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踏 步

<h2>1</h2>

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同朝鲜政府代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对话，因为是在汉城南山的老人亭举行的，所以得名“老人亭会谈”。

实际上，这不是什么“会谈”，似乎应称之为“恫吓”。

日本早就看准清政府必然拒绝，因此才提议由日、中两国共同改革。坚持宗主权的清政府拒绝了日本的提议，日本便单方面向朝鲜政府提出，愿意承担朝鲜政治改革之责。

日本限定了时间，要不然，朝鲜政府肯定会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7月3日提出，要求在7月8日正午以前答复。

朝鲜政府接到日本的动议后，首先通知驻在天津的督理徐相乔，用心不外是让他向李鸿章报告，请他谅解朝鲜的苦衷。而且，这也就是一封求援的告急电报。

同时，朝鲜政府任命申正熙、金嘉镇、曹寅承等人为内政改革委员，同日本谈判。

大鸟公使同朝鲜方面的内政改革委员的“对话”，就是所谓的“老人亭会谈”。日本政府抛出五条二十七项的内政改革方案纲目，日期是7月10日。

日本已经不把驻在朝鲜的清政府代表袁世凯放在眼里了。

袁世凯脸色阴沉，手托着下巴，坐在公署的桌子前。关于日本的活动，朝鲜政府一项一项地不断报来，可是他再也无计可施了。

“如果说我还能做点儿什么，就只有离开朝鲜这件事了。我这个人消失了，于国有利。”这句话成了袁世凯那时的口头禅。他天天用电报向李鸿章报告自己的意向。

“老人亭会谈”正举行的时候，袁世凯在公署里突然对唐绍仪说了一句：“日本的军队似乎很强。”

唐绍仪点点头，说道：“我国军队驻在牙山倒是一件好事。”

日军在仁川到汉城之间遍地驻扎，而清军则在较远的牙山驻扎。离得远，使人们无法对比两军。若是两军并列对比，就能看出清军的软弱了。不仅在量上兵员少，而且在质上以及最重要的士气方面也处于劣势。

“关键就在这儿……不论政治家多么刚强，没有武力做后盾，就毫无办法！”袁世凯说着，叹了一口气。

曾经对宗主权问题那么强硬的袁世凯，如今也倾向于“朝鲜内政，本应自主，关于改革问题，可允朝鲜同日本对话，我国不必强行干预”。

他这样发电报给李鸿章。

在“老人亭会谈”的前一天，李鸿章接到俄国不介入的照会，这才下了决心，认为除了交战以外，别无办法了。

“老人亭会谈”上，大鸟公使把五条二十七项中的七项单独提出，迫使朝鲜政府于三日内议决，十日内实行。

一、政务复归议政府，确立六曹判书（各部行政长官）之权限，纠正世道执政之弊。

二、严格划分宫中、府中之别，不许宫廷干涉政务。

三、明确外交责任，任命专任大臣。

四、打破门阀，录用人才。

五、严禁卖官。

六、严禁官吏受贿。

七、在汉城与重要港湾之间铺设铁路，在全国重要城市间架设电信。本项在十日内议决开工。

这些内容，的确都是必须改革的。朝鲜政府也深感内政有改革的必要，所以，对日方的提案没有异议。不过，附有但书——

但是，现在日本以强大的兵力驻留汉城，并限期改革，强迫实行，不正是干涉内政吗？

“老人亭会谈”在7月10日和11日举行。7月13日，朝鲜政府在议政府内设置校正厅，发表负责内政改革的人选。朝鲜政府以向前看的姿态向日本方面表示了诚意，然后说：“日本如能首先撤去军队，而后撤回限期改革内政的照会，朝鲜政府将主动举改革之实，报答日本政府之好意。”

朝鲜政府把这个照会交给大鸟公使，是在7月16日。

举行第一次“老人亭会谈”那天，大鸟公使向本国政府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两个方案，呈请批准。两个方案是：

甲案 以内政改革的迫切性为理由，用武力占领王宫，进行决定性谈判。

乙案 破坏清廷和朝鲜的宗属关系，要求与清廷有相同的权力和特权及电报电话线架设权。直到接受为止，占领王宫诸门。

“王宫”和“王宫诸门”是有差别的，但两者都是动用武力来威胁朝鲜宫廷的方策。

强硬政策本是陆奥外相所希望的，不，是所窥视的，但他也有一件担心事，就是同英国的修订条约还没有签署。因为日本在外交上依靠英国，不能让它发怒。两国之间若没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就好了，可是，现在摆着一个国民所注目的重大问题。

假如办完了修订条约的签署手续，那就没问题了。改订条约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还有些帽子和砂糖等关税的末节问题。帽子输出国英国，为了大量出售，要求日本政府降低关税，而日本政府为保护本国的帽子业者，想把进口帽子的关税提高一些。在这一点上，两国意见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

事态的关键并不在帽子上。

陆奥外相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如能在7月14日办完签署手续，帽子和砂糖的关税可以让步。”这封指示电是7月12日发出的，日本的对华战争已到了以秒计算时间的阶段。英国政府允诺了青木公使的提议，修订条约终于签署，时间晚了些，但7月16日总算办完了。

陆奥外相接到青木公使的电报后，乐得不知如何是好，说道：

我立刻斋戒沐浴，驰赴皇宫，伏奏皇上，《日英条约》已经签字……

执行强硬政策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排除了。

2

7月17日在东京举行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下达了开战不可避免的决定。

同一时间，李鸿章正被政敌围攻。俄国的介入已成泡影，他刚刚下决心进行军事动员，7月14日，日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的所谓“第二次绝交书”送到李鸿章的手边。小村把东京发来的绝交书用更为强硬的语调改写了一番，递交清政府。

总理衙门接到后，向李鸿章询问了军事对策。

李鸿章把下列作战计划从天津电告北京：

一、命卫汝贵统率的盛军六千开赴平壤（这支军队是驻扎在直隶省小站的宁夏兵）。

二、命马玉昆统率的毅军两千开赴义州（这支军队驻守在旅顺，属四川提督麾下）。

三、致电盛京将军（当时东北的军政长官），命其所属左宝贵的奉军四千开赴平壤会合。

四、命牙山叶志超部两千人移防平壤。

五、向朝鲜近海派遣兵舰。

其中只有盛京（奉天）将军的军队不属李鸿章派系，据说是受过最新训练的精兵。此外各军当时都称为北洋军，以李鸿章同太平天国作战时组织的淮军为基干。虽然所属各异，有四川、宁夏等部，但官兵大部分是安徽人，是李鸿章的同乡。

李鸿章当了北洋大臣，军队也被称为北洋军，如同私兵，清廷的国防处于不依赖私兵就无法支撑的局面。

太平天国军从广西攻上来，势如破竹，攻陷南京是在四十年前的1853年。当时，官军——政府军对太平天国军简直是毫无办法，连战连败，在战斗之前就失去了战斗意志。

清朝军队腐败到了极点。

军队不能用，怎么办？只有创建新的军队。

曾国藩受命讨伐太平天国时，创建了一支军队。他们是在“保卫乡里”的口号下，由关系组织起来的军队。私塾老师当了官，弟子们就当了兵，是这样的组织。当然军事方面都是些门外汉，但稍加训练后，就成为强于政府军的军队了。

曾国藩是湖南人，湖南简称“湘”，所以他创建的新军队被称作“湘勇”或“湘军”。

李鸿章仿照前辈曾国藩的湘军，创建了组织方式相同的军队。他出身安徽，人们称他的军队为“淮勇”或“淮军”。

凭借湘军和淮军的力量，历时十年，镇压了太平天国。这时，谣传“曾国藩要率领湘军进北京，建立新王朝”。

假如曾国藩真有这个心思，那他肯定能建立一个新王朝。因为保卫清廷的官军不过是一群废物。

曾国藩听到这个谣言，认为只要有湘军在，他就会被怀疑，于是毅然解散了湘军，但把有才干的将领都让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也是个拥有淮军的实力派，但比起曾国藩来，他是晚辈，那时还不至于被怀疑。

其后，李鸿章的淮军平定了捻军起义，身价越来越高。原来是私人军队的淮军被编入国家的正规军，但不用说，李鸿章色彩还是很浓厚。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在天津挥舞那么大的权势，就是因为有一支听从他指挥的军队。他的发言，总是以武力为背景的。

有些王公贵族和虽为高官却无武力背景的人们，都很妒忌他。如前所述，由于对西太后反感，随之对她所信任的李鸿章也抱有敌意。

李鸿章的政敌非常多。

日本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的前一天——7月16日，在北京，皇帝的数名顾问——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成员，聚集一处，研究朝鲜问题。李鸿章没有出席会议，他从天津发来的电报摆在会议桌上。

帝党的李鸿藻和翁同龢当然是主战论者，但他们是少数派。而王公大臣是多数派，认为今年是西太后的六十大寿，无论如何也不要发生战争。避战论者占大多数，他们说：“我国同朝鲜的宗属关系，哪怕是名义上的，如能维持下去，其余的做一下让步也就算了。”

主战论者是李鸿章的政敌，而避战论者也以不负责任的口吻批评说：“李鸿章怎么把我国同日本的关系搞得这么糟呢？”

“当日本提议共同承担朝鲜的内政改革时，李鸿章为什么拒绝了？那时若接受了日本的提议，今天就不至于把局势弄得这么僵！”

其实，假如那时接受了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那么，这是事关“国体”的大事，不管谁是当事者，无疑都要遭到众人的责难。

李鸿章对北京的会议情况做了估计，每个与会者的脸孔都在他头脑里盘旋，谁会说什么话，他也能想象得出。

事情在发展。

会议应当开，实际准备也必须做。李鸿章往伦敦发电报，因为运输军队需要船只，必须考虑买船的事。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事情太多了。

“是啊，不是速度快的船就来不及了。”

给伦敦公使的电报草稿上，李鸿章把要购进的船的速度也写上了——时速二十三四海里。

幕僚们不断地接到电报。

“朝鲜袁道来电。”幕僚把电文放在李鸿章的桌子上，并报告了发报人。

“啊，项城的吗？……趁现在还不晚，应当把他从朝鲜调出来。”他一边叨念着，一边看电文。

袁世凯为辞任回国，不知打来了多少封电报，这回的调子极其悲惨：“凯病如此，唯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

“明白了，明白了！”李鸿章冲着电文频频点头。

3

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会议提出“避战”的结论，光绪帝大为不满。他的近侍泄露说，年轻的皇帝要处分北洋。

然而，在这严峻时局下，除了李鸿章，还有谁能处理问题呢？皇帝虽然是个主战论者，但如果没有李鸿章，恐怕连一个士兵也指挥不动。

处罚李鸿章之类的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光绪帝自以为断了奶，其实，没有西太后的谅解，他能处分得了李鸿章吗？

礼部侍郎志锐上书弹劾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诸大臣，是在阴历六月十五日（阳历7月17日），也就是得出避战结论的会议的次日。在东京，这时正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

志锐言辞严厉，颇有可取之处。他责备李鸿章等人过分依赖外国的介入，说：

事起之初，则赖俄使；俄使未成，复望英使。英使不能，又将易谁？

志锐不愧为谏臣，虽然上书弹劾，却并未提出处分李鸿章的不现实的主张。他主张，命令李鸿章调兵遣将，尽速进发，赶上时机。

本不愿打仗的李鸿章也感到“事已至此”，只有下定决心，制订动员计划，向英国订购快速船只了。然而，北京的政敌又依据避战方针，束缚他的行动。

关于此事，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做了如下评论：

李鸿章是惹起此次朝鲜问题及日清纠纷的罪魁祸首、主谋者。一切应归罪于他一身，自不待言。然而，在此时局发展中，特别在国运生死迫近眼前之际，北京政府徒逞党派之争，加以如同儿戏之谴责，不仅使他无法充分执行其策略，而且，免不了要承担所有责任。这当然是李鸿章的不幸，同时也是清政府自戕其国。

这段评语颇中肯。

7月18日，李鸿章电请总理衙门批准袁世凯归国，由唐绍仪继任。

当天，袁世凯接到“着即归国”的电报。当夜，他与唐绍仪二人静静地交杯换盏。

“只剩下我和你两人了！”袁世凯把酒杯端到唇边，似乎不是对唐绍仪而是对杯中的绍兴酒窃窃私语。

“是啊……”唐绍仪也不看对方一眼，仰视天棚答道。

公署的杂役如今全都跑光了。

“人都势利眼！”

“是些普通人嘛。”

“时过境迁，就像陌生人一样。”

“不论朝鲜还是中国，都一样。”

“兴旺时门庭若市。”

“现在是门可罗雀了。”

“我们完全被包围了！”

“是吗？”

“简直被包围了好几层，只是你不知道！”袁世凯说道。

袁世凯认为，这个清政府代表的办事处已经被日本的侦探和喽啰们严密地包围了。唐绍仪却不大相信，朝窗外张望了一会儿，不见什么人影。不过，汉城已开进许多日军，随处可见。偶尔有一队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似乎是执行公事，路过这里。

“你太多疑了。”唐绍仪说道，他差一点儿说出“神经质”这个词，但话到嘴边，到底没说出口。

“不，是你过于乐观了……不光是日本人，东学党那伙人也在窥视着我……明天，我怎么从这儿逃脱呢？”

袁世凯的敌人不只是日本人，他也曾帮助镇压过东学党，是东学党的仇人。

“总端着那杯酒干什么？喝下去呀！”唐绍仪笑着说道。

袁世凯端着酒杯，凑到唇边，好半天也没喝一口，被唐绍仪提醒，他苦笑着一口喝干，露出苦涩的表情。

袁世凯发给李鸿章的最后一次电报，开头说：

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

据《容庵弟子记》记载，日军架起巨炮，炮口指向袁世凯的行署。这部著作是袁世凯的门生写的，把他写得十分优秀、十分辛劳，恐怕是不可信的。其中还说由于李鸿章和叶志超不听袁世凯的计策，所以失败了。总之，这一时期，袁世凯多少有点儿神经质了。

“必须换装逃走……换什么装束呢？”袁世凯独自喃喃地说道。

“装扮个老头！”唐绍仪从旁提议，“这个国家最尊重老年人。要弯下腰来，把腰弯下，光弯腰就行了。”

袁世凯是少白头，所以唐绍仪有意这么说。

袁世凯感到生命有危险，试图逃脱，竟把唐绍仪甩在一旁不管。唐绍仪想问问他：你把我这条命怎么处置呢？不过，他比袁世凯乐观得多，因为汉城有外交团。

比起袁世凯来，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唐绍仪同各国外交官交往密切，一旦有事，他们肯定会伸手救助的。

唐绍仪同大鸟圭介交谈过数次，觉得大鸟对国际公法的理解很透彻。

“老头？……对，老头……是了，有根拐杖，拄着拐杖走……”袁世凯自言自语的毛病近来更明显了。

7月19日，袁世凯拄着拐杖，装成老头，逃出汉城，奔向仁川。

“十年！”他摸到仁川，登上停泊在那里的军舰“平远号”，又喃喃自语。

他在朝鲜已经生活了十多年。

“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环视周围，说道。简直是仓皇逃窜，居然没有同牙山驻军的首领联系一下。

率领两千士兵驻扎在牙山的叶志超这时候接到一个命令：由海路移驻平壤。

汉城有八千多名日军，牙山的两千清军显得很孤单，而且只有八门大炮。按照李鸿章的作战计划，把清军集中到平壤，与汉城的日军对峙。

李鸿章向北京提出的作战计划是让盛军六千人和奉军四千人，计一万人，集结平壤；再加上牙山叶志超军两千人移驻平壤，以及马玉昆的毅军两千人驻扎义州，这样，一万四千人集合在平壤附近，以对付不足一万的汉城日军。可是，事实上，日本的大岛旅团八千人已驻扎汉城，而平壤还没有一名清兵。

离平壤最近的叶志超拒绝了本国的调动命令，回电报说：“从海路转移大军已十分危险，不如原地驻留牙山，有利于切断釜山同汉城的日军的联系。因此，望派增援部队。”

这封电报于7月18日送到李鸿章的手上。

战时，当地的司令官最了解情况，所以有权拒绝上头的命令。

李鸿章忙得不可开交，刚安排好袁世凯归国的事，又命令驻守天津近郊的军队挑选两千三百名官兵，增援牙山。

增援部队分成两路。先发的第一路是一千三百人，分乘两艘商船，于7月21日从大沽港出发。两艘轮船都是向英国的怡和洋行包租的，一艘是“爱仁号”，一艘是“飞鲸号”。

第一路援军开拔那天，袁世凯所乘的“平远号”抵达天津。

4

英国向日本政府提出最后一次调停，正是袁世凯逃离朝鲜的7月19日。

同一天，大鸟公使来电，报告他在“老人亭会谈”的提议事实上遭到朝鲜政府拒绝，所以准备实行乙案。

开战之前，日本政府有点儿原地踏步了。

对英国提出的调停方案，不留情面地予以拒绝，恐怕在外交上有失礼貌。在修订条约签字之后，本可以不必介意英国的动向了，可是，不能不担心“中、英之间有无什么密约”。

日、中之间发生纠纷，英国会以武力介入，这一点还不能完全否定。

但陆奥外相确信这是不可能的。

清政府的政策一直由李鸿章包办，而他最为信赖的是俄国，可以说倾注了全部精力争取俄国介入，至于英国的调停建议，李鸿章害怕它将同俄国竞争，只是在礼节上应付而已。

从情报来分析，清廷同英国之间还没有那种密约武力介入的关系。不过，以不失礼貌为度，陆奥外相想：“向清廷提出最终不能答应的条件，自然就会使调停中止。”

提出调停的是英国驻东京临时代理公使。他首先说明这是根据驻北京英国公使的电报提出的。

陆奥立刻感到这是李鸿章的最后挣扎。

英国公使说，小村代理公使在北京向总理衙门提出“第二次绝交书”，使清朝当局异常愤慨。但是，如日本政府还有和平诚意，清政府仍然不放弃重开谈判之愿望。

对此，陆奥外相苛刻地说，朝鲜问题日益发展，今非昔比了，日本曾提议共同改革，但遭到清政府拒绝。现在即使清政府推翻前言，想派遣共同委员，日本政府也要同清政府约定，凡是日本依靠自力着手的事项，清政府一律不许插嘴。

所谓日本依靠自力着手的事项，扩大一点儿解释就是改革方案的全部。这等于说，即使召开共同委员会，清政府对所有的事也没有发言权。

尽管如此，陆奥仍担心被逼无奈的清政府说不定会接受这个苛刻条件。日本已经完成了开战准备，而清政府才刚刚开始，让它争得准备时间，对日本是不利的。

陆奥给了五天期限，说：“朝鲜问题弄到今天这种地步，皆因清政府玩弄阴险手段，因循拖延所致。因此，此次所提条件，同意与否，均不得拖延。五日为限，五日不作回答，即认为已被拒绝。”

陆奥所定的期限为7月24日。

他在《蹇蹇录》中写道：

对于如斯迫切之要求，如清廷之缓慢而疑念颇多之政府，固无轻诺之理……

此外，陆奥又添了重要的一句：“倘若清政府于此期间仍往朝鲜增派军队，日本政府即认为是威胁措施。”

三日后，英国公使又造访日本外务省，递交了英国外交大臣电训的备忘录：日本政府对清政府所要求的事项，与日本政府从前声明之谈判基础相悖谬，所提日本单独着手之事，不许清政府插嘴等言，纯属无视中日《天津条约》的精神。倘日本政府固执此项政策，掀起战端，其后果全部由日本政府负责。

语气严厉。

然而，陆奥确信英国不可能以实力介入，于是，驳斥其备忘录：“中日《天津条约》除规定日、清两国向朝鲜派遣军队之手续外，对其他无任何约束力。”

中日《天津条约》本身和中日《天津条约》的精神之间不相吻合。

陆奥颇有自信，认为英国不会以实力介入，但内心深处肯定也怀有“万一介入该如何处置”的危惧。

7月23日，英国公使又拜会陆奥。

“万一日、中两国间爆发战争，上海是英国权益之中心地，日本政府须承诺不在上海港及其附近各地进行战斗。”

原来如此！陆奥放下了悬着的心，英国还是认清了日、中两国之间开战已不可避免，原本就没有介入之意。英国所关心的只是本国权益所集中的上海一带的安全问题。

陆奥当场做了明确的答复：“战火不会烧到上海。”

日本政府原地踏步的另一个原因是天皇的发言。

汉城大鸟公使来电报告，乙案正准备执行，接到报告的明治天皇命令德大寺侍从长：“虽然即将执行乙案，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想尽一切办法，你去问问外务大臣的意见。”

这一问，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形式上给束缚住了。

但是，事到如今，陆奥再也不想考虑什么办法了。骰子已经掷出，想挽回已绝无可能，只有前进这一条路了。不过，也要尊重天皇的意思，所以，原地踏步，再做做样子。

外相给大鸟公使的训令中另加了一句话：“望以我军固守王宫及汉城，倘以为不妥，则不必执行。”

大鸟公使认为很妥当，才决意实行乙案，所以，这句假定语气的话完全没有意义。

训令只有一种意义，那就是把天皇的意思的片段留在记录上了。

大鸟公使依照陆奥外相的训令，向朝鲜政府提出了实质性的最后通牒，内容有四项：

一、京釜（汉城至釜山）间之军用电报电话线，由日本自行架设。

二、朝鲜政府应遵循《济物浦条约》，火速为日本军队建设相应之兵营。

三、驻在牙山之清兵，出师无名，立即促其撤退。

四、《中朝水陆贸易章程》及其他与朝鲜之独立相抵触的中朝诸条约，应全部废除。

答复限定于7月22日。

大鸟公使把这四项要求送交朝鲜政府是在7月19日，正是袁世凯从朝鲜脱逃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