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书名：11/22/63 作者：斯蒂芬·金
第二十七章
<h3>1</h3>
1963年11月17日（星期天）580
吃完萨迪所说的晚饭、我所谓的正餐之后，萨迪想去洗碗，但是我让她打包过夜用的小提箱。
手提箱很小，是蓝色的，带圆角。
“你的膝盖——”
“洗几只碗还站得住。你现在就得上路，要是你晚上想睡个好觉的话。”
十分钟之后，碗洗好了。我的指尖感觉僵痛。
萨迪站在门口。双手提着小手提箱，头发在脸侧卷曲着，她看起来从未如此美丽。
“杰克？告诉我一件关于未来的乐事吧。”
令我惊奇的是，没想到几件事。手机？不算。
自杀式炸弹？可能不好。冰山融化？还是换个时间吧。
然后我咧开嘴。“我买一送一，告诉你两件。
冷战结束，总统是黑人。”
她开始笑，然后看到我没有开玩笑。她张开嘴。
“你是说白宫里有个黑人吗？”
“是的。尽管在我们的时代里，这群人更喜欢被称为非裔美国人。”
“你说真的吗？”
“是的。”
“噢，我的天哪！”
“选举结束之后第二天很多人都发出这种感叹。”
“他干得……怎么样？”
“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问我的话，他做得很出色，考虑到复杂的形势。”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还是开车回约迪吧。”她心不在焉地笑笑。“在恍惚中。”
她走下坡道，把手提箱放在甲壳虫的后备箱，然后跟我飞吻。她开始上车，但是我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我不能跑——佩里医生说要过八个月，甚至是一年之后才能跑——但是我瘸着腿，以最快速度走下坡道。
“等等，萨迪，等一下！”
我的邻居克诺彭斯基先生坐在轮椅里，裹着夹克，膝盖上握着电池驱动的摩托罗拉遥控器。
人行道上，诺曼·惠滕正拄着滑雪杖般的拐杖慢慢走向角落的邮箱。她转身朝我们挥手，僵硬的左脸试图挤出笑容。
萨迪在黄昏之中不解地看着我。
“我只想告诉你点儿事，”我说，“我想告诉你，你是我该死的最好的经历。”
她笑着拥抱我。“你对我来说也是，亲爱的。”
我们久久地吻在一起，要不是右边传来干巴巴的掌声，我们还会吻得更久。克诺彭斯基先生在鼓掌。
萨迪抽开身，握住我的手腕。“打电话给我，好吗？让我始终……你怎么说的来着？知情？”
“是的，我会的。”我不想让她知情。也不想让德凯或者警察知情。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做不了，杰克。你太虚弱了。”
“我知道，”我说，心想：我最好能别那么无能。
“给我打电话，让我知道你平安到家了。”
当她的甲壳虫驶过拐角消失之后，克诺彭斯基先生说：“小心点儿，安伯森先生。看守人在那儿。”
“我知道。”我在车道底下站了很久，确保惠滕女士能从邮箱那儿安全返回，而不摔倒。
她做到了。
我回到屋里。
<h3>2</h3>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梳妆台顶上取下钥匙圈，数了数钥匙，很惊讶萨迪从没有把钥匙拿给我看，看是否能激起回忆……不过，她当然不可能什么都想到。有十几片钥匙。多数钥匙我都不知道是哪里的，尽管我很确定一片西勒奇钥匙是我房子前门的钥匙，房子位于……萨巴特斯？我想是对的，但我不确定。
钥匙圈上还有一片小钥匙。上面贴FC和775号。这是一片保管箱的钥匙，没错，但是是哪家银行呢？第一商业银行？听起来挺像银行的名字，但是不对。
我闭上眼睛，朝黑暗中看去。等待着，几乎可以肯定我想要的会到来……的确到来了。我看见一本人造鳄鱼皮封面的支票簿。我看到我亲自打开支票簿。这简直容易得出奇。支票上不仅印着我在过去国度里的名字，还有我在过去的国度里最后的正式地址。
<b>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b>
<b>西尼利街214</b><b>号，1</b><b>单元</b>
我想起来：<i>我的车就是在那儿被偷的。</i>
还想起来：<i>奥斯瓦尔德。刺客的名字叫奥斯瓦尔德·拉比特</i>。
不，当然不是。他是个人，不是个卡通人物。但是，很接近了。
“我来找你了，拉比特先生，”我说，“还在走向你。”
<h3>3</h3>
接近9点30分，电话响了。萨迪安全到家。“没想起什么吧？我很麻烦，你知道的。”
“想不起来。你一点儿都不麻烦。”她是这个世界上跟奥斯瓦尔德·拉比特最没有关系的人，要是我跟它有关系的话。更不要说他的妻子，名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叫玛丽，他的小女儿，我确信叫阿普丽尔。
“你是在逗我，说黑人进白宫，对吧？”
我笑了。“等一阵子。你就能亲眼看见了。”
<h3>4</h3>
1963年11月18日（星期一）
上门服务护士，一位又老又丑，一位年轻漂亮，九点钟准时来到。她们履行了职责。当老护士觉得我痛苦、抽搐、呻吟够了的时候，递给我一个纸包，里面包着两片药丸。“止痛药。”
“我想我实际上不需——”
“拿着，”她说——她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免费的。”
我把药塞进嘴里，藏到舌下，喝了一口水，然后去了浴室。在浴室里我把药吐出来。
我回到厨房时，老护士说：“恢复得不错，不要太累了。”
“绝对没累着。”
“抓住了吗？”
“什么？”
“打你的混蛋？”
“噢……还没。”
“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吗？”
我咧嘴大笑，克里斯蒂过去经常说我笑起来像电视知识竞赛里说俏皮话的主持人。“我不记得了。”
<h3>5</h3>
埃勒顿医生过来吃午饭，带了巨大的烤牛肉三明治，滴着油的松脆炸薯条，还有他答应给我带的奶昔。我尽量吃，真的吃了很多。我的胃口正在恢复。
“迈克有再演一次综艺秀的想法，”他说，“这一次是为了你。到最后，还是更明智的人说得在理。一座小镇能给的只有这么多了。”他点支烟，把火柴放到桌上的烟灰缸里，兴致勃勃地吸起来。
“警察有没有可能抓住袭击你的暴徒？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但是我很怀疑。他们搜光了我的钱包，偷了我的车，扬长而去。”
“不过，你去达拉斯那种地方干什么？那儿可不是达拉斯的什么高尚社区？”
<i>嗯，很明显我住在那里。</i>
“我不记得了。找人吧，或许是。”
“你休息得多吗？没有累着膝盖吧？”
“没有。”尽管我怀疑不久之前我的膝盖很累。
“还会突然睡着吗？”
“好多了。”
“太好了。我想——”
电话响了。“应该是萨迪，”我说，“她吃完午饭打过来。”
“我得走了。很高兴看到你长肉了，乔治。
代我向那位美女问好。”
我照办了。她问我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记忆冒出来。根据她谨慎的措辞我能判断出她是从学校的办公室打来的——打完之后要付给科尔里奇太太长途话费。除了掌管德诺姆联合高中的金库之外，科尔里奇太太还有双尖耳朵。
我告诉她没有，没有记起新的东西。但是我准备打个盹儿，希望醒来会想起什么。我告诉她我爱她（能说出真心话，感觉真的很美），询问了德凯的情况，祝她下午开心，然后挂断电话。
但是我没有睡觉。我拿上车钥匙和公文包，开车去了城里。我向上帝祈祷，回来时公文包里能装上东西。
<h3>6</h3>
我缓慢而小心地开车，但是当我走进第一玉米银行，递上保管箱钥匙时，膝盖仍然痛得厉害。
银行职员从办公室里出来接待我，他的名字我马上回想起来：理查德·林克。我瘸着走上前去的时候，他瞪大眼睛，十分关心。“发生什么了，安伯森先生？”
“车祸。”希望他没有读或者忘了《新闻早报》上“警方直击”版面的短文。我自己也没有读，但的确有那么一条：约迪镇乔治·安伯森先生，遭人殴打施暴，失去意识，被人发现并送到帕克兰医院。“我恢复得很好。”
“那就好。”
保管箱放在地下室。我跳着走下楼梯。我们用了钥匙，林克把保管箱拿到一个小房间里，放到一张小桌上，小桌仅能容下箱子，然后他指着墙上的按钮。
“完了之后叫梅尔文，他会帮你。”
我谢谢他。他离开之后，我拉上小房间门口的窗帘。我们已经打开保管箱的锁，但是箱子还关着。我盯着箱子，心跳加速。里面装着约翰·肯尼迪的未来。
我打开箱子。上面是一捆现金和尼利街公寓里的杂物，包括我的第一玉米银行的支票簿。下面是一扎手稿，用两根橡皮筋捆着。上面一张赫然印着《凶杀地》。没有作者，就是我的大作。
我把它拿在手上，心里坚信我一打开，里面都会是空白。黄卡人已经把字迹抹去了。
<i>求求你，不要。</i>
我翻开手稿。第一页上，一张照片正看着我。
很窄但是很帅的脸。嘴唇弯成了笑容，这笑容我非常熟悉——我不是亲眼看见过吗？是那种“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你不知道，你这个可怜的笨蛋的”笑容。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将要改变世界的可怜虫。
<h3>7</h3>
我坐在小房间里，记忆汹涌袭来，令我呼吸困难。
梅赛德斯街上的艾维和罗塞特。姓坦普尔顿，跟阿尔一个姓。
跳绳女孩儿们：“我老子开着潜水艇。”
卫星电子沉默的迈克（神圣的迈克）。
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像超人一样撕开衬衫。
比利·詹姆斯·哈吉斯和埃德温·安德森·沃克将军。
玛丽娜·奥斯瓦尔德，刺客美丽的人质，站在西尼利街214号我的门口：“打扰一下，你看到我丈夫了吗？”
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
六楼，东南窗户。视野最好的窗户，能看到迪利广场和埃尔姆大街，弯向三岔地下通道。
我开始颤抖。我拿双手抱住胳膊，胳膊紧紧抱在胸前。左胳膊——被毛布包裹的烟袋打断的胳膊——开始疼痛，但我没有理会。我很高兴。
它将我跟世界绑在了一起。
颤抖消退之后，我将没有完成的书稿，珍贵的蓝色笔记本和剩下的所有东西都装进公文包，然后检查了一下保管箱的后面。又发现两样东西。
一件是当铺买来的便宜婚戒，为了遮人耳目，帮助我在卫星电子编故事用的。另一件是一只红色的婴儿拨浪鼓。是奥斯瓦尔德家的小女孩儿的（琼，不是叫阿普丽尔）。我把拨浪鼓放进公文包，戒指放进裤腰上的表袋里。我开车回去的时候会扔掉。如果时机来到，萨迪会得到一枚更好的。
<h3>8</h3>
敲玻璃的声音响起。然后有个声音说：“——还好吗？先生，你还好吗？”
我睁开眼，一开始不知道我身处何地。我往左看，一位身穿制服的巡警在敲我雪佛兰汽车驾驶侧的窗玻璃。然后我想起来了。是在回伊登法洛斯的半路上。因为我又累又兴奋又恐惧，那种我想睡觉的感觉又钻进脑子里。我立即把车停进了就近的停车场。那时是两点钟左右。现在，从倾斜的阳光来看，得有四点了。
我摇下窗玻璃，说道：“抱歉啊，警官。我突然开始犯困，安全起见，我停了下来。”
他点点头。“嗯，嗯，喝了酒就会这样。上车之前喝了多少？”
“没喝。我几个月前脑袋受伤了。”我把脖子转过来，让他看到头发还没长起来的地方。
他有点儿将信将疑，让我对着他的脸呼气。这回他彻底相信。
“让我看看你的驾照。”他说。
我拿给他我的得克萨斯驾照。
“你不打算一路开回约迪吧？”
“没有，警官。只开到达拉斯城北。我待在一家名叫伊登法洛斯的康复中心。”
我在出汗。我希望如果他看到的话，会以为这只是因为在温暖的十一月天气里闷在车里瞌睡的缘故。我也希望——强烈希望——他不会问我身边座椅上公文包里装的是什么。要是在2011年，我可以拒绝这样的要求，告诉他不能因为我在车里睡觉就要搜我的包。天哪，停车场甚至没有咪表。但是在1963年，警察可以立即搜包。他不会找到毒品，但是他会找到现金，标题里带有“凶杀”二字的书稿，以及有关达拉斯和肯尼迪的奇怪幻想的笔记本。我会不会被带到就近的警察局接受盘问，或者带到帕克兰医院进行精神评估？跟沃尔顿一家[180]一样，由于路途遥远而很难道一声晚安吗？
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圆脸通红，就像诺曼·洛克威尔[181]刊登在《周六晚报》封面上的警察。然后他把驾照递过来。“好吧，安伯森先生。回到法洛斯去吧，我建议你到那里之后停下车。你看起来很虚弱，不管有没有打瞌睡。”
“我正是这么打算的。”
我把车开走的时候从观后镜里能看见他，他注视着我。我敢确定，开出他的视线之前我会再次睡着。这一次毫无先兆。我会突然冲向人行道，或许碾压两三个行人，然后撞上一家家具店的橱窗。
最终，当我把车停在门口带坡道的小房子前时，头疼得厉害，眼睛开始冒水，膝盖不停悸痛……
但是有关奥斯瓦尔德的记忆牢固而清晰。我把公文包扔到餐桌上，给萨迪打了个电话。
“我从学校回来后给你打了个电话，但是你不在，”她说，“我很担心。”
“我在隔壁，跟克诺彭斯基先生一起玩克里比奇牌。”这些谎言是必要的。我得记住。谎得撒得圆满，因为她对我了如指掌。
“哦，那就好。”然后，她没有停顿，也没有改变语调就继续说道：“他叫什么名字？那家伙叫什么名字？”
<i>李·奥斯瓦尔德</i>。萨迪差点突袭得手。
“我……我还是没记起来。”
“你犹豫了。我听得出来。”
我等着她的责备，紧紧抓住话筒。
“这一次差点就出现在你的脑子里，对吧？”
“是有东西。”我谨慎地表示同意。
我们聊了十五分钟，我一边和她说话一边看着装有阿尔的笔记的公文包。她让我晚上晚些时候再给她打电话。我答应说我会打的。
<h3>9</h3>
我决定等到新闻栏目《亨特利—布林克利报道》之后再打开笔记本。我想这个时候我不会找到很多有实际价值的信息。阿尔的笔记最后一部分很不完整，写得很仓促。他从朱料到奥斯瓦尔德行动会持续到现在。我也没料到。接触那个忿忿不平、无足轻重的家伙就像是在满是倒下的树枝的道路上开车。因为过去会成功地自我保护。
但是我阻止了邓宁，这给了我希望。我看到了一丝曙光，我能阻止奥斯瓦尔德，而不用进亨茨维尔的监狱或者电椅。我有足够的理由渴望自由。
最重要的一个今晚就在约迪，很可能在于喂德凯·西蒙斯喝鸡汤。
我在供病人使用的舒适的小公寓里有条不紊地工作，收拾东西。除了老打字机外，我离开之前不想留下任何乔治·安伯森的痕迹。我希望等到星期三，但是如果萨迪说德凯好些了，她星期二晚上准备回来的话，我得加快进度。我要躲到哪里去，直到任务完成呢？这个问题非常好。
小号响起，开始广播新闻。切特·亨特利出现了。“肯尼迪总统在佛罗里达度过了周末，观看了北极星导弹试射，并探望了他生病的父亲，之后度过了一个忙碌的星期一，在九个小时内发表了五场演讲。”
一架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降落，等待的人群欢呼起来。下一个镜头里，肯尼迪走近临时障碍背后的人群，一只手拂了下蓬松的头发，另一只手拂了下领带。他大步走在特勤局队员的前面，队员们慢跑着跟上他。我看着他，非常着迷，实际上，他溜过障碍的一个缺口，走进等待的人群，跟左右两边的人握手。特勤队员们快步跟上时，神情紧张。
“这是在坦帕的情景，”亨特利继续说道，“肯尼迪在那里握手近十分钟。他让负责他安全的人焦急万分，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人们很喜欢如此。
他也同样，戴维——尽管大家公认他态度超然，但他乐于迎合政治的要求。”
肯尼迪现在正向他的轿车移动，不断跟群众握手，偶尔跟女士拥抱。轿车是辆车顶收起来的敞篷车，跟他从拉菲尔德前往被奥斯瓦尔德袭击地时乘坐的敞篷车一模一样。可能就是同一辆车。
一时间，模糊不清的黑白镜头在人群中捕捉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美国总统跟我之前在坦帕遇到的赌注登记人握手。
我不知道罗思说的“梅毒”是真的，还是在重复别人的谣言，不过爱德华多·古铁雷斯瘦了很多，头发变得稀疏，眼神看起来也很疑惑，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跟肯尼迪的特勤队员一样，他两边的人都穿着笨重的西装上衣，尽管佛罗里达热气逼人。镜头只是匆匆一瞥，然后又转到肯尼迪，坐在敞篷车里的他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他仍然在挥手，脸上洋溢着笑容。
回到亨特利，他长满皱纹的脸上现在挂着困惑的笑容。“那天确实有有趣的一面，戴维。总统走进国际旅馆的舞厅，坦帕商会人员正在那里等待他的演讲……嗯，还是你自己听吧。”
回到镜头。肯尼迪进来时，对着站着的观众挥手。一位戴着登山帽、穿着皮短裤，上了年纪的男人开始用手风琴演奏《向统帅致敬》[182]，手风琴比他的个头还大。总统心不在焉，然后恍然大悟，举起双手，做出和蔼可亲的神圣的手势。第一次，跟看到奥斯瓦尔德一样，我看到他——真实的一面。在那心不在焉、恍然大悟以及之后的手势之中，我看到了比幽默感更加美妙的东西：一种对荒谬生活的感激。
戴维·布林克利也在笑。“如果肯尼迪再次当选，可能那位先生会被邀请去就职典礼的舞会演奏。可能演奏《啤酒桶波尔卡》而不是《向统帅致敬》。与此同时，在日内瓦……”
我关上电视，回到沙发上，打开阿尔的笔记。
当我翻到后面时，我不断地看到那心不在焉和恍然大悟的表情。那笑容。一种幽默感，一种荒谬感。
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窗户里的那家伙两者都没有。
奥斯瓦尔德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这种人不该改变历史。
<h3>10</h3>
我很沮丧，阿尔笔记本最后的六页，有五页关乎李在新奥尔良的活动，以及他想从墨西哥辗转去古巴，却无果而终。只有最后一页聚焦于暗杀的前奏，最后的这些笔记敷衍了事。毫无疑问，阿尔肯定将这部分内容熟记于心，很可能以为如果到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我还没有干掉奥斯瓦尔德的话，就会措手不及。
1963年10月3日：奥回到得克萨斯。他和玛丽娜“好像”分居了。玛丽娜住在鲁思·佩因的房子里，奥主要是周末出现。鲁思通过一位邻居（比尔·弗雷泽）帮奥在教科书仓库大楼找到一份工作。
鲁思称奥是“很棒的年轻人。”
奥上班的日子住在达拉斯。出租房里。
<i>1963</i><i>年10</i><i>月17</i><i>日：奥开始在仓库大楼搬书，卸车，等等。</i>
<i>1963</i><i>年10</i><i>月18</i><i>日：奥24</i><i>岁。鲁思和玛丽娜给了他一个惊喜，办了生日聚会。奥谢谢他们。流泪了。</i>
<i>1963</i><i>年10</i><i>月20</i><i>日：第二个女儿出生：奥德丽·雷切尔。鲁恩把玛丽娜送到医院（帕克兰），奥在上班。步枪藏在佩因的车库，用毯子裹着。</i>
<i>联邦调查局特工詹姆斯·霍斯蒂反复造访奥。让他更加偏执。</i>
<i>1963</i><i>年11</i><i>月21</i><i>日：来到佩因的房子。请求玛丽娜复合。玛拒绝了。奥的最后一根稻草。</i>
<i>1963</i><i>年11</i><i>月22</i><i>日：奥把所有的钱放在玛丽娜的梳妆台上。还有结婚戒指。跟比尔·弗雷泽一起从欧文去了教科书仓库大楼。比尔问他拿的是什么。“新房的窗帘杆。”奥告诉他。卡尔卡诺步枪很可能已经拆散了。比尔停在距离教科书仓库大楼两个街区远的公共停车场。走路过去三分钟。</i>
<i>上午11</i><i>点50</i><i>分：奥在六楼东南角搭好狙击手的掩体，用纸板箱挡住另一边的工人，他们正在搬下用来铺设新地板的胶合板。中饭时间。除了他别无他人。大家都在守候总统。</i>
<i>上午11</i><i>点55</i><i>分：奥组装好卡尔卡诺步枪，并装上子弹。</i>
<i>下午12</i><i>点29</i><i>分：车队抵达迪利广场。</i>
<i>下午12</i><i>点30</i><i>分：奥连开三枪。第三枪射杀了肯尼迪。</i>
我最想要的信息——奥斯瓦尔德出租房的位置——阿尔的笔记里没有。我想把笔记扔掉，但是按捺住了。我站起来，穿上外套，走出屋子。
天几乎黑了，大半轮月亮冉冉升起。借助月光，我看见克诺彭斯基先生躺在轮椅里。他的摩托罗拉放在膝盖上。
我走下坡道，瘸着走上前去。“克诺彭斯基先生？你还好吗？”
开始，他没有回答，甚至动都没动一下，我敢肯定他死了。然后，他抬起头，笑了。“我在听音乐，伙计。KMAT上播放的是摇摆乐，真的让我回到过去。过去我能跳林迪，跳兔子舞，跳得非常出色。尽管从我现在的样子，你绝对看不出来。月亮很漂亮吧？”
非常漂亮。我们欣赏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
我盘算着我必须完成的任务。或许我不知道李今晚待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他的步枪在哪里：在鲁思·佩因的车库里，用毯子裹着。要是我去那里把枪拿走呢？我甚至不需要闯进去。这是在过去的国度，在这穷乡僻壤，人们连房门都不上锁，更不要说车库。
不过，要是阿尔弄错了呢？他已经把袭击沃克之前的步枪隐藏处弄错了。即便在那里……
“你在想什么，伙计？”克诺彭斯基先生问道，“你的表情很苦恼。我看，不是因为女人吧。”
“不是。”至少现在还没有，“有什么建议吗？”
“是的，有。既不能荡绳又不能骑车的老家伙最擅长的就是这个。”
“假如你认识一个人，他要干一件坏事。铁了心要干。要是你阻止了这个人一次——劝说他别做，比方说——你觉得他会继续尝试，还是会永远打消念头？”
“很难说。你是不是在想把你女朋友的脸划伤的人会不会回来结束一切？”
“有点儿像这种事。”
“疯狂的家伙。”这不算个回答。
“是的。”
“正常人通常会醒悟，”克诺彭斯基先生说，“疯狂的人很少会醒悟。有电灯电话之前，烧蒿草的日子里看到过很多这种人。你把他们吓走，他们又会回来。痛打他们，他们发动突击——先是对你，然后是对他们真正寻找的人。把他们关在县里，他们就坐等出去。对于疯狂的人，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把他们长时间关在监狱里。或者杀了他们。”
“我也是这么想的。”
“别让他回来继续伤害她，要是他有这打算的话。要是你真像你看起来那么爱她的话，你有责任。”
我当然有，尽管克莱顿已经不再是问题所在。
我回到我小小的组合式公寓，煮了份浓咖啡，坐下来，打开笔记簿。我的计划现在更清晰了，我想开始写下细节。
但是我一阵乱画，然后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接近午夜，脸颊压在格子花纹桌布上的地方一阵疼痛。我看着笔记簿。我不知道是睡着之前画上去的，还是睡醒之后画的，不记得了。
上面画着一把枪。不是曼利夏—卡尔卡诺步枪，而是一把手枪。我的手枪。扔在西尼利街214号门廊台阶下的手枪。可能还在那里。希望还在那里。
我需要枪。
<h3>11</h3>
1963年11月19日（星期二）
萨迪早上打电话说德凯好些了，但是她想让德凯明天继续呆在家里。“他要来的话病又会复发。
但是我明天早上去学校之前会打包东西，第六节课一结束我就去你那里。”
第六节课中午一点十分结束。这就是说最迟明天下午四点钟我就得离开伊登法洛斯。要是我知道去哪里的话。“我迫不及待想见你。”
“你听起来很不自然，很好笑。头又痛了吗？”
“一点点。”我说。这是真的。
“去躺下，用湿毛巾盖住眼睛。”
“我会的。”我根本不想那么做。
“你想起什么了吗？”
实际上想起了。我想到，拿走李的步枪并不够。
在佩因的房子里杀了他是个很糟糕的选择。不只是因为我很可能会被抓住。算上鲁思的两个孩子，屋子里有四个孩子。要是李从附近的公共汽车站走来的话，我也可以尝试，但是跟他一起坐车的还有比尔·弗雷泽，在鲁思·佩因的请求下给他找到工作的那位邻居。
“没有，”我说，“还没有。”
“我们会想起来的。你等着瞧吧。”
<h3>12</h3>
我开车（仍然开得很慢，但是信心倍增）穿过城市，到了西尼利街，盘算着如果一楼住房已经有人租住我该怎么办。买把新枪，我在想……
但是点38式警用手枪才是我想要的，仅仅是因为我在德里有把同样的枪，而且那次任务成功完成。
按照《今日秀》的新闻广播员弗兰克·布莱尔的说法，肯尼迪已经到了迈阿密，遇到一大群“古巴佬”。有的举着“肯尼迪万岁”的牌子，有的则打着“肯尼迪是我们的事业的叛徒”。要是一切不做改变的话，他只剩下七十二小时的生命。
奥斯瓦尔德——生命稍微更长——正在教科书仓库大楼里，可能正在把纸箱装进货梯，抑或在休息室里喝咖啡。
我有可能去那里干掉他——只需走到他面前，开一枪——完成射杀之后，如果我够幸运的话，我会被抓住，按到地上或者之前，要是我不够幸运的话。不管怎样，下次我看到萨迪·邓希尔将是隔着镀锌铁丝网保护的玻璃。要是为了阻止瓦尔德，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话——“牺牲自己。”
用英雄的话来说——我想我会做的。但是我不想这样结束。我想要萨迪，我还想吃奶油蛋糕。
西尼利街214号有个烧烤锅，门廊上有把新摇椅，但是窗帘拉着，车道上没有车。我把车停在屋前，告诉自己大胆的举止很帅，然后爬上台阶。我站在4月10日玛丽娜来找我的时候站的位置，像她一样敲门。要是有人开门的话，我就是弗兰克·安德森，代表《大英百科全书》（对《格利特报》来说，我太老了）对这个社区进行调查。
要是屋里的女士感兴趣，我会答应她明天回来的时候给她带一份样本。
没人应答。或许女主人也在上班。或许她在小区里串门儿。或许她在卧室——不久前还是我的卧室——醉酒酣睡。这对我来说都一个样儿，我们在过去的国度里。那地方很安静，这很关键，人行道空无一人。甚至艾伯塔·希钦森太太，撑着助步器的邻居守卫，也不见踪影。
我从门廊下来，一瘸一拐，走下人行道，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似的转过身，朝台阶下瞥了一眼。点38式还在，一半掩埋在树叶底下，短枪管露在外面。我弯下健康的一边膝盖，抓起枪，丢进运动外套的口袋。我四下张望，周围杳无人迹。
我瘸着走向汽车，把枪放进手套箱，然后驾车离开。
<h3>13</h3>
我没有回伊登法洛斯，而是把车开到达拉斯市中心，在路上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停下来，买了一套手枪清洁工具和一盒新子弹。我最不希望的是点38式手枪无法启动或是对着我的脸爆炸。
我的下一站是阿道弗斯酒店。没有房间，要下个星期才有，门卫告诉我——总统来访，达拉斯的所有酒店都住满了——但是花了一美元小费后，他屁颠屁颠地把我的汽车泊在酒店停车场里。
“但是四点之前必须开走。那时入住登记高峰开始。”
但是现在还是中午。这里距离迪利广场只有三四个街区远，但是我无法充分享受去那里的时光。我很疲劳，尽管吃了止痛药，头痛还是愈加厉害。得克萨斯人开车不断鸣笛，每一声鸣响都刺激着我的大脑。我频繁休息，靠在建筑侧墙上，用健康的一只腿站立，宛如苍鹭一般。一位不当班的出租车司机问我怎么样，我告诉他我没事。
这是撒谎。我心烦意乱，郁闷万分。膝盖有毛病的人真不应该肩负这世界的未来。
我感激地把屁股坐在1960年刚到达拉斯几天时曾经坐过的一条板凳上。曾经荫蔽我的榆树如今树叶已经落了，枝干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我伸开疼痛的膝盖，放松地叹口气，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教科书仓库大楼丑陋的立方形砖体建筑上。
俯视休斯敦街和埃尔姆大街的窗户在寒冷的下午阳光中闪耀着光芒。<i>我们知道一个秘密，</i>它们说道，<i>我们即将出名，特别是六楼东南角的那扇窗户。我们即将出名，你阻止不了我们。</i>一种愚蠢的威胁感萦绕着整幢建筑。只有我这么想吗？我看着好几个人穿过埃尔姆大街，从另一边经过这幢建筑，我想不会。李现在正在那幢建筑里，我敢肯定他在想我正考虑的很多事情。<i>我能做到吗？我想这么做吗？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吗？</i>
<i>罗伯特再也不是你的哥哥了，我想，现在我是你的哥哥，李，你的持枪兄弟。只是你不知道。</i>
仓库大楼后面的火车站里，一台发动机发出轰响。一群斑尾鸽展翅高飞，短暂地在仓库大楼顶赫兹公司标志上空盘旋，然后朝沃斯堡飞去。
要是我在22日之前干掉他，肯尼迪会得救，但是我几乎肯定会进监狱或者精神病医院，待上二三十年。但是如果我在22日杀了他呢？正当他组装步枪之际？
在这场游戏中，我竭尽全力避免冒险，而等到如此之晚是非常冒险的。但是我认为能够做到，而且可能是我最佳的机会。有个帮手跟我一起参加游戏会更安全，但是只有萨迪，我不会让她卷进来。甚至，我苍凉地意识到，即便这意味着肯尼迪必须牺牲，或者我必须进监狱，也决不能。
她已经受过太大的伤害。
我开始慢慢回到酒店去取车。我回头最后看一眼教科书仓库大楼。它正盯着我。毫无疑问。
当然，游戏肯定会在那里结束。我很愚蠢，还在想别的。我被驱赶到那幢砖砌的庞然大物，就像一头牛被赶下屠宰场的斜道。
<h3>14</h3>
1963年11月20日（星期三）
清晨，我从梦中醒来，梦已经不记得，心跳得很快。
<i>她知道。</i>
知道什么？
<i>知道你一直在对她撒谎，说所有这些事情你没有回忆起来。</i>
“没有。”我说。我的声音还带着瞌睡的沙哑。
<i>是的。她很小心地说她准备第六节课之后出发，因为她不想让你知道她准备早点儿出发。她想让你等到她出现时才知道。实际上，她可能已经在路上。你正接受上午的治疗，她会突然来到。</i>
我不想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感觉那么真切。
那么我准备去哪里呢？星期三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来临，我坐在床上。仿佛我的下意识自始至终都知道。过去有共鸣，它有回声。
但是首先我还有件事，要在我的老打字机上完成。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h3>15</h3>
<i>亲爱的萨迪，</i>
<i>我一直都在对你撒谎。我想你怀疑这一点已经有段时间了。我想你打算今天早点儿过来。因此你只能等到后天肯尼迪造访达拉斯之后才能见到我。</i>
<i>如果事情跟我预期的一样，我们会去另一个地方，一起长久而幸福地生活。一开始你会觉得那地方很陌生，但是我想你能适应。我会帮你。</i>
<i>我爱你，这就是我不让你卷进来的原因。</i>
<i>请相信我，请耐心等，如果你在报纸里看到我的名字和照片，请不要惊讶——如果事情跟我期待的一样，这很可能会发生。不管怎样，不要找我。</i>
<i>爱你的，</i>
<i>杰克</i>
<i>1963</i><i>年11</i><i>月20</i><i>日</i>
<i>?</i>
<i>Ps</i><i>：把信烧掉。</i>
<h3>16</h3>
我把乔治·安伯森的人生打包装进海鸥尾雪佛兰汽车的后备箱，在门上给医生留下一张纸条，带着沉重而依恋的心情驾车离开了。萨迪比我想象的更早出发——天亮之前。我九点离开伊登法洛斯。她九点一刻就把甲壳虫停到了路边，看到了取消治疗的便条，用我给她的钥匙开门进屋。
打字机的滚杆上支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她的名字。她撕开信封，读了内容，坐在没有信号的电视机前的沙发上，放声痛哭。医生来到时她还在哭……但是按照我的要求，她已经把信烧了。
<h3>17</h3>
阴沉的天空下，梅赛德斯街一片寂静。跳绳女孩儿们踪影全无——她们可能在上学，可能正全神贯注地听老师告诉他们总统即将到访——但是“房屋出租”的牌子再次挂上摇摇欲坠的门廊栏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上面有联系电话。我把车开到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仓库的停车场，从装车处附近的电话亭里拨打电话。毫无疑问，接起电话、简洁明了地说“对，我是梅里特”的，就是把2703房租给李和玛丽娜的那个家伙。我仍然记得他戴着斯泰森毡帽，穿着华丽的缝合靴子。
我告诉他我的要求，他不敢相信地笑笑。“我不按星期出租。那可是套好房子呀，兄弟。”
“是个垃圾场，”我说，“我进去过。我知道。”
“听着，等一下，他妈的——”
“不，<i>你</i>等一下。我给你五十块，只在你那屎坑里蹲一个周末。差不多是一个月的房租了。
你星期一来的时候再把你那标牌挂上。”
“你为什么要——”
“因为肯尼迪要来，达拉斯一沃斯堡的每一家酒店都满了。我大老远开车来看他，我可不想在美丽公园或者迪利广场露宿。”
梅里特考虑时，我听到打火机的滴答声和火焰冒出的声音。
“时间在流逝，”我说，“滴答滴答。”
“你叫什么名字，兄弟？”
“乔治·安伯森。”我有点儿不想打电话，直接搬进去。我差一点儿这样做了，但是沃斯堡警察局是我最不想去的地方。我怀疑有时炸死活鸡庆祝节日的人会不会理会擅闯民居的人，但是保险总比遗憾好。我不再绕着纸牌屋行走，我就住在纸牌屋里面。
“我半个小时后到门口跟你见面，45分钟。”
“我会在屋里等，”我说，“我有钥匙。”
沉默更久。然后说道：“你从哪里弄的？”
我不想告发艾维，尽管她现在在莫泽尔。“从李那里。李·奥斯瓦尔德。他给我钥匙，让我进去帮他浇花。”
“那个吹毛求疵的家伙养花吗？”
我挂断电话，开回2703号。我的临时房东，可能是受好奇心的驱使，十五分钟之后就开着克莱斯勒赶到。他仍戴着斯泰森毡帽，穿着华丽的缝合靴子。我坐在前厅里，听着活人的鬼魂不断争吵。他们有很多话要说。
梅里特想从我这里打听奥斯瓦尔德的消息——他真是该死的共产党？我说不是，他是个听话的路易斯安那男孩儿，工作的地方星期五正好俯视总统的车队。我说我希望李可以让我一起分享他的有利地形。
“去他妈的肯尼迪！”梅里特差点喊了出来，“现在他肯定是个共产党。得有人杀了那个狗杂种，让他没法摇尾巴。”
“祝你过得开心，再见。”我一边说，一边打开门。
他走了出去，但并不开心。这家伙习惯了租客对他点头哈腰。他走下破烂的混凝土人行道。“你离开的时候，要保持房屋原模原样，听到了吗？”
我看了看卧室，腐烂的地毯，崩落的石膏，以及一张断掉的安乐椅。“没问题。”我说。
我坐下来，想再次调到鬼魂的争吵：李和玛丽娜，玛格丽特和德·莫伦斯乔特。却突然睡着了。
醒来时，我想叫喊声肯定是来自梦里。
“查理·卓别林，跑到法国去！为了看女人们跳舞！”
我睁开眼睛时，喊声还在那里。我走到窗前，往外看去。跳绳女孩儿们显得个头略高，年纪略大，但是还是她们，好吧，恐怖三人组。中间的那个长了很多斑点，尽管她看起来距离长青春期粉刺的年龄至少还有四年以上。或许是麻疹。
“向舰长敬礼！”
“向女王敬礼！”我嘟哝着说，走进浴室洗脸。
水龙头喷出来的水生了锈，但是冰凉的水让我彻底清醒过来。我把破表换成一只便宜的天美时手表，看到现在时间是两点半。我不饿，但是得吃点儿东西，于是我开车去李记烧烤店。回来的路上，我在一家药店门口停下来，又买了一盒古迪牌强效头痛粉。我还买了几本约翰·D·麦克唐纳的平装小说。
跳绳女孩儿们已经消失。梅赛德斯街通常嘈杂不堪，现在却出奇的安静。<i>就像戏剧最后一幕幕布开启的时刻</i>。我进屋开吃，但是，尽管烤排香浓鲜嫩，我最后还是把大部分都扔掉了。
<h3>18</h3>
我想在主卧睡觉，但是李和玛丽娜的鬼影鲜活地出现在那儿。临近半夜，我又换到了小卧室里。
罗塞特·坦普尔顿的蜡笔女孩仍然在墙上，不知何故，我觉得她们一样的短上衣（森林绿肯定是罗塞特最喜欢的蜡笔）和硕大的黑色鞋子很舒适。
我想这些女孩儿，特别是戴着美国小姐花冠的那位，会让萨迪发笑。
“我爱你，亲爱的。”我说道，然后睡着了。
<h3>19</h3>
1963年11月21日（星期四）
我不想吃早饭，就像我头天晚上不想吃晚饭一样。但是到了上午11点，我极度想喝咖啡。一加仑的咖啡可能才够。我抓起一本新书——名叫《关上大门》——开到布拉多克公路上的“欢乐蛋”。
柜台后面的电视开着，我看了一则有关肯尼迪即将到达圣安东尼奥的新闻，在那里林登和“小瓢虫”·约翰逊会迎接他。肯尼迪还要参加聚会，与约翰·康纳利州长和他的妻子内利。
镜头上，肯尼迪和妻子穿过华盛顿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停机坪，一位记者声音听起来好像要尿裤子，谈论着杰基“松弛的”发型。开始说是“整洁的黑色贝雷帽”，然后流畅地说“束腰裙衫，是由她钟爱的设计师奥列格·卡西尼[183]设计的。”卡西尼可能确实是她钟爱的设计师，但是我知道肯尼迪夫人在飞机上还有一套装备。那套衣服的设计师是可可·香奈儿[184]。粉色羊毛材质，搭配黑色衣领。当然上面还搭配粉色筒状女帽。
那套衣服跟她在拉菲尔德接过的玫瑰十分搭调，但是跟很快就会溅到她裙子、袜子和鞋子上的血迹就不那么搭调了。
<h3>20</h3>
我回到梅赛德斯街，读平装小说。我等待着执拗的过去像拍讨厌的苍蝇一样拍我——房顶塌下来，或者污水坑裂开，把2703房吞下去。我清理我的点38式手枪，装上子弹，又把子弹倒出来，继续清理。我真希望自己突然睡着——至少能打发时间——但是没有。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不情愿地聚成几个小时，每个小时过去，都将肯尼迪往休斯敦街和埃尔姆大街交汇处拉进一步。
<i>今天不会突然睡着，我想，这种情况明天才会发生。当关键时刻来临时，我会失去知觉。等我再次睁开眼睛，事情已经发生，过去会自我保护。</i>
这会发生，我知道这会发生。果真如此的话，我得做出选择：找到萨迪，娶她，或者回去重新来过。想想吧，我发现实际上不用做出选择。我已经没有勇气回去重新来过。不管怎样，就这一次。
捕猎手的最后一枪。
那天晚上，肯尼迪夫妇、约翰逊夫妇以及康纳利夫妇在休斯敦共享晚宴，是由拉丁美洲公民联盟举办的晚宴。美食具有阿根廷风味：土豆沙拉和炖肉。杰基饭后发表了演讲——用西班牙语。
我吃外卖汉堡包和炸薯条……尽力吃下。我吃了几口，又把食物丢进外面的垃圾桶里。
我读完了麦克唐纳的两本小说。我想把我自己没有完成的小说从车后备箱里拿出来，但是读下去的想法让人恶心。最后，我只是坐在一半折断的扶手椅子里，直到外面天黑。然后我走进罗塞特·坦普尔顿和琼·奥斯瓦尔德曾经睡过的小卧室。我躺到床上，脱了鞋子，穿着衣服，用客厅里的坐垫当枕头。我把门开着，客厅里的灯亮着。
借助灯光，我能看见穿着绿色短上衣的蜡笔女孩儿。我知道这个夜晚将比刚刚经过的白天更加漫长，我会醒着躺在那里，我的脚悬在床尾，几乎到了地上，直到11月23日的第一缕阳光透进窗户。
夜很漫长。我被如果……怎么样，本来应该……怎么样，以及对萨迪的思念折磨着。最糟糕的是这些思念。对她的思念和需要如此之深，几乎相思成病。有一刻，很可能是半夜过后很久（我已经不再看手表，指针缓慢的移动太让人沮丧），我陷入了没有梦境的沉睡。鬼知道要是不被叫醒的话我会睡多久。有人轻轻地摇动我。
“快点儿，杰克。睁开眼睛。”
我睁开眼睛，尽管当我看见坐在我旁边的人时，我一开始很肯定我是在做梦。我肯定在做梦。
但是，随后我伸出手，触摸她穿着褪色牛仔裤的腿，感觉到手掌下面的纤维。她的头发扎了起来，她的脸上几乎毫无妆饰。她左脸上的破相清晰而奇异。是萨迪。她找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