

“别担心。”她把我的大衣挂起来，指指桌子，“那儿什么都有。”

桌上摆着极其丰盛的12人份晚餐，就像我上次来过犹太新年时一样。白色的桌布上摆着加了葡萄干的辫子面包，很多瓶酒，色彩斑斓的沙拉。窗台上那对安息日烛台上点着的蜡烛反射在漆黑的玻璃上。

“哎呀，你好，年轻的女士！”吉迪带着一个伪装的惊讶表情欢迎了我，并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假装受到了伤害一样退了一步，“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见不到你！”他和玛雅一样都是40岁左右，他光头，有两条连着长的眉毛和深棕色的皮肤。在他的名牌牛仔衬衣和这些年在美国耳濡目染出的八面玲珑的性格之下，吉迪很有男子气概，和耶路撒冷人的温情，还有一种能立马激起人喜爱的中东气质。“那么，淘气的女孩，你都躲去哪儿啦？”他接着说道。

我再次开始道歉。我责怪工作，我在年底前必须上交的翻译稿。正说话时，我看到了亚埃尔和奥伦，我也和他们互相亲吻了彼此。亚埃尔的肚子比我上次见她时要大一些。她已经怀孕30周了。“是个男孩。”她说。另一对以色列夫妻——迪拉克和科比，坐在沙发椅上向我致意：“Shabbat Shalom.”

奥伦用自己的酒杯指着玛雅的弟弟：“你认识亚龙，对吗？”

我记起我和哈米是怎样在东村撞见他的。一天下午，我们漫步穿过汤普金广场。突然间，我在树和影子中认出了正在散步的亚龙和他的拉布拉多犬。我迅速挣脱了哈米的手，低下头。幸运的是，狗停下来去嗅多用电杆，亚龙忙着照看它。我们匆匆走过，哈米什么也没注意到，即使在我胡编了一个借口从他身边离开的时候，他也没看到我的不安。

吉迪仔细地观察着我：“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你做了些什么事……”

我的警戒线立马拉高了：“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四双期待的眼睛都转向我，“可能是因为你的头发……”

“没啊。”我的手无意识地伸高去摸我的头，然后又滑到我的脖子上，“我什么都没做。”

蜡烛还在燃烧着，在凝结了的蜡烛瀑布中，两星火苗散发出一种周日夜晚的温暖气息。我打开儿童房的门，他们在看电视。一个躺在床上，另一个瘫在地毯上。我瞥了一眼屏幕，“接着，我会追踪你，然后抓住你！”是一部关于兔子家族的卡通片。“因为你是我的小兔兔。”

“妈妈说你们需要去刷牙啦，”我告诉泰和莎，“她派我来告诉你们。”

泰闭上眼，把头埋进枕头。莎直接忽略了我。“如果你追我，”小兔兔甜甜地说，然后挑衅一样跳进小溪里，“那么，我就要变成河里的一条小鱼，游到很远的地方，离你远远的！”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视线完全无法从屏幕上移开，然后我再次尝试：“拜托啦，我们走。”

“如果你是河里的一条小鱼，”兔子妈妈说，她现在划着一条小船，冷静地笑着，“那我就会成为一名渔夫，我会捕到你的。”

“哦，你在这儿呢。”我回头，看见亚龙正把阳台的玻璃门打开。当他看见我大衣上系着的围巾时，便意识到外面很冷，他说：“稍等。”然后把门关上，示意我等他一下。

也许他那天在公园里确实看见我了？也许他不想让我难堪，所以让手足无措的我不打招呼就离开？我们之前站在客厅里和吃晚餐的时候，他一点儿也没提到那次的事。晚饭时，他坐在我旁边，时不时地会用眼角看我一下。但是现在，只有我们俩，又远离其他人的时候，他要说什么？

再次猛吸一口烟，吐出烟圈后，我便意识到自己的负罪感毫无道理可言。毕竟，就算是他在那儿看到我们了，他也不可能认出哈米是阿拉伯人——要发现这个，他需要和哈米聊天，并听到他的口音。

“嗨，你好。”他再次出现在门口。

我向他挤出一个无辜又充满解脱感的、忧心忡忡的微笑，像是对那天做的补偿：“你也好呀。”

他在毛衣外面套了件灰色的、肘部有皮质补丁的大衣，拿着一杯威士忌：“你也想来一杯吗？”

他有精心修剪过的法式小胡子和圆圆的脸颊，高挺的鼻子，戴着一副薄薄的眼镜。他的脸让我想起一只松鼠或者一只仓鼠，就是某一种可爱的啮齿科目动物。在今晚聚会的开头，我听见他在和迪克拉讲他博士论文的事，论文的主题是20世纪前半段的沙特经济。“沙特阿拉伯？”迪克拉皱起鼻子，“为什么是那儿？有这么多地方可选呢。”亚龙解释说他在以色列情报部门以事业兵的身份服完役后念本科时就已经研究过中东了。“他们一直跟着我们到这儿——那些阿拉伯人，是吧？”迪克拉揶揄道，亚龙也一并开始了嘲笑。迪克拉是个非常美的女人，高挑，充满吸引力，而他显然因为她的注意而受宠若惊。“我们住的地方在皇后区，”她继续以一种忧虑的声音说，“那儿现在有很多的阿拉伯人。”

在阳台上，我期待他能点一支烟。我掏出哈米落在我家的一包好彩香烟，但是亚龙挥了挥手：“不了，谢谢。”

“哦，”我故作惊讶，“我以为你……”

他说他已经大概两年半没有抽过烟了，是他的前妻让他戒掉的。他冲着摇晃的冰块落寞一笑，喝了一小口酒：“那几乎是我从那段故事里得到的最好的事情了。”他越过栏杆往下面的大街上看去。路过的车辆的轮胎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持续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他告诉我在从新泽西过来的路上，一辆警车要求他停下做酒精测试。“干杯，伙计们！”他带着报复的笑容挑衅着，然后又抿了一口酒。

他有那种愤世嫉俗、聪明得要死的青少年的气质，像是他都已经见识过所有的事了，再没什么能让他吃惊或者兴奋了。但是，他的身体并不合作，好像它找到了这个冷漠的、困惑的面具，还诉诸以孩子气的方式乞求爱。

“你怎么样？”他继续说，企图释放自己的魅力，“在和什么人约会吗？”

这种调情的语调显然不真正适合他。感受到这出乎意料的、笨拙的搭讪，我并没有打算让他好过一些，只是摇了摇头：“没。”我把烟灰弹到楼下，专心致志地抽起烟来，只在故意咳嗽时打破沉默。

他问我是不是还住在原来的地方，有些记不起来之前我们看过表演后他送我回家时把我放在哪儿了。我看着他，想着他真的有点虚情假意，还没有安全感，也许正是离婚让他看起来有些脆弱和苦涩。但同时，他是一个富有感情、诚实和善良的男人，而他如此缺乏聊天技巧，也许正可以证明他的坦率。

我想起之前在日本餐厅的女士洗手间里，玛雅一边笑，一边补涂口红的样子。“我觉着我弟弟喜欢你。”她在镜子里冲我眨眼。她酒红色的双唇上下抿了一下。我在想，如果我几天之前不曾遇见哈米的话，我们之间也许会发生点什么。

那一次，在我们四个人看完表演、吃过寿司之后，亚龙用他的银色大众高尔夫送我回家。现在，他提出要再送我一程。“我们可以马上就走，对我来说。”他说，向我展示他优雅的腕表上的时间。

9:45。我熄灭手中的烟。“马上。”我拿起好彩香烟和打火机，转向亚龙的时候故意抖了一下，“我们是不是该进去了？”

他突然让我停下，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莉雅特，嗯……”酒精似乎让他的眼睛变得又深又黑，还有些狡猾，“你知道那个秘密的地方吗，PDT？”

有那么一刹那，我以为他是在逗我玩，故意泄露一些他知道的信息。

“拜托别说。”（Please Don't Tell.）

“拜托什么？”我充满疑虑地紧张了起来，“别说什么？我不明白。”

“它在麦克杜格尔街，离你住的地方不远。是一个地下酒吧。”

“噢，一个地下酒吧。”

“你得先穿过一个皮塔饼店，然后你得知道怎么在那儿找到一个隐藏的内部通话系统。当你按下那个系统的按钮时，他们就能在屏幕上看见你，然后把门打开。那成了我常去的一个地方，”他说，在我们走进房间的时候，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在去你家的路上，我们可以在那里停一下。”

街尾处有一辆车在按喇叭，然后又有另一声很长的鸣笛声回应它。“我明天得早起。”我道歉，装出很遗憾的样子。

晚饭的时候，我们讨论起布什总统对石油的野心和上周末在中央公园举行的大规模抗议侵略伊拉克的活动。我们聊起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演讲，前天的电视上放送了这一演讲。我们还一起追忆了海湾战争时以色列的密封室和电视台播放的滑稽戏。我们说起伊兰拉蒙——那个十天后即将升上太空的以色列航天员，还有他将要带上哥伦比亚号的以色列国旗和《犹太圣经》的首五卷。现在，就着咖啡、蛋糕和坚果，我们把话题延伸到被推迟到本月末的以色列大选。

吉迪还戴着为安息日祈福的蓝丝绒嵌镀金刺绣的圆顶小帽，正在削一个苹果，他把一条长长的红色果皮放进餐盘里。奥伦和他的意见相同，都觉得现在美国的反宗教阵营就像改革党在以色列创办的那个一样，不会被大众所接受。“那会被当作反犹太主义。”他告诉迪克拉。

“哦，得了，米茨纳的问题不在于他缺乏魅力，”科比说，谢绝了奥瑞尔用刀尖递给他的最后的那块苹果，“问题在于这是一次恐怖袭击。”

每个人都点点头。大家都沉重地叹着气。雅尔艾说她一个好朋友的儿子在耶路撒冷的帕特路口的自杀性炸弹袭击中受了伤：他在公交车站等车，那个恐怖分子就在一英尺之外把自己炸飞了；他已经接受了15次手术。科比迫不及待地等雅尔艾说完，带着十分痛苦的神情详细地讲述了仅仅在几天之前发生的这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他发现自己认识在期科普斯山希伯来大学袭击中被杀害的那几个年轻女士中的一位——她丈夫舒米力克跟他在一个陆军战队。

“我记得他们结婚的时候。”他说，双手抱着头。

仅仅是幻想哈米和我一起坐在玛雅和吉迪的客厅，还有奥瑞尔、雅尔艾和其他人，就让我感到胃部隐隐作痛。在我们一起迈进这个充满了希伯来语的空间的那一刻起，我们不得不使用的、让所有乐趣都会消失的英语就会吸引全部的注意力。“大家好，这是莉雅特，”玛雅会用她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介绍，“这是哈米。”静默，诡异的尴尬感一定会接踵而至。我禁不住想象那些挑起的眉毛，从一个沙发飞向另一个沙发的彼此意会的眼神，直到吉迪回过神来。他起身和我们握手，邀请哈米坐下。“我能给你拿杯喝的吗？”他问哈米。接着，哈米的口音——那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忽略掉的口音，和那明显是硬挤出来的笑容，也许还会有其他人眼神示意。然后，会是表面上的礼貌询问，那为了确认他们的怀疑而故作的好奇。他们会飞快地瞥我一眼，然后悄悄地对我进行揣测。

之后，空气的沉重气氛似乎被驱散了一些，对话又重新开始。但我无法想象哈米和我一起在这间屋子里，被希伯来人团团围住，就像一个婴儿在以色列被退役军人包围，我无法想象他能不被焦虑所淹没。我控制不住地在脑海中描绘着我们刚一离开便汹涌而至的流言、八卦，那些戏谑、那些嗤笑将在门关上的那一刻迅速袭来，打破空气里原本的不安。

亚龙那一晚搭乘一辆出租车回了新泽西。他喝得太醉，无法开车，所以把车停在了钢琴吧附近的地方。我们一直在钢琴吧坐到过了午夜。那个钢琴家——一个大块头的黑人女子，梳着短发，戴着巨大的金色耳环，在弹奏时几乎全程闭着眼，偶尔会用沙哑的歌声配合自己的演奏。桌子上放着蜡烛、硬纸板啤酒杯垫，还有单枝的康乃馨插在细细的瓷瓶子中。我点了一杯红酒，亚龙叫了一杯威士忌加冰。

我们在车里聊过现在以色列的局势是多么恶劣，几乎每周都有巴士被炸飞。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都承认我们是多么想念它，渴望着那里的阳光和大海。我们分享了对纽约冬天的厌恶，还有这个城市昂贵的物价。他说海法大学邀请他去教书，所以他在认真考虑早些赶回家，为下个学年做准备。

他终于在开车的时候变得自在了一些。对车的绝对掌控和握着的方向盘让他放松下来，并给予了他一种全新的男子气概。他眉间在放松下来之前有一道隐隐约约的皱纹，他开始用一种亲密的口气说话。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玛雅是老大。他哥哥和妻子还有三个小孩一起住在以色列南部的莫夏夫。“我的父母也在我的考量范围之内，我是说，在面对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时。”他停顿了一下，像是这个简单、平庸的事实有道歉的必要，“他们不会再变年轻了，你知道。”

我惊奇地笑了起来：“这正是我妈妈今天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事。”

我那天早上打给妈妈时要比以往早一些，我一起床就给她打电话，想赶在喧闹的周五晚上家族聚会之前跟她聊聊天。她刚做完饭，听筒的背景里是广播的声音。

“哦，那个调子！”亚龙立马明白了，并在我开始哼唱古老的Reshet Gimel(1)秀的开场曲时与我一同哼唱。“我爱那……”

在遥远的家乡，有力的吉他声和主持人没完没了的软绵绵的声音传了过来：“这里，那里，”她在我妈妈关掉广播之前只来得及说，“还有每个地方。”

“哦，莉雅特！”我妈妈在听出我的声音之后立马开始温柔可亲地说起话来，“希望你长命百岁——我刚才正想你呢！”她大笑，“就在这一秒。”

这独特的声音立马绘制出了一幅绝妙而生动细致的图景：周五的下午，广播开着，我妈妈在厨房里忙进忙出；锅里的水煮开了，妈妈在料理食物，一个蛋糕刚刚出炉，蔬菜都在乖乖等着被切开。我能看见她在那里，黄昏渐渐浸染了窗户，厨房里有周末的报纸，还有一包包的杂货。妈妈一只手拿着电话，另一只手握着一个叉子。我能听到茄子在平底锅里发出“滋滋”的声音，我能闻到油烟的味道和大米饭的香气。我能靠她的一声轻哼分辨出，就是现在，她终于能休息一下，她会喝一小口速溶咖啡。咖啡是一个或两个小时之前泡的，早就凉了。我能看见那个玻璃马克杯里咖啡中淡淡的牛奶的痕迹，还有她脸上的表情。就算她在喝咖啡，和我聊着天，她依然很忙，她的眼睛已经在找下一个要干的活了。

我解释说自己一会儿要离开家，所以现在打电话。我说我要和一些即将要回以色列的朋友吃饭，他们会把礼物替我带给艾维尔德和亚拉。

“我想和你说什么来着？”她在告知我今晚的客人名单之后小声嘟囔，“哦，是的，我想起来了，亲爱的！我梦见你了，前天晚上。”

她梦见一个强盗从客厅的阳台上溜进了房间。在梦里，我们还住在霍德夏沙隆，她看见他穿过卧室的墙。“你知道吗？记得我们放在卧室的那台小电视吗？它就像一个监控摄像头，是黑白的，一个隐形摄影机。所以，我看见他爬进来，他背着双肩包，梳着长卷发……”

她打断了我含糊不清的回答——一个短促而震惊的喘息声从我嘴边不受控地溜出来——就像一个以示关心的表达。她温柔地笑了：“但没关系的，甜心，这是一个好梦。”

“它怎么会是好梦？”我咕哝着，突然失去了耐心，还感到愤怒，我吃惊地想到她心灵感应般的母亲的本能也许不知怎的让她在梦中见到了哈米，“还有，这说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听听你祖母是怎么说的，”她神神秘秘地回答道，“我问过她这种事，她说贼在梦里进入房间百分之百是一个预言。它是新郎马上就要到来的预兆，谢谢上帝。”

“哦，妈妈，真的？”

“你什么意思，哦，真的？莉雅特，你是怎么想的？你以为我和爸爸还会变年轻吗？”

“这是真的，时光飞逝，”亚龙在我们靠近中央广场时说，“不幸的是，我很晚才了解到这个现实，但他们正日益衰老。当我看见我妈妈的时候，我不能相信她已经变得那么老了。我爸爸也完全变了样子。他们都还保养得不错，相对来说，你知道。所以，和他们在一起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想离他们近一些。每年见他们两次——那是什么？那什么也不是。”他瞥了我一眼，又害羞地转头看路，“什么？”

“没什么。”我耸耸肩，依然注视着他，“那很贴心。”

他露出一个浅笑，我也对着挡风玻璃笑了：“好吧，我觉得你是遇上了我每周最情绪化的时期。”

仪表盘上的表显示现在是10:30。有那么一阵，我一直在想我妈妈会放在加热过的盘子上的那一锅炖菜，还有煮得很老的鸡蛋和土豆，现在是那里清晨的5:30，食物已经被烤熟、摆盘，正在特拉维夫的公寓中冒着香气。我想着周六早上在我们昏沉沉、黑乎乎的屋子里弥漫着那种温馨、亲切的气味。那浓烈的气味中混合了霍伦特、蜡烛、香桃木和我爸爸从犹太教堂回家时买的天竺葵——爸爸在安息日祈福前会去教堂做祷告。我想起我在城里玩耍了一整晚回到家之后，这温馨的气味是怎样直冲我的鼻腔。我轻声脱下鞋子，小心翼翼地经过烛台——逝世周年纪念蜡烛是为了我的祖父母而点着的，路过我父母充满呼吸声的卧室。“是你吗，莉雅特？”“是的，是我，晚安。”

“有件事很奇怪，你知道吗？”我对亚龙说，一边仔细地在心里琢磨这个突然浮现的新想法，“因为时差的关系，就好像自从我来了这里之后，他们就一直在睡觉。”

他的额头皱了起来，显得颜色更深：“你的意思是？”

我解释说因为美国和以色列的白天和黑夜是反着的，当我想起我远在家乡的父母，想象妈妈正在哪儿或者爸爸在做什么的时候，他们总是在睡觉。就像是我在这里一日一日地过着生活，而我的家人和我在以色列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一直在熟睡。也许——我告诉亚龙——没有人会知道我在纽约所经历的一切：我独立地活着，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成为我想成为的任何人，那种有一部分的我得到了解放的感觉。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做了什么疯狂的事……”我话锋一转，笑了，“你知道？”

亚龙笑了：“我正要说呢！你晚上都是跟什么可疑人物混在一起呢？”

店里的女招待，她紫色的马尾，半圆形的眼镜，右边的眉毛上戴了一列银色的环。她端着我们的酒走过来，跟我们说有任何其他的需要就叫她。我没听出任何特别的口音，但亚龙立马就断定她是澳大利亚人。

“你也是澳大利亚人？”她问他。

“不，不，我们都是，”他指着自己和我，用手轻轻地把我们归为一起，“以色列人。”

结果，那个女服务生是从墨尔本来的，跟亚龙的前妻一样。他们相遇时，她在普林斯顿的管理处工作。在举办婚礼两年后的一个周六早上，亚龙醒来后在厨房发现了一封信：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离婚之后，她搬去了旧金山，而亚龙崩溃了，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复原。他整日像机器人一样工作，回到家，在电视机前睡着。他很注意不在工作日的时候喝酒，也没再开始抽烟，但他所有的周末都是酩酊大醉的。去年的秋天、冬天和春天就这样一片空白地过去了，他像是整整昏迷了九个月。上一个逾越节，他回到了以色列，一个研究精神病学的朋友给了他抗抑郁的处方。

但真正救了他的——他在提起这个名字时大笑，整张脸都亮了起来——是亨利埃塔，一只他从导盲犬训练中心领养的小狗。3月的时候，亨利埃塔一岁了，他不得不告别这只可爱的小狗，因为它要被送往盲人那里了。但从它到来的那一秒起，这只闹哄哄的小狗就让他不得不走出门去。每天，最少带着它在城里走两三个小时，在公园里奔跑、玩耍。

忧郁的生活曲被更有节奏的旋律所取代。两个男孩和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刚刚进来，他们路过我们的桌子向吧台走去，兴奋地叽叽喳喳的。亚龙说话的时候，我能听见他们在我后面，玻璃杯叮叮当当响，还有哈哈的笑声。这让亚龙十分懊恼。年轻人开始热情地跟着钢琴声合唱。我环顾四周，发现这个地方基本上已经空了，甚至连服务员也都不见了，但钢琴家看起来却再次焕发出勃勃的生命力。一个年轻人站着，把手随意地搭在女孩的肩上，而女孩在有些夸张地歌唱着。

“你呢？”亚龙问，他不知何时把眼镜摘掉了，正用疲惫的、红红的眼睛看着我，蜡烛的光映在他的瞳孔上，“你想要孩子吗？”

我记起9月的时候，在犹太新年的晚餐聚会上，那对双胞胎围着他跳舞，依偎在他身旁。在祈祷的时候，在我们把苹果蘸进蜂蜜里以祝福大家都能有甜蜜的新的一年时，科比冲亚龙眨眨眼，说下一个祈祷是特别献给他的。当祈福鱼在房间里传来传去的时候，科比背诵了《西都尔》里面的章节：“愿我们像鱼一样子孙满堂。”我记得当每个人都看向他时，亚龙的尴尬，他是怎样突然伸手去弄乱了其中一个男孩的头发。

“我确定我会有孩子的。”我回答，伸出手去轻轻晃动烛台。

“是啊，你还有时间。你29岁，是吧？”

“30。”

他说他浪费了太多时间在不值得的胡闹上。他无法相信自己下个月就要满36了，他觉得过去的几年就像是一场失败的生命带妆彩排。他说他不知道玛雅和吉迪怎么能有时间做完那么多事的：事业、房子、孩子、朋友，还有旅行。有的时候，当他回到自己空空荡荡的公寓时，又饿又累，还有一大堆等待着他完成的工作。他会好奇如果屋里还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的话，他会怎么做。

“好吧，我说太多话了。”他起身，有一点摇晃地走向卫生间，“失陪一下。”

我看着他走远，然后转身再次用指尖触摸蜡烛的底部。这一次，蜡烛灭了，留下一节黑色烛芯的残骸，以及一缕正在慢慢消失的烟圈。在我身后，有人唱起阿巴合唱团的歌。我想着这顿在玛雅和吉迪家的晚餐，我进入那对双胞胎的房间时他们在看卡通片。我想着小兔兔和他的妈妈，还有我跟妈妈打的那通电话，还有她的梦。我再次为她的第六感而惊叹，午夜卷发的强盗——哈米的形象——在她的梦中来到她身边。我想到我祖母预言性的解释，她说我将来的新郎在悄悄地潜入我家。我意识到就像卡通片里小兔兔的妈妈总是能找到他并把他带回家一样：他打扮成一只小鸟，她就变成一片云；当他变成帆船，她就变成风。我妈妈也存在于这个夜晚的所有事物中：安息日蜡烛，黄昏时安息日炖牛肉的味道，甚至亚龙也不知不觉地成为我妈妈对我关爱的载体。耐心的、敏感的、善良的亚龙，送上爱来把我带回妈妈身边，把我带回家，让哈米远离我的世界。

亚龙回来了，他站在桌子的另一边：“准备好了吗，Bazi?”

“什么？！”

他把声音抬高，压过周围的喧闹声：“我问你是不是听够爵士了！”

(1) 一个以色列音乐电台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