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我因为吓人的、使牙齿都打起冷战来的寒意而频繁地醒来。因为难熬的寒冷和彻底的悲惨，我的身体在毯子下面扭曲，痛苦地蜷缩。疼痛从我的太阳穴开始蔓延，在我每次眨眼时都要碾碎我的眼球。一阵突发的恶心和令人头昏的疼痛穿过我的全身，在我的胃里搅拌，从脖子到后背慢慢炸开。汗水和无力的感觉一直延伸到双脚，我一遍遍地把它们搓在一起，但它们还是无法停止颤抖。

我沉重而又正在燃烧的眼皮像是要裂开了，压在我的眼睛上。我冲着光眨眼、呻吟，然后认出了头顶上的脸——哈米，那么近又那么模糊。他放下一杯水，左手中握着什么东西：两颗绿色的药丸。他的嘴唇动了动。我的呼吸炽热，每呼一口气便要燃烧一次，火舌从我的喉咙中喷出，叹息着、呜咽着、绝望地恳求着。几点了？我好奇，头晕眼花，看向窗户，又冲表上发亮的红色数字眨眼。现在是哪天？

“怎么样？”他在床边坐下，“吃了这个然后再睡。”

“这是……”我的声音哑了，听上去陌生而浑浊，“什么……”

“我不知道，”他犹豫地看了一眼门，说道。他焦虑地看着我，又说：“我在卫生间和厨房什么也没找到，你的邻居给了我这个。她说它们有用。”

“不……”我艰难地从打战的牙齿间吐出一些字，“我怎么了？”我用微不可闻的声音问，但是我是知道的。我能感觉到自己的额头在抽动，在他的手心下燃烧。

“你在发高烧，Bazi，”他害怕地说，“非常高。”他把手翻过来，移到我的脸上，又停留在我的脖子上，“快吃，在你睡着之前。”

他的手臂支在我的背上，我的头垂向他的肩膀。我觉得自己又冷又悲惨。哈米缓缓地把水滴入我的喉咙。“我的天啊，你抖得这么厉害，”他小声说，把我搂在心口，“我再给你拿张毯子。”他走去衣橱，我看着他，颤抖着，他打开又合上柜门。用来为希尔斯代尔之行打包的夏琳的袋子放在地板上。之前那一切都像是一场梦：加油站，可怕的争吵，大喊。我记起自己曾被一阵想要毁灭一切、想要用我的双手把我俩都砸碎、都毁掉的急迫心情所攫住。

他走回来，站在我前方：“你把多余的毯子都放在哪儿啦？”

“你回来了。”

“什么？回哪儿？”

“我听见了。”我的下巴在颤动，收紧以抵御颤抖，“你走了。”

“我只是下楼去给安德鲁送钥匙。”他皱起眉毛，看着地板，“现在睡吧，”他坚定地说，把双手从我身上拿开，“我们以后再谈这个。”

我梦见自己在奔跑。我跑过特拉维夫的索科洛夫街，在篮球场的旁边，路过高中的大门，逃进果园里。有个男孩和我一起，五岁或者六岁，被一辆车撞了。我带着他穿过树林，蜷伏在树枝下。我能听见他沉重的呼吸，他在呻吟，他带着一张苍白的脸看着我。他的脸通红，全是汗，随时都会死在我的怀里。我用一层层毯子裹住他，把他藏进我的大衣里，然后开始没命地跑。他很沉，不停地撞击着我的肋骨，像个孩子一样在我身体里啜泣。我看见挂在树干上的死亡威胁——摇篮死亡。他们说，警察在搜索绑架犯。泥土很松软，像沼泽一样，又变成了陡峭的台阶。我越爬越高，抓住从墙面上凸起的铁桩。这是一栋没建完的大楼，灰色的混凝土暴露在外，公寓里空荡荡的。我边爬边听见自己的喘气声。在我叹气的时候，忽然有声音传来，一阵金属的、几乎是机械的声音在楼层间回荡。我靠近楼梯井，看见黑暗中手电筒的光束，还有警察的轮廓。我弯下身，那个男孩跌了下去：我们的孩子，还只是个胎儿，那么小，那么皱皱巴巴的，我怎么能让他掉下去……

它叫作“文身的皮疹”。我在退役后的泰国背包行中文了一个从右肩开始覆盖整个后背和脖子的红玫瑰文身，还有几朵淡粉色的玫瑰甚至在手臂的皮肤之下也能看见。我向诊所的管理人展示我的手，一位很高的老年黑人女士看上去不知怎么有些像原始人，她沉重地点头。“我们得马上采取行动，”她通过内部电话说道，“在它伤害到任何重要器官之前。”“但是等等。”我紧张地说。我想问问移除的方法，有没有副作用，但一阵要命的疲倦将我击倒，我的舌头又沉又无力，在嘴里打了结。门开了，他们把我放上推床，穿过隧道，穿过第八大道的地铁站。我们到达一间有点像谷仓或者我祖母家浴室的治疗室，但更大些，瓷砖上有相同的蓝色装饰，但里面没有浴缸，只有一个装满冒烟的石头的火炉。

空气潮湿、黑暗得像一个洞穴。那名年长的黑人女士用军用床单和动物的皮毛把我盖上。“足够暖和吗？”她问，“如果太热的话就告诉我。”还有其他人在这儿，但我无法透过浓烟看见她。她一桶一桶地把水浇在煤上，让空气中充满了云雾和白色的蒸汽。那些文身！我突然间明白了，十分兴奋。他们要用一个热水澡把它们移除，就像干洗我的皮肤一样。墙上满是凝结的水珠，水池上的镜子也覆上了蒸汽。我感到热浪渐渐地渗透，还有我虚弱无力的双眼，只能勉强透过水汽认出那名年长的女士。她一边擦地，一边打电话。“我想它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她对着电话低语，“你能感觉到它吗？”我溶解了，渐渐地消失，我变成了一摊巨大的朦胧的光。一个冒着热气的浴缸，或是蒸汽中静默的涟漪。我变得透明而清澈，像星云一般飘动。

“张开嘴。”是哈米，我的头一颠一颠的，“张大。”他的手指把药片送入我的嘴里，“等一下，坐起来。”

我睁不开眼。我的头在炸裂，晕眩着倒向他举到我嘴边的玻璃杯上。水舒缓了我的不适，玻璃杯的凉意印在我焦干的嘴唇上。我还能感受到他放在我抽动着的额头上的手指的重量。我只喝了很少的一点水，非常缓慢地、绝望地抱紧了他的胳膊。我昏昏沉沉地醒来了一小会儿，然后又一头陷入枕头里。

夜里，高烧再次袭来。我因为干渴和发热而扭动了很长时间，舌头干裂、肿起，变得粗糙，发出混沌不清的声音。突然间，又开始呻吟，大汗淋漓地惊醒。我的衬衫、头发、枕头……所有的一切都是潮湿的。我听见自己吸气、吐气，在黑暗中不知所谓地哼哼。我能感觉到我高烧所释放的炽热的水汽混进了屋内厚重的空气中，然后我又把它们都吸进身体。

我听见哈米的脚步声出现在门廊，又感觉到他飘在我头顶上的影子在悄声说话：“我把灯打开了。”

我防御性地把胳膊盖在脸上，就像身处于一部恐怖电影之中。但是，那有穿透力的光线依然从我的指缝间侵入。凌晨3:20。他给我喝了些温水，说我得在吃药前吃些东西，还给我煮了一个很嫩的鸡蛋。“这个很好，它会让你有点力气。”他从梳妆台上把盘子端过来。

我冲那难闻的气味做了个鬼脸。一块块黑色的面包浮在浓稠的黄白色液体上，茶匙不住地从我的指尖滑落。我忍不住发牢骚，双肩颤抖，得他喂，我才能吃下。他用嘴帮我吹凉，但食物依然太烫。他又试了一次，我一阵恶心，把食物推到一旁。我因为他的无私奉献和做出的努力而感到愤怒，不喜欢自己如此依赖他。泪水涌了上来，是鸡蛋混合了疾病的那种令人作呕的味道。他看着我，问我是否还想要点别的：“或许一些燕麦片？”我坠入无尽的绝望当中。大颗滚烫的眼泪不住地流出来，滚落到脖子上。这种虚弱、这种无助、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像是某段幼年时的记忆，眼泪不住地落下，我十分想家。“妈妈，”我把头埋进枕头里痛哭，“我要我妈妈。”

但是，哈米没有放弃。耐心地，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一直守在我身边。他的眼睛——那双之前带着怜惜和同情凝视着我的眼睛，现在变得严肃了起来，又带着些满意，他从碗里舀出一小块泡了蛋的面包。

“很好，”他舔舔拇指，轻轻摸了一下我的下巴，“好姑娘。”

我感到那么抱歉、那样懊悔、那样羞愧，因为他充满爱的眼神而感到尴尬。我的胃忽然开始翻腾，一阵抽搐，像是有水在排出，可又疼得厉害，涌出一阵阵酸液，我止不住地呕吐了起来。

104华氏度，呕吐，昏迷，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发痛。不到24个小时之后，连扁桃体也肿了起来，我的脖子上开始浮现颗粒状的红色皮疹，胸前也慢慢出现，我的眼睛发黄。周一来为我做过检查的私家医生高亚先生说我一定是感染上了病毒，我的邻居黛博拉维格里拜托医生来我家为我看诊。“他是一个老朋友了，”她带着更多的止痛片和一瓶热水回来的时候对哈米说，“也是一个绝佳的医生。”

我听见他们一起去了客厅，悄声说着话。门开启又合上。门铃响了，矮小、头发灰白的高亚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量了血压。他有一双安静、有些歪的眼睛，一些残存的亚洲口音。他的手很小，在他对我的脖子和腋窝做触诊的时候，我能感到他的手像女人一样光滑而柔软。我张开嘴，他插进一根小棍，检查我喉咙的深处，还用光照射我的瞳孔。

“请咳嗽一下，”他说，听诊器冰冷的金属圆盘在我的背上来回移动。他的手指又柔又轻，但当他按到我的腹部时，我感到了双倍的疼痛。“这是你的肝，”他说，然后让我深呼吸，“这是你的脾。”

哈米一直站在门口，咬着下唇。当我们的视线交会时，他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他在医生的身后向我抛来媚眼，然后又做了一个鬼脸，把脸颊吸进去，眼睛对起来，模仿一条鱼。

医生在我的胳膊上绑上一条塑料绳，让我握紧拳头。“这是什么？你要抽血吗？”我在看见注射器的时候惊慌了起来。因为针头带来的这一阵新的颤抖，我又发了一身汗。

哈米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我屏住呼吸，手指使劲抠他的肩膀，但刺入的针头就像医生温暖的手指一样让人几乎感觉不到。直到看见哈米眯起的眼睛，我才意识到针头已经扎进了我的静脉。

在我卧床不起的十多天里，哈米一直照顾着我。我几乎一直在沉睡，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为了避免传染，哈米睡在沙发上。他去药店、维生素店和大学旁的有机市场采购，窸窸窣窣地带回来一袋袋装满了面粉、果酱、芹菜根、姜、蜂蜜和柠檬的袋子。

有一天早上，他回布鲁克林给自己拿一些干净的衣服和内衣。几个小时后，他带着一个从K超市买来的包好的礼物冲进屋子，把我叫醒。他的鼻子因为寒冷而通红，他的卷发还潮着。他撕去包装纸，露出一个折叠木托盘，就是酒店客房服务会用到的那种。他固定托盘架，把它安置在床上，在我的面前，因为自己的新发现而雀跃：“只要9.99美元。”

我听见他在厨房忙碌，客厅里的电视一直开着。他焖了白米，做了一大锅鸡汤面、蒸蔬菜，还有加了肉桂的粗粒小麦粥。他给我端来无数杯绿茶、新挤的血橙汁和葡萄柚汁。根据健康食品店里的某个人的推荐，他准备了一大锅又热又甜的洋葱、大蒜和红枣糖浆，这让我出了更多的汗。

他在浴缸里接满热水，帮我洗净身体和头发，然后又把我裹进浴袍里。我坐在床边，他用吹风机帮我把头发吹干。他帮我穿好衣服，又换了一次床单。一天晚上，在我试着走路的时候，发现门廊在我脚下旋转，不断下沉，我的眼前有一群黑鸟在盘旋。他焦急地冲过来，把我抱回床上。他让我每次要去厕所的时候都叫他，坚持要一直陪着我。他在弗兰妮和佐伊的篮子里发现一只会叫的橡皮老鼠——那种高分贝的尖叫让他每次捏的时候都会跟着笑，他把老鼠放在床头柜上，挨着那些空了一半的阿司匹林、抗生素和维生素罐，让我需要他的时候就捏捏老鼠。

我独自躺在床上，双眼紧闭。哈米在客厅忙活着，在画板上画画、上网、玩游戏、看书。一个新的网络电视节目在播放，他在杜迪和夏琳的藏书里找到一本平装的恐怖小说，有的时候他会握着书页走进房间。

“Aji, aji, habibi,”他对跟着自己的猫咪们说，把它们赶出房间，“Wain inta? Yitla min hon.”

他把门从身后关上，但公寓和电视的沙沙声穿过了门板，有一条新闻随意地飘进了我的耳朵。我听见播报员做作的腔调，还有一个男人带着权威感回答她的问题。我听出了现场记者抑扬顿挫的声音。我分辨出推土机、直升机的声音，一段动感的音乐旋律在反复播放，口哨声和爆炸声，以及广告的喧闹声和水哗哗地流进厨房的水池中的声音。我能闻到哈米抽烟那呛人的气味。我听见冰箱的门开了又关，微波炉的嗞嗞声。电话再次响起：从客厅的无绳电话分机传来欢快的乐曲，接着是放在书房的答录机的声音。在消停了几秒之后，有谁挂断了电话或是留下了信息。

乔伊说她昨天早上一直在图书馆找我，今天也是。她把自己的手机落在希尔斯代尔了，但她晚上还会再打来的。艾兰和多伦——一对我在以色列的朋友，兴奋地宣布他们买了来纽约的机票，三周后就到。安德鲁也打来了，等着哈米接起电话：“你在那儿吗？喂？接电话，兄——”

那些遥远的声音侵入我的睡眠，扰乱了我的梦境。我听见哈米在用英语、阿拉伯语说话，在公寓里走来走去。他的匡威鞋在硬木地板上吱吱地响。“稍等一下，我得看看她是不是……”他压低了声音，站在房门口，“不，她睡得很熟。”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莉雅特？”我姐姐的声音从书房传来，“莉雅特，是我，亲爱的。我希望你已经好些了。我昨晚和他通了话……哈米。他说你有些不舒服。好吧，真希望能听见你的声音，但是现在他没接电话，而我又要马上出门了。不论如何，他听上去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我们聊了一小会儿，关于现在狂热的局势，还有他们是怎样分发防毒面具的。昨天，我还感谢了他守在那里照顾你。但是，再替我谢谢他，好吗？好吧，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希望你会醒来。”

哈米回来时跟我说起那场战争最终还是在我昏睡的时候爆发了。他说五天前美英等国的联军入侵了伊拉克，巴格达现在已经是一片火海。总统的官邸已经被占领，坦克包围了机场。他难过地说起他在新闻里认出的那些空荡荡的大街，那些他在那里上学时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现在都被损毁、破坏，全挤满了士兵和吉普车，还有哀号着的救护车。

在我体温不断升高，被冷战和恶心狠狠地攻击的时候，在我每一次呕吐的时候，在温度终于逐渐下降，我恢复清醒但又很脆弱的时刻，在每一次我大汗淋漓地挣扎着醒来和昏昏沉沉一睡就是好久的那些时候——哈米一直守着我。他把东西端进来，送出去；倒来茶水，送上美味的菜肴；帮我量体温，每六个小时让我服下抗生素和维生素。或者就坐在床边和我聊天，分散我的注意力。在那些我直至深夜也无法入眠的时刻，他也一直都在我身边，陪着我再次睡去。

哈米自然而然地做着这一切，从不懈怠：他毫不犹豫地做了一切需要他做的事情，理所当然地、镇定地，一点也没觉得这些有什么了不起。当我再次呕吐的时候，三天里，他头一回笑了，说也许我最后会发现自己是怀孕了。他刷厕所，在我跌跌撞撞地走向水池的时候跟在我身后，模仿女性的声音学我呻吟和叹息。我洗了脸，刷好牙，当我看向镜中的时候，发现自己双眼凹陷，还有黑眼圈，我的脸是淡黄色的，还肿了起来。他越过我的肩膀仔细地看着我饱受摧残的脸，宣称我从没这么美过。

他也没有对我在生病时对他源源不绝的、有些夸张的谢意表达感到太激动，我被抗生素弄得头晕眼花，对他倾注在我身上的温柔和慷慨的爱极为感激。有一天，我抱着他，十分激动地啜泣着，悔恨着我在那晚的加油站和他说的每一句话，乞求他原谅我。他只是用鼻子轻哼一声，为我的伤感而感到不自在。

“好啦，镇定，这没什么，”他拍拍我的后背，“一切都好，镇定。”

当我靠在他的肩膀上，发誓说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周，啜泣着说我永远欠他一份情的时候，他变得不耐烦，把我推开，说：“好了，够了，拜托，停下。你也会为我做这些的，不是吗？”他烦躁地站起来，走开，“如果我也这样不省人事，你不也会做一样的事吗？”

我猛地点头，十分确定。

“那不就结了，khalas，别再哭了。”

一天晚上，我把自己用床单裹起来，艰难地下床，床单拖在我身后黑暗的门廊上。客厅里的电视在无声地闪烁着，发出的蓝光映在墙上。报纸、CD、咖啡杯和午餐的残渣在桌子上散得到处都是。哈米在沙发上睡着了，脸朝上，一只手依然握着遥控器。

无声的画面在屏幕上闪烁。飞溅的火球发出绿色的夜光，军用直升机在烟柱的上空来回盘旋，满身泥土的黑人和白人战士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在焦黑的土地上移动。荒地扩张了，砂浆般的城市，变成了炮塔的清真寺，黑皮肤的孩子们穿着破布条，背上还骑着更小一些的孩子。一辆熊熊燃烧着的燃料车，一辆烧焦了的坦克，一座被砸碎了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塑像……

我小心翼翼地把遥控器从哈米的手中拿出来，按下按钮关掉这些画面。影像带着很轻的嗞声消失了，房间变得漆黑一片。我用床单盖住他暴露在外面的膝盖，俯下身吻了下他的额头，忽然想起来我有一天晚上产生过的幻觉：他的轻声低语渐渐消失，他苍白的脸在黑暗中盘旋在我的上方，但又变成我父亲的脸；有那么一会儿，我似乎是回到了家，哈米也在那儿和我一起，我姐姐、迈卡和孩子们也都在，他的低语声变成了我父亲的温柔、饱含深情的声音，在祝福着我们——他的女儿们。在周五晚餐开始之前，他把手放在我们头上：“Yevarcechah Adonai ve'yishmerecha.”（愿我主保佑你们，保护你们。）我妈妈站在他身后看着。“Yaer Adonai panav eleicha veychunecha.”（愿我主之光降临在你们身上，并对你们仁慈。）我的内心充满了对他低声的祈福和充满温情的双手的渴望。我把自己的双手放在熟睡中的哈米的头上，静静地为他祈祷：Yisa adonai panav eleicha, veyasem lecha shalom.（愿我主的面庞与你同在，愿他赐予你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