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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章 牵一发而动全身

书名:扫元 作者:江湖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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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章 牵一发而动全身

殿中的空气,因杨维桢的激动言论,仿佛静止了一瞬,石山的目光在那张因激动而泛红的老脸上停了片刻,才缓缓抬起手。

“好了。”

声音不高,瞬间压下了杨维桢尚未完全出口的凛然之气。石山看着这位以诗文书法名动东南、此刻却甘为“酷吏”代言人的老臣,心中并无怪罪,反而有几分了然。

江南士绅需要一把斩破汉国既有利益格局的刀,杨维桢需要展现自己的孤直品质,而石山也需要一个让所有人都看得懂的“法治”标杆,乐得有人扮这个黑脸。

“孤并非要徇私乱法。有鱼之罪,证据确凿,国法难容,自当严惩。”

石山顿了顿,目光扫过殿中摒息凝神的群臣,接着道:“但他在徐州时便随孤创业,未曾惜命。国法之外,还是要为他留些体面。”

刑部是汉国新律的主要修订者,张做常在御前与石山探讨“情”与“法”的边界,深知汉王既重律条严谨,有意革除蒙元律法失之于“软”的问题,却也不排斥“人之常情”。

他很快就领会了石山的意思,出列道:“王上仁德,念及旧情,体恤臣下,臣等感佩至深。谭有鱼欺君罔上,死罪难逃,此乃国法铁律,无可更易。然————”

他略作沉吟,仿佛在律条中谨慎搜寻词句。

“死刑分斩、绞、凌迟诸等。斩刑身首异处,魂魄难安;绞刑可留全尸,于身后事稍显宽仁。或可————将斩刑改为绞刑?如此,既明正典刑,以做效尤,亦算全了君臣一场的情分。”

这番话滴水不漏,既维护了法律的威严,又完美践行了君王的“仁德”,更给出了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殿中不少官员,尤其是非淮西系的,都在心中暗赞张做机敏。

参知政事赵琏目光微闪,张做搭好了台,他这位副相就该来唱最关键的一出。随即出列,引领“共识”:“张尚书所言两相兼顾,如此处置,既彰显我国法严明,亦昭示王上待旧仁厚宽容,不忘微时之功。谭有鱼若能真心悔过,亦当愧悔无地,感激王上法外施仁的浩荡天恩!”

杀人不过头点地。谭有鱼被石山教训后痛快画押,无非是想用自己一条命,换得家小得以保全。如今被赵琏这么一说,倒象是他得了天大的恩典,被明正典刑了还要叩谢隆恩。

这便是语言的机巧,也是政治的常态。

石山不清楚谭有鱼会不会真正感恩,却知道随着自己的权势愈重,生杀予夺皆可一言而决。但越是如此,越需清醒,不能被绝对的权力腐蚀了自己的判断,更不能放纵个人的好恶。

他要扫除的,是蒙元百年统治留下的种种积弊一官场贪腐、土地兼并、民族压迫、

司法溃烂————这绝非杀一个谭有鱼就能解决的。

这条革新之路,注定伴随鲜血与牺牲,也注定让他越来越象真正的“孤家寡人”,昔日的袍泽情谊,终将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冰冷的政治权衡。

人是会逐步改变的,石山也一样,他得守住底线,可以是一个冷静的政治家,却不能彻底沦为只计算利益得失的机器。对谭有鱼那份“失察失教”的自责,也不全是演戏,确有几分真情流露。

若自己对他约束更严,提点更多,或许这个能力有限却勇悍忠诚的老兄弟,不至于滑入如此深渊。这份复杂的情感里,有对旧日情分的惋惜,有对人性易变的慨叹,也有对自身责任的反省。

这并不是什么“过度自卷”,而是势力领袖带队伍做大事必备的清醒,不能因为属下天天吹捧“圣明”,就真以为自己不会。

石山驻足殿中仰首,再次回顾了谭有鱼过往的点滴,片刻后,他的眸中已归于平静,摆了摆手,仿佛亲手斩断了与某段过去的羁拌。

“罢了。”

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清朗与稳定,不再有丝毫尤豫。

“就依张尚书所议,改斩为绞,留其全尸。行刑之前,让给他置办一席象样的酒菜。

再赐他一壶宫中窖藏的“金陵春”吧。算是孤送这糊涂旧人,走完最后一程。”

“王上仁德!”

赵琏的反应极快,起头称颂后,群臣跟着高喊,山呼之声回荡殿宇。

“王上仁德——!”

其中有对法度终于落地的敬畏看,即便元从亲信,触犯国法亦难逃严惩;

有对君王念旧之情的感慨与安心—王上终究是重情义的,不会鸟尽弓藏;

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既立了威,又存了仁。

殿中之人,谁不是血肉之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不行差踏错?,甚至很多人早就不干净,谁也不愿追随一个只认所谓“铁律”,实则肆意杀人失去“人味”的主君。

汉王今日的表现,恰好在“法”与“情”之间,划下了一条让大多数人感到安全的界线。

石山缓步走回御座,他大致能猜到殿中臣子心中的想法,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处置。

很多宏大的理想,在落地时必然要妥协,要迁回,譬如封建社会基本不可能存在的“法治”。石山比任何人都渴望创建一套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但这可能一蹴而就吗?

汉国草创,所谓的“国法”,绝大部分只是在蒙元那套繁杂且充满民族歧视的“元律”基础上,删减一些过于荒诞的条款,调整一些明显的比例失衡而来。

有些地方,甚至因为要争取旧官吏阶层的合作,显得比元律更为“宽仁”。

眼下司法效率看似比元廷高,与其说是体系优越,不如说是一个新兴政权在上升期所特有的那股“朝气”在支撑,是权力相对集中、令行禁止的结果,而非法治建设本身的胜利。

归根结底,汉国的官僚体系,从人员构成到思维习惯,从办事流程到社会认知,几乎完全脱胎于蒙元。想让它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倭寇首级勘验舞弊案”能如此迅速地审结定案,并且在中枢波澜不惊地通过,谭有鱼胆大包天、自寻死路是主因。

但其背后,何尝没有各方势力的悄然博弈?

谭有鱼能力平平,未能跻身部院主官,但他“淮西元从”的标签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以最早追随石山的功勋集团,手握重兵,盘踞要津,在汉国朝堂拥有着压倒性的话语权。

此案中,跳出来穷追猛打、扮演铁面无私角色的大理寺卿杨维桢,是江南士林清流的代表;

而主审官刑部尚书张做,及其背后支持的参知政事赵琏等人,则属于“蒙元旧官”转化而来的文治官僚群体。

这两股势力,在硬实力和亲近度上,原本根本无法与根深蒂固的淮西集团抗衡。

然而,借此“开国第一案”,成功地在淮西集团坚固的阵营上,撬开了一道缝隙,削弱了其“刑不上元从”的潜在特权,为自己这一方争得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与政治资本。

不过,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石山的默许和引导下完成的,且不能做得太过,不能寒了提着脑袋跟他打天下的老兄弟之心。

平衡,是帝王术的内核。

因此,“改斩为绞”“赐酒送行”的“人情”,便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是在敲打之后给予的抚慰,是告诉淮西众人:法不可违,但旧情仍在,汉王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开国之初,开疆拓土、镇压四方尚且需要这些骄兵悍将拼命,此刻在内部整顿上,只能循序渐进,和风细雨,先保证整个官僚机器稳定运转,不生大乱。

更何况,石山行事向来习惯一石多鸟。他方才那番“失察失教”的痛心自责,除了处理谭有鱼案本身,其实还有更深层的指向。

果然,待他重新坐定,群臣归位,短暂的平静立刻被打破。

兵部尚书闻四九出班,疾行数步至御阶之前,“噗通”一声重重跪倒在地,以额触地,发出沉闷的响声,声音带着哽咽与徨恐:“王上!兵部侍郎谭有鱼铸此大错,罪无可恕!臣身为兵部长官,驭下无方,督察不力,致有此滔天之祸,实乃渎职失察,难辞其咎!臣————实无颜再立于这庙堂之上!”

石山心中暗叹,闻四九的“悟性”总是慢上半拍,此刻才做出反应。脸上却露出些许诧异与不悦,沉声道:“闻尚书,你这是何意?谭有鱼之罪,自有国法论处,与你何干?何以无故请辞?”

“臣亦有罪!”

不等闻四九回答,又一个声音响起。礼部尚书夏煜紧接着出班,同样跪倒在闻四九身侧,姿态却显得更为端正从容一些。

“礼部侍郎孙俞,身为本案从犯,臣身为礼部长官,负有统辖稽查之责,却未能明察秋毫,及时阻止,致使国体蒙羞,同僚陷于不法。臣失职失察,罪责难逃,亦请王上降罪责罚!”

这下,殿中气氛再度凝滞。

即便是最迟钝的官员,也终于咂摸出今日廷议非同寻常的滋味来了。

汉王哪里仅仅是在为谭有鱼求情?那番“自责”,分明是在给所有负有领导责任的臣下“立规矩”“打样子”—上官对下属,不仅有任用之权,更有教悔督察之责!

出了问题,岂能只究小吏,不问责主官?

一道道目光,再次聚焦到御座之上,等待着汉王如何处置这番连锁反应。

石山看着阶下跪着的两人,一个惶惧无地,一个隐带委屈,故作不悦地道:“都起来吧!国之重臣,动不动就磕头下跪,成何体统?”

待闻四九、夏煜起身,石山又道:“今日廷议,你们两个不发表意见便罢了,何以相约请辞?”

闻四九早年追随赵均用起兵,后被派来监视石山反被收服,性格偏软,能力有限,主持兵部以来,诸事多倚赖副手与胥吏,部门暮气渐生,在中枢的存在感日益稀薄。

此刻请辞,固然是被石山“自责”之言所点醒,也未尝不是长期力不从心后的解脱之念。

夏煜是地道的江宁才子,代表江南本土士绅的利益。

二人平日里几无交集,自然不可能相约请辞。

夏煜在礼部尚书任上,干得颇为憋屈。

年初汉国首次开科取士,本是礼部彰显权柄、笼络士林的大好时机,他欲要维持江浙士子录取名额,却被石山否决,还命施耐庵“同知贡举”,分明是让施耐庵来主导革新,他倒成了陪衬。

此举其实就是很明确的政治信号,只因彼时“八部”主官以上高官中,唯有夏煜一人是江南籍贯,肩负着为乡梓“代言”的重任,才强忍着没有请辞。

如今,闻四九这个淮西元从、一部主官率先请罪,瞬间将夏煜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若不跟上,岂非显得他江南士人不如淮西武人知罪?岂非显得他贪恋权位,毫无担当?

被逼至此,夏煜是不得不跪。

闻四九从一开始就被石山死死拿捏,面对汉王的质问,红着脸勾着头,不敢答话。

夏煜好歹代表江南士绅的利益,知道汉王不会做得太难堪,底气更足些,也不谈此前没能得到汉王足够的支持,给双方都留些体面,也为日后卷土重来留住机会。答道:“国家法度不可废弛,有罪当刑,有责当纠。王上既能为罪臣担下不教之责,臣岂敢因眷念权位,而推卸责任?”

石山确实有换掉闻、夏二人的念头。

他们在“倭寇首级案”中负有失职之责,只是原因之一。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平章政事刘兴葛老病缠身,石山虽许他五日一朝,调养身体,却撑不了太长时间,中枢最高权力的格局即将变动。

这不仅仅是空出一个位置那么简单,而是利益再调整与权力再分配。

他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将那些更理解自己意图、执行力更强、能更好平衡各方势力的人,放到关键位置上,确保自己的意志能够不受阻碍地贯彻下去。

闻四九和夏煜此前的表现,让石山失望,就该换。

但二人毕竟是中枢“八部”主官级别的重臣,对他们的调整,不能象处置小官胥吏那般随意。该有的体面,必须给足:该走的流程,必须周全:该平复的波澜,必须熨帖。

既要达成目的,又要维持朝局的稳定与各方势力的基本平衡。

“哎!”

石山长叹一声,似是被夏煜的说辞说服,片刻后才道:“今日廷议,就到此为止吧。参政、枢密使,还有周尚书,留下。其馀诸卿,散了。

“”

他没有当场对闻四九和夏煜的请辞做出决断。既未准奏,也未驳回。

这种悬而不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留下三位重臣一副相赵琏、军队最高统师朴散、以及掌管官员铨选的吏部尚书周昶,接下来要商议什么,已经不言而喻。

ps:这次廷议如果合成一个大章,阅读体验应该好很多。但这几天忙得脚不点地,晚上还天天熬夜到一两点,头昏脑涨,鼻子里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怪味—这是身体在报警,强撑不动了。

——

为了这本书能完结,只能分开慢慢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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