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青年离去

<h2>1</h2>

“依靠英国。”

——关于朝鲜问题，伊藤首相定下了这样一个基本方针，俄国的干涉摆在眼前，作为对策，只有依靠英国势力。

清廷对朝鲜的宗主权，英国不但承认，甚至还希望加强。不谙中央气氛的大鸟公使，竟想把宗主权作为开战的契机，结果与东京之间发生了龃龉。

这时，清政府内部也有了摩擦，李鸿章派和反李鸿章派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也存在意见分歧。

在中、日两国纠纷中，驻汉城的清廷代表袁世凯那独特的政治嗅觉也不灵了。对自己的政治嗅觉，他本来很有自信，如今不灵了，不禁感到非常焦虑。此时他也开始出现头疼和神经衰弱等症状。

头疼，天津的李鸿章也不例外。

李鸿章确实是国政的一把手，然而，处于封建专制政体之下，如果得不到专制皇帝的信任，就什么事也做不成。这时的专制皇帝，应该说是西太后。李鸿章同她的关系很融洽，所以迄今为止办事还算顺利。

西太后今年六十岁。

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帝），四岁即位，西太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摄政，是实际上的女皇帝。

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年，皇帝已满二十三岁。人们都认为：西太后的摄政时代无论如何该结束了，当今皇上的亲政时代即将来临。

西太后年轻时，大臣们都拜伏在她的面前，连梦里也不敢反抗她。但是，时代在缓慢地、不断地变化着。

“我该引退享享清福了。”西太后从很早以前就这么说。

于是，她大兴土木，修造颐和园万寿山，作为养老游乐之所。

表面上，五年前光绪帝结婚时，她就已经把大权交出。其实，这五年间，丝毫不见西太后的政治影响有所减弱，依然继续着西太后的时代。

李鸿章深得西太后信任，掌管国事。但政界的斗争是残酷而复杂的，也存在反李鸿章派。这些政敌自然反感西太后，但不敢明目张胆地表露，这样一来，矛盾更集中在李鸿章身上。

随着光绪帝长大成人，帝党形成了。

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等人是帝党的主要成员。

在中国，同一辈的兄弟，名字中都有一个相同的字。李鸿藻和李鸿章，很容易被看作兄弟，其实，他们之间完全没有关系。李鸿藻是河北高阳人，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弟兄之间，通用的不是“鸿”字而是“章”字。曾任四川、湖广、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而李鹤章是他的弟弟。

翁同龢是咸丰六年（1856年）的状元。他的学识被看中，担任了光绪帝的老师。他与光绪帝有这样的个人关系，自然就成为帝党的核心人物。

帝党的另一根台柱李鸿藻是比翁同龢早四年的进士。这一年本来不是会试之年，但开了一场恩科。李鸿藻曾担任同治帝的老师。

另外，还有一个甲午年（1894年）的状元——“壬午军乱”时作为吴长庆的幕僚去过朝鲜，与袁世凯也有厚谊的张謇。虽然他四十二岁才考中进士，出头较晚，但成绩卓著，很快就当上翰林院编修。他加入翁同龢派，甲午战争之前充当帝党的参谋。

张謇曾去过朝鲜，因此被认为是朝鲜通，帝党经常征求他的意见。在朝鲜问题上，他一贯是强硬派。

皇帝被强硬派所包围，而且正当年轻气盛之时，所以一开始就倾向于主战论。

西太后属于软弱派，这并不是因为她掌握了现实情况，而是想把自己的六十寿诞过得平安些，她赞成李鸿章动员列强出面干涉日本的方针。

不战而使日本从朝鲜撤兵，是再好不过的。但是，李鸿章这个人偏偏放着最有效力的英国不用，而期待俄国的干涉，岂非天大的失策！

日本的外交方针是依靠英国，如果英国方面加强压力，那么，日本或许能改变政策。就连主战派的急先锋陆奥外相也反对以英国所承认的宗主权问题为开战的借口。

可惜，对于这一情况，清政府的中枢机构却不曾察觉，很可能是情报渠道在某处堵塞了。

据《德宗实录》记载，光绪帝命令李鸿章调查军备情况，是在阴历五月二十九日（阳历7月2日）。李鸿章复奏：“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仅八艘，须支出军费二百万两，及至三百万两。”

光绪帝接到奏折，不禁大怒。

“你长年监督海军，前次报告海军演习情况，不是说备战充分吗？而今说什么堪备实战的只有八艘，是何居心？你究竟练了多少兵？”

光绪帝的谕旨是严厉的斥责。同一天，皇帝给刘铭传发电报，命他上京参谒。

刘铭传是李鸿章的直系人物，因镇压捻军有功，被任命为台湾巡抚，去搞台湾的近代化。中国铺设的第一条铁路，就是在台湾，从基隆经台北到新竹的铁路，这时已经完成了。

光绪帝起用这样有实务能力的人物，为非常时期做准备。当然，这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主意，肯定是帝党的建议。

具有反李鸿章倾向的帝党，居然起用了李鸿章直系的刘铭传。感情终归是感情，为了国家的未来，必须跨过派系，把有能力的人才安排到适当的职位上。这是帝党人们的想法。

反过来，这件事也说明帝党相当缺乏人才，特别是具有实务才能的人。这里有科举考试的第一名，有长于文章、善于辩论的优秀人物，一句话，有的是理论家，但缺少实践家。

刘铭传接到电报，称病没有上京。也有谣传，说他同李鸿章商量了，拒不进见。但是，刘铭传在次年死去，可见并不是装病推脱。

帝党的目标是寻机使空有其名的皇帝亲政名实相副。

阻止日军入侵藩属国朝鲜，是宗主国的正当行动。——这是正确的言论。

正确的言论谁也不能反对。西太后也不能否定这个原则吧，至少不能正面反对。排除西太后，也许就是促成皇帝亲政的契机。

主张开战的帝党抱着巨大希望，这一点，李鸿章也很了解。

“糟透了……”李鸿章一天里不知要嘟囔多少回这句话。

北洋军的实力他最清楚，他也知道日军的实力。

2

七月初的天津，已经相当热了。

在一个中等旅馆里，两个青年人眺望着窗外。他们并不为炎热所苦，因为二人是来自常年炎热的地方——广东。

“逸仙，北洋大臣的使者是望不来的……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献香，我们的前途遥远，需要忍耐的事情多得很……才两星期就软下来可不行。”

“指望李鸿章也可能是我们的错误。朝廷的大官，本该是我们的敌人。”

“最终也是敌人，但是在现阶段，除了利用敌人，你说还有什么办法？”

“嗯，现阶段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不过，那位叫罗丰禄的，是不是真的把那个递上去了？”

“他说确实递上去了。”

“他收了我们的礼钱，不能说不递吧。”

“不，递交并不是那么难的事，幕僚要经常把各种参考材料呈递给大臣。我相信递了。”

“即使递上去了，人家看没看？这也是个问题呀！”

“是的，献香，只要读了……”

“你认为李鸿章的使者一定会来吗？”

“是的！”叫逸仙的青年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就是年轻的孙文，二十八岁。

献香是孙文的同乡陆皓东，年龄比孙文小一岁。两人从小是好友，十年前一起在香港接受基督教洗礼。他们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不仅仅是因为一岁之差，而且因为孙文十三岁时去了夏威夷，对世界有广泛的了解，所以，处于兄长的地位。不过，对陆皓东，他从来不摆兄长的架子。

青年的热血燃烧着对祖国的爱，孙文不能忍受列强压迫祖国的现状。

“倘不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美国那样的共和国政体，中国就不能得救。”这就是孙文的观点。

“那就把它推翻吧！”陆皓东是个热血汉子，立刻振臂大喊。

“对手是统治了四百余年的政府，我们没有一兵一卒，怎么能推翻？”

“虽然令人急不可耐，但必须像太平天国那样组织军队，别无他法。”

“等你组织起军队，国家早就完蛋了！”

“第二个印度？”

“为了不变成第二个印度，必须刹住国家的衰败。”

“那就得强化清政府，同我们的目的相矛盾。”

“比如说，有一所要朽坏的房子，必须补修。换上新柱子，再换上一根新梁，这样一来，房子保住了……房顶又重新苫一苫，房子就焕然一新了。这就不再是以前的旧房子了吧？”

“明白了，还有篡夺的方法。”

“对，我们钻进去，当栋做梁。”

“怎么钻进去？”

“接近当权者！”

“方法呢？”

“如今清政府腐败透顶，只要有钱，事情就好办。”

“即使被录用为下级官员，也左右不了国事！”

“不，当掌管国事的人物的亲信，我们来操纵他。”

“那么容易吗？”

“让他认识我们！”

“用什么办法？”

“上书呗！写上抱负，打动人心。”

——两个年轻人之间的这种交谈，已是几年前的事了。

现在掌管朝政的是李鸿章，就是说，要成为他的亲信，操纵他，起到新栋梁的作用。

那么，怎样接近李鸿章呢？

孙文毕业于香港大学的前身——香港西医书院（The Hong Kong Medical School）。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居民大多数是广东人。不论是医院的患者，还是医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国人。为了和清政府搞好关系，医学院聘请李鸿章为名誉董事。

母校的名誉董事，这是孙文同李鸿章的唯一的一点儿联系。

其实，这样的名誉职衔，李鸿章不知有多少。也许他本人根本还不知道自己担任着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董事呢。

第一件事，是请谁来牵线搭桥。

“到天津以后总会有办法的。只要肯花钱，一定会有人给我们引荐。”

孙文在广州草拟了一篇上书，挚友陈少白和郑观应两人又给润色了一番。

为递交给李鸿章，孙文北上而来。与他同行的是陆皓东。旅行的目的地不只是天津，胸怀大志的孙文想多多地欣赏一下祖国的风光。特别是上海，那里必将成为他救国大业的重要基地。

陆皓东当过电报生，曾在上海住了一段时期。所以，孙文请这位熟悉地理的友人陪伴，在长江流域旅行，又一路到天津。

两人在上海会晤了王韬。王韬是苏州人，在香港待过二十多年，这时已经六十六岁，担任格致书院的校长。

王韬之所以滞留香港二十多年，是有些事由的。

他年轻时，在一个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学校里当教员，同外国人很友善，通过他们也了解了西洋的情况。用当时的话说，是开明人士。不久发生太平天国战争，这时他采取了一个奇妙的行动。

他向清政府献策，建议采用近代武器，后来在作战中发挥威力的洋枪队，就是他献策的结果。

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向太平天国的苏州守将献策，谋划如何攻克上海。后来事情败露，被清政府知道了。得知证据握在清政府手里，他便请上海的英国领事保护，亡命去了香港。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渐渐被遗忘，不了了之。并且，清朝到了洋务派时代，会英语、懂西洋近代文明的王韬终于出场了。以前在香港翻译的外国书提高了他的声誉，借此他返回了上海。

孙文把给李鸿章的上书草稿，拿给王韬看。对于他的主张，洋务派的王韬也大为赞赏。

“坚持干下去吧！今天得知还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我算放心了，好好干吧！”

王韬提笔改动了数语，只限于词句表达，不曾有损于上书精神。

这篇长达八千字的上书，收录于《孙文全集》。不过，王韬改动了什么地方，不得而知。

两个广东青年从上海到天津，按照当时的习俗，准备好礼品，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呈递上书。

3

岂止两周，等了一个来月也没有一点儿反应。

“只要读了，就一定会被打动。”孙文很有自信。

上书的内容主要是：

欧洲各国富强之根本，绝非仅限于军事力量（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因之，必须学习西洋之法，教育、产业……

今天看来，这都是些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孙文研究者认为，这篇上书连立宪政体都只字未提，是不彻底的。可是，在那个时代，知识阶层都鄙视外国，认为它们的长处只在军事技术方面，应学习的不过如此而已。孙文提出西洋富强之根本不仅仅是这些，应当说是前进了一步。

其次，上书的对象是清政府的最高要人李鸿章，目的是触动他的心，要让他受感动，不能让他发怒。所以，即使有改革政体之意，也不能在上书里写出来。

依据这篇给李鸿章的上书，判断孙文这时还没有强烈的革命思想，也是不正确的。从文章的目的来看，不能写进去的事项简直太多了。

接近李鸿章，他认为是一种手段。不应把他采取的接近李鸿章的手段视为他的本意。

“还是不行啊！”最能忍耐的孙文也终于摇头了，说道。

“算了吧，不能总待在天津浪费时间。再多转几个地方吧？”易灰心的陆皓东对于孙文不再坚持接近李鸿章立刻表示赞成。

两个青年人去了北京，然后经武汉返回广东。这时，甲午战争已经开始了。

李鸿章是否读了孙文的上书，已经无从查考。不过，从客观上看，那年的六月到七月之间朝鲜问题异常严峻，他是不可能读一篇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八千字的上书的。也许他读了一半儿就不往下读了。

“读了上书，竟不派使者来，可见李鸿章这个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在北京，孙文和陆皓东一边散步，一边还谈着这件事。

“还是得有武力！……要有兵！……”孙文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不错，必须靠自己的力量。”陆皓东高高地举起手臂。

青年们总是意气风发的。

从北京回广东的途中，两人一直谈论着依靠武力复苏国家的话题。

“你看这座城市应当从哪里进攻？”

“这个地方军队不太多，万一有事，援军从哪里来呢？”

“太平天国攻击此地时，在那一带布阵，正确吗？”

太平天国才过去三十年，人们记忆犹新。领导太平天国的主要领袖都是广东和广西的客家人，孙文也是客家人。

“我要做第二个洪秀全！”孙文在心里暗自思量。他为敢于向清帝国造反的人和自己一样是客家人而骄傲。洪秀全在孙文出生前两年，于天京（南京）失陷的前夕死去，太平天国终于失败。

“第二个洪秀全绝不会失败！”

沿着长江旅行，也是为了凭吊太平天国的战斗遗址。

“体会太平天国军的作战方式是对的，不过，也该研究一下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做法！”陆皓东说道。

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将领。曾国藩已死，李鸿章还在。这次想利用他，没有成功，孙文已经断了念头。既然不抱幻想了，那么，李鸿章作为“敌人”的样本，倒也相当。的确有必要学习敌人的战略战术。

“当然……你说，攻陷这座城，需要多少兵力？”孙文仰望武昌城墙，叹息道。

“建一支军队，没钱不行啊！”陆皓东的语调不那么激昂了。

“必须先考虑筹款。”

“筹款可不容易呀！……你一说这是为了建一支推翻政府用的军队，谁也不会提供。就连赞成我们的宗旨的少数人，心有恐惧，大概也不会出钱。难哪！”

“是难……”孙文想了一下，接着说道，“你说得对，在国内筹款怕是筹不到的。善良而胆小的人们不愿被牵连进可怕的造反中……但是，在国外就不害怕清政府。”

“国外？”

“华侨！我在夏威夷住过，知道这事。华侨人多，其中有不少有成就的。他们远离祖国，却非常爱国。他们会捐赠的。不仅在夏威夷，旧金山、洛杉矶那里的华侨也不少。不光美国，新加坡、马尼拉也有，成功的人也有。对！向他们做工作……”

讲求实际的孙文已经想好了具体方法。后世称他为伟大的乐观主义者，但他并不是盲目乐观。单凭二十八岁的年轻人的一张嘴，不论多么爱国的华侨，也不会轻易地解囊相助。需要附带一个“钓饵”——“当革命成功之日”，所借的钱加倍奉还。有了这样的条件，是会有人认可下赌注的。

“夏威夷，你在那里也住过，熟人又多，肯定行，至于其他地方，可就难了！”陆皓东有点儿怀疑。

“有洪门，洪门在海外到处都有。”孙文答道。

洪门的别名叫天地会，是一种结社，具有行侠仗义和互相扶助等特点，并且有民族主义倾向，反政府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

太平天国举兵，天地会也参加了。洪秀全集团是些极端禁欲主义者，而天地会的人好似《水浒传》中的豪侠人物，因此两者的结合并不紧密、和谐。这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因为是秘密结社，其组织的详情，创业的经纬，都不得而知。传说清初，少林寺被镇压，有五个僧人逃出来，组织了天地会。

后来参加了太平天国，清政府对天地会的压迫就更加严厉了。于是，许多人忍受不了压迫，逃到国外，开辟新的生活场所。

由于这种原因，侨居海外的华侨多属于天地会，也就是洪门。从人口来看，华侨社会的会员密度远远超过国内。

洪门在各地有横向联系，只要有其他地方的洪门首领的介绍，就绝不会被轻慢。这也是侠义团体的特点。

孙文本人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主动同洪门的人交往，建立了联系。

为我们的组织参加过的太平天国复仇而筹集军费——在道理上，对洪门的人们是说得通的。

回到广州后不久，孙文又搭上轮船去夏威夷。这时，李鸿章的军队在朝鲜连吃败仗的消息也传到了广东。

孙文心里满满装着未来的计划，对李鸿章的同情一丝一毫也不存在了。

4

光绪帝命令李鸿章把军备情况具实上报的次日，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对总理衙门提出：“关于朝鲜问题，希望日、中两国直接对话解决，不要他国干涉。”

翌日，7月4日，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电报，“日本没有和平意愿”，“请让我调转”。

第二天，袁世凯又来电：“日本迫使朝鲜改革国政，又增派一千五百兵，对此状态，我已一筹莫展，只能忍受屈辱。我想去天津，辅佐朝鲜问题，这里暂时交给唐绍仪。”

袁世凯在朝鲜多年来阻止日本的扩张，此时要更换他人，等于卷旗逃跑。

然而，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袁世凯继续留在汉城已经没有价值了。深受日本政府憎恨的他不在那里，或许会更好些，只是不能灰溜溜地回国，得给他找一个台阶。

李鸿章报请总理衙门，答复是：“待事到极限、再也无法挽救之时，以北洋（李鸿章）面询为由，召回天津。”

袁世凯离开汉城，在原则上已得到本国政府的批准，只是什么时候尚未定准。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谁比袁世凯更了解，本应把他留在朝鲜，但李鸿章仍期待着俄国的干涉，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念头，所以，出于两个理由，他决心更换袁世凯。

一、唯恐同日本之间对话时，一直与日本矛盾较深的袁世凯会成为妨碍。

二、万一问题得不到解决，酿成战争，恐怕袁世凯的政治生命也就完了。对李鸿章的北洋派来说，袁世凯的才干是缺少不得的，必须防止他丢官。

于是，李鸿章把袁世凯这颗棋子从棋盘上撤下来。

7月9日，由于英国的调停，日本的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同总理衙门大臣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各持己见，终于决裂。

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原来就反对英国从中调停，但伊藤首相定下依靠英国的方针，不得不服从。他期待着调停的失败。在清政府方面，李鸿章也过分把希望寄托在俄国干涉上，对于英国的调停虽然也表示欢迎，但又担心俄国和英国的调停竞赛会把问题弄僵。

中、日两国都对英国安排的北京会谈表示冷淡，那怎么能谈成呢？

寄以莫大期待的俄国干涉失败——李鸿章得知这个消息是在7月9日。

俄国驻中国公使喀西尼派巴甫洛夫来告诉李鸿章：“俄罗斯帝国只能从友谊方面劝告日本撤兵，而不能使用武力强制日本。至于朝鲜的内政应否予以改革，更是俄国不希望介入的问题。”

其实，喀西尼公使是积极的干涉论者，他曾极力建议本国政府，介入朝鲜问题。他断言，日本独占了朝鲜，俄国的情况要比现在坏得多。

在不能把大军运往远东的现在，俄国希望朝鲜局势像以前一样动荡不安。一旦中、日两国中的某一国确实控制了朝鲜半岛，俄国就没有南进的希望了。

喀西尼公使的势态分析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无法把大军运往远东，如果干涉失败，就将束手无策，尴尬地退出，把俄罗斯帝国的面子丢尽。

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以前，在远东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俄国的这一弱点，日本最清楚。

即使进行干涉，成功率也将是最低的，这就是俄国外交部的判断。

北京的喀西尼公使是积极的干涉论者，而彼得堡的外交大臣格尔斯却不是。

东京的希德洛夫公使报告说：“日本国内呈现极度兴奋状态，恐怕政府欲罢而不能。”

日本国内舆论是清一色的主战论，而且正如希德洛夫所说，是处于兴奋状态。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所追求的目标——跻身列强，就在眼前。所谓“列强”，就是倚恃武力，出兵外国，夺取利益的国家。日本正处于这种夙愿即将实现的兴奋之中。报纸也煽动着主战论。

6月29日的《时事新报》刊登了这样一段报道：

旧水户藩复权士族及旧须坂藩复权士族二百六十八名之总代表，昨日经东京府向陆军部请愿，欲组成战刀队，赴朝鲜参战。

下面是7月1日《东京日日新闻》登载的报道：

关东地方素有侠客之称的石定事高桥文吉，为此次朝鲜事件，近日纠集府下游民一千人，亲自统率，呈请从军。有人说：汝志诚可嘉，只是战斗均由海、陆军队承担，恐难以如愿，不如去当役夫，冲入枪林弹雨之中，协助辎重士兵。于是，高桥为此而到处奔走。

7月4日，在神田锦辉馆举行演讲会。大讲什么“千载难逢”“机不可失”“东洋盟主”“千钧一发”“朝鲜风云”等，是一次主战论的演讲会。大井宪太郎、犬养毅、长谷场纯孝等人是主要角色。

当时日本报界都把李鸿章写成一开始就是主战论者，而朝廷则持非战论。其实，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宫廷中分为两派——后党和帝党，前者是稳健派，后者是主战派，李鸿章当然是站在西太后一边。

据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的《涧于集》记载：

是日（阳历7月9日），俄使来。和议无成。合肥（即李鸿章，以其出生地称之）甚愤，始决用兵意。然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也。

实权派首领李鸿章认识到开战不可避免，似乎是在喀西尼的使者巴甫洛夫来天津转告了俄国政府决定不干涉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