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海豚宾馆冒险记 2． 羊博士出场

翌晨八时醒来，我们穿衣坐电梯下楼，进附近一家饮食店吃优惠价早点。海豚宾馆没有餐厅和酒吧。

“按昨天说的，我们分头行动。”说着，我把复印的羊照片递给她。“我以照片上的山背景为线索找场所，你以养羊的牧场为中心找羊。方法明白吧？无论多么小的暗示都不要放过。毕竟比在北海道到处乱窜好些。”

“放心，交给我好了。”

“那，傍晚宾馆房间见。”

“别太担心，”她戴上眼镜，“保准手到擒来。”

“但愿。”我说。

但事情当然不那么简单。我去了道政府观光科，转了各种观光点和旅行社，访问了登山协会，大凡同旅游观光和山有关的地方也都去转了，但没有一个人对照片上的山有印象。

“山形太普通了，”他们说，“况且照片上的只是局部。”

我转了一整天只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仅看局部是很难推断山的名字的，除非是很有特征的山。

路上我进书店买了北海道全道地图和一本叫《北海道的山》的书。北海道山多得令人无法置信，并且山色山形个个难分彼此。我把鼠的照片上的山逐个对照书中照片上的山，不出十分钟就头痛起来。问题首先是书中照片拍摄的山仅仅是北海道所有的山的一小部分，而且纵使同一座山，只消改变一下角度印象也截然不同。“山是活的。”作者在书序言中写道，“角度、季节、时间抑或心情的些微变化都会使山大改其观。所以我们须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我们通常仅能把握山的一部分、山的一个断片。”

“得得！”我不由出声叹道。叹罢重新开始这已认为是徒劳的作业。听报时钟打响五点，我坐在公园长椅上和鸽子一起嚼玉米花。

女友收集情报的作业在质量上比我稍强，但在徒劳这点上并无不同。两人在海豚宾馆后面的一家小饭馆边吃简单的晚饭边交换今天一天各自的遭遇。

“道政府畜产科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她说，“就是说羊已是被弃置不管的动物。养羊划不来，至少是大量放养。”

“那么，也可以说养得少故而容易找。”

“也并不是那样的。如果绵羊饲养业兴旺，就会有独立的协会活动，政府部门就可以掌握相对完整的脉络；而在目前情况下，根本摸不清零星绵羊饲养业的现状。因为大家像养猫养狗似的随便养那么几只。大致晓得的绵羊饲养者的住址有三十处左右，这已是四年前的资料了，四年时间应该有不小变化。因为日本的农业政策每三年就猫儿眼似的变一次。”

“得得！”我边喝啤酒边叫苦，“看来出师不利啊！北海道有一百多座样子相仿的山，绵羊饲养业的实况又完全摸不着头绪。”

“不是才过去一天么，一切刚刚开始。”

“你耳朵没捕捉到灵感？”

“灵感暂时来不了啦，”说着，她夹起煮鱼，喝口酱汤，“这个我已多少知道的。灵感的到来只限于我为了什么而迷惘的时候或感到精神饥渴的时候。现在不同的。”

“就是说，不到快淹死时救生绳不来？”

“是的。我现在和你这么活着感到十分充实，充实的时候灵感是不会来的，所以我们只能以自己的力量找到羊。”

“真弄不明白，”我说，“现实中我们已被追赶得气喘吁吁，要是羊找不到，我们将被逼入十分狼狈的境地。至于如何狼狈我也并不知道。但既然那伙人说要把我们逼入狼狈境地，那指的就是真正的狼狈境地。毕竟他们是老手。即便先生死了，也还有组织剩下。那个组织在日本全国如下水道一般无处不在，企图把我们逼入困境。我也觉得事情来得荒唐，但现实已经那样。”

“那么说，岂不像电视《宇宙入侵者》了？”

“在荒唐这点上。总之我们已经被卷了进去，我说的我们指的是你和我。一开始是我自己，中途你加入进来。这还不能说是快要淹死了？”

“哎哟，我喜欢这样的。比同陌生人上床、露出耳朵照镁光灯、校对人名辞典好多了。生活就应该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说，“你没有快要淹死，救生绳也不会来。”

“是那么回事。我们要以自己的努力找羊。我也好你也好，肯定并非那么窝囊废。”

或许。

我们回宾馆性交。我非常欣赏性交这个词，它使人联想起某种形式被限定的可能性。

＊

但我们在札幌的第三天和第四天也一无所获。我们八点钟起床吃优惠价早点，分头度过一天，傍晚边吃晚饭边交换情报，回宾馆性交睡觉。我扔掉旧网球鞋买了双新轻便鞋，到处给几百个人看照片。她以政府部门和图书馆的资料为基础开列了一个长长的绵羊饲养者一览表，一个接一个打去电话。然而收获是零。没有一个人对山有印象，没有一个绵羊饲养者晓得背部带星纹的羊。倒是有一位老者说记得在南萨哈林岛见过这样的山，但很难设想鼠到过萨哈林岛。萨哈林岛和东京不通快信。

第五天第六天过去，十月一屁股坐在札幌街头。阳光固然温煦，但风已夹带凉意。黄昏时分我便穿上带有薄棉絮的运动服。札幌街道宽阔，且直得令人厌倦。这以前我不知道在仅由直线构成的街道上行走竟如此消耗人的体力。

我确实在消耗自己。第四天东南西北的感觉消失了，开始觉得东的对面是南，于是在文具店买了指南针。手拿指南针转悠起来，街道迅速化为非现实性存在。建筑物看上去俨然如摄影棚里的布景，路上行人如同用纸壳剪下来似的扁平扁平。太阳从呆板板的大地的一边升起，如炮弹一般在天空画着弧形落往另一边。

我一天喝七杯咖啡，每隔一小时小便一次，食欲渐次减弱。

“在报纸登则启事如何？”女友提议，“我是说希望你朋友跟我们联系。”

“主意不赖。”我说。有无效果自当别论，起码比什么也不做好得多。

我转了四家报社，在第二天的早报上登了三行启事。

鼠：乞速联系。

十万火急！！

海豚宾馆四〇六室

往下两天，我在宾馆房间等电话。电话打进三个。一个是一位市民的，问鼠是什么意思。

“我朋友的绰号。”我回答。

他满意地放下电话。

一个是开玩笑电话。

“啾啾，”打电话的人说，“啾啾。”

我放下电话。城市真是个怪地方。

另一个是话音极为细小的女士打来的。

“大家都管我叫鼠。”她说。从话音听来，远处的电话线似乎在随风飘摇。

“特意劳您打来电话，不好意思。我找的是男的。”我说。

“估计是男的。”她说，“不过反正我也给人叫鼠，所以想最好还是打个电话……”

“实在谢谢。”

“啊，不用谢。那位可找到了？”

“还没有。”我说，“遗憾。”

“我要是就好了……可终归不是。”

“是啊，遗憾。”

她沉默不语。这时间里，我用小指尖搔耳根。

“真的想和您说说话。”她说。

“和我？”

“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今早看到报纸上的启事就一直心神不定，不知好不好给你打个电话。我想肯定会打扰您的……”

“那么说，人家管你叫鼠是说谎喽？”

“是的。”她说，“谁也没管我叫什么鼠。说到底连个朋友也没有。所以很想找人说说话。”

我叹口气：“也罢，反正谢谢了。”

“对不起。您是北海道的？”

“东京。”我说。

“从东京来这里找朋友？”

“不错。”

“他多大年纪。”

“刚三十二。”

“您呢？”

“差两个月三十。”

“独身？”

“是的。”

“我二十二。年龄一大，好多事情都会变得开心是吧？”

“会不会呢，”我说，“不清楚。有的变得开心，也有的相反。”

“要是能吃着饭慢慢聊就好了……”

“对不起，我必须一直在这里等电话。”

“是啊，”她说，“啰啰嗦嗦，请原谅。”

“总之谢谢你打来电话。”

电话挂断。

细想之下，又像是手法巧妙的妓女拉客电话，但也可能是的的确确孤独的女孩打来的。对我来说，怎么都一回事，总归毫无线索。

翌日电话只有一个。一个脑袋不正常的男子打来的：“鼠的事交给我好了！”他用十五分钟向我讲了被关押在西伯利亚期间对付老鼠的事。故事妙趣横生，但不成其为线索。

我坐在窗边用弹簧支起的软椅上，一边等待电话铃响，一边观望对面三楼一家公司的劳动场景，观望了一天。但整整一天也全然没弄明白那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十一二个人，就像进行篮球比赛似的始终出出入入。某人把文件递给某人，某人在上面盖印，某人把它装入信封跑去外面。午休时一个乳房肥硕的女事务员给每人斟茶。午后有几个人从外边要来咖啡。我也想喝咖啡，遂请服务台代为留言，到附近一家饮食店喝咖啡，顺便买两罐啤酒回来。回来一看，公司人员减为四个。乳房肥硕的事务员同年轻男职员有说有笑。我边喝啤酒边以她为中心打量公司活动情况。

我越看越觉得她的乳房大得反常。乳罩一定是用金门大桥的钢缆做成的。几个年轻职员看样子想同她睡觉。他们的性欲隔着两层玻璃和一条马路传导过来。感觉别人的性欲也真是奇妙。如此时间里竟涌来一股错觉，以为是自己本身的性欲。

五点，女事务员换上红连衣裙回去后，我拉合窗帘，看电视里重放的《后卫女郎》。在海豚宾馆的第八天就这样迎来了夜幕。

＊

“得得！”这“得得”已逐渐成为我的口头禅。“一个月过完三分之一，可我们什么边际也没摸着。”

“是啊。”她说，“沙丁鱼怎么样了呢？”

晚饭后，我们在海豚宾馆大厅那个质量差劲的橙色沙发上休息。除了我俩，便只有服务台那个三指负责人了。他或用梯子换电灯泡，或擦窗玻璃，或折叠报纸。我俩以外也还该有几个住客，但似乎都像背阴处的木乃伊，悄无声息地闷在房间里不出来。

“工作方面怎么样了？”服务台负责人边给盆栽植物浇水边战战兢兢地问我。

“不怎么样啊。”我说。

“好像在报上登启事了。”

“登了。”我说，“为土地遗产继承的事找人。”

“遗产继承？”

“嗯。继承人下落不明。”

“是这样。”他表示理解，“您这职业像很有意思。”

“那也不是。”

“挺有《白鲸》情调的。”

“白鲸？”我问。

“是白鲸。寻觅什么是很有趣的作业。”

“例如猛犸？”我的女友问。

“是的，都一样。”服务台负责人说，“我所以给这里取名为DOLPHIN HOTEL，其实就是因为麦尔维尔的《白鲸》里有海豚出现的场面。”

“呃。”我说，“既然那样，索性叫鲸鱼宾馆岂不更好！”

“鲸鱼形象不大美好。”他露出遗憾的神情。

“海豚宾馆，蛮漂亮的名字。”女友说。

“非常感谢。”服务台负责人微微笑道，“对了，承蒙如此长期留住，也是一种缘分，我想送瓶葡萄酒表示一点谢意……”

“真高兴。”她说。

“谢谢，谢谢。”我说。

他钻入里面房间，一会儿拿出一瓶冰镇白葡萄酒和三个玻璃杯返回。

“算是干杯吧，虽是工作时间，我也来一点。”

“请请。”我们说。

我们喝起葡萄酒。酒虽不很高级，但味道干爽，很叫人畅快。杯子也十分考究，带有透明葡萄纹。

“喜欢《白鲸》是吧？”我问。

“嗯。所以从小就想当水手来着。”

“现在经营宾馆？”她问。

“这不，指头残缺了。”他说，“卸货轮时卷进了起重机绞盘。”

“可怜。”她说。

“当时眼前一片漆黑。可人生这东西是捉摸不定的。如今也算有这么一家宾馆了。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宾馆，但总可以维持生计。已经十年光景了。”

这么说，他不是一般的服务台负责人，而是老板。

“宾馆好得无与伦比。”女友鼓励道。

“非常感谢。”说着，老板给我们倒第二杯葡萄酒。

“就十年来说，怎么说呢，建筑物够有风格的，是吧？”我断然问道。

“嗯，战后不久建造的。有点特殊关系，就低价买了下来。”

“那以前做什么用来着？”

“名称叫北海道绵羊会馆，处理所有有关绵羊的事务和资料……”

“绵羊？”我问。

“羊。”他说。

＊

“建筑物是北海道绵羊协会的，直到昭和四十二年。也是因为道内绵羊饲养业不景气，后来闭馆了。”说着，他喝口葡萄酒。“说起那时当馆长的，正是家父。家父说他不忍心自己心爱的绵羊会馆就这么关门大吉，就以保存绵羊资料为条件，以较低价格把这座建筑连地皮一起从协会手里买了下来。所以，至今二楼也全都是绵羊资料室。当然啰，虽说是资料，早已陈旧得毫无用处，无非是老人的一种爱好罢了。其余部分我用来做宾馆房间。”

“巧了！”我说。

“巧了？”

“其实我们找的人同羊有关。线索嘛，倒只有他寄来的一张羊照片。”

“哦，”他说，“可以的话，想看一下。”

我取出夹在手册里的羊照片递过去。他从服务台拿来眼镜，细细端视照片。

“有印象。”他说。

“有印象？”

“的确有的。”如此说着，他拿开一直竖在电灯下的梯子，靠在对面墙上，爬上去在靠近天花板那里摘下一副镜框，下来用抹布擦去框上的灰尘，递给我们。

“场景不是和这个一样么？”

镜框本身已十分陈旧，但里面的照片更旧，已变成褐色。照片上同样有羊，共约六十只。有栅栏，有白桦林，有山。白桦林的形状虽然同鼠的照片全然不同，但背后的山确实一样。构图也毫无二致。

“得得，”我对她说，“我们天天在这照片下通过。”

“所以我不是说应该住这海豚宾馆的嘛！”她不以为然地说。

“那么，”我喘口气问老板，“照片上的风景在什么地方呢？”

“不知道。”他说，“照片从绵羊会馆时期就一直挂在同一位置。”

“唔——”

“但有知道的办法。”

“什么办法？”

“请问问家父。家父房间在二楼，在那里起居。差不多一直躲在二楼看羊资料。我快有半个月没见他面了。饭菜放在门口，三十分钟后空了——看来的确是还活着。”

“问你父亲就能弄清照片上的风景在哪里？”

“想必可以弄清。刚才也说了，家父当过绵羊会馆的馆长，羊的事无所不知，以致世人都叫他羊博士。”

“羊博士。”我说。

[13] 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