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h3>1</h3>

哈里·邓宁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应他的邀请，我参加了在里斯本高中体育馆举行的普通教育发展毕业典礼。他实在找不到别人，所以我欣然接受。

祝福祈祷之后（祈祷由神父班迪主持，他很少错过里斯本高中的庆典），我穿过拥挤的亲友群，走到哈里面前。他独自站着，身上罩着黑袍，一只手里攥着文凭，另一只拿着学位帽。我接过他的帽子，跟他握手。他咧嘴笑了，露出一排牙齿，牙缝很大，还有好几颗牙长歪了。尽管如此，他笑得很阳光，很可爱。

“谢谢您能来，埃平老师。太谢谢您了！”

“我很乐意。叫我杰克吧。只有那些年纪够当我爸爸的学生，我才允许他们这么叫。”

他愣了一下，接着大笑起来。“我想我够格了，对吗？哎唷！”我也笑了。周围很多人都在大笑。

当然，也有人在哭。对我那么难的事情对很多人却非常容易。

“还有那个A﹢！哎唷！我一辈子也没得过A﹢！想都没敢想过！”

“你当之无愧，哈里。高中毕业了，你想做的头一件事是什么？”

他脸上的笑容黯淡了片刻——他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事。“我想我会回到家里。你知道，我在高德街租了一处小房子。”他举起文凭，用指尖小心捏住，好像担心上面的墨迹会洇开。“我要把这个框裱起来，挂到墙上。然后我倒杯酒，坐在沙发上，好好看看这张文凭，看到上床睡觉为止。”

“听起来不错，”我说，“想不想先跟我一起去吃点汉堡和薯条？咱们去阿尔餐馆。”

我以为他会拒绝。当然，我这是以众同事之心度哈里之腹。更别提我们教的大多数孩子了，说起阿尔餐馆，他们避之不及，好像那是瘟疫。

他们喜欢光顾学校对面的冰雪皇后快餐店，或者老里斯本免下车餐馆所在地附近——196号公路上的高帽子餐厅。

“太好了，埃平老师。谢谢！”

“叫我杰克，记住了？”

“杰克，没问题！”

我带哈里去了阿尔餐馆。我是唯一经常光顾的教员。虽然那年夏天招了个女服务员，阿尔还是亲自为我们服务。跟往常一样，他嘴角叼着香烟（在公共餐饮机构吸烟是违法的，但这从来约束不了阿尔），眯着一只眼睛，怕被烟熏着。看到折叠起来的高中毕业服，他马上意识到今天是什么日子，执意要免单（算不上什么单；阿尔餐馆卖的肉总是出奇的便宜，于是人们谣传，附近走失动物的命运不言自明）。他还给我们照了张相，后来把照片挂在他所谓的城镇名人墙上。其他名人包括已故邓顿珠宝创始人艾伯特·邓顿；里斯本高中前任校长厄尔·希金斯；约翰·克拉夫茨汽车销售公司创始人约翰·克拉夫茨；当然，还有圣西里尔教堂的神父班迪（神父跟教皇约翰十三世的照片在一起，教皇不是本地人，但他备受阿尔·坦普尔顿尊敬，阿尔称自己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阿尔那天拍的照片中，哈里·邓宁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我站在他边上，一起捧着他的文凭。他的领带被挤得稍微倾斜。我记得这一点是因为这让我想起他在小写字母y后面写的小弯钩。这些事情我都记得，记得很清楚。

<h3>2</h3>

两年后，学年的最后一天，我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审读美国诗歌荣誉研讨班写的一堆期末论文。学生已经离校，放纵一个暑假。很快，我也会这么做。但是眼下我很享受周遭一切，不同寻常的安静。我打算在离开前清理一下放点心的小橱。我想，总得有人清理。

那天早些时候，哈里·邓宁在班主任指导时间（当时特别吵闹，因为所有的指导教室和自习室都洋溢着最后一天的气氛）之后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手。

“我想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他说。

我咧嘴一笑，“我记得你已经谢过了。”

“是的，但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我退休了。所以我想再次感谢您。”

我跟他握手时，一个孩子从边上走过去——从新长出的青春痘和下巴上散乱着的企图蓄成山羊胡的胡须上看，顶多高二——压低嗓子说，“蟾蜍哈里，跳着过大街。”

我伸手去抓他，想让他道歉，哈里拦住我。

他从容地笑了，丝毫没有生气。“别！没事。我已经习惯了。他们不过是孩子。”

“他们是孩子，”我说，“但管教他们是我们的工作。”

“我知道，你很在行。但是我的工作不是成为任何人的——怎么说来着——教育素材。尤其今天不能。埃平老师，我希望您能照顾好自己。”

论年纪他够当我爸爸，但是很显然，他总无法叫我杰克。

“哈里，你也一样。”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A﹢。我把作文也框裱起来了，挂在毕业证书旁边。”

“很好。”

是的，一切都很好。他的作文是简单的艺术，但每一处都跟摩斯奶奶的画作[3]一样真实有力，当然比我正在读的荣誉学生写的东西好。荣誉论文的拼写大抵正确，选词清晰（这些小心谨慎、即将步入大学殿堂、不愿冒险的学生们有一点令人恼火，那就是格外喜欢用被动语态），但是文章了无生气、枯燥乏味。我教三年级的荣誉学生——系主任马克·斯特德曼把四年级留给了自己——但是他们的文章像是小老头儿老太太写的，满嘴傲慢：<i>噢，噢，噢！米尔德丽德，不要在那块冰上滑倒了</i>。哈里·邓宁的文章尽管有不少语法错误，字迹潦草得令人叫苦，他却像英雄一样写作。至少，有一次是。

正当我思考进攻性写作和保守性写作的差别时，墙上的内线电话突然响了。“埃平老师还在西边的办公室吗？杰克，你在吗？”

我站起来，用拇指压下按钮，回答说，“我在，格洛丽亚。有事情吗？”

“有电话找你。阿尔·坦普尔顿？我可以帮你转过来，或者，我也可以告诉他你已经下班了。”

阿尔·坦普尔顿是阿尔餐馆的业主和经营者。

除了我，里斯本高中所有的教员都拒绝光顾阿尔餐馆。就连受人尊敬的系主任——说话总是装出剑桥大学老师的样子，快到退休年龄了——也并不讳言把餐馆的特色产品“阿尔富客汉堡”称作“阿尔猫客汉堡”。

<i>当然，不是真的猫肉，</i>人们会说，<i>或者可能不是猫肉，但也绝不是牛肉，一美元十九美分不可能买到牛肉汉堡。</i>

“杰克？你睡着了吧？”

“没，醒着呢。”我很惊讶阿尔怎么会打电话到学校来。而且，他怎么会打电话给我？我们只不过是厨师和食客的关系。我欣赏他的食物，他感激我的光顾。“帮我接进来吧。”

“你怎么会还在学校？”

“用鞭子玩性虐呗。”

“噢！”格洛丽亚惊声说，我能想象出她眨动长长的睫毛。“你说下流话，真酷！别挂断，我给你接转进来。”

她放下电话。分机响了，我拿起话筒。

“杰克？是你吗，伙计？”

一开始我以为格洛丽亚报错名字了。电话里的声音不可能是阿尔。再严重的感冒也不可能把他的声音变得如此沙哑。

“你是哪一位？”

“阿尔·坦普尔顿，她没告诉你吗？天呐，电话里的等待音乐真令人讨厌！康妮·弗兰西斯[4]怎么回事儿？”他咳嗽起来，声音大得要命，我只好把听筒移开一点点。

“你听起来像是感冒了。”

他笑了，咳个不停。笑声和咳嗽声交织在一起，让人毛骨悚然。“我有点儿事。”

“你怎么那么快就感冒了！”我昨天还在他那里早早吃了晚餐。点了一个富客汉堡、薯条和草莓奶昔。我觉得一个独自生活的人什么东西都要吃一点。

“说快也快，说不快也不快。反正就那么回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在我光顾阿尔餐馆的六七年里，我跟阿尔有过很多对话。他是有些古怪——比方说，坚持把新英格兰爱国者橄榄球队说成波士顿爱国者；谈起特德·威廉斯[5]，就像是说他自家兄弟一般——可接下来才是他最古怪的时刻。

“杰克，我要见你。有重要事情。”

“我能问——”

“我知道你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我都会回答，但咱们别在电话里说。”

我不知道他在嗓子彻底哑掉之前能回答我多少问题，但我答应他一个小时内过去。

“谢谢，可能的话，尽量快一点来。时间太紧了。”说到这儿，他挂断电话，连再见也没说一声。

我又看了两篇荣誉论文，还剩下四篇就全部看完了，可我无法接着看下去，怎么也进入不了刚才的状态。我把论文丢进公文包，起身离开。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想上楼去格洛丽亚的办公室跟她道个别，祝她假期愉快，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她下星期一直会在，给下学年的教材结账。而我也准备星期一回来打扫橱柜——这可是我对自己许下的承诺。不然的话，使用西侧办公室的暑假补习班老师肯定会发现橱柜里满是蟑螂。

我要是知道命运会如何安排，肯定会上楼去看看格洛丽亚。我可能还会吻她一下，其实，这个吻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在我们之间的空气中飘荡了很久。但是，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

<h3>3</h3>

阿尔餐馆坐落在美茵大街对面的银色拖车里，被老沃伦波毛纺厂挡着。这样的位置通常会显得破烂不堪，但阿尔用漂亮的花坛掩盖了餐馆下方的混凝土块。竟然还有一方修剪齐整的草坪，是阿尔亲自用一台老式割草机修剪的。剪草机跟花坛和草坪一样，被精心照管着，嗡嗡作响的刀片毫无锈迹、光可照人。割草机就像是上周刚从里斯本福尔斯镇的西部汽车公司经营店买回来的一样，如果西部汽车公司经营店还在的话。这家店确实存在过，但上个世纪末它被大型零售商场取代了。

我走上人行道，爬上台阶，停了一下，皱起眉头。写有“欢迎光临阿尔餐馆，富客汉堡之家”

的广告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店主生病，关门停业。谢谢您多年光顾本店，上帝保佑您！”

我还没有进入即将吞没我的虚幻迷雾，可它的触角已经开始伸向我，我感觉到了。让阿尔的声音变沙哑的不是夏季感冒，也不是连声不断的咳嗽，更不是流感。从纸板上写的内容来看，肯定有更糟糕的事。可是，二十四个小时时间里能患上什么更严重的病？不到二十四小时，现在两点二十三分，我昨晚五点四十五分离开阿尔餐馆，那时他还很好。真令人匪夷所思。我记得问过阿尔是不是喝多了自制咖啡，他否认了，他说自己不过是想去度假。一个生病的人——病到连二十年来一手打理的餐馆都不得不关门的程度——会谈论度假吗？这种人也许有，但肯定不多。

我正要伸手去抓门把手，门突然开了。阿尔站在门里面，凝视着我，脸上没有笑容。我回头看了一眼，感觉虚幻的迷雾笼聚在我身旁。天气很热，却能感觉到凉凉的雾意。此时此刻，我仍然可以转身走开，重新回到六月的阳光里，其实我有点儿想这么做。但我被惊奇和不安完全缚住。

还有恐惧，我最好承认还有恐惧。因为重病确实吓人，不是吗，阿尔病得很重。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他的情况像是大病将死。

他平常红润的脸颊变得肌肉松弛、面色蜡黄。

泪液覆盖了他蓝色的眼睛，双目枯竭、无神。甚至曾经乌黑的头发，现在几乎斑白——当然，他也可能一直在用染发产品，一时冲动想清洗干净恢复本来面貌。

而最令我难以置信的是，从我上次跟他见面到现在，二十二个小时里，阿尔·坦普尔顿看上去像是至少瘦了三十磅，甚至四十磅，可能瘦掉了体重的四分之一。没有人会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瘦掉三四十磅。绝对不可能。可眼下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我想，虚幻的迷雾已将我整个吞噬。

阿尔笑了笑，我留意到他不光瘦了，牙齿也脱落了，牙龈露出病态的惨白。“你觉得现在的我怎么样？”他开始咳嗽，一连串含混的声音从身体深处传来。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一个字。想逃走的念头再一次触动我脑子里怯懦和倦怠的神经，尽管这些神经仍然可感可控，我却无法逃开。我呆立在原地。

阿尔强压住咳嗽，从后口袋里扯出一块手帕。

他抹了抹嘴，又擦了下掌心。他把手帕放回去的时候，我发现上面沾染了红色。

“进来吧，”他说。“我有很多话要说，我想你可能是唯一愿意听的人。你愿意听吗？”

“阿尔，”我说。我的声音很低，有气无力，几乎连我自己都听不到，“出了什么事？”

“你愿意听吗？”

“当然。”

“你肯定会有问题，我会尽可能回答，但是问题尽量少点儿。我没有多少时间了。见鬼，我没有多少力气了。进来吧。”

我进到屋里。餐馆阴暗、清冷、空荡。柜台擦得锃亮，找不到一点面包屑，凳子上的镀铬闪闪发亮，咖啡壶擦得光可照人。“如果不喜欢我们小镇，那就一起去远方吧”的招牌依然放在时运达牌收银机旁。唯一的不同之处是没有了往日那帮食客。

当然，厨师兼业主阿尔·坦普尔顿也不同了，他变成了一个老病鬼。他转动插销锁上房门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大。

<h3>4</h3>

阿尔把我领到餐馆尽头的隔间后，淡淡地说了声“是肺癌”。他拍拍衬衣口袋，里面空无一物。

一向装在那里的骆驼牌无滤嘴香烟不见了。“没什么。我十一岁开始抽那玩意儿，一直抽到诊断出肺癌。抽了五十多年呐！2007年涨价之前每天抽三包。后来，只好减到每天两包。”他喘息着笑了笑。

我本来想告诉他算错了，我知道他的真实年龄。去年冬天有一次我来餐馆，问他为什么烧烤的时候戴着孩子的生日帽，他告诉我说“<i>因为今天是我五十七岁生日，伙计。我成了亨氏集团的法定招牌咯</i><b><i>[6]</i></b><i>。</i>”可他刚才已经告诉过我，除非万不得已，不要问问题。所以我想当然最好别插嘴纠正他。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真希望我是你，不过我从来没有希望从现在的样子变成你——我肯定会想，‘真是古怪，没有人会一夜之间得晚期肺癌。’对不对？”

我点点头。一点儿都没错。

“答案很简单。不是一夜之间。我七个月前就开始咳得厉害，从五月开始，肺都要咳出来了。”

这对我来说倒是新闻。要是他一直咳嗽，肯定没有当我的面。而且，他又算错了。“阿尔，你没事吧？现在是六月，七个月前还是去年十二月呢。”

他朝我挥了挥手——手指纤细，像是要说<i>暂时忽略这一点，忽略这一点</i>。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戒指吊在手指上，之前扣在手指上还很合适。

“开始我以为只是得了重感冒。不发烧，咳嗽不止，而且越来越严重。然后我就开始消瘦。嗯，伙计，我不傻，我知道我可能得了癌症……尽管我父母都是老烟枪，但都活到了八十多岁。我猜我们总会为戒不掉坏习惯寻找借口，不是吗？”

他又开始咳嗽，扯出手帕。干咳稍稍平息，他说：“你看，我又扯远了，我总是爱扯远，改也改不掉。比戒烟还难改掉。等一下我要是又扯远了，你就用手指做个割喉咙的手势提醒我，好吗？”

“好的，”我一口答应。我始终觉得像是在做梦。要真是个梦的话，也是个非常逼真的梦，就发生在旋转吊扇的投影下，写着“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的餐具垫旁。

“长话短说，我看了医生，拍了X光。照出两块大疙瘩。两块肿瘤。晚期坏死。不能手术。”

<i>X</i><i>光</i>，我想——<i>现在还用</i><i>X</i><i>光拍片来诊断癌症吗？</i>

“我住了一段时间，但最后不得不回来。”

“从哪儿回来？路易斯顿？缅因州总医院？”

“度假回来。”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眼睛深深凹陷在眼眶中。“当然，不是在正常假期期间。”

“阿尔，我一点也不明白。昨天你还在这里，还很健康。”

“好好看看我的脸，从头发开始往下看。尽量忘记癌症的影响——毫无疑问，癌症能让人变得不堪入目——告诉我你昨天见到的确实是我本人。”

“哦，当然，你把染发剂洗掉了——”

“我从不染发。我不想把你的注意力引向我离开这段时间里脱落的牙齿上。我知道你已经看见了。你认为是X光造成的？或者是牛奶里的锶-90造成的？我根本不喝牛奶，除了在每天喝的最后一杯咖啡里放一丁点儿。”

“锶什么？”

“锶什么不重要。试着用女人的眼光观察。

就像一个女人判定其他女人年龄的那样，看看我。”

我照着他说的做了，我所观察到的情形绝不会成为呈堂证供，但我自己深信不疑。阿尔的眼角散射出网状皱纹，眼睑布满细小褶皱，这些褶皱通常会在走近影院票房时连老年优惠卡都不需要出示的人身上看到。昨天晚上还没有的皮沟现在在阿尔的眉毛上呈正弦波形。两条皱纹——更深的皱纹——将阿尔的嘴巴括起来。他的下巴更尖，脖子上的皮肤也变得松弛。瘦削的下巴和松垂的喉咙可能是由于阿尔灾难性的消瘦导致的，但这些皱纹……还有他的头发，如果他没有撒谎的话……

他微微笑了笑，笑容有些狰狞但不乏幽默。

但是，看起来更瘆人。“记得去年三月我过生日吗？

你当时说，‘阿尔，放心好了，你在烤架旁操作，要是那顶傻气的生日帽着火的话，我就拎起灭火器帮你灭火。’还记得吗？”

我记得。“你当时还说你是亨氏集团法定招牌了呢。”

“是啊，我今年六十二了。我知道癌症让我看起来更老，但是这里……还有这里……”他指着前额和一侧眼角说，“这些是真实的岁月痕迹。

在某种程度上，是荣誉徽章。”

“阿尔……我能喝杯水吗？”

“当然。很震惊，不是吗？”他同情地看着我。

“你准是在想，‘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他疯了，或者我们俩都疯了。’我知道，我也有过这种感受。”

他挣扎着起身走出隔间，右手按着左边腋窝，仿佛尽力让自己保持平衡。接着他把我领到柜台边。这时，我发现了这次虚幻遭遇的又一个重要线索：除了在圣西里尔教堂跟阿尔同坐在一条靠背长椅上（这种时候不多，我家人信教，但我自己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或者偶然在街上遇到他的时候之外，我还从没见过阿尔脱下他的厨师围裙。

他取下一只闪亮的玻璃杯，在闪亮的镀铬水龙头下帮我接了一杯水。我谢了他，转身回到隔间，但他拍拍我的肩膀。我真希望他没有这么做。

那感觉就好像柯勒律治《古舟子咏》中的古代老水手从三个行人中拦住了一人似的[7]。

“别着急坐下，我先给你看样东西。这样会更快些。不过看这个字用得不对。可能用‘体验’更准确一些。把水喝完，伙计。”

我喝了一半，水清凉甘甜，但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阿尔。我体内胆小的成分渐渐变弱，就像片名中总是含有数字的恐怖杀人电影中第一个不知情的受害者一样。阿尔就站在那里，一只手撑着柜台。他的手上布满皱纹，关节硕大。那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的手，即使是患了癌症——“是化疗造成的吗？”我突然问。

“造成什么？”

“你皮肤变黑了，手背上还有深色斑块，要么是因为化疗，要么是因为晒多了太阳。”

“嗯，我没做任何放射治疗，那就只能是晒多了太阳咯。四年来，太阳我可是没少晒。”

据我所知，阿尔过去四年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在日光灯下翻烤汉堡或做奶昔，可我没有说出口。我喝完剩下的水。我把玻璃杯放回福米卡塑料贴面柜台上时，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抖动。

“喔，你想让我看什么？或者体验什么？”

“跟我来。”

他领着我走过狭长的厨房区域，穿过双层烤架、电炸锅、水槽、霜王冰箱，和嗡嗡作响、齐腰高的冷柜。他在一点声响也没有的洗碗机前停下来，指向厨房尽头的一扇门。门很矮，身高只有五英尺七英寸左右的阿尔都得低头才能经过。

而我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有的孩子管我叫高射炮埃平。

“就是那里，”他说，“穿过那扇门。”

“那不是你的食品储藏室吗？”我其实并不需要他回答。这些年我多次看见阿尔从里面拿出一罐罐食品、一袋袋的土豆和一包包干货。我太清楚那是什么地方了。

阿尔像是没听见。“你知不知道我当年在奥本就开了这家餐馆？”

“不知道。”

他点点头，接着又是一阵咳嗽，让我猝不及防。

他用那条益发瘆人的手帕止住咳嗽。当最后一阵咳嗽终于停下时，他把手帕扔进手边的垃圾桶，然后从柜台上的自动售货机上抓起一摞餐巾纸。

“这是铝材建筑，三十年代装饰派艺术兴起的时候被造出来的。自从父亲带我去过布卢明顿的‘咀嚼时光餐厅’之后，我就想要一个，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购进全套设备后，在派恩大街开张。我在那儿开了差不多一年，我发现要是继续经营下去，再过一年就得破产。附近快餐馆太多了。有些不错，有些不行，所有的餐馆都有自己的常客。我就像是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在一个已经有了十几个事业稳固、不择手段的律师的镇上，挂出自己的营业招牌一样。还有，那时候阿尔富客汉堡卖两美元五十美分。即便在1990年，两美元五十美分也是我能给的最便宜的价格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卖半价？难道真是猫肉？”

他哼了一声，引起胸腔一阵痰鸣。“伙计，我卖的是百分之百正宗美国牛肉，顶尖的。我知道别人怎么说我吗？当然知道。有什么关系呢？

我又能做什么？阻止别人谈论？那无异于想要阻止风吹动。”

我用手指比划了一下喉咙。阿尔笑了。

“唉，我又扯远了。我知道，不过也不算扯得太远，这跟我要说的故事多少有些关联。”

“我本来可能会在派恩大街傻干下去，可伊冯娜·坦普尔顿家养的孩子可不傻。‘形势不好咱先溜，等待时日再回头。’我们打小就常听她这么说。我带上仅剩的资金，花言巧语骗得银行再贷给我五千美元——别问我怎么贷到的——来到了福尔斯镇。尽管那时候经济形势不错，也没有什么阿尔猫肉汉堡、狗肉汉堡、臭鼬汉堡或任何勾起人们想象的无聊谣传，但生意还是不见起色。可是，后来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受经济形势牵制。

这一切全都仰赖储藏室门后的东西。我在奥本开业的时候还没有它。我敢对着一摞十英尺高的《圣经》起誓。搬到这里后，它才出现。”

“你在说些什么？”

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睛渗出泪水，愈显苍老。

“该说的都说完了。你得自己去寻找答案。去吧，打开门。”

我疑惑地看着他。

“就把它当做垂死之人的临终请求吧，”他说，“去吧，伙计。你要是真拿我当朋友的话就打开那扇门。”

<h3>5</h3>

要是我说转动门把手、拉开门的那一刻心跳没有加速的话，我肯定是撒谎。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尽管我脑海里迅速闪过死猫被剥了皮等着放进电动绞肉机的情景），但是当阿尔把手伸过我的肩膀，打开灯时，我看见——嗯，是储藏室。

储藏室很小，跟餐馆其他区域一样干净。里面摆放着货架，货架两边堆着餐馆里使用的大罐子。房间尽头，在屋顶呈弧形下降的地方摆着保洁用品，因为高度只有三英尺，扫帚和拖把只能平放。跟餐厅地面一样，这儿的地上也铺着深灰色油布毡，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烧肉的气味，而是散发出一种咖啡、蔬菜和调料的混合气味。还有一种淡淡的、不好闻的气味。

“没错，”我说。“是间储藏室。库存整洁又丰富。在供应管理上你可以得到A，要是有等级评定的话。”

“你闻到什么了吗？”

“主要是调料和咖啡的气味，可能还有空气清新剂的气味。我不确定。”

“嗯，我用了佳丽牌空气清新剂，因为有其他气味。你真没有闻到其他气味吗？”

“是有点儿，有点硫磺的气味。让我想起烧过的火柴。”还让我想起我妈妈星期六做了全豆晚餐之后全家放出的“毒气”，可我没有说。癌症治疗会让人放屁吗？

“确实有硫磺。还有其他东西。可绝对不是香奈儿5号之类的玩意儿。伙计，是毛纺厂的气味。”

更疯狂了。但我只用鸡尾酒聚会上荒诞的礼貌口气问了句，“是吗？”

他又笑了，露出大豁牙，昨天他还有着满口牙齿呢。“你很客气，克制住没说出口的是：沃伦波毛纺厂老早就已经关闭了。没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把大火把厂子几乎烧成废墟，那个地方”——他举起大拇指快速往肩后一指——“只不过是毛纺厂的零售店。现在成了游客中心，就像莫西软饮料狂欢节里人们光顾街角莫西店一样[8]。你是不是一直想着要拿起手机打电话给穿白大褂的那帮医生？是吧，伙计？”

“我没打算给任何人打电话，因为你没有疯。”

其实我心里并不确定。“可是，这确实只是一个储藏室。过去二十五年来，沃伦波毛纺厂再也没有生产过一匹布啊。”

“没打算给任何人打电话，那好，那就把你的手机、钱包、口袋里所有的钱，包括硬币，都给我。这不是抢劫，会还给你的。你愿意吗？”

“阿尔，还要多长时间？我还有荣誉论文要改，然后还要交学年成绩单。”

“得看你需要多长时间，”他说，“整个过程只要两分钟。<i>每次</i>都只用两分钟。你要是愿意的话，一个小时就可以四处好好看个遍。但我没有花那么长时间，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太震撼了。

去了就知道了。你还信不过我吗？”他从我脸上看到的表情让他抿紧了没有牙齿的嘴。“杰克，求你了。求你了。垂死之人的临终请求。”

我确信阿尔疯了，我也同样确信他刚才所说的身体状况是真的。就在我们谈话的这一小会儿，他的眼睛似乎陷得更深了，整个人精疲力竭。从餐馆一端的隔间到另一端的储藏室只有二十几步，却让他变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还有沾血的手帕，我提醒自己，还有那血乎乎的手帕。

还有……人有时候很容易顺着思维往下想，可不是吗？“放手交给上帝吧，”前妻常去的那些聚会上人人都喜欢说这句。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是“放手交给阿尔”。不管怎么说，就这样吧。

嘿，我告诉自己，这年月搭乘飞机的程序不是更繁琐吗？他至少没让我把鞋子放到传送带上。

我松开夹子，从腰带上取下手机，放在罐装金枪鱼纸箱上，又取下钱包、一小叠纸钞，大概一美元五十美分，都是零钱，还有我的钥匙圈。

“钥匙戴着吧，不要紧。”

钥匙对我可是要紧得很。但我什么也没说。

阿尔把手伸进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比我刚才放在纸箱上的明显厚很多。他把钱递给我，“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想买个纪念品什么的。

拿着吧。”

“我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钱去买呢？”我自认为问得很在理，好像我们这场疯狂的谈话很正常似的。

“现在别管那么多了，”他说，“我身体正常的时候，回答得也不如亲身经历能回答你那么好，且不说我现在身体情况很糟糕。把钱拿着吧。”

我接过钱，用大拇指点了点。上面是一摞一块面值的，看起来还行。然后我数到一张五块的，钱的样子令人起疑。亚伯拉罕·林肯的头像上方写着“银元券”，左边写着蓝色大字5。我把钱举到光线下。

“你这么举起来是想看看真伪吧？不是假币。”阿尔似乎被我的举动逗乐了，他的声音里透出疲惫。

或许不是——看起来像真的，摸起来也像真的。但是没有水印。

“就算是真钱，也够老的，”我说。

“把钱装到口袋里吧，杰克。”

我照做了。

“你带了便携计算器吗？其他什么电子产品呢？”

“没带。”

“那么，我想你可以出发了。转身看着储藏室的后面。”我还没转身，他拍了下额头说，“哦，上帝！瞧我这脑子！我忘了黄卡人了。”

“谁？什么？”

“黄卡人。我就是这么叫他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拿着这个。”他翻了翻口袋，递给我一枚五十美分的硬币。我好多年都没见过这个了。

可能从孩提时代之后就没再见到过。

我在手心掂了掂，“你不会想把这个给我吧？

没准很值钱呢。”

“当然很值钱，值半美元。”

他开始咳嗽，这次咳嗽像强风般摇撼着他。

但当我向他走去时，他挥手示意我离开。他靠在顶上放着我那些东西的纸箱堆上，朝餐巾纸里吐了口痰，看了一眼，畏缩了一下，攥紧拳头。他枯槁的脸上开始淌汗。

“有点像潮热症。该死的癌症正在毁坏我的自动调节体温功能和这把老骨头。说到黄卡人，他是个酒鬼，人不坏，跟别人不大一样。他好像知道点儿什么。我想这只是个巧合——他碰巧离你即将出现的地方不远——至于怎么对付这个人，我可以给你支支招。”

“好吧，你干得可不算太棒，”我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会说，‘我从绿色前线弄到一张黄卡，今天是双倍付费日，给我一美元。’你知道吗？”

“知道了。”我其实啥也不知道。

“他确实有一张黄卡，藏在帽子的边缘。可能只是张出租车公司卡或者是从排水沟里找到的红与白商店优惠券，但是他的大脑被劣质酒烧坏了，他一直把那张黄卡当成威利·旺卡金券[9]。所以你说，‘我没有一美元，只有半美元，’把这个给他。然后他会说……”阿尔举起一根瘦得只剩骨头的指头。“他可能会说‘你怎么会在这儿’或者‘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甚至会说‘你不是同一个人’。我不确定，但他可能这么问。

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地方我不太确定。不管他说什么，只管让他呆在烘干房边上——他坐在那里——然后走出门去。你走时他可能会说，‘我知道你有一美元，你这个杂种。’别理他。不要转身。

穿过道路你就到了里斯本大街的十字路口。”他朝我冷笑了一下。“之后，伙计，世界就是你的了。”

“烘干房？”我隐约记得餐馆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前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老沃伦波毛纺厂的烘干房。但不管是什么，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餐馆舒适的小储藏室后面有扇窗户的话，窗户外面肯定只有砖砌的庭院和一家叫“缅因舒适小站”

的外套商店。我曾经在圣诞节后在那儿给自己买了件乐斯菲斯牌皮大衣，价格很合算。

“别管烘干房，只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现在，转过身去——对——向前迈两三步。小步。婴儿的步伐。像是熄灯时寻找楼梯顶级——那样小心。”

我按照他说的做，感觉像是世界上最蠢的笨蛋。一步……我低下头，避免刮到铝质顶板……

两步……现在我有点儿像蹲着。再走几步，我就不得不跪下来。我可没打算跪下来，管他什么临终请求。

“阿尔，这太愚蠢了。除非你想让我帮你搬一箱水果鸡尾酒或者小包果冻，我什么都做不了，在这——”

突然，我的脚沉了下去，就像开始下楼时的感觉。只是我的脚还踏实地站在铺了深灰漆布的地面上。我看得见。

“下去吧，”阿尔说。他的声音不再沙哑，至少暂时是这样；声音轻柔，带着满足。“伙计，你找到了。”

但是，我找到什么了？我到底在干什么？细微的迹象貌似是最可能的答案，因为不管我感觉到什么，我能看得到脚还在地上。除非……

你知道，在晴朗的天气，无论你在看什么，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残留影像。此刻跟那个有点儿像。我朝脚看去，看到脚在地上。一眨眼——在眼睛闭上之前的一毫秒或者之后的一毫秒，我说不清哪一个——我瞥见我的脚站在台阶上。不是在六十瓦灯泡的微弱灯光下，而是在明亮的阳光里。

我呆住了。

“继续往前走，”阿尔说。“不会有事的，伙计。

只管往前走。”他咳得很刺耳，用一种带着绝望的声音低吼道：“我需要你这么做。”

我做了。

上帝保佑我，我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