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费玛迷失在森林里

在笔记本上记完之后，他就在那里打盹儿，一直打到七点。睡衣裤皱巴巴的，头发乱蓬蓬的，身上在夜间发出的汗臭味让他讨厌，于是他强迫自己下了床。在镜子前做早操这次就免了。他开始刮胡子，不过没有刮破脸。他喝了两杯咖啡。一想到果酱面包或者酸奶他就感到胃灼热。他模模糊糊地记得，今天早上他必须处理一件耽搁不得的事情，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为什么那么急迫。于是，他决定到楼下的信箱看看，把昨天晚上在信箱里看到的信件取出来，也要把那份报纸拿出来，但这件事所花费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刻钟。然后，他将立即在书桌旁坐下来，毫不动摇地把昨天晚上没有完成的文章写完。

他打开收音机，发现新闻差不多播送完了。预计，今天白天有时晴天。沿海平原一带有零星小雨。但在北部山谷仍有严重霜冻的危险。驾驶员应被提醒注意的是，路面潮湿，要防止打滑的危险，他们被请求注意减速慢行，尽量避免急刹车或者急转弯。

他们都怎么啦?费玛咕哝着。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少管闲事呢?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司机?北部山谷的农夫?沿海平原游泳的人?在有人应当承担责任、应当说“我请求，我提醒”时，我们为什么要被请求、被提醒呢?全疯了：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但他们却在为霜冻的危险担忧。事实上，只有急刹车加上急转弯或许才能拯救我们脱离灾难。甚至连这样做都非常让人怀疑。

费玛关掉收音机，接着就给安妮特·塔德莫打电话：他还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向她道歉呢。至少，他应该对她的安康表现出一些兴趣。说不定她丈夫已经听够了意大利小歌剧，在深更半夜忐忑不安地回来了，拖着两三只行李箱，一边跪到地上，亲吻着她的双脚。她会不会把他俩发生的事情向他坦白了呢?那个做丈夫的有可能拿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出现在我眼前吗?不知是习惯使然，还是由于早晨他脑子糊涂，费玛误拨了茨维·克鲁泡特金家的号码。茨维格格直笑，他说，事实上，他这会儿正在刮胡子，刚刮了一半，但他刚才还在心里问自己，费玛今天早上这是怎么啦?他把我们都忘啦?费玛没有听出茨维的话中暗藏着讥讽。

“你是什么意思，茨维卡?我自然是没有忘记你。我绝对不会。我只不过想着要改变一下，我不应该一大早就给你打电话。你知道，我在一点一点地进步。我或许还是有点希望的。”

克鲁泡特金保证五分钟之后就给他打过去，一刮完胡子就打过去。

半小时之后，费玛把自尊吞到肚子里，又给茨维拨了过去：

“喂，是谁忘了谁呀?你能否给我两三分钟时间?”还没等对方回答，他又接着说，他昨天晚上写了一篇文章，但到了今天早上他就连自己还要不要坚持昨天晚上的观点都没有了把握，他想听听他的意见。问题是这样的：两天前的《国土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是有关君特·格拉斯[1]在柏林给学生演讲的报道。那是一次鼓舞人心的、很有分量的演讲。格拉斯首先谴责纳粹统治时期，接着就谴责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暴行和希特勒的种种罪行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我们经常听到的把以色列和南非放在一起所做的比较。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费玛，”茨维说，“这篇报道我读过。我们前天还在一起讨论过呢。快切入正题吧。把你的问题解释给我听听。”

“我马上就要讲到这个了。”费玛说，“但首先，你给我解释一件事情，茨维卡。为什么这个格拉斯坚持把纳粹分子称作‘他们’?可是这些年来，你也好，我也好，只要写到军事占领、价值沦丧、占领地上的反抗，甚至是黎巴嫩战争，我们总是无一例外地使用‘我们’这样的代词。格拉斯实际上还在纳粹国防军当过兵！和另外一个人一样，这个人就是海因里希·伯尔[2]。他每天早晨和其他人一样，都得行纳粹军礼，高喊‘哈依，希特勒！’然而现在，他却称他们为‘他们’。而我，作为一个从没有涉足黎巴嫩的人，一个从没有在占领地服过兵役、双手自然绝对比君特·格拉斯洁净的人，却常常说的是‘我们’、写的是‘我们’。‘我们的罪过’。甚至还有‘我们白流了的鲜血’。这个‘我们’是什么?是从独立战争[3]遗留下来的东西吗?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帕尔马赫。[4]这个‘我们’到底是谁呢?我和莱文杰拉比[5]吗?你和卡亨拉比[6]吗?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教授?也许你、我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仿效格拉斯和伯尔的时候到了。也许，从现在起，我们都应该无一例外地、自觉自愿地、铿锵有力地说：‘他们’。你是怎么想的?”

“听着，”茨维·克鲁泡特金疲惫地说，“情况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过去了；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正在进行之中。这就是给你的解答。”

“你疯了吗?”费玛勃然大怒地插进来，“你能听见你这会儿在说些什么吗?你说，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过去了；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正在进行之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一切’到底他妈的指什么?根据你的说法，那件在柏林已经结束了，但仍在耶路撒冷发生着的事，你讲清楚了，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疯了，教授?你正在做的是把我们和他们相提并论！更有甚者，你言下之意是说德国人在道德上比我们优越，因为他们已经结束了，而我们这些可怜的老傻瓜还在这里忙乎着。你以为你是谁?乔治·斯坦纳[7]?大马士革电台?这恰恰是那种腐朽的比较，连格拉斯这位纳粹国防军的毕业生都对其加以强烈谴责并称之为煽动主义的！”

自驎费玛的激情耗尽了。随之而来的是悲哀。常常有那些倔强的孩子，他们对大人的劝告置之不理，结果就用螺丝刀弄伤了自己的手，费玛这时就用大人对这样的孩子说话的口吻对茨维说：

“你自己就可以看看，茨维卡，掉入陷阱有多么容易呀。你看看我们不得不在上面行走的绳索有多细呀。”

“冷静些，费玛。”茨维·克鲁泡特金向他发出了哀求，尽管费玛已经冷静下来了，“这会儿才八点呢。你干吗要这么迫不及待地跟我说话?你哪天晚上干脆过来好了。到时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探讨探讨。我这里有一些法国产的拿破仑白兰地。是舒拉的姐姐带回来的。但是这一周不行。本学期快要结束了，我忙得是焦头烂额。他们准备培养我当系主任。下个星期你过来好吗?费玛，听上去你不太舒服，费玛，还有，尼娜刚才还在和舒拉说你又有些消沉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现在还没到八点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对语言的责任在办公之外的时间就停止了吗?只在工作日的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还除了午餐时间的时候里有效?我可是在谈正经的。你暂且忘掉舒拉、尼娜和你的白兰地吧。这会儿倒是喝白兰地的好时候。我之所以消沉，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鉴于目前的局势，你们剩下的这些人似乎都谈不上真正的消沉。今天早上的报纸你看过了吗?我希望你能把我说过的话看作议事日程的提案。标题就是‘抵御越发加剧的语言污染现象’。我建议，从现在起，至少鉴于占领地上的各种暴行，我们干脆停止使用‘我们’。”

“费玛，”茨维说，“你稍停片刻。整理一下你的思绪。哪是第一个‘我们’，哪是第二个‘我们’?你把你自己给绕住了，伙计。我们干吗不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放呢?我们下周再探讨吧。面对面地。我们无法在电话里就这样的论题达成共识的。而且，我得赶紧出门了。”

可费玛就是不屈不挠，也不把电话搁下来。

“你还记得阿米尔·吉尔博亚[8]诗作里那个著名的诗句吗?‘一个男人在一天早晨突然醒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便开始徒步出发。’这正是我要探讨的荒唐说法。首先，教授，实际上，请你扪心自问：你早晨醒来，突然就觉得你是一个国家，这种事在你自己身上发生过吗?最早最早也是午餐之后嘛。到底有谁能在早晨醒来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呢?居然还要徒步出发?也许吉乌拉·科亨[9]是这样。有谁早晨起床不觉得难受的呢?”

克鲁泡特金大笑起来。这下更鼓舞了费玛，他又一次越发不可收拾地说道：

“但是，你听着。要严肃。已经到了不可以自我感觉像是一个国家的时候了。停止行走的时候也到了。我们别再说这些废话了。一个声音在向我召唤，我就去了。不管我们被派到哪里——我们都要去。这是半法西斯的思想。你不是一个国家。我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谁能成为一个国家。在早晨不行，在晚上也不行。顺便说一下，事实上我们怎么样也成不了一个国家。至多，我们好像是一个部落。”

“你又来了，又在那里说‘我们’了。”茨维格格地笑起来，“你应该拿定主意了，费玛。现在就请你做出抉择：我们是‘我们’，或者我们不是‘我们’?到了一个上吊者的家里，你不应该先把他脚底下的木桶踢倒再为他解开绳索。别多心。抱歉，可我真得挂电话走了。顺便说一句，我听说尤里这个周末要回来。咱们星期六晚上安排点什么活动不好吗?再见。”

“毋庸置疑，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费玛还在那里坚持自己的说法，他不想听对方在说些什么，同时自以为是地怒火中烧，“我们是一个原始部落。社会渣滓，这就是我们。尽管如此，那些德国人，还有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没权对我们居高临下地说话。和他们比起来，我们都是圣人。更不用提他们当中的其他人了。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看到沙米尔昨天在纳塔尼亚[10]的样子了?看到他们在阿什杜德海滩对那位阿拉伯老人都干了些什么吗?”

当茨维抱歉地放下听筒时，费玛还冲着电话在那里无动于衷地、自以为是地咕噜了一句：

“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吃够苦头了。”

他在这里泛指以色列国、温和派、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可是放下话筒之后，他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我们千万不能变得歇斯底里。他差点儿又把电话给茨维打了过去，他要提醒他如今正潜伏在我们四周的绝望情绪和歇斯底里情绪。他对自己的老朋友，一位如此聪颖博学的人，到现在还难能可贵地发出理性声音的人居然粗暴无礼，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尽管他还是有点儿感到悲哀，这样一个平庸的学者现在居然要做系主任了，要坐在他那些杰出的前任所坐过的交椅上；相比之下，他茨维只不过是一个弱智。想到这里，他突然想起十八个月前，他因为要切除阑尾入住哈达萨医院，是茨维卡设法争取到自己那位当大夫的哥哥为他帮忙的。他自己来帮忙，还让舒拉来帮忙。事实上，那些天他们两口子几乎就没有离开他的病床。出院后，茨维又同格芬夫妇和特迪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来照看他。他当时发高烧，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折腾他们。可此时此刻，他不但在伤害茨维，而且在他刮胡子的中间打扰他，说不定还导致他去大学里讲课迟到呢。而且还恰恰就在他要做系主任的节骨眼上。就今天晚上，费玛决定，他要再给他打电话。他要向他道歉，可他仍然要把自己的立场给他重新解释一遍。不过，这次一定要克制，要冷静、犀利、合乎逻辑。还有，他不能忘了给舒拉送去一个吻。

费玛赶紧向厨房奔过去，因为他觉得，和茨维卡谈话之前他就把新买的电水壶插上了，在那里烧开水，到这会儿大概已经步上其前辈的后尘了。刚刚跑在半道上，电话铃响了，于是停在那里，不觉进退两难。稍稍犹豫了一会儿，他拿起话筒，对父亲说：

“稍等一会儿，巴鲁赫。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烧焦了。”

他冲进厨房一看，水壶安然无恙，正在大理石的操作台上闪烁着让人愉悦的光芒。看来又是虚惊一场。然而匆忙之中，他把架子上的那台黑颜色的晶体管收音机给撞了下来，收音机摔裂了。他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对着话筒说道：

“一切正常。我在听着呢。”

原来，老人给他打电话只是为了告诉他，他给他找到了一些工匠，工匠下周就可以来，给他的公寓墙重新抹泥灰、粉刷。“他们都是阿布迪斯村的阿拉伯人，所以根据你的口味，这是绝对的可食[11]，埃弗雷姆。”这番话让老人想起了一个迷人的哈西德派故事。根据犹太传说，天堂上的义人能够允许在吃利维坦[12]还是吃野牛上随便选择，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或许总有那么一个极端挑剔的犹太人，他坚持要吃鱼，因为他不能依靠上帝本人的饮食规定来生活。

接着，他给费玛解释这个笑话的外在意义和内在意义，到最后，费玛甚至觉得父亲身上那股特别的气味已经通过电话线传进了自己的鼻孔：那是一种东欧的鸡尾酒气味，将一股淡淡的香气和没有晾晒的被子的味道混在一起，是一种胡萝卜烧鱼的味道和黏绵的烈酒的清香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他心里充满了反感，他又为这种反感觉得羞愧，他又产生了由来已久的冲动，他要向父亲挑衅，挑战一切他认为神圣的东西，直到他大为光火。他说：

“听着，爸爸。仔细地听着。首先，说说阿拉伯人。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上千次了，他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圣人。你难道就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在可食和不可食的问题上，也不在地狱和天堂的问题上。这只不过是个全人类共同的问题——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巴鲁赫立即表示同意。

“毋庸置疑，”他用诵读《塔木德》[13]的那种不温不火的声音说道，“没人会否认这个阿拉伯人也是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除了阿拉伯人他们自己，费姆奇卡，让人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们的表现并不像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人的表现。”

费玛顿时忘记了自己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和父亲进行政治辩论的神圣誓言。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那里动情地对父亲解释说，我们绝不能像一个喝得烂醉的乌克兰马车夫，当他的马不再驯服地为他拉车时，就抽打自己的马，直到把畜生给打死了。占领地上的阿拉伯人难道是我们的役马吗?你是怎么想的，你以为他们会一直为我们劈柴、汲水，直到永远永远，阿门?你以为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子子孙孙地扮演我们家奴的角色?他们难道不也是人吗?如今，每一个赞比亚和冈比亚都独立了，所以，为什么占领地上的阿拉伯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也还要在那里默默地擦洗我们的茅房、打扫我们的街道、刷洗我们餐馆里的盘子、擦拭我们老人病房里老年人的屁眼，之后还要说‘谢谢您’?如果那些最为卑贱的乌克兰反犹主义分子为我们犹太人规划了这样的一个未来，你会作何感想?”

“家奴”这个词，要么也许是“那些最为卑贱的乌克兰反犹主义分子”让老人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事实上就发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小镇上。和平常一样，讲述完了之后他总要拖泥带水地附上一长串解释和道德寓意。

最后，费玛绝望地放弃了，他喊了起来，他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装修的工匠，巴鲁赫你他妈的不要老是干涉他的私人生活，不要给他补贴，不要给他的墙壁抹灰泥，不要给他介绍配偶。“你可能忘记了，爸，可我今年碰巧已经五十四岁了！”

费玛喊完之后，老人平和地说道：

“很好，亲爱的。很好。看来我过去的想法是错了。我犯罪了，我犯错误了，我离开道路了。既然这样，我还将尽力为你找一个手艺高超的犹太装修工。一个没有任何利用殖民地劳动力污点的人。假如这样的完人在我们国家还存在的话。”

“说到点子上去了。”费玛得意地欢呼起来，“在我们这样一个悲惨的国度，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也找不着一个犹太建筑师，或者是男性护士，或者是园丁。这就是你们占领地对复国梦所干的好事！阿拉伯人在为我们建设国土，而我们却坐在那里，大吃特吃利维坦和野牛。然后，我们就出去杀他们，还杀他们的孩子，只因为他们心存抱怨，不为弥赛亚到来之前上帝选民所享受的源源不断的特权觉得幸福和感激。”

“弥赛亚，”巴鲁赫忧伤地说，“说不定他已经在我们中间了。有些人就是这么说的。也许只是因为有一些像你这样的优秀人物他才没让我们大家知道。我这儿有个故事，说的是斯特里斯克的尤里先生，那个神圣的撒拉弗[14]，著名诗人尤里·茨维·格林伯格[15]的爷爷，有一次，他在森林里溜达，结果迷路了……”

“那就让他溜达好了！”费玛打断了父亲的话，“让他永远地迷失在那里吧！还有他的孙子。还有弥赛亚，你也不要再说关于他的什么屁话了。”

老人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就像一个准备滔滔不绝地训导的老教员似的，可他并没有训导费玛，而是忧伤地问道：“这么说，这就是你的人道主义?这就是来自和平阵营的声音?热爱人类的人希望自己的同胞迷失在森林里?伊斯兰教的捍卫者祈祷谦卑慈爱的犹太人消亡?”

一时间，费玛觉得很是窘迫。他为诅咒那个迷失在森林中的拉比发生不幸而后悔不已。但他很快就将力量集结起来，从侧翼给他来了个出其不意的反击：

“听我说，巴鲁赫。仔细地听着。是关于伊斯兰教的。我想把百科全书上关于印度这一条的内容逐字逐句地给你念一念。”

“你自己去印度吧！”老人格格地笑了起来，“可这跟印度有什么关系?钻到你和你那些朋友身体里的魔鬼，费姆奇卡，不是从印度来的。完全是从欧洲来的。你这样宝贵的年轻人，突然要决定变卖全部的犹太遗产，以换取欧洲虚假的和平主义这样一碗红豆汤，这真是奇耻大辱啊。你想成为拿撒勒人耶稣。你想就转过另一边脸由人打[16]这个题目给基督徒上一课。你爱我们的敌人，你恨尤里·茨维，甚至恨他那个如同撒拉弗的爷爷。可臭名昭著的欧洲人道主义已经让我们吃够了苦头。我们的背脊至今还有你那可爱的西方文明烙下的伤疤。我们一直是这一切的接受者，从基什尼奥夫[17]到奥斯威辛都是这样。我给你讲一个辛酸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赞礼员，他有一次居然给困住了——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困在了一个荒岛上，而且早不困晚不困偏偏困在敬畏节日期间。在世界和时间的中央，一位孤独的犹太人站在那里思考……”

“等一下，”费玛脱口而出，“你和你那些思考的赞礼员。说赫梅利尼茨基[18]和希特勒等于西方文明，就正如印度等于一个阿拉伯国家。真是荒唐可笑的想法！如果不是西方文明，我告诉你，亲爱的先生，我们就没有一个对着墙壁小便的人[19]能够留存下来。为打败希特勒，你认为是谁让上千万的生命牺牲了?不正是西方文明吗?包括俄国吗?包括美国吗?拯救我们的是谁，是你那个斯特里克斯的圣徒拉比吗?给了我们一个国家的是弥赛亚吗?把坦克和喷气式飞机送给我们作礼物，每年向我们投放三百万美元作为我们的零花钱，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像小流氓那样为非作歹了，这人是尤里·茨维吗?注意这一点，爸：有史以来，犹太人每次只要发疯，不用真实的、通用的航海图，而是用弥赛亚的航海图去航行世界，就要有上百万的人付出生命。很显然，我们至今还没有让我们闻名的犹太人头脑明白，弥赛亚事实上是我们的终结天使。一言以蔽之，巴鲁赫：弥赛亚是我们的死亡天使。所以，我们何去何从，尽可以见仁见智，这是个合法的争论话题。但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先决条件：不管我们决定去哪里，我们都要用真实的、通用的航海图，而不是弥赛亚的航海图。”

老人突然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好像为费玛的聪慧抑或是自己的愚蠢感到吃惊。他咳嗽了几声，呻吟了几声，可能是想插几句话，可费玛已经一发不可收了。“有人对我们洗脑，要我们相信人类平等的概念是不属于犹太教的东西，是一种污秽的非犹太人的商品，是一种受到污染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而某个弥赛亚拉比，信仰者集团[20]的鼻祖，那个把黑格尔、犹大·哈列维[21]和布拉格的罗尔[22]拉比的破烂拼缀到一起的人所酿制出来的一团糟的东西却突然被认为是直接来自西奈山[23]的犹太教的精髓。这到底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呢?这叫什么呢?纯粹的发疯！根据你的观点，‘不可杀人[24]’难道不属于犹太教，不可触摸?基督教的和平主义。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拉比那个原始纳粹分子的思想却突然成了真正的犹太遗产！我告诉你吧，爸，约瑟·哈伊姆·布伦纳[25]一根小拇指上的犹太性就比所有你那些穿着礼服大衣的老顽固和你那些戴圆帽的变态者身上的犹太性要多。一部分人冲着以色列国小便，说这是不合法的，因为弥赛亚还没有降临；另外一部分人也冲着以色列国小便，说这只不过是临时搭建的脚手架，现在我们可以将其拆除了，因为弥赛亚此刻就站在大门口。两个派别的人都冲着“不可杀人”这条诫律小便，因为他们都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禁止解剖尸体，或者是发现我们女先祖耶洗别[26]的坟墓。”

“费姆奇卡，”父亲叹了一口气，“行行好吧。我是一个老犹太人。这些神秘的东西我理解不了。我或许是个与时代不合拍的人——谁知道呢?我自己亲爱的儿子竟像一个背叛自己创造者的‘有生命的假人[27]’。不要生气，我亲爱的。我用了‘有生命的假人’这个说法，只是因为你觉得提及布拉格的罗尔拉比并没有什么不妥。事实上，我很喜欢你关于通用航海图的说法。阿门，诚心所愿。你击中靶心了。唯一的问题是，或许阁下能告诉我到哪个商店去买这样的航海图?你能开导开导我吗?你能不能帮你父亲一个真心的忙呢?不能?那就别放在心上了。我来给你讲讲那个布拉格的罗尔拉比有一天打教堂经过时说过的一句寓意深刻、十分美妙的话。顺便问一下，你知道‘真心的忙’的本意吗?”

“好了，好了。”费玛屈服了，“诚心所愿。咱们俩来个公平交易。你不要给我讲什么罗尔拉比的故事了，我在你那些粉刷工的事情上也就依你了。让他们星期天上午过来好了，就这样吧。”为了阻止父亲答话，他赶紧把他朋友早先说过的话给用上了：“等我们见面的时候再谈其他的事吧。我可真的要跑着去了。”

他打算嚼一片胃灼热药片，然后到购物中心将那个摔坏的收音机修一修，有必要的话就换一个。可突然间，他眼前出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是那么清晰，仿佛触手可及，那是一个虚弱又近视的东欧犹太人，披着一条祈祷披巾，他在一片黑暗的森林中溜达着，自言自语地念叨《圣经》的经文，尖利的石头划破了他的双脚，与此同时，雪花轻柔、悄无声息地飘落，一只夜鸟发出一声不祥的尖叫，狼群在黑暗中发出一阵干嗥。

恐惧感攫住了费玛。

就在他把电话听筒放下来的当儿，他突然想到自己还没有问一问父亲最近身体怎么样。他把要带父亲到医院做检查的打算给忘了个精光。他甚至忘了留意老人的胸口是不是还有口哨声。他觉得当时听到了一声细细的尖叫，但转念一想他就不再肯定了：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轻微的感冒而已。要么也可能是父亲一直在哼哼着一首调子比较高的哈西德派小调。要么那噪音就是因为电话线路出了什么故障。这个国家的一切系统就要瘫痪了，只不过没人理会罢了。这也是我们痴迷于占领地而导致的一件副产品。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将来的某位历史学家肯定会发现，赢得1967年战争的人其实是纳赛尔[28]。我们的胜利注定了我们要走向毁灭。复国主义试图密封在瓶子里的弥赛亚精灵在羊角号[29]于哭墙旁边吹响的那一天突然就会蹦出来。他笑的时间最长。而且，顺着这条推理线路执着地推理下去，直到其痛苦的终点，或许最终的结论是：笑到最后的人其实也不是纳赛尔，而是希特勒。说到底，他现在还在那里残酷地迫害犹太人。现在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这样那样地源自希特勒。好了，我刚才准备要干什么呢?去打个电话。是一件什么紧急的事。可打给谁呢?是什么事呢?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也迷失在森林中了。就跟那位老圣徒一样。

【注释】

[1] 君特·格拉斯（1927——），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有《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等。参加过希特勒青年运动，十六岁应征入伍，在战斗中负伤并被美军俘虏（1944——1946）。

[2]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在德军服役六年，所写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德国艰苦生活的讽刺小说取得广泛成功。作品有《火车正点》（1949）、《亚当，你到过哪里?》（1955）等。

[3] 独立战争，即第一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建国后与阿拉伯国家发生的第一次战争，从1948年5月15日开始，到1949年7月20日结束，以色列获胜。

[4] 《帕尔马赫之歌》中的歌词。

[5] 摩西·莱文杰拉比（1935——），生于耶路撒冷，希布伦极端右翼定居者的领袖。

[6] 梅厄·卡亨拉比（1932——1990），生于美国，在美国创建犹太防御联盟。1971年移居以色列，后在以色列创建了一个极端右翼的党派，并于1984年进入以色列议会。他所创建的党派由于反阿拉伯的种族煽动于1986年被宣布为非法。1990年在纽约遭一埃及杀手杀害。葬于以色列。

[7] 乔治·斯坦纳（1929——），英籍犹太裔文学批评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以色列人。

[8] 阿米尔·吉尔博亚（1917——1984），以色列诗人，主要作品有《朕兆》（1942）、《七块领地》（1949）、《清晨之歌》（1953）等。

[9] 吉乌拉·科亨（1925——），以色列女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以色列政界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10] 纳塔尼亚，以色列中西部城市，位于特拉维夫雅法与海法之间的地中海沿岸。

[11] 可食，符合犹太教饮食规定的洁净食品。“可食”现已作为一种比喻，表示“可靠”、“正统”、“纯洁”之意。

[12] 利维坦，犹太教神话中的一种兽。各种资料以利维坦为鲸、鳄鱼或蛇，众说不一。

[13] 《塔木德》，犹太教的口传律法总集，是犹太教仅次于《托拉》的主要经典，也被称为“口传《托拉》”。

[14] 撒拉弗，一种生有六个翅膀的天使，于上帝呼召以赛亚作先知的时候在上帝的宝座旁边侍立。见《旧约·以赛亚书》六章。

[15] 尤里·茨维·格林伯格（1896——1981），杰出的现代希伯来诗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强烈主张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家园，强调作为犹太民族语言的希伯来语的复兴，这一切都成为其诗作所表达的主题。主要作品有《严重威胁和月亮》（1925）、《男子气在增加》（1926）、《军团幻景》（1928）、《家犬》（1929）等。

[16] 语出《新约·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17] 基什尼奥夫，前苏联摩尔达维亚首都。1903年4月6日于基督教复活节时这里曾发生了一起残酷迫害犹太人的事件，欧美社会舆论深为震惊。1905年10月席卷俄国的反犹浪潮也波及基什尼奥夫，共造成该市多名犹太人被打死打伤。

[18] 即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约1595——1657），哥萨克人首领（1648——1657），曾大肆屠杀犹太人。

[19] 对着墙壁小便的人，即男丁。

[20] 信仰者集团，以色列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个兼具定居与政治双重性质的组织，出现于1968年。该组织强调“以色列国土的不可分割性”、“全部以色列国土都是犹太人民的专有财产”，反对撤出以色列在“六·五战争”中所占领的任何一部分阿拉伯土地，认为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有权尽量征收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地产，不受限制地在这些地区建立犹太移民定居点，使这些土地上的犹太人口和阿拉伯人口比例最终变得对犹太人有利，并将这些地区正式吞并。

[21] 犹大·哈列维（约1075——约1141），西班牙希伯来语诗人、中世纪犹太哲学家。其许多诗歌日后都成为犹太会堂礼拜仪式的内容，为人们永久传唱。

[22] 即犹大·罗尔（约1520——1609），《塔木德》学者、犹太哲学家。通称马哈拉。1553年作为捷克尼科尔斯堡拉比享有声誉。1579年起担任布拉格犹太大拉比，直至逝世。他认为，犹太人在圣地以外的生活属于一种不正常状态，犹太人要想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就必须结束这一非正常生活状态。

[23] 西奈山，上帝授摩西十诫之处。见《旧约·出埃及记》十九章。

[24] 不可杀人，十诫之一，见《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

[25] 约瑟·哈伊姆·布伦纳（1881——1921），以色列作家，现代希伯来小说的开拓者之一，生于乌克兰，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尖端四周》、《伤痛和死别》，中篇小说《在冬天》、《神话》和《从各地而来》等。

[26] 耶洗别，希伯来王国分国时期北国以色列国国王亚哈的妻子。据《旧约·列王纪》记载，耶洗别性情乖张，阴狠毒辣，主张暴政统治。她甚至为丈夫出谋划策，霸占平民财产。耶洗别和亚哈王的倒行逆施招致了天怒人怨。亚哈王死后，将军耶户发动政变，命令宦官将耶洗别从窗户扔了下去，她被活活摔死。其尸体未及埋葬就被野狗吃尽，只剩头骨、脚和手掌。在西方语言中，耶洗别这个名字泛指无耻恶毒的女人。

[27] 有生命的假人，犹太民间传说中被赋予生命的泥人。在现今希伯来语中，其含义包括“蠢人”、“不会动脑子的人”、“容易上当的人”、“不会为自己考虑的人”和“机器人”。

[28] 纳赛尔（1918——1970），埃及总统（1956——1970），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起义（1952），废除君主制，成立埃及共和国（1953），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1956），抗击英、法、以色列武装入侵，提倡不结盟，著有《革命哲学》等。

[29] 羊角号，犹太教宗教礼仪用品，由公山羊角制成，用于重要的公共活动和宗教活动。犹太教认为，号声有报警、敬畏和欢庆之意，象征犹太民族对上帝的顺从和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