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h3>1</h3>

阿尔让我扶他回到卧室，由着我蹲下去帮他解鞋带、脱鞋子，他还不忘说声“谢谢，伙计”。

我要扶他上厕所时，他却拒绝了。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很重要，可是能够自己去上厕所也同样重要。”

“只要你确信你能做到。”

“我确信今晚能做到，至于明天如何，等到明天再说。回去吧，杰克。读读笔记——上面有很多东西。把问题留到明天解决。明天早上过来找我，告诉我你的决定。我还会在这儿。”

“百分之九十五的把握？”

“至少百分之九十七。总的来说，我现在感觉很不错。我先前都没有料到还能跟你讲这么多话。单只把这事情告诉你——并让你相信这一切——就已经让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我不太确定我是否相信这一切，即便有过那天下午的历险，但我没有说出来。我跟他道了晚安，提醒他别数错药（他回答说“好，好”），然后就走了。我站在外面，盯着稻草人举着的孤星旗，看了一会儿，走下人行道上了车。

<i>千万别牵扯上得克萨斯，</i>我暗暗告诫自己……

但看来很难躲过去。听到阿尔改变过去所遭遇的种种困难——轮胎爆裂、引擎故障、桥梁垮塌——我隐隐感觉到，要是我继续下去的话，得克萨斯迟早会把我牵扯进去。

<h3>2</h3>

经历过所有这一切后，我就没指望凌晨两三点之前能够入睡，很可能我一整夜都不会合眼。

但有时候，身体会平衡自身的需要。等回到家，小酌几杯后（能又在家里喝酒是我重返单身的福利之一），我顿感眼皮沉重。等到喝完苏格兰威士忌，看了九、十页阿尔写的奥斯瓦尔德纪事之后，我的眼睛几乎就睁不开了。

我把杯子放在水槽里冲了冲，走进卧室（随手把脱下来的衣服丢了一路，这定会让克里斯蒂深恶痛绝），倒在宽大的双人床上。我想伸手关掉床头灯，但胳膊感觉很沉重，很沉重。在异常安静的教员办公室里批改荣誉论文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这不足为奇；谁都知道，对于那桩不容宽恕的事情来说，时间存在着离奇的伸缩性。

<i>我害得那个女孩瘫痪了。把她重新送回轮椅里。</i>

<i>今天下午从储藏室的台阶下去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卡罗琳·波林是谁，别傻了。而且，可能她现在还在某个地方走得好好的呢。也许穿过那个兔子洞创造了另类实景、时间流，或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i>

卡罗琳·波林，坐在轮椅里，拿着毕业证书。

那一年，麦考伊家族的《扬帆起航》是流行音乐排行榜冠军。

卡罗琳·波林，1979年在百合花园里行走，那时村民组合的《基督教青年会》是流行音乐排行榜冠军；她偶尔会停下来俯身拔掉其间的杂草，然后起身继续向前走。

卡罗琳·波林，跟父亲一起在森林里，很快就会瘫痪。

卡罗琳·波林，跟父亲一起在森林里，很快就会像城里其他孩子一样进入青春期。真不知道，当收音机和电视新闻里宣告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在达拉斯被枪杀的时候，她在那个时间流里的什么地方。

<i>约翰·肯尼迪会活着。你能挽救他的生命，杰克。</i>

那样真能让事情变得更好吗？没人能保证。

<i>我感觉就像独自挣扎着摆脱尼龙袜子。</i>

我闭上眼睛，看到日历一页页飞走——老电影里经常采用的老掉牙的时间过渡。我看见日历像鸟儿一样飞出我的卧室窗户。

入睡之前我最后想到的是：愚蠢的二年级学生，下巴上留着更加愚蠢而散乱的山羊胡子，咧着嘴，咕哝着说，<i>蟾蜍哈里，跳着过大街。</i>我正要斥责那孩子，哈里拦住我。<i>别！没事。</i>他说，我已经习惯了。

随后我沉沉睡去，精疲力竭。

<h3>3</h3>

我在清晨的阳光和鸟声啁啾中醒过来，摸摸自己的脸，醒前我肯定哭过。我做了个梦，虽然不记得梦到了什么，但肯定是个悲伤的梦，因为我不是一个轻易会哭的人。

脸上干干的。没有眼泪。

我枕在枕头上，扭头看床头柜上的钟——六点差两分。光线很好，美丽的六月清晨，学校也放假了。暑假第一天，老师跟学生一样高兴。但我却感到很悲伤。悲伤，不仅是因为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去盥洗室的途中，几个字兀地蹦进脑海：<i>你好，布法罗·鲍勃</i><b><i>[32]</i></b><i>！</i>

我停下来，光着身子，看着浴室镜里大睁着眼睛的自己。现在我想起了刚刚做的那个梦，难怪我醒来时很悲伤。我梦见自己坐在教员办公室里，读成人英语作文，楼下的体育馆里，随着最后一声哨响，另一场高中篮球赛落下帷幕。我太太刚刚戒酒归来。我希望回家的时候她在家里，而不是需要我花个把小时打电话到处找她，最后把她从某个当地酒吧里捞回家。

在梦里，我把哈里·邓宁的作文放到作文堆的顶上，开始阅读：<i>那不是一个白天，而是一个晚上。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晚上，我的爸爸杀死了我的妈妈和两个哥哥……</i>

猛不丁地，这作文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这样的句子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不是吗？读到他的穿着时，我的眼睛开始刺痛。着装非常能够激发情绪。孩子们在那个特别的秋日夜晚走出去，拿着空袋子，希望回来的时候袋子里装满糖果。

他们的装束总能反映出当下的流行。五年前，好像每两个出现在我家门口的男孩就有一个戴着哈里·波特眼镜，额头上贴着闪电疤痕贴纸。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出门讨糖的时候，装扮成《帝国反击战》里的雪地士兵，叮叮当当地走在人行道上（应我反复恳求，妈妈跟在我身后十英尺的地方）。所以，哈里·邓宁穿着鹿皮不让人觉得奇怪吗？

“你好，布法罗·鲍勃！”我对自己的影子说，突然冲进书房。我没有保留所有学生的作业，没有哪个老师会保留——你会被作业活埋！——但我有个习惯，把最好的作文复印下来。这些作文是极好的教学素材。我当然不会用哈里的作文当范文，他的作文太具私密性了。但我记得我还是把他的作文复印了下来，因为那篇文章激起了我强烈的情感。我拉开底层抽屉，开始翻找老鼠窝般杂乱的文件夹和活页纸。汗流浃背地翻找了十五分钟，终于找到了那篇作文。我坐在写字椅上，读了起来。

<h3>4</h3>

<i>那不是一个白天，而是一个晚上。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晚上，我的爸爸杀死了我的妈妈和两个弟弟，打伤了我，也打伤了我的妹妹。妹妹伤得很重，深度昏迷。昏迷了三年之后，他还是死了。</i>

<i>她的名字叫埃伦。我很爱她。她很喜欢摘花，然后插进花瓶。整件事就像一场恐怖电影。我从来不看恐怖电影，因为1958</i><i>年万圣节前夜，我亲身经历过。</i>

<i>我的哥哥特罗伊（十五岁）已经过了玩“不给糖就捣蛋”的年纪。他跟妈妈一起在看电视。</i>

<i>他说，等我们回来，他会帮我们吃糖果。埃伦说，不给你吃！想吃就自己化妆去讨。所有人都笑了，因为我们都喜欢埃伦。她只有七岁，但她真像露西尔·鲍尔<b>[33]</b></i><i>，能让所有人发笑，包括爸爸（如果他清醒着的话，醉酒时他异常暴躁）。埃伦打扮成夏秋·冬春公主（我查证了，是这么拼写的），我打扮成布法罗·鲍勃，两个角色都来自我们爱看的电视节目《好滴毒滴秀》。“孩子们，现在是什么时间？”“现在是皮纳·加勒瑞为你播报。”“你好，布法罗·鲍勃！”我和埃伦都喜欢那一档电视节目。她喜欢公主，我喜欢布法罗·鲍勃，我们都喜欢好滴。我们想让哥哥图加（他的名字叫阿瑟，但所有人都叫他图加，原因不得而知）</i>

<i>打扮成菲尼亚斯·T</i><i>·布卢斯特市长。但他不愿意。</i>

<i>他说《好滴毒滴秀》是小孩子看的，他要扮弗兰肯斯坦，埃伦说那个面具太吓人了。图加取笑我不该带着菊花气枪，因为他说在电视里布法罗·鲍勃是不带枪的。妈妈说，“哈里，你要是想带就带着吧。又不是真枪，用的也不是真子弹，布法罗·鲍勃不会介意的。”这是妈妈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很高兴她说的这句话这么和蔼，要知道她素来严厉。</i>

<i>我们准备好了要出发，我说等一会儿，我想上个厕所，我太激动了。他们都笑话我，连坐在沙发里的妈妈和哥哥特罗伊也笑了起来。但是，去撒尿救了我的命，因为就在那时爸爸拎着锤子进来了。爸爸一喝酒就会变得面目可憎，就会一次又一次痛打妈妈。有一次，特罗伊和我想跟他吵，阻止他，他竟然打断了特罗伊的胳膊。那一次，他差点进了监狱。不管怎么说，我作文写到的这段时间里我妈和我爸已经“分居”了，她正打算要跟他离婚。可是，1958</i><i>年离婚可没现在这么容易。</i>

<i>总之，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厕所撒尿。我听到妈妈喊“你给我滚出去，这里不欢迎你！”</i>

<i>接下来妈妈开始尖叫。紧接着，他们都开始尖叫。</i>

还有更多内容——三页纸——可我实在无法读下去。

<h3>5</h3>

六点半还差几分钟，但我在电话簿里找到阿尔的电话，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我没有吵醒他。

铃声响了一次他就接了。他的声音不像人声，倒像是狗吠。

“嗨，伙计！你还真是早起的鸟儿！”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一篇学生作文。作者你认识。你应该认识，你的名人墙上面贴着他的照片。”

他咳了下说，“名人墙上有很多照片，伙计！

我想还有张弗兰克·阿尼塞的照片，第一届莫西软饮料狂欢节时拍的。给点提示吧。”

“我还是拿给你看吧。我可以过去吗？”

“你要是不介意我穿着浴袍的话就过来吧。

但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你，你已经考虑了一个晚上，拿定主意没有？”

“我想我得先再去一趟。”

我在他再度提问之前挂断了电话。

<h3>6</h3>

清晨的阳光透过客厅窗户照进来，他看起来异常糟糕。白色毛巾浴袍挂在身上，活像泄了气的降落伞。拒绝做化疗使他保住了头发，但他的头发却变得非常稀疏，如婴儿毛发般纤细。眼睛凹陷得更深了。他把哈里·邓宁的作文读了两遍，放下来，又读了一遍。最后，他抬起头看着我说，“天呐！”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哭了。”

“我不会责备你。真正吸引我的地方是菊花牌气枪。五十年代，市面上所有连环漫画册背面都印着菊花牌气枪的广告。我们街区的每个孩子——当然，男孩——只想要两样东西：菊花牌气枪和大卫·克洛科特[34]浣熊皮帽。他说得对，没有子弹，甚至连假子弹也没有，但我们常常在枪管里装上强生婴儿润肤油。当你把空气压进去，扣动扳机时，就会看到一股蓝色的烟雾。”他又低头看着复印的作文。“狗杂种拿锤子杀了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天呐！”

<i>他正杀红了眼，</i>哈里写道，<i>我跑回客厅，墙上满是血迹，沙发上到处是白乎乎的东西。那是我妈妈的脑浆。埃伦躺在地上，摇椅砸在她腿上，血从她的耳朵和头发里汩汩流出。电视机开着，正放着妈妈喜欢看的埃勒里·奎因关于犯罪问题的节目。</i>

那晚的罪行压根不像埃勒里·奎因揭示的那些不见血迹的别致疑案；那是一场屠杀。那个准备去讨万圣节糖果前去撒尿的十岁男孩正好从厕所回来，看到他喝得酩酊大醉的爸爸劈开阿瑟·“图加”·邓宁的脑袋，图加正挣扎着朝厨房爬去。

那父亲转身，看到哈里。哈里举起菊花气枪，叫道，“别过来，爸爸，不然我开枪了！”

邓宁挥舞着血淋淋的锤子，冲向男孩。哈里朝他开了一枪（我仿佛听见气枪咔嗒的声音，尽管我从没玩过气枪），然后丢下枪朝他跟图加两人的卧室跑去。图加已经死了。他爸爸进来时忘记关前门了，某个地方——“听起来有1000英里之外，”门卫写道——传来邻居们的喊叫声，和讨糖果的孩子们的尖叫。

要是老邓宁没有被翻倒在地的摇椅绊倒，他肯定也会杀死仅存的儿子。他爬着，站起身，跑到小儿子的房间。哈里往床底下钻。他爸爸把他拖出来，照着脑门猛击一下，要不是他爸爸的手从沾满鲜血的锤柄上滑了一下，哈里必死无疑。

锤子没有劈开哈里的头颅，却在右耳上方锤了一个坑。

<i>我没有死掉，不过也差不多了。我不停往床下钻，根本感觉不到他正在猛砸我的腿，砸断了四个地方。</i>

正在这时，街区里一位带着女儿挨家挨户讨糖果的男子跑进来。看到客厅里的恐怖场面，这位邻居急忙抄起厨房木炉边工具桶里的灰铲。邓宁正要翻开床，扯出血流不止、几近昏迷的儿子，邻居朝他脑后一记猛击。

<i>之后，我跟埃伦一样失去了知觉，不过幸运的是，我醒了过来。医生说可能要给我截肢，但后来没有这样做。</i>

是的，他保住了腿，后来成为里斯本高中的门卫，是一届届学生中著名的“蟾蜍哈里”。孩子们要是知道他变跛的原因，会不会友善一些？

可能不会。尽管青少年情感脆弱、容易受伤，但还不善于同情别人。同情心要到年纪稍长时才会产生，如果它终究会产生的话。

“1958年10月，”阿尔用他狗吠般的声音说。

“这算不算是个巧合？”

我记起我对少年版弗兰克·阿尼塞讲起过的关于雪莉·杰克逊的故事，笑了。“有时候雪茄只是一阵烟雾，巧合只是巧合。我知道的是，我们正在谈论另一个分水岭时刻。”

“我在《企业周刊》里没找到这个故事，原因是？”

“故事没有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德里镇，缅因州北部。哈里康复出院以后，去了距德里约二十五英里的港湾镇，跟叔叔婶婶生活在一起。

他们收养了哈里，看着他在学校里明显跟不上，他们就让他在家庭农场里干活了。”

“听起来像《雾都孤儿》里会有的故事。”

“不，他们对他很好。记住，那时候没有补习班，‘精神障碍’这个词还没被造出来——”

“要知道，”阿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那时候，‘精神障碍’意味着你不是个蠢货、笨蛋，就是个十足的糊涂蛋。”

“但他那时候和现在都不是笨蛋，”我说。“不是。我想他顶多是被吓傻了，你知道吗？是心理创伤。他得花很多年才能从那晚的经历中恢复过来。他恢复过来时已经过了上学的年龄了。”

“至少到他重返学校拿普通教育发展证书时才恢复，可那时他已经人过中年步入老境。”阿尔摇了摇头。“真是浪费了。”

“别扯了，”我说。“美好人生永远不会被浪费。

他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吗？对。我能让这事儿发生吗？从昨天的情况来看，或许我能。但问题的关键真的不在这儿。”

“那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这对我来说跟卡罗琳·波林的例子非常相似，那个例子已经证明：是的，你能改变过去。不，当你改变过去时，世界并不会像气球一样爆炸。你能帮我倒一杯新煮的咖啡吗，杰克？你给自己也倒一杯吧。是热的，你看起来也需要来一杯。”

倒咖啡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甜面包。我给他拿了一个，他摇摇头。“固体事物下咽困难。

不过你要真想让我补充热量，冰箱里有六罐一条的雅培安素营养奶。我觉得味道像冷冻鼻涕，但我还咽得下去。”

我用碗橱里发现的高脚酒杯给他倒了一杯，他笑起来。“你认为这样喝起来味道会好些吗？”

“兴许吧，你要是把它当做黑比诺葡萄酒的话。”

他喝了一半，看得出，他每一口都咽得非常艰难。喝着喝着，他把酒杯放到一边，又拿起了咖啡。没有喝，只是用手握住杯子，似乎想要取暖。

这番情形让我重新估算了一下他可能剩下的时间。

“那么，”他说，“为什么这回不一样呢？”

要是他没有病得这么厉害，也许他会亲自去证明。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因为卡罗琳·波林从来就不是个理想的测试个案。你没有挽救她的生命，阿尔，只是挽救了她的腿。在两条路上，她都活得很好，但平庸无奇——一条路是卡勒姆击中了她，另一条路是你插手其中。在两条道路上她都没有结婚，都没有孩子。这就像是……”

我支吾起来。“不是冒犯你，阿尔，但是你所做的就像是医生挽救了被感染的阑尾。对阑尾自身来说是很棒，但即使阑尾很健康也没什么意义。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明白。”但我想他看起来有点儿不高兴。“对于卡罗琳·波林，我已经尽全力了，伙计。我这个年纪的人即使身体健康，剩的时间也不会多。

我的眼光更高远。”

“我不是在埋怨你。但邓宁一家更适合测试。

小姑娘瘫痪的事情，只不过对她本人和她的家庭而言非常悲惨。我们谈论的是四个人被杀死，第五个人终生走不出阴影。而且，那个人是我们俩认识的人。获得普通教育发展证书文凭之后，我带他去餐馆吃汉堡。你看到他的毕业服和毕业帽时，还给我们免了单。记得吗？”

“当然记得。我还给他拍了照片，准备贴到墙上。”

“要是我能做成这件事——要是我能阻止他爸爸挥舞那把锤子——你觉得照片还会在那儿吗？”

“我不知道，”阿尔说。“或许不会吧。我可能压根儿都不会记起有过那么张照片。”

这话似乎太具理论性了，我没做任何评论。

“想想另外三个孩子——特罗伊、埃伦和图加。

毫无疑问，他们中有人会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埃伦甚至可能成为喜剧明星。他不是说埃伦像露西尔·鲍尔吗？”我靠上前去。“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个更好的试验品，看看当你改变分水岭时刻之后会发生什么。我需要轻易阻止肯尼迪被暗杀这么重大的事情之前做个试验。你说呢，阿尔？”

“听着，我知道你的想法。”阿尔挣扎着站起身来。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很难受，可当我准备起身时，他却挥手示意我坐下，“别，坐着别动。

我给你看样东西。在另一间房里。我去拿。”

<h3>7</h3>

那是一只锡罐。他递给我，让我拿到厨房里。

他说这样好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放在餐桌上。我们坐下之后，他用戴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锡罐。他取出的第一件东西是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他打开封口，倒出一大堆脏兮兮的纸钞。我从里面抽出一张，惊奇地看着。这是张二十元纸币，但票面上印的不是安德鲁·杰克逊[35]，而是格罗弗·克利夫兰[36]，美国十大杰出总统怎么也数不着他。背面文字“联邦储备券”下方是相向行驶的火车头和汽船。

“看起来像‘大富翁’游戏钞票。”

“不是‘大富翁’游戏钞票。这些钱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多，没有面值超过二十的。现在，加一罐油就要三十到三十五美金，五十美金都不足以让便利店里的人抬一下眼皮。但那时候可不一样，不知多少人会为之心动呢。”

“是你的赌资吗？”

“一部分。主要还是我攒下来的积蓄。1958年到1962年，我当厨师，跟在这儿一样，一个人过日子，只要不花钱追求那些挥金如土的女人，便能存下不少钱。我没那爱好。即便要交往，也找些不太挥霍的女人。我跟每个人都处得很友好，但不会跟任何人走得格外近。我建议你也这样。

在德里如此，要是你去达拉斯的话，也如此。”

他用瘦削的手指拨弄了一下纸币。“这里有九千多美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相当于今天的六十倍。”

我盯着那堆钱。“钱可以带回来。不管你进兔子洞多少次，带回来的钱都不会消失。”虽然他已经说过这一点，但我一时半会儿没有拐过弯来。

“是的，尽管钱还会回来——彻底重置，还记得吗？”

“这不是个悖论吗？”

他看着我，有些抓狂，耐心即将耗尽。“我不知道。问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只会浪费时间，我没多少时间了。”

“对不起，对不起。里面还有些什么？”

“没什么了。但好在你不需要多少。杰克，那个时代跟现在完全不同。你可以在历史书中读到，但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真正体会。”他递给我一张社保卡。卡号是005-52-0223。名字是乔治·T·安伯森。阿尔从锡罐里拿出一支钢笔，递给我，“签上名字。”

我接过钢笔，是一支促销赠品笔。笔管上写着“德士古之星，您的放心选择。”我签了社保卡，感觉有点儿像丹尼尔·韦伯斯特[37]与魔鬼签下契约。

我想把卡递还给他，但他摇了摇头。

接下来取出的是乔治·T·安伯森的缅因州驾照，上面写着我身高六英尺五英寸，蓝眼睛，棕头发，体重一百九十磅。生于1923年4月22日，住在萨巴特斯蓝鸟路19号，碰巧是我2011年的住址。

“约六英尺五英寸，对吧？”阿尔问道。“我估测的。”

“非常接近。”我在驾照上签了名。驾照是基本证件款。颜色：米色。“上面没有照片？”

“缅因州驾照贴照片还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呢，伙计。其他四十八个州也一样。”

“<i>四十八个州？</i>”

“夏威夷直到要再过一年才正式成为美国的州。”

“哦。”我感觉有点呼吸困难，好像有人朝我肚子捣了一拳。“这么说……你要是超速被拦下，驾驶证显示是谁，警察就会相信你是谁？”

“可不是吗？你要是在1958年谈论恐怖袭击，人们会以为你在谈论少年斗牛士。在这些地方也签上名。”

他递给我一张赫兹租车公司特别优惠券，一张城市石油服务公司的油卡，一张餐馆会员卡和一张美国运通卡。运通卡是人工合成塑料制成的，餐馆会员卡是纸制的。卡上都印有乔治·安伯森的名字。字是打字机打上去的，不是印在上面的。

“你要是想要的话，明年就能得到真正的塑料运通卡。”

我笑了。“没有支票簿吗？”

“我是可以帮你弄一本，但有什么用呢？我以乔治·安伯森的名义填写的任何纸制文件下次重置的时候都会消失。包括我存进账户的钱。”

“哦。”我感觉像个傻瓜。“噢。”

“你也犯不着自责，这些对你来说还很陌生。

不过，如果你想开个账户。我建议你别存超过一千的钱。尽可能地留现金，随身带着。”

“以防万一要仓促返回。”

“没错。信用卡只是个身份证明。当你回来时，我开设的账户都将被清除。可能这些账户也许能派得上用场——谁知道呢。”

“乔治在蓝鸟路19号取邮件吗？”

“1958年，蓝鸟路只是萨巴特斯地图上的一处地址，伙计。你现在住的社区还没建呢。不管谁问你这事儿，你就说这是商业机密。他们会相信的。1958年商业就像上帝——每个人都崇拜它，但没人了解它。拿着。”

他塞给我一只上好的男士钱包。我目瞪口呆。

“这是鸵鸟牌吗？”

“我想让你看起来像个有钱人，”阿尔说。“找几张照片跟身份证放在一起。我还给你准备了些别的零碎东西。几支圆珠笔，有一支很时尚，笔头上有开信刀和尺子。斯克里普托自动铅笔。一只笔袋。这些东西在1958年都是必须的，让你显得不蠢。一只宝路华手表，斯佩戴尔铬合金可调节表带——伙计，耍酷的人都会想方设法弄到一块。剩下的你自己挑吧。”他又咳了很长一段时间，痛得缩成一团。他停止咳嗽，脸上挂满豆大的汗珠。

“阿尔，你什么时候想到准备所有这些的？”

“当我意识到我回不到1963年的时候，我离开得克萨斯回到家。我已经想到你了。离异，没有孩子，聪明，最关键的是，年轻。噢，拿着这个，差点忘了。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名字是从圣西里尔公墓墓碑上借用的，向缅因州州务卿递交一份申请就弄到了。”

他递给我一张出生证明。我用手指抚摸着凸纹，摸起来很光滑，像官方文件。

我抬头，发现他又抽出一张纸放到桌子上。

标题是“1958—1963年体育赛事大全”。“别弄丢了，这可是你全部的身家了，要是落到坏人手中，你可得费一番口舌了。要是上面的事情被逐一证实，那就更麻烦。”

我准备把所有东西装进锡罐，他摇摇头。“我帮你准备了一个巴克斯顿勋爵公文包，放在壁橱里，公文包四周已经非常仔细地磨损过。”

“我不需要——我有背包，在我车后备箱里。”

他一下子乐了。“你要去的地方，除了童子军没人背背包。童子军也只在远足或集会的时候才会背。伙计，要学的东西还很多。不过，只要小心点，别心存侥幸，就不会出岔子。”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要去做这件事了，而且马上就要动身了，几乎毫无准备。我感觉就像一个要去游览十七世纪伦敦码头的游客，突然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我的工作是什么呢？”我无奈地问道。

他扬起眉毛——曾经浓密的眉毛现在跟头发一样稀疏、苍白。“你的工作是去拯救邓宁一家。

我们不是一直在谈论这事吗？”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如果别人问我靠什么谋生我怎么回答？”

“你的有钱叔叔死了，还记得吗？告诉他们，凭空得来的那笔遗产，足以支撑你的写书生涯。

每个英语老师心底不都隐藏着一位失意的作家吗？难道我弄错了？”

事实上，他没说错。

他坐在那儿，看着我——精神萎靡，瘦骨嶙峋，但满怀关切。可能还有怜悯。最后他声音轻柔地说：“任务很艰巨，对吧？”

“是的，”我说。“阿尔……哎……我只是个小人物。”

“可以说，奥斯瓦尔德也一样。一个放冷枪的小人物。根据哈里·邓宁的作文，他爸爸也只是个拿着锤子的可恶醉鬼。”

“他连那都算不上。他在肖申克监狱死于胃中毒。哈里说可能是由于劣质勾兑酒。那是——”

“我知道那种酒。我驻扎在菲律宾的时候见过很多。甚至还喝过一些。但是，你去的时候他还没死。奥斯瓦尔德也没死。”

“阿尔……我知道你病得很重，很痛苦。但是，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餐馆？我……”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了他常用的称呼，“伙计，我不想一个人去餐馆。我害怕。”

“没问题。”他一只手撑住腋下站起身，表情痛苦，嘴唇紧咬。“你拿公文包，我去换衣服。”

<h3>8</h3>

八点差一刻，阿尔打开富客汉堡所在的银色拖车。柜台后的铬合金器皿发出的微光看起来阴森吓人。凳子似乎在低语，<i>没有人会再坐我们了</i>。旧式大糖罐似乎低声应答，<i>没有人会再倒糖了——聚会结束啦</i>。

“给里昂·比恩让位，”我说。

“对，”阿尔说。“该死的发展。”

他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却没有停下来休息。他领我走到柜台后面储藏室门口。我跟着他，把公文包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公文包里面装着我的新生活。公文包是老式的，带搭钩。要是我把它带到里斯本高中课堂上，大多数学生肯定会嘲笑我。另外一些学生——那些有着敏锐时尚感的学生——可能会为公文包的怀旧风格鼓掌。

阿尔打开门，混合着蔬菜、调料和咖啡的气味扑面而来。他越过我的肩膀，伸手打开灯。我盯着铺着深灰色漆布的地板，仿佛看着满是饥饿鲨鱼的水池，阿尔拍拍我的肩膀，我就要跳下去了。

“抱歉，”他说，“你得带上这个。”他拿出一枚五角硬币。“黄卡人，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实际上，我已经全然不记得了。

心跳极快，我似乎能感觉到眼球在眼眶里脉动，舌头像块破地毯。他递给我硬币时，我差点没接住。

他最后打量我一番。“目前穿牛仔裤还行，但继续北上之前，得在美茵北大街上的梅森男装店买几条裤子。日常穿彭德顿或者卡其布都可以，正式场合穿班纶丝。”

“班纶丝？”

“你只管开口要，他们都知道。你还得买几件衬衫。然后是西装。几条领带，一个领带夹。

买顶帽子。不是棒球帽，那种好的遮阳草帽。”

他眼角有泪水滑落。他的眼泪比他的那些话更令我恐惧。

“阿尔，你怎么了？”

“我只是害怕，跟你一样。没必要生出这些离愁别绪。你要是能回来的话，不管你在1958年呆多久，这里都是两分钟。正好够我准备好煮咖啡。

要是顺利的话，我们好好喝一杯，听你聊你在那边的经历。”

要是顺利的话，多么沉重的字眼。

“你还可以做个祷告。时间来得及，不是吗？”

“当然。我会祈祷一切顺利。别被表象蒙蔽，别忘了你将要面对的是个危险人物。可能比奥斯瓦尔德更危险。”

“我会小心的。”

“好吧。在你听懂方言，找到感觉之前尽量闭嘴。慢慢来。别惹是生非。”

我竭力露出笑容，但不知道有没有笑出来。

公文包很沉，装的好像不是钱和伪造的身份证，而是石头。我想我会晕倒。然而，上帝保佑我，我还是有些想去的。迫不及待地想去。我想驾着雪佛兰看看美国；美国正向我发出召唤。

阿尔伸出瘦弱而颤抖的手。“祝你好运，杰克。

上帝保佑你。”

“是乔治。”

“对，乔治。去吧。就像那时人们说的，轮到你闪亮登场了。”

我转过身，一步步朝储藏室走去，像是用脚试探漆黑楼梯一般摸索着向前。

走到第三步，我触到了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