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围巾和笔袋又被翻了出来。棕色的手套，厚重的螺旋装订笔记本，这一次都被他暴躁地猛抽出来，地铁图、一把折好的雨伞都被倒在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的引擎盖上。

他不敢相信地摇摇头，在人行道上跺脚，生气地把大衣扯下来，翻了一遍又一遍，就像他对那个被清空了的背包做的那样。他脸上有种痛苦的嫌恶表情。我留心着硬币的每一个叮当声，俯身捡起滚到人行道上的两个25美分和几个便士的硬币。行人从肩膀上方扫我们一眼，又无所谓地继续前行。笔记本的纸页在风中翻动。我看着他绝望地掏着自己的裤子口袋，不住地用牙齿划下嘴唇。

“等一下。”我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小心翼翼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试图让他想想最后一次拿着钥匙时的位置，“可能是颜料商店，可能是你在付款的时候……”

“没有，”他自言自语道，沉重地合上眼皮，重重地叹了口气，“我不这么认为。”他再次睁开双眼，看上去很受挫的样子，“一定是在咖啡馆，我把支票拿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在他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候，曾经听到钥匙发出的响声。

我们走回百老汇，但这一次是向南走，从二十八街走向第九街。我们快速地走着，目标明确，留心查看着人行道上每一个闪着金属光泽的物件。走到联合广场，右转，然后左转，接着走到第六大街。哈米精力充沛地迈着大步，为我在人群中开辟道路，我跟在他身后。我们在无数双移动着的脚边搜寻，以防钥匙是掉在这路上的。我们走过了之前的那个橱窗，和一起看过的那条灯火辉煌的小路。同样的商店大门、巨大的百货商店，同样排成一列列的树、背阴的树梢和办公大楼，现在都在我们的左侧，黑黝黝的，还上了锁。

同样的场景让我再次想起我们之前的聊天，一小时前，我们去往百老汇时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那段对话现在是在倒叙播放，从结束到开始。像是从后往前播一卷录像带，潜意识的信息从嘈杂的声音里浮现。或者往后倒一卷录音带，回放的片段扭曲着，吱吱作响。我的负罪感变得既强烈又尖锐，心脏加快了跳动的频率，配合着我们急匆匆的脚步声。在回顾中，我注意到了所有在之前被忽略掉的细节。在我带着渴望聊起特拉维夫的海的时候，在我东扯西拉地表述自己在西奈山开车探险的时候。我记起他在那时是怎样地保持了沉默，或者在当下是怎样地无所回应。我记起他在这个路口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还有，就在这里，当我们停下来抬头凝视月亮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而现在，我开始调整自己每一个语调和表情，说话前会考虑两遍后再开口，小心地措辞，以防任何由我说出口的英文造成他人的误解。在他说话时，我睁大眼睛看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注意力集中的神情热切地点头。当他侧转身，冲着路的拐弯处一个为骑车人设立的标语牌咯咯笑时——“错路”，上面写着，我爆发出一阵做作的笑声。在我参与的这个搜索钥匙的活动中，我那样仔细地查看人行道上每一英尺，都是为了补偿、为了修复、为了重新获得那些已经失去的——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自然和随意感。

犹太教——犹太教——犹太教——犹太教，南曼哈顿所有的熟食店似乎都变成了犹太教的，我还在橱窗里看见越来越多的烛台亮在圣诞树中。我们遇上了两个戴着streimel和双边锁的正统派的男人，这条街的前面有一家文身打洞店，里面飘出了雷鸣般的中东鼓的鼓声。又一排的“胡姆斯(1)餐厅”，还有一家街角的小店在卖外文报纸和杂志，包括与阿拉伯标题并排的《以色列晚报》和《Yediot美国》(2)。

我们走进一家寂静无人的酒吧，请求借用卫生间。当我站在女士洗手间的小隔间外等着里面的人出来时，忍不住幻想在墙那一边，男士洗手间里的哈米是不是也在读着小门锁上的文字——“有人”，并也同时联想到“占领”(3)。

在我那一连串的敲门声后，一个模糊的声音从隔间里面传来：“稍等。”

此刻，独自站在这里的我重新想起刚刚在人行横道上差点发生的事：沐浴在街灯发出的淡红色光芒中的哈米，突然望向我，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流连，停在我的嘴唇上。我确信他要倾身过来吻我了，我浑身僵硬，无法移动。我记得我们之间汹涌的气流，和那令人颤抖的、几乎就要出现的一刻，但这一刻突然被变绿的信号灯打断了，周围的路人都涌上了街道。我没意识到自己又开始敲门了。

“马上！”

我压抑着自己需要上厕所的急切渴望和脑中响起的恳求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一直在等着我落单好抓住我：“你以为自己在做什么？你在玩火。那是诱人的灾难。这就是你在做的事吗？你难道不是已经有一堆烦心事了吗？你这样做有什么用？”我突然感到很需要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想知道他在人行横道上看到的我是什么样的。但是，这儿的水池和擦手纸器上都没有镜子。直到我把双手夹在大腿间，局促地走到门口，才在急救用品柜黑色的玻璃上看见了自己的形象——那是一张愁云密布、饱受折磨的脸。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五年或六年以前。我在特拉维夫搭乘一辆小型公共汽车。车从老旧的中央车站始发，可还没等我们拐过弯到达艾伦比街呢，就遇上了严重的交通堵塞。那是中午的时候，这辆小型车里几乎是空的。两名乘客坐在最后，我前面坐着一位女士。司机没来由地厌倦了广播里的音乐，开始快速换台，很多冗词和曲调的片段一闪而过。司机终于找到了一个宗教电台——以色列国家新闻台，或者什么类似的电台。他停在那儿，并在播报员大声喊的时候调高了音量：“大量的年轻女孩——犹太女人，每一年！”

那是一个米兹拉希老人深沉、温暖的声音，发音时喉音很重。“以色列的女儿们！迷失了的灵魂！”他接着喊，“被引诱去皈依了伊斯兰教，仁慈的上帝！跑去嫁给了绑架她们的阿拉伯男人，还被带到了乡村，被毒害、被殴打，和她们的孩子一起挨饿，被像奴隶一般地捆住。在以色列中部、在北部、在南部……”

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我能看到一排蓝色的巴士在夏日的光芒中缓慢地向艾伦比街行进。那个声音还在继续：“姐妹之手——一个由拉比艾伦斯特创办的机构，帮忙解救那些姑娘和她们的孩子，把她们带回犹太教，让他们重新回到犹太人民温暖的怀抱。捐款或者想要接通急救热线，现在就打电话……”接着，我听见坐在我前面的乘客和司机的聊天。我记得她在跟他讲她小姑的女儿——就是爱上了阿拉伯人的姑娘们中的一个：“是她们住在卢德时，家旁边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来自纳布卢斯……”

“噢，噢，噢，”我想起那个司机倒抽着气的回应，然后他啧啧地说，“上帝帮助我们。”

“而且，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像阿拉伯人！”那个依然处在震惊中的女人补充说。

司机又啧啧了一声：“那些才是你应该格外留心的。”

她给他讲那个男人是怎样说服那个女孩的，一开始给她花了好多钱，买的礼物堆成山。她可怜的小姑哀求那个女孩不要跟他走，哭得撕心裂肺，但是于事无补。那个女孩和他约会了几个月，是怀着孕结婚的。“现在，她在纳布卢斯过得一团糟，你都无法想象……”

“老天啊……”

“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又怀了孕。”

“上帝诅咒他们所有人。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件大事，一种骄傲。”

“她都不剩什么牙了，他打她打得非常狠。”

“那些禽兽！对他们来说，抓住了个犹太女人可是件大事。”

有人在隔间里大声地冲水。当门终于打开时，一个长腿的金发女郎走了出来。她咕哝了句什么，向后指了下门。“小心！”她大声说，指了指马桶下的一个水坑，“那儿很滑。”

我踮着脚走了进去。在坐便器上蹲下，无比解脱地释放出大量尿液。那个女孩的声音还在我耳朵里回响，混合着水箱注水和墙上管子持续的哼哼声：“小心那儿很滑，小心滑……”

我突然好奇这是不是一个征兆：那个年轻的女人，交通灯在最关键的时刻变了颜色，钥匙。是的，那些丢了的钥匙——那是我不该去布鲁克林的征兆。把那些钥匙弄出他的口袋是个天赐的干扰，上帝之手把我从可能发生的事上保护起来，他伸出手给这个还没开始的故事画上了句点。我心里再次升起一种不好的感觉，它在推和拉之间交替闪烁、在吸引力和恐惧感之间闪烁。当水箱终于注满时，这个空间里只剩排气孔单调的呻吟声。什么都还没发生，明白吗？你还能改变主意，你现在可以离开，然后回家。我站起来，整理好衣服，再次大力地冲水。

我走出去洗手，决定帮他找到钥匙之后就回家。在我们回到水族馆咖啡店时，我会温和地道别。我们也许会交换电话号码，在脸颊上轻吻，然后我会直接回家。但即使我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如此告诫自己，我也知道它们不会发生。我知道它们只是些我用来安慰自己的空洞的话。又一次，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我看见他的目光锁定我的嘴唇，落在他卷曲的发梢上的红灯的光像团团火焰。我看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和我们之间让人战栗的气场。

水族馆咖啡店已经换过班了，一个新的侍者接待了猛冲进来的我们。她看着我们向窗前的桌子进军，弯下膝盖去搜索椅子底下的区域。据她所知，没人找到过任何钥匙。厨房的工作人员和经理也证实了这一说法，经理还打电话给之前那班的服务生询问情况。

“你打算怎么做？”我在店外问哈米。

他依然在人行道上认认真真地搜索着，用阿拉伯语嘶嘶地说着什么。他再次仔细地掏着自己的大衣口袋。

“你愿意去我那儿吗？”我指向第九街，“去打个电话？”

我怎么能在此时抛下他呢？我该怎么告诉他我要回家了，他只能靠自己？我没缘由地感到了一种责任，我们像是被那一丝的负罪感绑在了一起，一种共同的命运。

他走向前，一直在仔细地搜索道路的边侧。“我首先需要一支烟。”他说。

早些时候，在我们走回百老汇的时候，我说如果最坏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找一名锁匠。我告诉他在7月的时候，我刚搬进公寓不久，门“砰”的一声把我关在了外面。那个锁匠40分钟就赶到了，很轻易地弄开了我的门锁，又装了一个新的。

我赶上他，指指一个从树干后露出来的付费电话。“我们打个电话，现在请他过来。”我说着，伸手去掏包里的电话簿，“这样的话，在我们赶回你公寓的时候，他就会在那儿了。”我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但已经不确定会陪他去布鲁克林了，我怀疑这个夜晚再继续下去的话是否有任何意义。当我在包里翻找时，正对上他因为听到金属的叮当声而睁大和亮起火花的双眼，直到他意识到那是我的钥匙在响。我再次被一种负罪感模糊的回响和那不可避免的象征意义所困住：他钥匙的丢失和我钥匙叮当声的出现，正是我们在以色列悲惨境况的一种简单化的象征。我甚至漫无边际地从钥匙想到了巴勒斯坦人的老房子。他们把老房子从祖父母辈一直保存下来，同样被留存的是重返被遗弃的家园、土地和水源的梦想。

在我们走近街角的香烟摊时，我看着哈米，好奇这些事会不会也在他的心里盘旋。他在一棵树旁边停下，转身背对着我，我在想他会不会告诉我他也同样意识到了这种讽刺。不管怎样，那些我迅速瞥向他的眼神（他突然大声地清了清喉咙并吐了口痰）已经足够让我确信他此时正在被比回家的权利更为迫切的问题所烦扰。

一个胖乎乎的年轻印度人经营着这个香烟摊。“好彩香烟，”哈米说，掏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再给我一个打火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并不是很贵，”我说，并翻着我的电话簿，“大概是50块钱。”

哈米扯掉玻璃纸外包装：“谁？”

印度人把找钱递给他：“给您，先生。”

“那个锁匠。”我拒绝了他递来的烟，“是一个很好的爱尔兰人。”

“怎么了？”印度人问，带着明显的口音，“你被锁在外面啦？”他看上去好奇和热情得过分，“你需要一个锁匠？”

哈米护住打火机的火焰以防被风吹熄，点燃了一支烟：“大概是这么一回事。”他在转向印度人之前向四周望了一下，“也许有人找到了几把钥匙，并且把它们送到了这里？”

印度人拿出一张名片，但哈米还在坚持：“是一小串，两把钥匙，拴着一个类似高音符号形状的红色钥匙链。”他用手在空中旋转出那个形状，“你见过它们吗？”

那个香烟摊主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嘴角咧到了耳朵根：“如果有人捡到了你的钥匙的话，那应该是杰克逊，”他自信地回答，“杰克逊老在这一片晃悠，从街上捡东西。”他直直地看着哈米犹豫不决的脸，“去联合广场，说你在找威尔彻·杰克逊。”

“威尔彻？”

“噢，拜托，”我怀疑着抗议道，“你不会真的——”

“但它就在那儿。”

我在第十四街上的某处放慢了脚步，并请求他停下。我的脚正疼痛不已，寒风让我的眼睛里全是泪。这整个的长途跋涉，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来来回回，像是个不会结束的迷宫。他坚持的计划是由一个天真的信念所决定的，他相信他可以在人群中找到一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人。我像他的人质一样疲惫不堪地跟着他穿过街道，被刺骨的寒风掠过，无法挣脱。我应该在我们搜索过咖啡馆之后就离开的。我应该把自己从他身边拽开，让他自己继续这漫无目的的跋涉。

我停在一个巨大的、展示着电子产品的橱窗前，看着他的背影在远处渐渐消失。我仔细地看着他走路的样子，眼里的湿气给所有的一切覆上了一层朦胧的纱，给视线里所有的色彩都加上了发着光的尾巴。在这个距离，我能看到公园里的树梢和高坐在马上的乔治·华盛顿的影子。那影子朝我晃动，像是在说：停下，莉雅特，已经走得够远了。

电子产品店和它相邻的服装店之间的墙上有一面镜子。我抽抽鼻子，擦干眼睛，看着自己在镜子中因为一路的严寒而通红的脸。这是一面脏兮兮、斑驳了的镜子，尽管我眼里已经没了眼泪，我还是凑上前去使劲地看看，但一切仍是那么模糊：我的影像，街道的影像。而哈米此时出现在了我身后。

“怎么了？”

“听着，”我绷着脸转向他，“我要回家了。”

“不！为什么？我们马上就到了！”他的目光依旧向着东方，离我很远。

“我累得够呛。”

“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到那儿了……”

“哈米，停下。已经很晚了。”

他皱起前额，用那种非常美式的、带着支持感的、遗憾的表情看着我：“我知道，是吧？”他微微笑了一下，同时咬着下唇，“我让你累坏了。嗨，Bazi，你看上去确实累了。”

还没过三小时，他就已经给我取了昵称。在路上的某一处，他开始叫我“甜豌豆”，然后在阿拉伯语里找到了合适的翻译，然后就一遍遍愉快地重复：“Bazila hilwa，”他带着节奏感，充满渴望地——“甜蜜的bazila。”然后，又尝试“hilwa豌豆”。直到最后缩减为“Bazi”。

还不到三小时呢，我便已经接受了这个名字：“是的。我真的很累。”我用拳头揉搓双眼，伸手去拿我的包。不知何时起，他已经把我的包接了过去，现在那包正在他手臂上晃荡。

“不，等等。”他把包抱紧，放到腰部，“别走。”

我从那面脏兮兮的镜子里看到了行人和车辆的影像，然后突然间什么事发生了，有一道闪光飞快消逝，哈米甚至没有看到。在那一瞬间，我们俩的影像在镜中增加了一倍、几倍。然后，无穷无尽地衍生，画出了无尽的长链，我们身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哈米和莉雅特。

“你看到了吗？”我吃惊地转回头来，“你看到那个了吗？”

我在人行道的边上发现了那个幻象的来源：两个搬家工人从搬家车上卸下了一面很大的镜子，正小心翼翼地抬着它前进，镜子里映出的街景也在随着他们一起移动。有一个人从服装店里走出来看着他们搬运，提醒路人不要撞上镜子。哈米和我一直盯着那面镜子，但视觉上的幻象终于渐渐消失，就像是纠缠了我们一晚上、跟着我们穿过大街小巷的有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让人难以承受的思想重担一样。

“嗯，来吧。”他拍拍自己的肩膀，喜气洋洋地转向人行道，“我要给你一个猪猪背。”

我在镜中的影像正冲着他大笑。他也大笑起来，装作在尖叫：“救命！救命！我被绑架了，救我！”他模仿着我的口音，“Aravim——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绑架了我！”

我都已经忘记那个无聊的故事是怎么被提起的了，但那不过是一小时前的事。我给他讲起罗妮戈特利布，讲起她是怎样发明一个自卫武器以防阿拉伯人在我们上学的路上企图绑架我们。每天天色尚早的时候，我们就用缝纫针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飞速地经过我们邻居的外围墙跑去学校。那是1982年的夏天，小路上十分泥泞。路两旁是未完工的房子的灰色骨架，剩下的建筑也都建得七七八八。我们快速地走过它们，心里上下乱跳。特别是在冬日的早晨，7点时也依然灰蒙蒙的。我们很害怕那些从秃着的窗架、房顶和后院里面望向我们的建筑工人——那些在那里过夜和起床准备上工的阿拉伯工人。我们担心他们会像抓走奥龙亚登和那瓦埃利梅莱赫那样把我们绑走——他们俩被掳走是那段日子噩梦般的头条新闻。这样不好，我记得有一天，当我骄傲地把偷偷藏在袖子里的厨房餐刀展示给罗妮戈特利布看时，她说：“阿拉伯人会把刀抢走。你像这样把大头针藏在两指之间，在他袭击你的时候，迅速地扎他的眼睛或是心脏，然后再拼命跑开。”

“我们坚持了快两年，我发誓，”我告诉哈米，然后因为他吃惊的大笑也忍不住笑出了声，脚步也更有力了些，“直到他们完成那个工程。”

作为回礼，他也讲了一个高中时期的故事，他那时带着侄子和邻居家两个年轻的男孩一起去拉马拉附近的瓦迪爬山。突然间，三个谨慎的犹太儿童从附近的定居点向他们走来。当看到这几个巴勒斯坦男孩时，孩子们定住了。

“他们一开始只是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他们。大家都一动不动，也没人说话。但马上又有一个人突然出现了——一个红头发的小孩，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过来的。然后，那个小孩开始尖叫……”哈米在这时哈哈大笑，“他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已经完全疯了。Aravim！Aravim！”哈米兴致勃勃地用高音喊道，把他低沉、带有喉音的声音拉平来模仿以色列口音，“接着，剩下的那些孩子也开始尖叫：Aravim！再后来，他们就都跑走了！Aravim!像是他们看见了……我不知道……”哈米的眼睛闪过水光，“像是他们看见了一匹狼。”

有一个奇怪的、不请自来的想法闪过我的脑海：那两个斑驳的笑影将一直被铭刻在镜子里。即使我们离开了，它们也会在脏兮兮的玻璃里一直靠近，沉默着，模模糊糊的，就算是在哈米和我走向不同的路之后。这幅我们俩在一起的、美丽又生动的图景会一直活在镜子里，又残旧又不清晰，像幽灵的影子一样。

“来吧，来跟我一起。”他的眼睛里依然满是光芒，“拜托了。”

自打广场的东边起，沿路都是严重的交通堵塞，所有的交通指示灯都闪着黄色。两条向南的小巷中的一条因为施工而关闭，我们周围全部的车辆都缓慢地行进，涌向繁忙的十字路口。而这路口也被红色的胶带从一端缠到另一端，胶带上是接连不断的提醒语：“小心，小心，小心。”

我们绕着广场外围走了整整一圈才到地铁站。有几个小贩散布在台阶的拐弯处，哈米跟他们一一聊天：卖墨镜和丝巾的女人，卖海报和T恤的男人，一个梳着长长的细发辫的男人正在收拾一个旅游纪念品摊。但他们都耸了耸肩、摇了摇头。他们都不认识威尔彻·杰克逊，也不知道哈米在说什么。哈米向一个在拉大提琴的年长的女士倾下身，为打扰她而道歉，但她依然愤怒地后退，还用俄语嘟囔了什么。一个躺在长椅上的醉汉在哈米蹲在他身边时双目无神地瞪着上空。只有一个站在广场边缘发传单的家伙窃笑着说：“当然，每个人都认识杰克逊。威尔彻·杰克逊，是的。”他一小时前见过杰克逊在这周围游荡。他说我们该试着去地铁站外面找找，杰克逊有时会在那儿出没。

但是，我们在地铁站的出口看见了一个满是空罐子和空瓶子的超市推车。哈米咒骂着踢了一脚那个推车，里面的罐子和瓶子嘎吱乱响。“好吧，就这样了，算了。”他终于勉强同意了，“我们打给那个锁匠吧，给我号码。”

“喂！喂！”从街上传来喊声，“离远点儿！你们，赶紧离开！”

一个戴眼镜、灰白头发的女人从车流中穿行而来，引起一片喇叭的嘀嘀声。她从示警带下钻过，挥着拳头对着司机们咆哮，接着顺着人行道快步向我们冲过来。“别打扰他！嗨，离他……发生了什么？”她从厚厚的镜片后面生气地瞪着我们，“你们想要他怎么样？”

哈米一边咕哝着什么，一边奇怪地退后了。那个女人猛地把超市推车拉向自己。这时，我们才看见在那一堆铁罐和瓶子后的轮椅里面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老人正在打瞌睡。他蜷曲着，缩在提到了肩膀上的毯子里。贴在他胸前的硬纸板上写着：“如果我走丢了，请致电（212）555-6127（杰克逊）。”

(1) 鹰嘴豆煮熟压泥后加入芝麻酱制成的小吃。

(2) 另一种以色列报纸。

(3) 同一英文单词的不同释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