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黑夜降临，风把窗玻璃背后的景物吹得东摇西摆。街上的指示牌和交通灯在狂风中乱晃，树梢拍打着它们。大学城一角的垃圾桶已经被掀翻，风卷起一切，吹飞干叶子和报纸的碎片。前一秒，大风才呼啸着把所有的树顶都拖向一边，使街灯也跟着摇晃，下一秒，它就迅速地换了方向，又再次席卷而过。风速渐强，它挑衅似的晃动着街上的车辆，把越来越多的袋子、铁罐和废纸高高卷起，像是在对抗着眼下和谐的秩序，对抗着笔直的、编号整齐的大街小巷，对抗着这城市绘制出的水平和笔直的线条，对抗着这里完美的设计。

我听到哈米从卧室走出来的声音，他的匡威鞋底的橡胶在镶木地板上摩擦出声。我已经在客厅待多久了？5分钟，10分钟？窗户在夜里变成了一面镜子，我在它上面看到他的影像越来越近，直至来到我身边，我们一齐向外面的街道望去。

“所以，那是什么时候？”他终于发问了，他的声音打破了我们共同营造的静默，“你是什么时候参军的？”

我想跟他说我没有讨论政治的心情，但我担心那像是一种逃避。除此之外，他也许会以为我当兵的时候无恶不作，但事实上我只是在拉马特甘的一名副福利士官。多大的事？又不是一个严肃的阿拉伯杀手。

“1991年到1992年，”我干巴巴地说，窗户里的影子呈现出一种苦相，“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我甚至不清楚我们是怎么聊到这儿的。”

但我确实是清楚的，我非常清楚，这是不可避免的。昨天，当我们等地铁的时候，他问我是怎么认识安德鲁的，我回答时甚至没有想到我们曾在同一个基地服过役。我告诉他，安德鲁没有家人在以色列，所以以前会在周五跟我回家吃饭。每个人都爱他，他变成了家里的一分子。我东拉西扯，像是叽里呱啦地说话和开玩笑能让他忘记我在开头是怎么说的一样。“安德鲁甚至会在我和我男朋友待在集体农场的周末去拜访我的父母。”我告诉他。接着，我停下了，因为我第一个男朋友艾维查曾经是一架直升机的副驾驶员。我想象着他飞过拉马拉，在哈米母亲的房子上空驾驶直升机迅速掠过。

“是我在提问。”他提醒我。

他的影像依然盯着窗外，我有一种想触摸他的强烈欲望，想靠在他身上，想再次进入他的身体。像是有一部分的我昨夜埋在了他身体里，而此刻的我想完整地进入他的身体。我颤抖起来，从昨晚开始的缺觉突然渗入骨髓，让我十分不适。

“等等，1991年？”他从窗户前转身面向我，诧异道，“我1991年的时候在监狱，待了4个月，在约旦河西岸的小村德哈赫利亚。”

我的心骤然下坠：“监狱？”

“那儿有几个女兵，所以我们可能——”

“为什么？”我的声音受到了惊吓，变得又细又虚弱，“你做了什么？”

就像他可能想象我是一名穿着IDF制服的士兵，武装着来复枪一样，我看见他的脸从一辆装满了囚犯的巴士车的车窗向外看，像是电视里一闪而过的新闻画面。我看见他和其他的囚犯一起戴着手铐，双眼蒙着黑布。

“只是因为乱涂鸦，”他不屑一顾地说，伸了伸懒腰，将手臂朝天花板探去，“我和我哥哥奥马尔，他们逮到我们在画一面旗子。”

“乱涂鸦？”

“在希伯伦的一面墙上。”

“然后，就因为这样……”我确实震惊了，觉得难以置信，但心里清楚，这因为惊讶而倒抽的凉气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安心，“四个月？”

“是啊，那些渣滓，”他打着哈欠说，“乱涂鸦违反了那儿的法律。”

但是，你以为他曾经做过什么？我嘴里有种酸涩的味道，反问着自己：一次恐怖袭击？愧疚万分，像是他也许意识到了自己曾出现在我一闪而过的幻想中：在一群戴着手铐、蒙着双眼的人中间，在恐怖分子和可疑的破坏者中间——我转身面向窗户，眯着眼看在风中摇摆的树梢。

“你那时多大？你应该是已经……”

他又打了个哈欠，点点头，说：“15。”

他的哈欠打得更长，也更频繁，它们威胁着要传染给我。

“画巴勒斯坦国旗和使用国旗上的任何颜色都是违法的。”

我止住了一个哈欠：“等等，你的意思是？”

“红色、绿色、白色和黑色，你不能用这几个颜色。就算你在画没什么要紧的东西，比如一个西瓜。”他窃笑了一下，捂住嘴，“他们会因为这种事逮捕你。”

我本可以让思绪沦陷在他不经心的、打着哈欠的语调中，我本可以再靠近一些，拥抱他，挤进他的双臂中，让它们再次环绕着我。我本可以咕哝点什么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有一瞬间，当我想起自己在地铁上给他背诵我小时候在阿拉伯电视广播里听到的台词时，看到他脸上出现的表情让我感到快乐，我几乎要笑出声来。我那时背诵道：“Sabakh al'kheir, saydati wasaadati fi urshalayim al-kuds.”我模仿着曾经每周五下午都会播放的阿拉伯电影中那戏剧性的台词，“Mish mumken! Mish mumken!”和“Inti Taliya! Taliya, Taliya!”而他哈哈大笑。

我没有这么做。我只是一动不动地，沉默着盯着窗外很久，然后说：“到底德哈赫利亚在哪儿？在绿线的哪一边？Inta bidoobi? Shu bidoobi...”我不好意思地问道，却并不真的想知道，心里害怕他会说出什么来，“那……那里是什么样的？监狱里。”

“你知道吗？”他听上去有些惊喜，“这可太奇怪了。”

“什么？”

“我今天还想起过这件事，就在早上我还记起它来。”

我几乎要说：“这就是我让你想起来的事？你在以色列监狱里的经历？”

但他跳了起来，开始哼一首小调：“Lai la Lai la...”他的声音迟疑了片刻，又继续哼起来，“Lai lai laaai...”他开始向左向右地轻轻摇晃自己的脑袋，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Lai lai la lala la lai...”他唱得越自在，越让我开始认出这就是我从浴室出来时听见他在厨房吹口哨的曲子，“Lai lai lai lai...”在我听出这个旋律的时候，一股寒气滚过我的脊柱：那是一首伊高巴山唱过的流行曲的副歌，它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红极一时。“我的心里有一只小鸟……”歌词自然而然地在我脑中浮现，使我内心充满感动。“它在我的身体里唱歌……”我回忆起那首歌的旋律，希伯来语的歌词带来一种旧日的温情。“关于逝去的秋天和春天，关于一千份爱……”接着，我突然反应了过来，“你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从广播里？你们在监狱里有广播？”

他停住了哼唱，哈哈大笑：“广播？”

我也笑了笑，焦虑地等待着：“那你是从哪里知道这首歌的？”

“那儿有一帮士兵，”他说，微笑的痕迹从他的唇边消失了，“他们那时会这么做……”停顿了很久，他再次看向我，不知为何带着歉意，“他们逼我们给他们唱歌。”

“唱歌？”

“是的，他们觉得那样很好笑。”

“用希伯来语唱？唱那首歌？”

他的头点了一次，又一次，像是无法控制自己：“我很幸运，能跟我哥哥在一起。他们把我们一起关进了监狱，因为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我肯定会变糟很多。他被吓坏了——奥马尔，他为我们的父亲担心，父亲那年第一次心脏病发，在医院住了很久。所以，奥马尔一直看着我，确保我不会再惹上什么麻烦。他在德哈赫利亚有很多兄弟，都是和他一般大的孩子，会扔石头和燃烧弹，或者焚烧轮胎。所以，只要有一个我们这边的人做了出格的事，士兵就惩罚所有人。一旦有人开始打架、叫喊或者惹麻烦，他们就会把我们都赶到外面，让我们一动不动地站两三个小时。”

他的脸沉了下来，声音也渐渐模糊。他又打了一个哈欠。这一次，他用双手压住了这个哈欠。当他抬起头时，眼里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雾，他看上去几乎是愉快的：

“那儿有一个家伙，一个光头，戴眼镜的士兵，我最害怕他。怕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一个讨厌的胖子，胖子总是在出汗。那些龌龊的事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娱乐。如果他们看到我们中的哪个人没在唱歌，会立马开始打他。像这样抓住他的衣领，吼他。或者，他们会从后面靠近，使劲撞那个人的背，猛击他脖子的后方，踢他的脚。他们还会大喊：‘要么你张开嘴，要么今天就谁也别吃饭了！整个牢房的人都会因为你而挨饿！’有时，无缘无故地，仅仅是他们来了感觉，他们会说：‘如果不唱歌今天就没烟！或者没有早饭！’”

“你唱了吗？”

“我一开始很坚定——绝对不唱。我怕极了，但就是一个音也不唱。后来，是奥马尔让我开始唱的。他会唱得很起劲，像在享受歌唱，假装自己正高兴。他不在意士兵们的嘲笑，或者他的朋友可能会看到。他会开始唱歌，拽着我和他一起。他一次次地这么做，直到我们最终学会了所有的歌词。你还能怎么做呢？然后，你就只能使劲地唱。尽管那些希伯来歌词都是些脏话，曾经有个人告诉过我它们的含义，但是我喜欢那个曲调。四个月之后，你知道，它长在了我身上。那之后，曾经快把我逼疯的一件事，就是那段旋律真的很美。尽管我们被放了出去，回到家，我也会哼给自己听。我常常忽然发现自己边洗澡边唱它，或者边骑车边唱。这曾经快把我逼疯了，我会打开广播或者电视，播放一卷带子，就是想把它赶出我的脑海。”

听到他突然说希伯来语是多么奇怪啊，那么重的阿拉伯口音和错误的发音。“我有一只小绵羊……”他开始唱，我担心地看着他带着一脸嘲讽继续哼着，“一只小绵羊……”他温柔地唱着，试图记起歌词，“……和一只山羊。”对于我以色列的耳朵来说，他唱得是那样笨拙、那样可笑，像周五晚上戏剧小品秀上被演过火了的阿拉伯人，“我不需要七十二个处女……”

听着那原本动人的以色列歌曲在他嘴里被如此粗俗地歪曲，想象还是个少年的他，像一只马戏团里的熊一样惊恐地站在监狱的院子里，为了取悦士兵们而唱着歌。

“每次我感到可爱的……”

那些粗俗的词语，那段旋律……一阵可怕的、惊恐的笑声从我喉咙里不受控制地冲出来，刺痛了我的嘴唇，像是我在和那些以色列典狱官一起笑，正被这表演取悦。

“我把她们带到……”

“停下！”我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另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停下。”

他微微地笑了，把脸从我手下转开：“坚持一下，稍等片刻。”

“不，不，停下！”我压住那苦涩的笑声，那恐怖的、咯咯响的笑声，不让它变得更响，“我不想听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