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破 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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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均和日本人共同策划发动的“甲申政变”，由于袁世凯的介入，归于失败。武装政变的领袖金玉均和朴泳孝等人亡命日本。

由闵氏一族掌握实权的朝鲜政府当然要引渡叛变者。日本政府没有送还与自己合作过的人，因为若送回朝鲜，他们面前只有死路一条。

虽然如此，日本政府对待他们的态度是冷淡的。对待亡命者冷淡，可以说是近代日本的传统。清末孙文亡命日本，政府就非常冷淡，而民间却相当热情。葛生东介著《金玉均》一书中，记载了犬养毅的谈话：

……金氏自明治十七年（1884年）改革失败后，亡命日本。其亡命决非迂阔、不谙世事者。不难想象，乃充分与日本政府当局进行交涉之结果也。然而，金氏信赖日本当局，来日后却事与愿违，日本政府对金氏之待遇极为冷淡。尤其如当时之外交大臣井上馨氏，金氏数访，皆避而不见，以致金氏大为愤慨，痛责日本之背信……

日本政府将金玉均转到小笠原岛，是一个穷途末策。其后又移往北海道，仍远离政治中心。直到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才允许金玉均住在东京。

对于金玉均，日本政府当局虽然很冷淡，但是，在民间却有较多同情者。只是这些同情者中玉石混杂，石头反而占压倒多数。而这些石头，又是些带有泥土的，不堪一用。

颁布宪法已迫在眉睫，日本国内政治运动蓬勃发展，所谓的“壮士”横行一时。这些人张嘴闭嘴高喊“国家利益”，可是，他们所称的“国家利益”，实质是牺牲别国利益。

以箱田六辅为社长的玄洋社，攻击日本政府外交政策软弱，主张采取强硬路线。这个玄洋社就是金玉均的有力支持者。

玄洋社可以说是日本右翼的源流。明治八年（1875年）福冈的批判政府派矫志社，是其远祖。矫志社的过激派武部小四郎等人发动福冈之乱失败，当时没有参加的箱田六辅和头山满在明治十二年（1879年）组织了向阳社这一政治性结社。两年后，改组为玄洋社。第一代社长是平冈浩太郎，这人与西乡隆盛的征韩论也有关系。

起初，玄洋社是民权运动的结社，后来逐渐加深了对外强硬论和入侵大陆论的色彩。玄洋社的最大实力者头山满，从这一信念出发，决心一生不做官，甚至连社长也不干。第二代玄洋社社长是箱田六辅，正当这一时期，金玉均亡命日本。

玄洋社的前身矫志社，在福冈之乱的前夜分成武部小四郎等人的过激派与头山满等人的自重派。同金玉均等亡命者结合时，玄洋社也是分成过激派和自重派。过激派领袖叫大井宪太郎，头山满这时候主张自重论。

大井宪太郎想利用金玉均，实行其历来主张的“入侵大陆”政策。他的目的，不是为朝鲜的独立自主和政治改革，而是要在朝鲜推行日本霸权。

金玉均明知道玄洋社的意图，然而，为了打倒现在统治着朝鲜的闵氏政权，他如饥似渴地盼望“武力”。他也曾游说过日本政府，但反应不理想。井上馨外相甚至不接见金玉均。金玉均知道玄洋社的钓饵有毒，也只好咬钩。

同时亡命的朴泳孝从日本逃往美国，据说是因为同金玉均意见不合，另一原因也可能是对于金玉均寄幻想于玄洋社，感到危惧。

玄洋社的过激派计划招募兵员，开进朝鲜。他们在朝鲜釜山设立一处叫“善邻馆”的语言学校，准备作为侵略大陆的据点，起草善邻馆设立宗旨的人，据说是中江兆民。

社内最大的实力者是头山满，所以过激派鼓动他上京，以征得政府赞同。头山先从福冈赴神户，同金玉均会晤，然后上京，向社内人士讲了一番自重论。

但是，大井宪太郎血气正盛，急于侵入大陆。需要经费，大井一伙便开始用恶劣手段筹集资金。威胁恫吓是家常便饭，他们甚至伪造货币。一次竟闯入大和千手院，抢劫两千元；在当时这个数额实在不小。警察在大阪和长崎大搜捕。这就是“大阪事件”。又因为他们偷偷地弄到炸弹当武器，所以也被称为“大阪炸弹事件”。也有从事件的性质上称之“大阪国事犯事件”的。

搜捕是在明治十八年（1885年）十一月，判决是明治二十年（1887年）九月。被捕者百余人，经过起诉被判刑者五十八人，其中有一个冈山出生的十九岁女子，名叫景山英子，成了当时社会上的话题。

金玉均被流放到小笠原岛，是在大阪事件搜捕之后。玄洋社自重派的野半介和来岛恒喜等人已经先一步来到小笠原岛，所以，金玉均同玄洋社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

大井宪太郎被捕之后，对于他筹集资金和购买炸弹的目的，世人似乎不能理解：“他们要攻进朝鲜？”《朝野新闻》登载了述评：

……旧自由党（玄洋社成员大部分为旧自由党员）的人们，因为在国内不得志，欲去海外求得功名。试想在我国政府警察之严密监督下，招募数百名敢死之士，整备军资武器，渡往朝鲜，此事绝无可能。假令一时得逞，闯入朝鲜，仅以数百名乌合之众，能成何事？万一引起朝鲜变乱，我国政府自不待说，中国政府也不能袖手旁观，有何希望达其目的？所以，旧自由党人的策划，如世人传闻，无不笑其轻举妄动，肤浅无谋者也……

作为传闻，似有“闯入朝鲜”的计划，但正常人则以为是异想天开。

如果这条消息是准确的，传闻也是真实的，那么，谁都要笑其轻举妄动。这是一幅漫画的好题材。虽是异想天开，却是真有其事。

大阪事件首谋者大井宪太郎之下的头领叫矶山清兵卫，他中途脱党，隐居起来。可能这伙人聚在一起时，慷慨激昂，大放厥词，及至一个人冷静下来时，就会发现这个计划非常可笑。

矶山也被逮捕。同伙们恨他中途脱党，多次殴打他，以致当局不得不把他单独隔离。

2

贻笑天下的大阪事件判决那一年，正是朝鲜派遣朴定阳赴美之时。他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表明朝鲜是独立国。假如金玉均得到玄洋社的支持，把日本的敢死队弄到祖国的土地上来，就能获得“独立”吗？想到此，不禁令人感到朴定阳的功绩实在不小。

朴定阳的事给袁世凯很大打击。他的最大任务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当朝鲜赵太妃故去时，以强制举行赐奠仪式，挽回了朴定阳赴美所造成的脱离宗属的印象。据说，这次赐奠，朝鲜政府花费了数十万金，朝鲜在财政方面本来已濒临破产，而接受清廷的赐奠，不但损伤了独立国的体面，财政也被逼上了绝路。

朝鲜政府的财政是慢性赤字，多次向外国交涉借款，大都被袁世凯阻挠，均未成功。1890年初，朝鲜政府派遣法裔美国人查尔斯?勒让德尔去日本，交涉一百五十万元借款事宜。这个人的汉名叫李仙得。条件是以十二年的关税做抵押，十二年后本利还清，结果也没成功。当然，并不完全是袁世凯从中作梗，英国总领事禧在明也反对朝鲜从日本借款，他与袁世凯采取了同一步调。另一方面，李仙得同日本的交涉并不顺利。

朝鲜慢性赤字的最大原因是“壬午军乱”（1882年）给日本的赔款。依据《济物浦条约》，赔款为五十万元，每年十万元，五年付清。另外，还有因军变死伤的日本人抚恤金五万元。

朝鲜已经从清政府借了白银五十万两。李鸿章命招商局和矿务局准备银子借给朝鲜，正是“壬午军乱”之年。年利八分，十二年还清。

“壬午军乱”的三年后，朝鲜政府付不出赔款了，又向德国美亚商会借了两万英镑。年利一成二分，以沙金、牛皮等所课的关税做抵押。作为附加条件，运输粮食必须使用德国船只。利率既高，附加条件也苛。美亚商会是资金雄厚、获利较多的公司，当然要提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条件。美亚商会在中国人中间以“世昌洋行”而闻名，恰如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之类公司。

袁世凯介入此事。他认为利率过高，条件太苛。

担当朝鲜税关总税务司的墨贤理，也因为未同他商量，竟将关税抵押出去，大为不满，强烈反对。

由于袁世凯和墨贤理的反对，美亚商会把条件放宽。后来德国领事布鲁德拉从中调停，年利降为一成。

朝鲜政府恨透了事事强调“宗主国”而肆意介入的袁世凯，但这次向美亚商会的借款问题，由于袁世凯的介入，减轻了不少负担，可算是他的寥寥无几的功绩之一。

不过，袁世凯介入的目的，并不是要帮助朝鲜政府脱离困境，而是在执行天津的主子李鸿章的指示。看一看李鸿章给袁世凯的指令电文就可明白，美亚商会提出的独占粮食运输，会给予中国商人以严重打击，这才是袁世凯介入的最大动机。至于减少了利率，朝鲜政府得到好处，只不过是副产品而已。

从美亚商会借来的款子，并没有用作再建财政的资金，而是支付了赔款，所以，左手进来右手出去，没有产生任何良好的影响。此后，朝鲜政府每逢有困难，便向美亚商会借款，甚至还采取了货币铸造机、枪炮、弹药等实物支付的形式。于是，美亚商会便成为德国向朝鲜扩张的尖兵。很可能美亚商会同德国政府有密切联系，许多行动都是政府指示的。

经李鸿章介绍，英商的怡和洋行和香港上海银行也曾借钱给朝鲜政府，年利一成，可能是仿照美亚商会的前例。

债权人有很大的发言权，这是理所当然的。清廷必须防止某一国在朝鲜获得很大的发言权，所以，德国的力量加强了，便帮助导入英国借款，以取平衡。李鸿章的这一套手法，作为执行者的袁世凯，也自然而然地掌握了。

朝鲜政府向美亚商会借款，东一笔西一笔，不知不觉中增多起来，两年后竟达到二十余万元。

这下子朝鲜政府不得不想一个治本之策了。于是，横下一条心，打算从法国银行一次借入二百万法郎，半数作为财政再建资金，半数还债。但是，袁世凯反对，这一计划在表面上便销声匿迹了。

袁世凯反对的理由极其明显：在属国朝鲜，再也不能增强别国的发言权了。他认为，如要借款，就应该与宗主国清廷洽商。然而，朝鲜举国一致，要争取独立自主，正与袁世凯的主张相反。同样是借款，也要向中国以外的国家借，因为宗主国再加强发言权，只会使实现无比重要的独立自主的时间拖长。

清政府的财政顾问——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主张，清政府应借款给朝鲜，让朝鲜把外债通通还清，变为只欠清政府的。赫德还建议清廷向各国声明：清与朝鲜之间有宗属关系，拒绝他国向朝鲜提供借款。

英国害怕俄国向朝鲜扩张，因而希望清廷牢牢掌握朝鲜，行使宗主权。

袁世凯看了赫德的建议书，如获至宝，而主子李鸿章却非常慎重。这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不愿把朝鲜当作包袱背在身上。

“为朝鲜还清一切债务，还要借款给它，而它究竟有多大的偿还能力呢？”

“对于这样的声明，日本和俄国能默然处之吗？只会引起更多的麻烦问题。”

李鸿章举出这两条理由，没有接受赫德的建议。

其实，李鸿章还有更大的理由，那就是暗暗忧虑罗伯特?赫德的实权会因此而加大。

财政顾问，正式官职名为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的中国名叫赫德，1835年出生于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十九岁时到中国上任。他对清政府表现友好，而他的前任李泰国傲慢无礼，名声很坏。他的口头禅是：“我希望中国变强，把英国作为最好的朋友。”

他既是英国的外交官，又是清朝海关的长官。《清史稿》中有他的传记，因为清政府把他当作自己的官员了。

总税务司相当于布政使。布政使是省巡抚的次官，也就是副省长级的要职，从二品。本来他只相当于财政部的税务局长，但由于他个人的人品得到清朝高官们的信任，不仅在财政和外交方面，甚至连一般的政治问题，也征询他的意见。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在很多方面借助于赫德之力。

然而，当了北洋军统帅、清廷外交最高负责人之后，李鸿章渐渐和赫德对立。李鸿章以北洋军力为背景，构筑起独裁地位，令许多有权势的人又气恼又嫉妒。这些政敌，不时地企图利用赫德来抑制一下李鸿章的权力。

那时，李鸿章简直把罗伯特?赫德视为抵抗者的象征，不可能痛快地接受他的建议。

对于赫德的方针，袁世凯双手赞成，但主子李鸿章不点头，他便不知所措了。

朝鲜政府向法国银行交涉借款是1889年，罗伯特?赫德提出建议也在这一年。

由于李鸿章反对，袁世凯没敢向各国发出声明，却像欺侮弱者似的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从外国借款，要事先经我批准！”

此后，朝鲜政府的借款交涉都变成秘密形式的了。在香港，有闵泳翊长期驻留，通过他与美国的摩斯商会和英国的香港上海银行进行交涉。然而，每次袁世凯都得到消息，从中破坏。

向日本借款一百五十万元，是在香港的谈判未成之后，朝鲜政府想出的“另一手”办法。

1890年三月，袁世凯发出一个比赫德的建议稍稍弱一点儿的声明。他说：“朝鲜贫而浪费……”一开头就这样不顾朝鲜的体面。主要是说：“借款给朝鲜，清政府不予担保。用朝鲜海关做抵押，清政府决不允许。”

对于他的声明，第一个表示欢迎的就是英国。美国和法国没有任何反应，意大利和比利时也不表态，可能是没有异议。俄国也没反对，它倒是总想接近朝鲜，但并不打算借出大量的钱。俄国所惧怕的是竞争对手借款给朝鲜，形成“特殊关系”。

俄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是日本。对于朝鲜同日本之间借款流产的事，最高兴的恐怕不是清廷和英国，而是俄国。它虽然保持着沉默，但心里是欢迎袁世凯的声明的。

赞成和反对，明确表态的都只有一国。英国——由于总税务司赫德居中沟通，而袁世凯的声明正符合赫德的建议——当然要赞成。表示反对的只有日本。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借款与否，是朝鲜自身的事。”

日本主张，谁也无权干涉别国借款。就是说，日本发表上述声明，以明确表示日本认为朝鲜是独立国。

袁世凯声明的目的不外是想孤立朝鲜，使之“一切只能依赖清国”。

朝鲜政府被逼到穷途末路上了。除了对日赔款，它还有别的欠债。德国美亚商会的款也该还了，逼债很紧。朝鲜政府咬紧牙关，宁愿向外国伸手，决不向清廷张口。由德国顾问修尼克斡旋，打算向外国商人暂借十万元，但是，没人敢借。因为在袁世凯声明之后，没有担保，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人岂能将十万元款项借予他人？当时的十万元，可是个不小的数额。

3

光绪十七年（1891年），沙皇俄国的皇太子尼古拉亲王访问远东。预定在中国停留的日期，一变再变，使李鸿章深为不满。

“我们这里也有自己的日程安排，海军检阅已经提前，又要变更？真是岂有此理！”李鸿章捋着胡须气愤地说道。

俄国皇太子乘军舰来中国，欢迎他也得动用军舰。预算已经被挪用，给西太后修建万寿山了，海军费用全靠李鸿章自己筹措.而迎接俄国皇太子花费太大，难怪急得他头疼。

载着皇太子的俄国舰队在广州入港。

“真没办法，让舰队开到广州！就说是一次演习！从广州回来也是演习！”

李鸿章说完，便提笔给俄国领事馆写信。他对不止一次变更日期表示了不满，又把俄国领事给他的那张皇太子照片退了回去。

这封信读起来很成问题，退还照片更有失礼貌，李鸿章已经六十九岁，脾气倒变得暴躁了。

检阅海军时，他一心想着这是自己一手培植起来并在三年前正式得到承认的军队。北洋海军创建三周年的纪念活动，远比俄国皇太子来访重要得多。

俄国皇太子在清朝的公文中被称为“俄储”；“俄”即俄罗斯，“储”即皇储。关于俄储的东方访问，有种种传言。访问的目的，正式的说法是为了睦邻友好，同时使将来继位俄皇的皇太子广开见闻。然而，乘军舰来访，有人推测是怀有调查东方海域、港湾等军事意图。特别在日本，这样的怀疑更强烈。

一再变更日期，使李鸿章很不高兴，但访问是极其顺利的。途经广州、福州、上海、汉口等地，然后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俄储在中国的访问，只是政府高级官员的事，一般民众丝毫不予关心。首先是因为传达这种新闻的机构还不发达，与其说是不关心，不如说是不知道。

在日本，这年是明治二十四年，宪法已经公布，是言论较为自由的时期。当然，和从前一样，对民众宣传方面是一片混乱。例如，一份不出名的报纸登载消息说：“西乡隆盛未死于十年战役中，乃逃到俄国。此次随同俄国皇太子前来，将复归日本。”

《东京日日新闻》发表文章，说：

近日俄国皇太子殿下将来我国访问，对此，各种传说不胫而走。其中有云，绝非寻常之漫游，其经过之路线亦特殊，乃欲观我国军备，探明险要，以为他日蚕食东亚做准备。

文章声明此类事情均属无稽之谈，并告诫说，对高贵之外宾，做种种猜疑，实属破坏善邻之愚蠢行为。又说：

特别在我国，现今正有一团妖云到处飞行，时有棍棒之雨、拳头之霰降下。值此危险之时，宣扬此说，无异于煽动血性壮汉，最为不妥也。

这篇文章刊登于明治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离俄国皇太子到达日本还有一个半月。

俄国皇太子四月末到达长崎，五月九日在神户登陆，当日赴京都。五月十一日，自京都乘人力车访滋贺县，在大津被警卫巡查津田三藏刺伤，即所谓“大津事件”。

从《东京日日新闻》的警告性文章看来，这倒不是晴天霹雳的事件，某种程度上是在意料之中的。

日本人主张征韩以来，认为经由朝鲜北进是国家的出路。因此，以南下为最高目标的俄国就成了日本先天的对立者。

事件发生在大津，其根源应该说在朝鲜半岛。

俄国皇太子所受的刀伤长九厘米，没碰到骨头。明治天皇亲往京都旅馆看望，并与皇太子同乘汽车到神户，登上军舰。

驻日公使李经方也急赴神户看望俄国皇太子。皇太子对中国给予的欢迎表示感谢，请他转奏皇帝陛下。

4

驻日公使李经方把此事向既是父亲又是外交最高负责人的李鸿章做了报告，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欢迎仪式阵仗过大，费用过重，为此人们心怀不平。”李经方有如此看法。

对于同日本对立的俄国皇太子，是否有必要如此隆重欢迎？

持这种想法的人为数不少。反对的理由主要在于俄国是日本的对立面这一点，至于欢迎费用的问题，无关紧要。李经方似乎过分着眼于日本人民对待金钱的态度。

这对于李鸿章，进而对于清廷之认识日本，却成为产生错觉的一个因素。清政府的在外使臣们依然是闭门独处，从来不深入“日本”之中，去摸摸他们的体温，闻闻他们的真正气味。

事件之后，李鸿章给闽浙总督卞宝弟的信中写道：“倭乱党爆众，大臣屡被击刺，今乃及于远客。”

自由民权运动高涨，政治结社普遍，在李鸿章眼里是“乱党爆众”。此前一年，中江兆民等人再兴自由党，板垣退助创立爱国公党。当年一月，依据保安条例，有五十四个人被勒令离开东京。两年前文教大臣森有礼被刺，这些现象，李鸿章等人认为是“乱”，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日本的评价。

固然有过棍棒之雨、拳头之霰的风潮，的确是一种“乱”，但是，把着眼点盯在这上面，就会脱离焦点，产生错误判断。

这年六月，北洋舰队搞了一次访问日本的举动，日本方面似乎认为这是清廷的示威。李鸿章发表的文告说：应日本政府的邀请，特派丁汝昌前去“修好”。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定远号”“镇远号”等六舰，于六月二十六日出发，开往日本下关。然后，通过内海到达东京。

外交大臣榎本武扬邀请丁汝昌等军官五十多人，在小石川兵工厂内的后乐园举行游园会。有军乐队吹奏，气氛十分融洽。

作为答礼，丁汝昌在“定远号”上宴请贵族院和众议院议员，对新闻记者也做了招待，在日本新闻界博得好感。

《东京日日新闻》七月十四日有一段报道：

丁军门（丁汝昌）来我国，所交甚广，所招待之宾客，亦为数不少。其中尤以邀请帝国议会议员及新闻记者之举，用意颇妙。丁氏之所以如此，实为尊重代表我国民众之议员的资格，又重视发表舆论、担负社会耳目的报纸，因两者均为文明机关也。果系如此，则足见丁军门之见识颇高。

袁世凯因养母牛氏病危，急促归国，是在这年的十月八日。

牛氏死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袁世凯按例呈请停职服丧。李鸿章批示：“目前，朝鲜问题极为重要，袁世凯在彼处十年，熟知情况。现今难以他人代之。许服丧百日，其间由唐绍仪代理。”

朝鲜政府乘袁世凯离任之机，提升了朴定阳，前面已述及。朝鲜政府打算趁此机会尽可能多做一些事，如借款。

朝鲜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借款五十万元，然而，谈判未及结束，服丧已毕的袁世凯又回到朝鲜。

袁世凯破坏了这次借款交涉，自不待言。

他说：“利率太高，能用更低的利率借来。”

低利贷款的地方倒是有，那就是朝鲜最不愿意打交道的对象——清政府。

然而，为了逃脱目前的困境，顾不得将来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