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你就是大地

一种沉重的、困惑不解的气氛笼罩着整座房子。这种气氛也感染了穷苦的修道士们：他们站在洗得干干净净、盖得严严的、躺在灵床上的莫里哀的身旁，念了一会儿祷文，然后就完全不知道下面该干什么了。问题出在：莫里哀先生尚无葬身之地呢。

让·奥勃里头天夜里恳求圣·耶弗斯塔菲的神父——兰法和列什——到死者这里来一趟，结果是徒劳无益。两个神父坚决拒绝。另外一个名叫佩赞的神父，出于可怜陷于绝望的奥勃里，自愿来到喜剧演员的住宅，可是太晚了，莫里哀已经停止了呼吸，他也就匆忙离去了。至于要想按照教会仪式安葬莫里哀，更是根本谈不到了。有罪的喜剧演员到死为止，既没有忏悔并放弃他那被教会视为不名誉的职业，也没有提出书面的保证，如果上帝出于无限的仁慈，归还他健康的话，他莫里哀将一辈子不再演喜剧。

虽不曾明文规定，但任何一个巴黎的神父也不肯把莫里哀先生护送到墓地去，更有甚者，任何一块墓地也不肯接受埋葬莫里哀的遗体。正当阿尔曼达开始陷入绝望的时候，奥台尔天主教教区的牧师弗兰苏阿·卢阿佐——莫里哀住在当地时结交的好朋友——从奥台尔赶来了。牧师不仅教给阿尔曼达怎样写致巴黎大主教的呈文，而且显然是冒着会给他个人招致极为不利后果的风险，毅然陪同阿尔曼达一起去找巴黎大主教。

寡妇和牧师在静静的会客室里等了不长的时间，就被引进大主教的书房。阿尔曼达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正是巴黎大主教阿尔列·德·沙恩瓦隆。

“最尊敬的大主教，我来，”寡妇开口说，“是为了请求您允许，按照教会的仪式安葬我的先夫。”

德·沙恩瓦隆读了一遍呈文，然后，一双严厉而又专注的眼睛，并不看着阿尔曼达，而盯视着卢阿佐，对寡妇说道：

“太太，您的丈夫是个喜剧演员吗？”

“是的，”阿尔曼达激动地回答说，“可是他是作为一个善良的基督教徒死去的，这件事，过去在我们家里待过的圣·克拉拉·德·安奈西亚修道院的两位女修道士，完全可以证明。除此之外，去年复活节的时候，他还进行了忏悔，领受了圣餐。

“我很可怜他，”大主教回答说，“但是毫无办法。我不能签发安葬许可证。”

“那我把他的尸骨放到哪儿去呢？”阿尔曼达问道，哭了起来。

“我很怜惜他，”大主教又重复了一句，“但是请您理解，太太，我不能亵渎法律。”

于是，卢阿佐在大主教咄咄逼视下，领着号啕大哭的阿尔曼达走了出去。

“这就是说，”阿尔曼达一头扎到牧师的肩膀上，哭着说，“我只好把他运到城外去，在大路旁边挖个坑……”

然而，忠诚的牧师并没有撇开阿尔曼达不顾，他们二人又来到了圣日耳曼的王室里。在这里阿尔曼达的遭遇还算顺利。国王接见了她。阿尔曼达被引进大厅，国王正站在桌子旁边等候她。阿尔曼达还没张口说出一句话，就立刻跪了下去，哭泣起来。国王扶她起来，询问道：

“请您不要难受，夫人，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尊敬的国王陛下，”阿尔曼达说，“他们不让我埋葬我的丈夫莫里哀！您替我说说情吧，陛下。”

国王回答说：

“您先夫的一切事宜都会得到妥善安排的。我请求您回家去，照料好他的遗体。”

阿尔曼达失声痛哭，说着感谢的话，离开了王宫。几分钟之后，国王的急使就骑马急驰去找德·沙恩瓦隆，大主教一来到王宫，国王就问他：

“关于莫里哀的逝世，究竟出了什么事？”

“国王陛下，”沙恩瓦隆回禀道，“法律禁止把他安葬在圣地上。”

“那么圣地到底往纵深延伸多远呢？”国王问。

“延伸四呎(1)，陛下。”大主教回禀道。

“大主教，请恩准把莫里哀葬在五呎远的地方，”国王路易说，“但是葬礼一定要办得妥当，既不要隆重，又避免闹事。”

大主教在办公室里起草公文：

“鉴于根据我们的指令查明的情况，我们特准圣·耶弗斯塔菲教堂的神父按照教会的仪式安葬莫里哀的遗体，但必须遵守下列条件：安葬时不得使用任何仪仗，主持安葬的神父不得超过二人；而且不得在白天出殡；同时，无论是在上面指定的圣·耶弗斯塔菲教堂，抑或在其他什么教堂，一概不得举行任何隆重的祝愿莫里哀灵魂安息的祈祷仪式。”

当已故的受人尊敬的让·巴带斯特·波克兰的儿子，继承了室内装设商称号的喜剧演员莫里哀逝世的消息，在巴黎的装设商行会中刚一传开，行会的代表就来到黎塞留大街，并将一面绣着行会标志的旗帜，覆盖在喜剧演员的遗体上面，目的是使莫里哀重新恢复他擅自改变的身份：他曾是一个室内装设商，现在仍然回到装设商的队伍里来。

当时，有一个善于钻营的人，他了解孔德亲王一向对莫里哀抱有好感，就跪到孔德亲王处，进言道：

“尊敬的亲王阁下，请允许将我为莫里哀写的墓志铭递交给您过目。”

孔德拿起墓志铭，朝作者看了一眼，回答说：

“谢谢，不过我宁愿，他来写您的墓志铭。”

2月21日晚上九点钟，莫里哀出殡的时间到了，有一百五十多人聚集在已故喜剧演员住宅的附近，这群人究竟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群人情绪非常激昂，他们高声叫喊着，有时还夹杂着口哨声。莫里哀先生的遗孀阿尔曼达看到这么多不相识的陌生人，非常焦急惶恐。她接受一些朋友的劝告，打开窗子，面对集合在外面的人们，说了这样一席话：

“诸位！你们究竟为什么要惊扰我的先夫？我可以使你们相信，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且是像一个基督徒那样死去的。也许，你们是出自爱戴，将护送他到墓地去吧？”

这时，有一个人伸手把一个皮钱包塞到她手里，于是阿尔曼达把钱一把把地散发了出去。由于撒钱出现了一阵骚乱之后，很快又秩序井然了，接着在房子附近出现了很多火把。九点钟从家里抬出了木头棺材。由两名默不作声的神父在前面开道，和棺材并排走着的是一群穿着法衣的男孩子，手里还举着很大的黄蜡烛。棺材后面行进着像一列树林似的长长的火炬队伍，在送殡的人流里，人们看到这样一些著名的人物：艺术家皮埃尔·米尼亚尔、寓言家拉封丹和诗人波阿洛与夏佩尔。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火炬，在他们之后走着高擎火炬的帕莱·罗亚尔剧团的喜剧演员们，在队伍的末尾是不断增加的近二百人的人群。当他们穿过街道时，一座房子的窗户打开了，一位妇人探出头来，大声问道：

“这是给谁出殡？”

“一个叫莫里哀的人。”另外一位妇女回答着。

就是这个莫里哀，被运到了圣约瑟墓地，安葬在专埋那些自杀者和未受洗礼的孩子的地界内。而圣·耶弗斯塔菲教堂里的一个神职人员则简要地登记上：1673年2月21日，星期二，室内装设商和国王的侍从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葬于圣约瑟墓地。

(1)呎：合30.5厘米。

尾声 别了，青铜铸成的喜剧演员

莫里哀的妻子在他的坟墓上铺了一块石板，并让人运到墓地一百捆柴火，以便使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能得到温暖。在头一个严冬季节来临的时候，人们在这块石板上点燃了熊熊的篝火。石板由于炽热的烘烤，爆开了裂纹，最后完全崩裂了。年深日久，它的碎片散落各处，所以过了一百一十九年之后，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有些委员们来到这里，想要挖掘让·巴蒂斯特·莫里哀的遗骸，将其转移到陵墓去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精确地指出莫里哀安葬的地点。尽管也挖掘出一堆什么人的残骸，并安放到陵墓里去，可是任何人也不能很有把握地说，这就是莫里哀的尸骨。看来，人们的敬意，很可能被一个无名之辈领受去了。

总之，我的主人公钻进了巴黎的大地，消失不见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东西，甚至他仅有的手稿和书信都像变魔术似的失踪了。据传，手稿是在一次火灾中焚毁了，而书信似乎是在精心搜集之后，被一个宗教狂给毁掉了。总之一句话，除去两小捆单据之外——这是当时一个漂泊的喜剧演员签字证明收到付给该剧团款项的凭证，可以说，一切东西都不知下落了。

然而，即使毁掉了他的手稿和书信，莫里哀终于有一天还是离开了那片掩埋自杀者和没受洗礼的孩子的土地，并且迁移到高耸在喷泉池之上的地方去。那不就是他吗！他就是那位鞋上铸着青铜花结的国王的喜剧演员！而我，一个命里注定永远不会见到他的人，谨向他——莫里哀致以个人的告别的敬礼。

原注

（1）第15页（原书21页）

基督受难协会是产生于十五世纪初，直存在到十七世纪初的一个半业余性质的戏剧团体，专事演出宗教神秘剧和劝世剧。

（2）第16页（原书22页）

在俄国的戏剧史论著作中沼泽剧院通常译为玛莱剧院（Marais——沼泽）。

（3）第28页（原书33页）

根据最新确定的日期，莫里哀进克莱蒙中学是在1632年。

（4）第34页（原书38页）

本书作者当时尚未见到米朔的学术著作《莫里哀的少年时代》一书（1923年），该书中证明，伽桑狄在吕勒耶家中讲学是在1650年，因此莫里哀不可能是他的学生。当时莫里哀已经到各省去巡回演出。然而莫里哀读过伽桑狄的著述是不容置疑的。

（5）第40页（原书44页）

在列·布兰热·德·沙柳斯的讽刺喜剧《哀里莫—疑病患者》中提到，莫里哀曾在集市上江湖艺人巴利的戏班里干过。对这种说法不可完全置信。

（6）第56页（原书59页）

关于莫里哀创作过悲剧《费瓦伊德》一事，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7）第61页（原书60页）

根据最新确定的日期，该剧于1655年在里昂上演。

（8）第64页（原书67页）

把投石党只解释为贵族中的反对派是不够的。十七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运动，在1648至1653年达到高峰（即投石党运动），这是封建贵族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同以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的强大的人民群众运动错综交织在一起。对投石党运动这种深刻的理解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的成果，其中之一即是：波尔施涅夫的学术著作（参见《投石党运动前法国的人民起义》（1623—1648），科学院出版社，1948年版）。莫里哀传作者1940年已逝世，因此他没有掌握这些新的科学资料，自然也就不可能解释人民起义这种革命气氛对莫里哀世界观形成到底有多大影响。（参见本书作者为《莫里哀全集》写的序，国立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9）第114页（原书112页）

作者把《斯卡纳赖尔》一剧的这方面的作用估计过高了。同“温和的资产者”闹翻一事，始于《丈夫学堂》，迨至《乔治·唐丹》《吝啬鬼》《贵人迷》等剧问世，他们之间的矛盾乃渐趋尖锐化。

（10）第141页（原书138页）

尽管本书作者正确地指出阿尔曼达·贝扎尔是玛德莱娜·贝扎尔的妹妹，但他在这方面仍然流露出一些无根据的怀疑。事实真相是：当莫里哀还在世的时候，敌视莫里哀的集团就大肆散布谣言，硬说阿尔曼达是莫里哀和玛德莱娜的女儿。于是，莫里哀的敌人便给他加了一个乱伦成婚的罪名。研究莫里哀的最新科学成果推翻了这种诋毁谰言。法国伟大的莫里哀研究家黎加尔和米肖所持的观点是：阿尔曼达确是约瑟夫·贝扎尔和玛丽·艾尔维的小女儿。（请参看莫古尔斯基：《莫里哀》，出版社1936年，第141—145页）

（11）第143页（原书140页）

作者布尔加科夫在指出阿诺夫痛苦的原因时，未能切中这个人物形象的讽刺性质的要害。我认为，莫里哀在严厉揭露阿诺夫专横跋扈的同时，绝不会借这个人物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12）第149页（原书146页）

这里作者关于莫里哀同他的文学界敌人论战的说法和《妇人学堂的批评》这个喜剧是他的“致命的错误”的说法，是很难令人同意的。这个剧本里包含着莫里哀对戏剧美学纲领的直接而大胆的看法，以至于《凡尔赛即兴》这一出喜剧（布尔加科夫责怪莫里哀不该写这样的作品，参看原书147页）表达了莫里哀对舞台艺术的创作观点。如果能把这两个剧本的创作当作莫里哀对自己的创作原则的理论认识之标志以及作为一个舆论战士的战斗气概之表现，来加以评论，那就对头了。由以上可以得出结论：把莫里哀对布高尼府剧团的批评，解释为发泄个人私愤，是不确切的。本书作者在论述莫里哀的全新创作原则，以及他对舞台上那一套装腔作势的陈规陋习深表憎恶时，指出了这一斗争的真正原因。

（13）第165页（原书161页）

把唐·璜的仆人斯卡纳赖尔，视作一个怯懦、鄙陋的人物，正是作者对莫里哀喜剧中的人民性认识不足的典型例子之一。在斯卡纳赖尔被认为具有小市民的局限性的特点时，他在喜剧中却正发表揭露性的演说，并且尖锐地谴责他主人的下流无耻、淫逸放荡的行为。在这一方面，莫里哀的仆人正是费加罗的先驱。

（14）第183页（原书177页）

拉穆安尼昂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本人就是秘密的“圣餐会”的领导成员之一。

——格·鲍亚吉耶夫

说明：

1．以上注释为原书所有，系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格·鲍亚吉耶夫所注。

2．以上注释在正文中标以*号，以示醒目，附录于全书最后部分。

3．其他均为译者加注，直接缀于该页边脚，以①、②……标出。

——译者

译者后记

本书是苏联作家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所写关于莫里哀的一部文学传记。

莫里哀，是十七世纪法国杰出的喜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导演和优秀的演员。他一生共创作喜剧约三十七部，还培养了一代群星灿烂的表演艺术家。他的创作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古典主义的陈旧框框，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对整个欧洲戏剧艺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莫里哀的戏剧作品，在我国早就翻译出版，并在舞台上演出，如：《悭吝人》（一译《吝啬鬼》）、《达尔杜弗》（一译《伪君子》）等。

作者以生动而富幽默的笔触，描绘了这位喜剧大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展示了他从事戏剧活动和创作的艰辛历程。全书共三十三章，翻阅这部传记，一个活生生的性格鲜明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尽管作者利用的个别材料可能有失实之处，某些细节的描写上有艺术的虚构（原注中已作说明），但本书仍不失为一部佳作，值得译介给我国读者。

本书楔子，第一至十章由孔延庚译，第十一至二十章由臧传真译，第二十一至三十三章由谭思同译。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中会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198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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