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两小时之后，我们回到了我的公寓。他跟着我进了厨房。“还有那个？”他指着柜子上装满维生素的罐子。

“是的，”我确认，把拖把和扫帚放进壁橱，“那是我的。”

我把水桶和其他的清洁工具也一并乱塞进去。一切看上去和我昨天离开时并无两样：椅子还摆在调查员坐过的地方，桌上留着一份他们填好的表格的副本。我现在开始检视它：我该把它留着吗？谁知道呢，我也许有天会用到它。但是，一阵突然发作的愤怒让我把这张表格揉成一团，丢进了垃圾桶。

我继续带着忙乱的表情四处走动，思绪翻涌。走进房间时那种独特的情绪依然纠缠着我，让我没办法停下来把东西都捡起来，放回正确的位置上。我又一次撞上他。

“那电脑呢？”他指着显示出大堆飞翔着的烤面包机的电脑屏幕，“那是你的吗？”

我点头，转向真空清洁器：“走开。”

从我们进入屋子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走来走去了，仔细地打量家具和家里的植物，看看窗户和照片。频繁地停下来猜测一个东西是属于我还是属于房子的主人，想知道自己能不能猜出哪些东西是我的。他对CD的收藏大为惊叹，他掠过书脊，用手在沙发背上轻轻地摸摸。现在，他注意到了一张叠放在VCR上的报纸，上面还放着一副眼镜。“这也是？”他热切地问，把眼镜架在自己的鼻梁上，“你的？”他的双眼带着疑问转向我，从那女孩子气的、细细的镜框后面眨眨眼睛，“Bazi.”

“只在看书的时候戴。”我咯咯地笑了。

看他戴着我的眼镜的感觉又奇怪，又好玩，像是我脸上的一部分从他那儿看着我。他拿起报纸。“UN观察家，”他像新闻播报员那样大声地念出标题，“昨晚抵达伊拉克。”

我再次走回真空清洁器旁边。我已经把插销从插座中拔出，把电线卷好，现在，我把它从走廊倒推回书房。

妈妈和爸爸看上去喜庆而美丽，在从客厅照过来的昏暗的光里高高兴兴地看着我，骄傲而快乐地咧着嘴笑。这张在爱丽丝和迈卡婚礼上拍的照片钉在书桌上方的软木板上，在笔记本、便笺和几张其他的家族照中间：我姐姐抱着还是婴儿的艾维尔德，亚拉在学前班度过自己的第三个生日，爸爸和迈卡在花园里玩着西洋双陆棋，一张记留有我祖母的微笑的珍贵的照片。

听到他的声音逐渐靠近，我不由得紧张了起来。“这是卫生间吗？”他边问边打开左手边的门，“好嘞，我找到它了。”他关上了身后的门。

在书桌上，靠近传真机的地方，答录机正眨巴着自己的红眼睛，显示有五条新的留言。第一条来自听上去声音焦虑的安德鲁，他用自己特有的、带有浓重口音的希伯来语催促我快接电话：他得赶着去接乔西，他得取消我们的会面了。他打来的时候，我一定是在洗澡来着。第二条留言是审查署的提醒，提醒该带猫咪去打疫苗了，我听到一半就切换到下一条。乔伊郁闷地告诉我她突然来了客人，所以没法和我在明天早上的瑜伽课上碰面了。第四条又是安德鲁，在道歉，说他拜托了自己的阿拉伯语老师哈米去一趟咖啡馆。“哈米找到你没？等等，我有另一通电话打进来，”他说，打断了自己，“也许是他。”

“嗨，莉雅特，”我姐姐爱丽丝的声音在此刻响起，听上去很困，“一切都好吗？我之前尝试着打给你，”她沮丧地说，背景是她换着电视频道的声音，“打给我，如果你马上就回家的话，因为我彻底的——”她打了个哈欠，然后继续，“累了。我们和孩子们在海法待了一天，去了科学博物馆。你应该看看迈卡和爸爸。”她带着笑意的语调从答录机里传来，“他们自己就像两个小孩子。”他对我那么温柔、那么好、那么甜蜜，我内心啜泣着告诉她，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她问：你在意人们怎么想？我回答：我不知道，它让我害怕。她说：有什么好怕的呢？你只是在找乐子，稍微胡混一下，没什么别的了。显而易见，我说服了她和我自己，就一周而已。你又不是明天就要嫁给他了或是别的什么。她说。是的，你是对的。我同意。做爱又不是打仗，她开玩笑，也许对你俩都好呢。“好吧，我也不知道自己为啥在这儿瞎扯。”她在电话的另一端清醒了过来，关掉电视，“晚安，亲爱的，我们明天再聊。”

机器的“哔”声宣告了这条语音的终止。“删除，请按一——六。保存，请按九——二。”我按下了一和六，但由我和哈米如此迅速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而引发的痛苦和焦虑却无法被删除。

我听到浴室里传来冲水的声音，便走出了房间。从房门口向屋内匆匆看了一眼，照片上折射出来的光在一瞬间冲我眨了眨眼。光在黑暗里在他们的脸上跳舞：一星淡黄色的光点在爸爸、妈妈的脸上，一道微光在祖母的脸上。

“所以，你是在告诉我……”他在门廊的另一端大声说。

我关上门，不安地站在门前，双臂像保镖似的抱在胸前。

“你只需要缴纳社保？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他跟着我进了卧室，坐在床边，“喂两只猫？”

“还有给植物浇水。”我打开灯。

这里也是一团糟。我在洗澡前脱下的T恤和运动裤摊在地板上，球鞋也是这儿一只，那儿一只。我捡起毛巾和袜子随意丢进洗衣篮，里面的衣服和床单已经溢出来了。我盖上盖子，坐在上面抬头看。

“那也是你的？”他问。

在床头柜上的所有书里，他非得挑出那本厚厚的、看上去并不显眼的。

“那是《圣经》。”我说，注意到他轻微地退缩了一下。

“《圣经》？”他似乎对发现了自己手里握着的是什么而感到惊讶，“真的？”

他把书从胸前移开，测量着它的厚度和重量，翻来覆去地看。一些我之前有过的奇怪感觉，在客厅，当他戴着我的眼镜的时候有过的感觉，在他开始翻动书页的时候又出现了。

他翻到书的中部。我站起来好奇地靠近他，看见那正是《撒母耳记下》，第31章。我看着他从《撒母耳记上》翻到《撒母耳记下》，感到一抹若有似无的微笑爬上了我的嘴唇，因为有那么一瞬间，在他庄重地研究着这本书，沙沙地翻动书页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祈祷。他向前翻到《诗篇》部分，在我惊讶的目光中迅速舔了舔拇指，跳过《列王纪下》翻到《耶利米书》，从《以西结书》到《箴言》，从《雅歌》到《路得记》。无规律的章节在我眼前飞过，在我来得及阅读它们之前就飘浮、滑行着离开，但仅仅只是略读这些文字，我已经可以感到希伯来语在我心里回响。

“你们在学校学它吗？”他问。

“从二年级开始。”我坐回洗衣篮的盖子上，面对着他，“一直到高中。”

他充满疑问地抬起头，拍拍床罩：“到这儿来。”

我耸肩：“我在这儿挺舒服。”

我姐姐又在念叨了：“你干吗又捉弄人家？前一秒离都离不开，下一秒就又冷酷又难以接近，什么都闷在心里。”

我在说话时也一直能听到她的声音：“我肯定你们在学校学《古兰经》。”

“在伊斯兰语课上，是的。”他撇了下嘴，额头的皮肤皱了起来，“但我已经告诉过你，”他翻动书页，“我从没喜欢过它。”

他之前在地铁上跟我说过，他母亲在过去的几年里变得越来越虔诚，这让他觉得难以接受。那是从1996年他父亲因为心脏病去世的时候开始的，他父亲是69岁时去世的，那也是哈米在巴格达的第一年。他飞回家参加葬礼，但在一个月之后又返回学校上课，直到两年半之后，他才又见到自己的母亲。那是在沙特阿拉伯——她从自己的寺庙出发，和一些女人一起踏上去往麦加的朝圣之旅。他说如果他父亲一直活着，看见母亲变成这样，整日都在祈祷，用黑纱把自己完全遮起来，他的心会再碎一次。

“他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一个固执的无神论者。在所有的邻居都禁食和祈祷的时候，他会打开自己最贵的那瓶威士忌。《古兰经》上说，‘La ill'a ila Allah’，意思是‘除阿拉外，别无上帝’。但我的父亲过去时常告诉我们：‘La ill'a wa'khalas.’意思是：‘从没有上帝，就这样。’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不是什么学者或者天才。当我们住在希伯伦的时候，他开了一家杂货店，卖油、香料那一类的东西。一个平凡的人，但有着艺术家的灵魂。他喜欢雕刻木偶，在我们小的时候，他做过各式各样的小塑像和风筝。他会点金术。他在屋顶上养鸽子，他以前每天早上都会上去喂它们。他也种天竺葵和苦艾，种在生锈的铁桶里。他是一个特别的男人，我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爸爸才这么说的。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喝酒、吃饭、大笑，他也很爱我母亲。”哈米在地铁上谈起自己的父亲时听上去很悲伤，他不住地抿紧双唇，我知道那是他情绪剧烈起伏时会有的动作，“这就是我们在她变成那样时感到很难过的原因。”

哈米家里一共有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妹，他昨晚告诉我的。最大的姐姐在希伯伦做幼儿园老师。接着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在拉马拉当高中老师，一个在城里的广告公司当绘图师。一个兄弟在突尼斯做电影研究，另一个在柏林学习政治学和法律。还有一个姐姐和丈夫、孩子一起住在约旦，是一名药剂师。

“你好啊，莉雅特。”我姐姐又从另一个房间插嘴道，“你是在哪儿遇到这个人畜无害的阿拉伯人的？他一定是那些被西化了的人中的一个——说不定还是个德系犹太人呢！”她的笑声也让我微笑起来。

“这是你收到的一份礼物吗？”

“什么？”

他举起《圣经》，翻到第一页，提示我左下角那早已被遗忘的、用蓝色墨水写下的祝词：“我们希望你能成功地完成在IDF中的服役。基地80名指挥人员。11月，1991。”

我阅读着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字，已经11年了，不知是被哪个驻扎在哈代拉附近的基础训练营的军官写下的，是哪个秘书在指挥官办公室里潦草地写了几十次，一本《圣经》接着另一本《圣经》。就算是在昨天，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它有一天会在我们之间炸开，但这一刻依然让我感到措手不及。

“嗯，那是……”我结巴着，“我是在军队里得到它的，在我是个士兵的时候。”

“在军队里？”他紧绷了一下，但很快又舒展开来，扬起眉毛，“那么，在你应征入伍的时候……”他把《圣经》举得老高，“他们给你这个？”

“Ahah.”

“每个士兵都给？”

“是的。”我小心地回答道，有种奇怪的背叛感——像是也许有人会偷听到，像是把机密情报交给了敌军。

条条浓烟和炽热的文字点燃了黑色的天空，军旗在恼人的狂风中翻滚，繁星满天。我再次想起女兵们头顶上那遥远的夜间景象，我记得自己站在其中的一列，因为寒冷而颤抖，在朱迪亚沙漠基地举行的盛大的宣誓仪式中。我那时是个被吓坏了的18岁少女，顶着歪斜的帽子，穿着橄榄绿的军装，带着惊恐的表情敬着军礼，在别人的注视中紧张地站着：“我特此宣誓和保证……右手在《圣经》上颤抖。我特此宣誓和保证……左手紧紧地攥着冲锋枪的枪柄……我对以色列国的忠诚。”

“噢，好吧，”他难过地点点头，他把《圣经》放回床头柜，“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古兰经》。”

“什么？！不，不，”我反对，立马感到内疚和愤怒，“我丝毫不这么想。”我大声，一字一句地说道，像是说给遥远的、在墙的另一边的、电话线的另一端的、在以色列的那些竖起的耳朵听的，“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不是？”他也激动了起来，“那难道不是完全相同的法西斯场景吗？有枪、有士兵，还有圣书？”

“场景也许看上去有些相似，”我酸涩地承认，脸由于愤怒而涨红了。

他挑起一段持怀疑态度的眉毛：“不对吗？”

“一点也不对！”我激动了起来，使劲摇头，“以色列的军队，就像是法国或者美国的军队一样，像是叙利亚的军队或者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就算他的目光已经变得无神，并从我身上移到窗边，我也没有停下，“是为了保卫主权国的公民而组建的。”说了这么一堆！爱丽丝的声音猛地击中我：“谁任命你为驻联合国的以色列大使了？”“就像伊朗和德国都有自己的军队一样，”我坚持道，“我们也有，我并不打算为了这个而道歉。”

“我没有要求你道歉。”

“不为有一个国家而道歉，谢谢老天，也不为有一支能保护我的强大的军队而道歉。”

“你们强大的军队正在占领一处平民——”

“那你知道吗？我也不会为我们是这次冲突中更有力量的那一方道歉！不会，因为如果局势相反，上帝宽恕，如果你们在48小时内赢了这场战役……”

就在我用那种坚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的语气继续絮絮叨叨，努力忽略内心汹涌的讽刺感的时候，忽然感到了一阵恶心。这场辩论听上去既无意义，又没有必要，像是广播里令人生厌的谈话节目在喋喋不休。

他沉重的叹息声像是从嘴里滚落的哭号：“我们现在真的要开始一场辩论吗？”

“是你，”我为自己辩护，火花四溅，“是你挑起的。”

“我？”他鼻子猛哼了一下，“看看你自己！”

我们是怎么僵在这里的？我们到底在干吗？谁会真的在意？谁会真的烦心？“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