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h3>1</h3>

那个烟枪出租车司机第二天早上来接我。他把我载到泰特斯雪佛龙时，敞篷车还停在那里。

我已料到会是这样，却还是松了一口气。我穿着从梅森男装店买的毫无特征的灰色运动外套。新鸵鸟钱包妥当地放在里兜里，装着柯尔给的五百块现金。我正欣赏福特汽车时，泰特斯走上前来，一边用红布擦着手，看起来还是昨天那块。

“我想了一宿，决定要买，”我说。

“太好了，”他说，然后带着后悔的语气说，“我也想了一宿，安伯森先生。我想我跟你说还有还价的余地是在撒谎。你知道早上吃煎饼熏肉时我太太怎么说吗？她说，‘比尔，那辆森利纳要是不到三百五卖了你就是个蠢货。’事实上，她说我很蠢，不该一开始要价那么低。”

我点点头，好像我知道他会这么说。“好吧，”

我说。

他看起来很惊讶。

“我只能这么做，泰特斯先生。我可以给你写张三百五的支票——很好用的支票，故乡信托，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问问——或者，我可以从钱包里拿三百现金给你。这样会省去很多文书工作。

你看怎么样？”

他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威斯康星人真会还价。要是出三百二的话，我可以给你贴上标签和一个十四天的牌照，然后你就可以开走了。”

“三百一。”

“啊，别让我为难，”泰特斯说，但他没有为难，他很开心。“加五块我们成交。”

我伸出手。“三百一十五对我还好。”

“好。”这一次他跟我握手，没理会手上的油。

然后，他指向销售亭。今天，马尾辫美女正在读《机密》[49]。“你可以在年轻女士那儿付账，她是我女儿。

她会帮你开票。弄完回来，我帮你贴标签。再加一箱油。”

四十分钟之后，我开着属于我的1954款福特敞篷，往北朝德里开去。我学驾驶学的是标准车型，所以开这车没问题，但这是我第一次开竖排变速器汽车。开始很别扭，但习惯以后（我还得适应用左脚操纵变光器开关），我很喜欢。泰特斯对二挡的描述没错。挂二挡，森利纳跑得飞快。我在奥古斯塔停下车，把顶篷拽下来。在沃特维尔，我抢到95美分的肉糕晚餐，包括冰淇淋苹果派。

这个价格让富客汉堡都显得昂贵。我跟斯凯利纳、柯斯达、戴尔-维京、优雅汽车并肩狂飙。阳光温暖，微风吹拂着我新理的短发，收费公路（广告牌上又把它称作“一分钟一英里公路”）差不多是我一个人的天地。我好像把头天晚上的担心随着手机和未来的变化一起沉到了水塘里。感觉很好。

直到来到德里。

<h3>2</h3>

这个镇子有股邪气，我想刚到那里我就觉察到了。

“一分钟一英里公路”逐渐消失，福特进入沥青修补的双车道，我上了7号公路。我在纽波特往北大约二十英里的地方开上一处高地，看到德里赫然出现在肯达斯奇格溪西岸，笼罩在无数造纸厂和纺织厂污浊的烟云之下，厂子正满负荷运转。一条绿色的动脉从镇中心穿过。远远看去，仿佛一条伤疤。参差不齐的绿带周围只有烟熏的灰色和黑色。天空被烟囱里涌出的烟雾染成尿黄色。

我开过几个农产品摊位，在一旁照看着的摊主（当我开车经过时，他们只是站在路边喘气）

看起来更像是《激流四勇士》[50]里天生的山地内部的贫农，而不是缅因州的农民。经过最后一个摊位“路边凉亭农产品”的时候，一条高大的杂种狗从几篮子堆起来的西红柿后面冲出来追我，撕咬我的汽车后胎。看起来像只畸形的斗牛犬。我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拿一块板子击打它，随后它从我的视野消失。

这就是哈里·邓宁长大的镇子，第一眼就让我心生厌恶。没有具体原因；只是厌恶。中心购物区坐落在三个陡峭山丘脚下，感觉像个深坑，幽闭恐怖。我的樱红色福特看上去是街上最明亮的物体，让人分心的（而且不受欢迎，根据它招来的多数眼神可以看出）颜色混杂在黑色的普利茅斯、棕色的雪佛兰和肮脏的货车中间。一条运河穿过镇子中央，黑水几乎注满苔迹斑斑的混凝土护堤之内。

我在运河街找到一处停车位。一角钱换得一个小时的购物时间。我在里斯本福尔斯镇忘了买帽子，走过两三家店面后，我看到一家店写着“德里服装日用品店，缅因州中部最吸引人的男子服饰用品店”。我疑心中西部是否有很多男子服饰用品店。

我把车停在药店门口，停下来查看橱窗里的标牌。标牌莫名其妙地总结了我对德里的印象——那种乖戾、狐疑，那种勉强按捺的暴力感——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准确，虽然我在那儿待了差不多两个月，（可能除了我偶然遇见的少数几个人之外）

我不喜欢德里的一切。标牌上写着：

<b>?</b>

<b>入店行窃不是“刺激”，不是“好玩”，不是“有趣”，而是“犯罪”，我们决不姑息！</b>

<b>业主及经理诺伯特·基恩</b>

那个身材瘦弱、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朝外面打量着我的人，肯定是基恩先生。他的表情不是说：<i>进来吧，陌生人，到处逛逛，买点儿什么。或者来杯冰淇淋苏打。</i>那冷酷的眼神和翘起的嘴巴在说：<i>走开，这儿没你这种人什么事儿。</i>我一边想这是我的想象，但又知道这不是。我试着伸出手，做出打招呼的姿势。

穿白大褂的人没有朝我伸手。

我意识到我看到的运河肯定从这个奇怪的沉陷市区底下流过，我正站在运河顶上。我能感觉到脚底隐藏的水流轻轻地敲打着人行道。这是种隐约不快的感觉，好像这片世界软化了。

一个身穿晚礼服的男模站在德里服装日用品店橱窗里。一只眼戴着单片眼镜，一只石膏手里拿着一面学校锦旗。锦旗上写着：“德里老虎会痛宰班戈公羊！”尽管我是学校精神的粉丝，但这也太惊人了。打败班戈公羊，没问题——痛宰？

<i>只是个比喻</i>，我告诉自己，走了进去。

一位脖子上绕着卷尺的店员走上前来。他的衣服比我的好看多了，但头顶微弱的灯泡让他的表情泛出黄色。我迫不及待地问，<i>能卖给我一顶漂亮的夏天草帽吗，或者我应该滚蛋？</i>他笑了，问他能帮我做什么，一切看起来基本正常。这里有我要的帽子，我花三美元七十美分买了一顶。

“很可惜，天气转凉，没多少时间戴了，”他说。

我戴上帽子，在柜台旁的镜子前正了正。“或许我们应该有印度那样漫长的夏天。”

他把帽子斜到另一边，动作轻柔而略带歉意。

转动了不到两英寸，却让我不再像个乡巴佬进城，而变得像……嗯……缅因州中部最得意的时空穿越者。我谢了他。

“不用谢，您叫——”

“安伯森，”我伸出手。他的握手简洁、无力，有如滑石粉一般。他松开手后，我有在运动服上擦手的欲望。

“来德里做生意？”

“是的，你是本地人吗？”

“在这儿待了一辈子，”他说着，叹了口气，好像这是个负担。基于我的第一印象，我想他也许就是这么想的。“您做什么生意，安伯森先生，要是您不介意我这么问的话？”

“房地产。但我既然来了，还想看一位老战友。

姓邓宁，名字我不记得了，我们都叫他‘斯基普’。”

斯基普一说是编造的，但我真不知道哈里·邓宁父亲的名字。哈里在作文里提到了哥哥和妹妹的名字，但拿着锤子的男人一直被称作“我的爸爸”。

“恐怕我帮不了您，先生！”现在他听起来很冷漠。生意完成了，虽然店里没有其他顾客，但他希望我离开。

“不过，可能你能帮我别的事情。镇上最好的酒店是哪家？”

“德里宾馆。往回走到肯达斯奇格大街，向右转，走上阿普米尔丘，到中央大街。找门前的马车灯。”

“阿普米尔丘？”

“我们这样叫，是的。要是没有别的事，我后面还有几件服装要改。”

我离开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1958年9月到10月间，我关于德里的记忆中最历历在目的一件事就是夜晚总是很早降临。

跟德里服装日用品店一店之隔的是梅琴体育用品店，秋季枪支销售正火热进行。两个男人正在店里调试猎枪，一位戴着蝶形领结（配着蝶形领子）的年长店员满意地旁观。运河的另一边被工人酒吧占据，那是你可以花五十美分喝杯啤酒聊聊天的地方。洛克奥拉上所有的音乐都是乡村和西部音乐。有《幸福角落》，《祝福成功》（常客们称作《血流成河》，我后来才知道），《两兄弟》，《金轮辐》和《沉睡的银元》。四位蓝领绅士站在酒吧外面，呼吸着下午的空气，盯着我的敞篷车看。他们的脸被花呢和棉花平顶帽子遮住，脚上都穿着巨大的无色工作靴，我2011年的学生称之为“狗屎靴”。四位中间有三位穿着背带裤。

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想了想追着我的汽车的边流口水边撕咬的杂种狗，然后穿过街道。

“先生们，”我说。“里面有什么卖的？”

有那么一会儿，没人回答我。正当我以为没人会回答时，没穿背带裤的那位说：“啤酒，还能有什么？你不是这儿的吧？”

“威斯康星的，”我说。

“好样的，”其中的一个小声说。

“现在旅游很晚了，”另一个说。

“我来镇上做生意，但我想待在这儿时先看位老战友。”没人应答。有个人把烟头丢到人行道上，然后用贻贝大小的一团鼻涕弄灭，或许这是他对我的回应。尽管如此，我仍继续往下说：“他叫斯基普·邓宁。你们有谁认识姓邓宁的不？”

“我真想笑着亲吻猪，”没穿背带裤的家伙说。

“什么？”

他眼睛转动了一下，撇撇嘴，一种对蠢得不可救药的人不耐烦的表情。“德里有很多邓宁。

去看看该死的电话簿吧。”他朝里走去，他的伙计们跟着他。没穿背带裤的家伙给他们打开门，然后转身朝我说：“那辆福特里面是什么发动机？

V-8吗？”

“Y型。”我希望自己听起来很懂行。

“不错啊。”

“或许你该向上开，上那个山丘。那里有些高档的场所。这些酒吧只适合工人。”没穿背带裤的家伙冷淡地评判着我，刚到德里时我预料到了这一切，但是一直不习惯。“你会很惹人注目的。

等到斯特里亚和布蒂利耶上午十一点上班晚上七点下班的人出来以后，更是如此。”

“谢谢，你人太好了！”

仍然冷淡的评价又开始了：“你不太熟悉情况，对吧？”他说着，走了进去。

我回到敞篷车里。灰色街上的空气中弥漫着工业废气的味道。随着下午结束晚上开始，德里市区看起来只比教堂长椅里的死掉的妓女有吸引力点儿。

我上了车，踩下离合器，发动汽车，有种强烈的欲望开车离开。开回里斯本福尔斯镇，爬出兔子洞，告诉阿尔·坦普尔顿重新找个人。只是他找不到了，不是吗？他已经精疲力竭，也没有时间了。我算是，用新英格兰的话说，捕猎手的最后一枪。

我行驶到中央大街，看到马车灯（我看过去时，恰逢晚灯亮起），把车开到德里宾馆前的转盘。

五分钟后，我就登记完了。我的德里时光正式开始。

<h3>3</h3>

等我拆包好新买的东西（剩下的现金一部分放进钱包，余下的放到新手提箱的衬里里面）时，我感觉很饿。下楼吃饭之前，我查了一下电话簿。

看到的情况让我心碎。没穿背带裤的那个人可能不是很热情，但他说得对，电话簿里，德里以及周围四五个村子里姓邓宁的有很多。差不多有一整页。这不奇怪，在小镇上某些姓就跟六月草坪里的蒲公英一样泛滥成灾。我在里斯本教书的过去五年间，肯定遇到过几十个斯塔伯德和莱姆基，其中有些是同胞，很多是第一代、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堂表兄妹。他们相互通婚，又生了更多。

出发之前我应该抽时间问哈里·邓宁他爸爸的名字叫什么——本来是很容易的事情。要不是被阿尔展示给我看和要我做的事情彻底惊呆了，我肯定要问的。<i>不过，</i>我想，<i>能有多难呢？</i>要找到一个有特罗伊、阿瑟（又名图加）、埃伦和哈里这几个孩子的家庭，应该不至于只有夏洛克·福尔摩斯才能办到吧。

有了这个想法的鼓舞，我走进宾馆的饭店，点了一顿海鲜，有蛤蜊和舷外马达大小的龙虾。

没有要甜点，我更想去酒吧喝杯啤酒。在我读过的侦探小说里，酒吧服务员通常消息灵通。当然，要是宾馆里的招待跟我在这个无情的小镇上遇到的其他人一样，那我不会有什么收获。

幸好他不一样。放下手上擦酒杯的活儿来招待我的是个年轻人，长得很结实。留着平头，面如满月，性格爽快。“朋友，喝点儿什么？”

朋友两个字听起来很舒服，我也热情地朝他笑笑。“<b>米勒清啤？</b>”

他看上去很疑惑。“没听说过，但是有美乐。”

他当然没有听说过米勒清啤；还没发明呢。“可以。我想我这会儿忘了自己是在东部。”

“您从哪儿来？”他用三角起子打开瓶盖，放了只玻璃杯在我面前。

“威斯康星，但我会在这儿待一阵子。”虽然旁边没有别人，我还是压低声音。这句话似乎提振了我的信心：“房地产生意。周边随便看看。”

他崇敬地点点头，又给我倒上啤酒。“祝您好运！谁知道，这些地方有很多房产出售，大部分很便宜。我本人正准备离开。月底就走。找个不那么边缘的地方。”

“这儿看起来不那么热情，”我说，“但我想北方人就这样。威斯康星人更友好，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想给你买一杯。”

“上班时我从不喝酒，我还是喝杯可乐吧。”

“尽管随意。”

“非常感谢！漫漫长夜，遇到一位绅士真是太好了！”我看着他往杯子里注入糖浆，加上汽水，然后搅拌。他尝了一口，咂了咂嘴唇。“我喜欢喝甜的。”

从他的肚子可以看出来，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不过，说北方人待人冷淡是扯淡，”他说。“我在福克肯特长大，那会是你见过的最友好的小镇。

为什么，游客从波士顿、缅因州出发到那儿，我们就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我在那儿上的酒吧服务学校，然后来南方谋生。这里看上去是不错的创业之地，工资不错，但是——”他扫了一眼周围，旁无一人，但还是压低了声音。“你想听实话吗，朋友？这镇子令人厌恶。”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太多工厂了。”

“不光是这个。四处看看，你看到什么了？”

我按照他说的做。角落里有个家伙，看起来像是个推销员，喝着威士忌鸡尾酒，仅此而已。

“没看到什么，”我说。

“整个星期都这样。工资不错是因为没有小费。市区的啤酒吧生意兴隆，我们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有点儿人，不过，差不多就这样了。上流人士在家里喝酒，我猜。”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很快，他就变成了耳语。“这里夏季很糟糕，朋友。当地人尽量保持沉默——连报纸都不大肆宣传——但却有些残忍的勾当。谋杀。至少有六起。

都是孩子。最近在荒地有一起。他的名字叫帕特里克·赫克斯泰特。尸体已经完全腐烂了。”

“荒地？”

“就是横穿镇中心的沼泽带。飞机降落时您可能已经看见了。”

我是开车来的，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酒吧招待瞪大眼睛。“这不会是你感兴趣的地产吧？”

“不能说，”我告诉他。“要是谣言传播出去，我可能得另谋职业了。”

“了解，了解。”他把可乐喝了一半，然后用手背捂住嘴打嗝。“但我希望如此。他们应该把那些该死的东西重新铺平。那里只有臭水和蚊子。你会帮这个镇子一个忙。让它变得愉快点儿。”

“那儿还有其他孩子死掉吗？”我问道。连环杀婴案足以解释我一跨进小镇就感觉到的阴暗气氛。

“这我不知道。但人们说有些人是在那儿失踪的，因为那里有巨大的污水泵站。我听人们说，德里下面有很多污水管——多半是大萧条时期铺的——没有人知道在哪儿。你知道小孩子。”

“喜欢冒险。”

他用力点点头。“对。有人说是流浪汉干的。

也有人说是当地人，穿成小丑的样子以防被人认出。第一个受害者——去年，我来这儿之前——在威彻姆和杰克逊交叉路口找到的，胳膊被撕掉了。他的名字叫丹布劳。乔治·丹布劳。可怜的小家伙。”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被发现时，正好在一根排水管旁边。排进荒地的水管。”

“天啊！”

“没错。”

“我听到你用的都是过去时。”

我准备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很明显，这家伙除了上酒吧服务学校，还上过英语课。“现在好像停止了，但愿老走这种好运。”他用指头敲了敲吧台。“或许干这件事的人已经打包离开了。

或许这个狗杂种自杀了，有时他们会这样做。那就好了。但是杀害小男孩科科伦的可不是个穿着小丑服的杀人狂。杀害他的是他自己的爸爸，你要是相信的话。”

这足以解释我为什么在这儿感觉是命运的安排而非巧合。我小心地咂了一口啤酒。“真的吗？”

“当然。小孩名叫多尔西·科科伦。只有四岁。

你知道他那狗杂种爸爸是怎么做的吗？用锤子把他打死了。”

<i>锤子。他用的是锤子。</i>我保持着礼貌而好奇的表情——至少我希望如此——但我感觉到鸡皮疙瘩顺着胳膊在往上爬。“太可怕了！”

“是的，这还不算最糟——”他停下来，往我肩膀后看去。“再给您来一杯，先生？”

是那个商人。“我不用了，”他说，递过一美元。

“我要睡觉了，明天我要炸掉那家当铺。我希望他们知道怎么在沃特维尔和奥古斯塔采购五金。

因为他们肯定不知道。不用找了，孩子，给你自己买辆迪索托吧。”他低着头，缓步走了出去。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绿洲完美的例子。”

酒吧招待悲哀地看着顾客离去。“喝杯酒，睡一觉，明天见，短吻鳄，过一会儿，鳄鱼。继续这样下去，这个小镇会变成鬼城。”他站直了，想正正肩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肩膀跟身体别的地方一样圆。“但是管他呢？10月1日我就走了。沿路往下。祝您愉快，有机会再见。”

“这个孩子，多尔西的爸爸……他没有杀别的孩子吗？”

“没有，他不在犯罪现场。现在想起来，我猜他是孩子的继父。名叫迪基·麦克林。前台的约翰尼·凯森——可能是他帮你登的记——告诉我，他过去常来喝酒。他想搭讪一个女服务员谈恋爱，但女服务员却让他走开后，他就变得越来越下流，然后就被这儿拒之门外了。之后，我猜他在斯波克和布克特喝酒。这些地方什么人都让进。”

他靠得很近，我能闻到他脸上阿卡瓦·维百须后水的气味。

“想知道最糟的一起吗？”

我不想，但我觉得我应该知道。所以我点点头。

“在那个该死的家庭里还有个年长的哥哥。

埃迪。他去年六月失踪。证据充分。失踪了，没有下文，你要是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有人怀疑他离家出走以躲开麦克林，但是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是这样的话，他肯定会在波特兰、罗克堡或者朴次茅斯出现——一个十岁的孩子不可能长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依我看，埃迪·科科伦跟他的弟弟一样，也吃了锤子。只是麦克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他笑了，笑得很突然，很阳光，满月般的脸更英俊了。“我是不是说得您不想在德里投资房地产了，先生？”

“这不由我说了算，”我说。我的思绪此时开始自动飞行模式。我没有听过或读过缅因州这个地区发生的系列杀婴案吗？或者在电视上看过，留着四分之一的神，剩下的精力等待着我的问题妻子结束另一个“女孩的夜晚”走着——或者是摇晃着——回家？我想的确没有，有关德里我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洪水，洪水几乎毁了半个镇。

“不是你说了算？”

“是的，我只是中间人。”

“噢，祝你好运。这个镇子也不像曾经那么糟糕——去年七月，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多丽丝·黛[51]的贞操带一样松垮——但离健康还任重而道远。我是个友好的人，喜欢友好的人。我正在分裂。”

“也祝你好运，”我说，放了两美元在吧台上。

“哎呀，先生，太多了！”

“我总是为开心的聊天支付附加费。”实际上，附加费是为了友好的面孔。聊天内容很令我不安。

“噢，谢谢！”他微笑着伸出手。“我还没有介绍自己。我叫弗雷德·图米。”

“幸会，弗雷德。我叫乔治·安伯森。”他握得很紧，没有滑石粉的感觉。

“需要建议吗？”

“当然。”

“在镇上，跟孩子们说话的时候要小心。从去年夏天开始，陌生人跟孩子聊天，要是被人看见的话，很可能会被警察盘问。甚至可能挨打。

不无可能。”

“即使没有穿小丑服？”

“嗯，那是全身装扮，不是吗？”他的笑容不见了。现在那张脸看起来苍白而冷酷。换句话说，跟德里的其他人一样。“要是你穿上小丑服，戴上橡胶鼻子，没人知道里面的你是什么样子。”

<h3>4</h3>

我坐着老式电梯一路咯吱咯吱上到三楼时一直在想。那是真的。要是弗雷德·图米所说的其他事情也是真的，如果邓宁拿着锤子锤死家人，还有人会感到惊讶吗？我想不会。我想人们会说这只是说明德里就是德里的另一例证。他们也许是对的。

进屋时，我有了个真实而恐怖的念头：如果我在未来七个星期改变一些事情，刚好让哈里的爸爸正好杀死了哈里，而不是让他变成了跛脚的轻度智障呢？

<i>不会的，</i>我告诉自己，<i>我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的。就像希拉里·克林顿</i><i>2008</i><i>年说的，我来了，就是要赢。</i>

不过，她失败了。

<h3>5</h3>

第二天早上，我在宾馆的河景餐厅吃早餐，只有我和昨晚的五金推销员。他正埋头看当地报纸。当他把报纸丢到桌上时，我一把抓起来。我对头版不感兴趣，头版是关于菲律宾战争的叫嚣（虽然我一闪念想过奥斯瓦尔德会不会就在附近）。

我想看的是当地版面。2011年，我是路易斯顿《太阳报》的读者，第二版的最后一页标题总是“学校新闻”。要是孩子得了奖，参加班级旅游，或者加入社区清洁工作，自豪的家长总能在这里看到孩子们的名字。要是德里《每日新闻》有这样的特写，我在其中发现某个邓宁的孩子也不无可能。

然而，“新闻”版的最后一页只有讣告。

我看了看体育版面，读了周末即将到来的重大足球赛：德里老虎对阵班戈公羊。根据门卫的作文，特罗伊·邓宁今年十五岁。十五岁的男孩很可能出现在队里，尽管不一定是首发。

我没有找到他的名字。我逐字阅读了有关镇上小矮人足球队（老虎俱乐部）的一篇小故事，但也没找到阿瑟·“图加”·邓宁的名字。

我付了早餐费，走回房间，胳膊下面夹着借来的报纸，心想我成了恶心的侦探。在数了数电话簿里的邓宁之后（九十六个），另一个念头突然闪现：我已经被无处不在、过度依赖、引以为然的因特网社会束缚、甚至弄残了。在2011年，要想找到正确的邓宁有多难？只需要把“图加·邓宁”和“德里”输入我喜欢的搜索引擎可能就行了；按回车，让谷歌，二十一世纪的老大哥，接管一切。

在1958年的德里，最新的电脑有小住宅区那么大，当地的报纸毫无帮助。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一位社会学教授——一个酷爱讥讽的老家伙——常说，<i>别无选择的时候，干脆放弃，去图书馆。</i>

我去了图书馆。

<h3>6</h3>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希望已经破灭（至少暂时是这样），我慢步走上阿普米尔丘，在杰克逊路和威彻姆路交汇处短暂地停了一下，看着名叫乔治·丹布劳的小男孩失去胳膊和生命（至少弗雷德·图米是这么说的）的下水管。我爬到山顶时，心跳加速，气喘吁吁。不是身体状况不佳，而是工厂的臭气使然。

我很沮丧，也有点儿害怕。不错，我有充足的时间找到正确的邓宁家庭，我很自信我会找到——如果有必要给电话簿里所有姓邓宁的人打电话的话，我会这样做，即使冒着改变哈里父亲这枚定时炸弹的风险——但我开始意识到阿尔已经意识到的问题：有东西在阻碍我。

我沿着堪萨斯街往前走，专心思考，一开始都没注意到右边已经没有房屋了。地面陡然坠入乱蓬蓬的沼泽地，图米称为荒地的地方。只有一排摇摇晃晃的白色栅栏将人行道与陡坡隔开。我把手放在栅栏上，盯着下面杂乱的植被。看到黑暗的水潭若隐若现。成片的芦苇长得很高，像是史前时代就存在了。还有杂乱如波浪的荆棘。树木在这儿会发育不全，争夺阳光。有毒葛，有倾倒的垃圾，很可能还有流浪汉的住所。还有当地小孩儿才知道的小径。那些喜欢冒险的小孩儿。

我站在那儿，痴痴地看着，隐约听到微弱的轻快曲调——长号的声音依稀可辨。我在想今天早上的工作收效甚微。<i>你能改变过去，</i>阿尔告诉过我，<i>但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i>

那是什么音乐？有点儿欢快，有点儿跳跃。

让我想起克里斯蒂，早年的时候，当我迷恋着她的时候。当我们彼此迷恋的时候。“吧哒哒……

吧哒哒迪咚”……格伦·米勒[52]，是吧？

我去图书馆是想看看人口普查记录。上次全国人口普查还是在八年前的1950年进行的，普查记录可能会显示邓宁四个孩子中的三个：特罗伊，阿瑟和哈罗德。只有命案发生时年仅七岁的埃伦1950年还没有出生。会有家庭地址。没错，邓宁家在这八年中间可能会搬迁，但即使这样，邻居中也可能有人知道他们搬去了哪儿。德里地方不大。

不过人口普查记录不在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惹人喜欢的斯塔雷特太太告诉我说，她认为这些记录理所当然属于图书馆，但出于某种原因镇议会认为记录属于镇政府。1954年就转到了镇政府，她说。

“听起来不妙，”我笑着告诉她。“你知道人们怎么说——老百姓斗不过官府。”

斯塔雷特太太没有笑。她乐于助人，甚至很迷人，但她跟我在这儿遇到的任何人一样，警惕地有所保留——弗雷德·图米之外的所有人都证实了这条规则。“别傻了，安伯森先生。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没什么私密的。你只管去那儿，告诉书记员，是雷吉娜·斯塔雷特让你来的。她叫马西娅·瓜伊。她会帮你的。他们可能把记录放在地下室了，真不该放在地下室。地下室里很潮，如果有老鼠我也不觉得奇怪。你要是有问题——任何问题——可以回来找我。”

我去了镇政府，大厅的海报上写着：“家长请提醒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只跟伙伴玩儿。”

几个人在窗口前排队（当然，多数都在吸烟）。

马西娅·瓜伊向我打招呼，笑容略显尴尬。斯塔雷特太太已经代我给她打了电话，马西娅·瓜伊把此刻跟我说的情况告诉斯塔雷特时，斯塔雷特被吓坏了：195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跟放在政府地下室的所有其他文件一起，已经不复存在。

“去年雨下得很凶，”马亚娅说。“整整一个星期。运河溢流了，镇上的低地——前辈们这么称呼市中心，安伯森先生——一切都被淹了。

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地下室就像威尼斯的大运河。斯塔雷特太太说得对，这些记录根本不该挪来，好像没人知道为什么被转移过来，谁批准的。我很抱歉。”

我不可能体会不到阿尔努力拯救卡罗琳·波林时的感觉：我被关在某种带有弹性墙壁的监狱中。我是不是该在当地学校附近闲荡，指望着看到一个男孩长得像现在六十多岁已经退休的门卫？找到一个让同学大笑的七岁女孩？等着听哪个小孩儿喊：“嗨，图加，等等”？

对。一个新来者在学校附近闲荡，而在镇政府大厅映入眼帘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提醒父母警惕陌生人的海报。要是有什么东西最先进入雷达，那就是这样的行为了。

有件事很确定——我得离开德里宾馆。按照1958年的价格，住上几个星期我能付得起钱，但这会招来口舌。我打算浏览分类广告，找间按月出租的房子。我转身朝市中心走去，然后停了下来。

“吧哒哒……吧哒哒迪咚……”

是格伦·米勒。《喜悦心情》，我再熟悉不过的曲子。出于好奇，我循着音乐传来的方向走去。

<h3>7</h3>

在堪萨斯街人行道和坠入荒地的陡坡中间，白色栅栏的尽头，有一小块野餐区域。一个石头烤架，两张野餐桌，中间放着一个生了锈的垃圾桶。

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手提唱机。一张巨大的黑色唱片在转盘上旋转，每分钟78转。

草地上，一个身材瘦高、戴着粘了胶带的眼镜的男孩和一个非常漂亮的红发女孩正在跳舞。

在里斯本高中，我们把刚入学的新生称作“夹层青少年”，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个年龄。但他们跳得颇有成人的气质。不是吉特巴舞，是摇摆舞。

我着迷了，但我也……怎么说呢？害怕了？可能有一点儿吧。我在德里时差不多一直担惊受怕。

但这次不同，比之前更严重。是一种恐惧，仿佛我已经触到了彻悟的边缘。或者（透过玻璃，模糊地，你知道）瞥见了宇宙的发条装置。

因为，你知道，我正是在路易斯顿摇摆舞蹈班遇到克里斯蒂的，这是我们一起学习过的曲子。

之后——在我们感情最好的一年时间里，婚前六个月到婚后六个月——我们还参加了舞蹈比赛，有一次获得了新英格兰摇摆舞大赛第四名（用克里斯蒂的话说，也叫“第一败者”）。我们的曲子是稍微放慢节奏的凯西与阳光乐队混合舞曲《摇滚鞋》。

<i>这不是巧合，</i>我一边看着他们一边想。男的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圆领衫；女的穿着白短衫，短衫下摆垂到褪了色的红色牛仔七分裤上，引人注目的头发向后扎成娇小可爱的马尾辫。我和克里斯蒂参加跳舞比赛时，她也一直这么扎。当然，克里斯蒂还穿着短袜和最有特色的蓬蓬裙。

<i>这不可能是巧合。</i>

他们在跳林迪舞的变化动作，据我所知，叫“喧闹起来”。属于快舞——快如闪电，要是你有足够的体力、耐力和魅力完成的话——但他们跳得很慢，因为他们还在学步子。我能分清每一个动作。所有动作我都知道，尽管我有五年甚至更久没有跳过了。走到一起，双手扣紧。男孩稍稍前倾，踢左脚，女孩做同样的动作。两个人腰部都在旋转，看上去朝相反的方向移动。移开的时候，手仍然扣在一起，然后女孩旋转，先朝左转然后朝右转——但回转的时候他们搞乱了，女孩四肢朝上倒在了草地上。“耶稣啊！里奇，这地方你总是跳不对！<i>上帝啊，</i>你真是不可救药！”但她笑了。她躺到地上，盯着天空。

“对不起，斯卡利特小姐！”男孩用尖锐的黑人小孩的声音喊道，那种声音在政治立场中立的二十一世纪会让人很反感。“我只是个乡下的土孩子，但我想学这舞蹈，即便它折磨着我。”

“我才是可能被折磨的人，”她说。“再放一遍唱片，在我快受——”突然他们同时看到我。

那是奇怪的一瞬间。德里蒙了一层面纱——我开始了解这层面纱，几乎看见了它的存在。当地人在一边；外来人（比方说弗雷德·图米，比方说我）在另一边。有时候当地人从纱布背后走出来，比方图书管理员斯塔雷特太太，得知普查记录被放错地方时她表示愤怒；但你要是问太多的问题——当然，要是你惊扰了他们的话——他们又退到纱布背后。

不过，我惊扰了这两个孩子，但他们没有退到纱布背后。表情没有收敛，他们的脸仍然绽放，充满好奇。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不想打扰你们。

我听到音乐，然后看到你们跳林迪。”

“想跳林迪，你的意思是，”男孩说着，拉女孩站起来。他鞠了一躬。“里奇·托齐尔，乐意为您效劳。我的朋友们都说‘里奇，里奇，山沟里去’。他们知道什么呢？”

“幸会，”我说，“乔治·安伯森。”然后——我的嘴里不由自主地蹦出来一句话：“我的朋友们都说‘乔吉，乔吉，洗衣裳去北极！’他们又知道什么呢？”

女孩坐到一张餐桌旁的长凳上，吃吃地笑。

男孩把双手举到空中，拖着深沉悠长的声音说：“陌生人真有意思！好好好！太可爱了！艾德·麦克马洪[53]，我们有什么给这个出色的家伙？噢，伙计，今天的《你相信谁？》奖品是一整套《英国大百科全书》和一台伊莱克斯真空吸尘器，吸——”

“嘟嘟嘟嘟，里奇，”女孩说。她在擦眼角。

这又引起了不幸的黑人小孩般的尖叫。“对不起，斯卡利特小姐！不要责备我了，我身上还有上次的伤疤呢！”

“小姐，你贵姓？”我问。

“贝维，贝维，住在大堤，”她说，又开始吃吃地笑。“抱歉——里奇是个呆子，但我没有恶意。贝弗利·马什。你不是本地人吧？”

似乎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这一点来。“不是的。

你们两位看起来也不像这儿的人。你们是我遇到的头两个看起来……脾气不暴躁的人。”

“是的，这是个脾气暴躁的镇子，”里奇说着，把唱臂从唱片上移开。唱臂一直在最后一个凹槽上反复撞击。

“我知道人们很担心孩子，”我说。“请注意，我跟你们保持着距离。你们在草地上，我在人行道上。”

“凶杀发生的时候他们可没那么担心，”里奇抱怨地说。“你知道凶杀吗？”

我点点头。“我住在德里宾馆。那儿的员工告诉我了。”

“对。现在凶杀停止了，人们倒担心起孩子了。”他坐到住在堤上的贝弗利边上。“但是当凶杀发生的时候，你没有听见人们说什么。”

“里奇，”她说。“嘟嘟嘟嘟。”

这一次男孩真的尝试模仿亨弗莱·鲍嘉[54]。“没错，亲爱的。你知道没错。”

“一切都结束了，”贝弗利告诉我。她跟商会支持者一样坚定。“他们只是还不知道。”

“他们是指镇上的人还是泛指成人？”

她耸耸肩，意思是说<i>有什么分别呢</i>。

“但是你肯定知道。”

“事实上，我们知道，”里奇说。他挑衅地看着我，但修理过的眼镜后面，眼睛里还闪烁着疯狂的幽默。我想幽默从没有完全离开他的眼睛。

我踏上草地，两个孩子都没有惊叫着跑开。

事实上，贝弗利在长椅上往边上移（还用胳膊肘示意里奇也往边上移），给我腾出位置。他们要么非常勇敢，要么非常愚蠢，但他们看起来并不愚蠢。

之后，女孩说的话让我目瞪口呆。“<i>我</i>认识你吗？<i>我们</i>认识你吗？”

我说话之前，里奇开口了。“不是这样的，是……我不知道。你想打听什么吗，安伯森先生？

是不是？”

“说实话，是的。需要一些信息。不过，你怎么知道？你又怎么知道我不危险？”

他们彼此看了一眼，传递了什么信息。我不可能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信息，但有两件事我可以肯定：他们已经在我身上感觉到了跟其他来镇上的陌生人不同的地方……但是，不像黄卡人，他们不怕我。恰恰相反，他们对此很着迷。我想这两个迷人、无畏的孩子能告诉我一些故事，要是他们愿意的话。我一直好奇那些故事究竟是什么样子。

“你不危险，”里奇说。当他朝女孩看过去时，女孩点头表示同意。

“你们肯定……糟糕的时期……结束了？”

“差不多吧，”贝弗利说。“我想，德里的糟糕时期不会彻底结束，安伯森先生——在很多方面，这是个艰苦的地方，但情况会好起来的。”

“假如我告诉你们——只是假如——即将发生一件糟糕的事情呢？像发生在小男孩多尔西·科科伦身上的一样。”

他们畏缩了一下，好像我掐到了他们的痛处。

贝弗利转向里奇，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我不敢断定她说了什么，她说得很快，声音很低，但可能说的是<i>这不是那个小丑</i>。然后，她看着我。

“什么糟糕的事情？像是，当多尔西的爸爸——”

“没关系，你没必要知道。”是时候岔开话题了。这就是那些故事。我不清楚我是如何知道的，但我确实知道。“你们认识姓邓宁的孩子吗？”

我扳着手指头数他们的名字。“特罗伊，阿瑟，哈里和埃伦。只是阿瑟也叫——”

“图加，”贝弗利很自然地说。“我们当然认识他，他跟我们在一所学校。我们俩正在为学校的‘达人秀’排练林迪舞。演出在感恩节前——”

“斯卡利特小姐坚持提早排练，”里奇说。

贝弗利·马什没有注意他。“图加也报名参加演出了。他要假唱《水花四溅》。”她转动眼睛，这个她很擅长。

“他住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他们确实知道，但都不说。要是我不给他们更多的信息，他们是不会说的。我从他们脸上看得出。

“要是我告诉你们，图加很可能永远不会在演出上出现，除非有人密切地看顾他呢？还有他的弟弟妹妹？你们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吗？”

两个孩子又相互对视，眼神交流了一下。持续了很久——十秒钟，可能有吧。那是情人间的长时间凝视，但这两个夹层青少年不可能是情人。

但肯定是朋友。亲密的朋友，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

“图加家住在科苏特街。”里奇终于开口了。

他说的好像是科苏特。

“科苏特？”

“这附近的人都这么叫，”贝弗利告诉我。

“K-O-S-S-U-T-H，科苏特。”

“知道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孩子会把我们这场在荒地周围进行的古怪交谈透露出去多少。

贝弗利用坚定、困惑的眼神看着我。“但是，安伯森先生。我见过图加的爸爸。他在中心街道菜市场工作。是个大好人。总是笑嘻嘻的。他——”

“大好人已经不在家里住了，”里奇打断她。

“被他老婆撵了出去。”

她转向他，睁大眼睛。“图加告诉你的？”

“不是。本·汉斯科姆。图加告诉他的。”

“他就是个大好人，”贝弗利小声说。“总是爱开玩笑，从不暴躁贪婪。”

“小丑也很爱开玩笑，”我说。他们马上准备反驳，好像我又掐到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爱开玩笑不会让小丑变成好人。”

“我们知道，”贝弗利低声说。她看着自己的手，然后抬起眼睛看我。“你知道海龟吗？”

她说“海龟”的方式让它听起来像个专有名词。

我想说“我知道忍者神龟”，但我没说。莱昂纳多、多那太罗、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尚未诞生。

所以我只摇摇头。

她怀疑地看着里奇。里奇看看我，然后看看她。“但他很好，我很确信他很好。”她把手放到我的手腕上。手指冰凉。“邓宁先生是个好人。

他不住在家里不能说明他不是好人。”

说得好。我的妻子离我而去，但不是因为我不好。“我知道。”我站起身。“我会在德里待一段时间，但是引起太多人注意不太好。你们两个能为我保密吗？我知道这样对你们要求太过分，但是——”

他们相视一下，突然笑了。

笑罢之后，贝弗利说，“我们会保密的。”

我点点头。“我相信你们会保密。我敢肯定，你们这个夏天保留了不少秘密吧。”

他们没有回应。

我竖起一根拇指指向荒地。“下去玩过吗？”

“去过一次，”里奇说。“再也没去了。”

他站起身，拍拍蓝色牛仔裤屁股后面。“跟你聊天很高兴，安伯森先生。多加小心，别再上当。”

他犹豫了一下。“在德里小心点。现在好一点儿，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德里永远都不会彻底变好。”

“谢谢，谢谢你们两位！或许有一天邓宁一家也会感谢你们的。但如果事情像我期望的那样，他们会——”

“——他们什么都不会知道，”贝弗利替我说完了。

“没错。”然后我想起弗雷德·图米说过的话。

“对。你们两个照顾好自己。”

“我们会的，”贝弗利说，又开始吃吃地笑。

“继续去北极洗衣服，乔吉。”

我在新草帽帽檐敬了个礼，之后走开。然后我一闪念，转身向他们走去。“那个电唱机是33-1/3转速吗？”

“像慢转密纹唱片吗？”里奇问道。“不是的。

我们家里的高保真可以，但贝弗利的只是用电池的小玩意儿。”

“小心点儿，你是怎么称呼我的唱机的，托齐尔，”贝弗里说。“我可是存钱买的。”然后，她对我说：“只能播放78转和45转的。可是我把45转孔里的塑料件弄丢了，所以现在只能播放78转的了。”

“45转应该可以，”我说。“再放一遍唱片，但是用45转的。”在掌握摇摆舞的窍门时放慢节拍是克里斯蒂和我在课堂上学到的。

“太疯狂了，先生，”里奇说。他把转盘旁边的速度控制杆调了一下，开始播放。这一次，听起来就像格伦·米勒乐队里的所有人都吃了安眠酮。

“好。”我朝贝弗利伸出手。“里奇，你看着。”

她完全信任地接过我的手，抬起头，张大高兴的蓝色眼睛看着我。我想，2011年的时候她在哪儿？她是谁？她是否还活着？要是活着的话，她是否还记得一个陌生人曾问她很多奇怪的问题，还跟她一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九月的下午，伴着拖沓版的《喜悦心情》跳舞？

我说：“你们之前跳得很慢，这次会更慢，但你们能跟上拍子。每一步有很多时间。”

<i>时间。很多时间。重放唱片，</i>但放慢速度。

我把她拉向我，手扣着手。将她往后推。我们都弯下腰，像是在水下，然后朝左踢脚。格伦·米勒乐队演奏着：“吧……哒……哒……吧……

哒……哒……迪……咚……”在这种慢节奏下，她宛如发条已经松开的玩具，在我举起的手下向左旋转。

“停！”我说，她突然停下来，背朝着我，我们的手还握在一起。“现在挤压我的右手提醒我下一步是什么。”

她挤了一下，然后流畅地回转，一直转到右边。

“太酷了！”她说。“现在我要往下，然后你把我带回去。我翻转。这就是我们在草地上练的原因，万一搞砸了我不至于扭断脖子。”

“我会让你自己来，”我说。“我太老了，除了翻转汉堡，没翻过别的。”

里奇再一次把手举到脸边，“好好好！陌生成年人又——”

“哔哔哔哔，里奇，”我说。这让他笑了起来。

“现在你试试。设计其他动作的手势，当地汽水店里人们跳的两步吉特巴之外的舞蹈动作。练成了这个，你们即使没有赢得演出比赛，看上去也很精彩。”

里奇牵着贝弗利的手试了一下。进，出，左，右，向左转，向右转。很完美。她先在里奇张开的腿间翻转，轻快得像条鱼。然后，里奇把她拉回来。

贝弗利用一个精彩的回转起身结束。里奇接过她的手，他们重复了一遍。第二次做得更漂亮。

“我们在下去和出来的地方跟丢了拍子，”

里奇抱怨道。

“唱片按正常速度播放你们就不会了，相信我。”

“我很喜欢，”贝弗利说。“就像在温室里面完成的。”她踮起穿着帆布鞋的脚尖旋转了一圈。

“我感觉像是洛丽泰·扬[55]登台演出，穿着蜗旋形裙子。”

“他们叫我阿瑟·穆雷[56]，我来自密——索——里，”里奇说，看上去也很开心。

“我要给唱片加速，”我说。“记住你们的手势。

跟上拍子。关键就是拍子。”

格伦·米勒演奏着那首甜蜜的老歌，两个孩子跳着舞。草地上，他们的影子在身下跳舞。出……进……倾斜……踢脚……向左转……向右转……向下……伸出……翻转。这一次不算完美，在最终彻底掌握之前（如果那能算彻底掌握的话），他们很多次都扭歪了脚，但他们跳得不赖。

噢，让那句话见鬼去吧。他们跳得很好。自从我爬上7号公路的那个高地，看见德里赫然出现在肯达斯奇格溪西岸之后，我第一次感到开心。

这种心情对继续走下去很有利，所以我从他们身边走开。一边走一边提醒自己那个古老的建议：不要回头，永远别回头。人们在体会一次格外愉快（或者格外悲伤）的经历之后会多频繁地这样告诉自己？经常，我想。但建议总是被忽视。人类生来就要回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脖子有旋轴的原因。

我走了半个街区远，然后转过身，心想他们肯定在盯着我。但他们没有。他们依然跳着舞。

很好。

<h3>8</h3>

沿着堪萨斯街往下过一两个街区有家城市服务公司加油站，我走进办公室问科苏特街怎么走。

我能听见空气压缩机呼呼的响声和车库里传来的流行音乐的噪音，但办公室里没人。这对我正好，因为我看到收银机旁放着有用的东西：金属架上满是地图。顶层槽里放着一张肮脏的被遗忘的城市地图。封面是保罗·班扬[57]的塑料雕像，奇丑无比。保罗肩上扛着斧头，冲夏日的骄阳咧着嘴笑。<i>只有德里，</i>我想，<i>会把神秘伐木工的塑料雕像当作圣像。</i>

气泵边上有台自动售报机。我拿起一份《每日新闻》，抛了一枚五分硬币到报纸堆上，上面散落着很多硬币。我不知道1958年人们是不是更讲诚信，但他们的确更靠得住。

地图显示科苏特街位于镇上堪萨斯街一边，距离加油站步行只需要十五分钟，走路让我很舒服。我漫步在榆树荫下，树叶还跟七月时节一样青葱可人。这些榆树七十年代时几乎被病虫害损毁殆尽。孩子们有的骑着车子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有的在车行道上玩游戏。几小群成年人聚拢在街角处的公共汽车站旁，站旁的电话杆上刷有白色条纹标记。德里忙着他自己的事，我忙着我的——我只是个穿着没有特征的运动外套，头上的草帽略微向后倾斜，手里拿着折起的报纸的家伙。这个家伙可能在寻找待售的场院或者车库；这个家伙可能在调查最高端的房地产。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家伙看起来跟这里很融洽。

我希望如此。

科苏特街两边，树篱尽头，盖满新英格兰老式盐盒状房子。喷水器在草坪上转动着。两个男孩，来回颠着球，从我身边跑过。一个扎着头巾的女人（下嘴唇上衔着香烟）正在洗私家车。她偶尔用喷头冲一下无聊的狗，狗一边后退一边吠叫。

科苏特街看起来就像某些模糊的老电视连续剧中的外景。

两个小女孩正甩动一根跳绳，另一个小女孩敏捷地跳进跳出，边跳边毫不费力地唱着：“查理·卓别林，跑到法国去！为了看女人们跳舞！

向舰长敬礼！向女王敬礼！我老子开潜水艇！”

跳绳啪啪地拍打着人行道。我感到有人在看我。

戴头巾的女人停下手上的活儿，一只手拿着水管，另一只手拿着一大块蘸满肥皂的海绵。她看着我走近正在跳绳的女孩儿们。我离开女孩儿们，然后看见女人又继续手上的活儿。

<i>跟堪萨斯街上的孩子们说话你得冒很大的风险</i>，我想。只是我不相信这句话。走得离这些跳绳的女孩太近……就是冒很大的风险。但里奇和贝弗利不一样。我差不多第一眼看到他们就能肯定，他们也并不觉得我危险。我们彼此意见一致。

“我们认识你吗？”女孩问道。贝维贝维，住在堤上的女孩。

科苏特街的尽头是一幢叫做西区娱乐中心的巨大建筑。建筑已经闲置，杂草丛生的草坪上竖着“市政府出售”的牌子。显然，这是任何一位房地产买家都会感兴趣的目标。距离中心右边两栋房子远的地方，一个小女孩，胡萝卜色头发，满脸雀斑，正在铺了沥青的车行道上来回骑自行车，车子还带有初学者用的保护轮。她一边骑，嘴里一边用不同的调子重复唱着同一句歌词：“乒乓，我看到一大帮；叮当，我看到一大帮；铃啷，我看到一大帮……”

我朝娱乐中心走去，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值得我留意，但眼角的余光继续追随着胡萝卜色头发的女孩。她在自行车座上左右扭动身子，看翻下车之前能骑多远。从她胫部结的疤不难看出，这很可能不是她第一次骑车了。她家的邮箱上没有写名字，只有一个数字，379。

我走到写着“出售”的牌子前，匆匆地将信息记录在报纸上，然后转身沿原路返回。经过科苏特街379号时（在街道另一边，假装一本正经地看报纸），一个女人走出来，站到门阶上。一个男孩跟着她，正大口嚼着餐巾里包裹的东西，另一只手里拿着菊花牌气枪。不久之后，他会拿着这把枪吓退他狂躁的爸爸。

“埃伦！”女人喊道。“别摔倒了！赶快下来！

进屋吃饼干！”

埃伦·邓宁下了车，将自行车扔到车行道边，跑进屋子，一边用尽浑身力气吹着口哨：“歌唱，我看到一大帮！”

女人的头发一团红色，比贝弗利·马什的头发更令人不爽，像弹起的弹簧床面一样乱蹦。

男孩跟着她。他就是长大后满怀悲痛写下让我潸然泪下作文的那个男孩。他将成为家里唯一幸存的成员。

除非我改变这一切。既然我已经亲眼见到他们，鲜活的面孔过着真实的生活，我似乎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