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零六“5月风暴 ”与迅猛的学生运动

60年代后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运动风起云涌。

西德在激进的社会主义联盟领导下，于1967年6月掀起了颇具规模使许多大学陷于瘫痪。

1968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因不满校方管理群体，占领图书馆并袭击校长办公室。

同年春季，在义大利的许多城市，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参与制定教学计划，参与管理学校，并进而批判传统的旧大学，要求创立新型大学。

60年代西方运动的具体起因和目的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增厌和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消费社会。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反对美国政府进行侵略战争，认为在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中，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千方百计强化生产，同时引诱人们大量消费，使每个人身不由己地成为消费社会的一个基建。

他们对自己的这种异化无所知觉，整个社会淹没在单纯的物的生产和物的消费之中，而这有关人类命运的其他基本问题于不顾。

就教育角度来说，学校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它所需要的各种活的工具的工厂，成了从属于学校的物化关系的商品。

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天赋和才能的发挥和发展不再被社会所注意和考虑。

大学中原有的继承和批判文化遗产的功能在逐渐消失。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这种思潮之所以在法国表现得格外激烈，则因为在法国还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

从50年代到60年代，法国的大学生人数激增1958年仅为1

大学的教学和生活设施远远跟不上学生人数增加的需要，宿舍拥挤，图书馆人满为患，教室不肤所需，有时学生们只得站在门外听课。

政府虽然新建了一些学校，但远未能解决问题。

法国政府当局对于这种情况的对策，不是采取积极的加速发展教育设施的态度，而是以限制入学人数来消极地维持局面。

一大批有志于深造的学生被拒于大学门外，法国教育行政部门因循守旧，强行维持早已不合时宜的种种清规戒律，如校园内不得举行政治性集会，男女学生不得在宿舍内互访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毕业后的出路问题。

许多大学生熬得几年寒窗，总望踏入社会后施展才能。

但冷酷的现实是很难找到自己愿意从事的职业，他们只能为了糊口而放弃自己已经初步掌握的专业，去从事用非所学的工作。

他们对前途失去稳定感、希望和信心。

面对日益显示出来的不满和怨恨，法国政府表面上宣称要进行教育改革，但措施不力，进展迟缓，问题九玄得不到解决。

这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促使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思索。

萨特、阿尔都赛勒、费弗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影响日益扩大，这些内外因素的结合便导致了1968年5月的运动的爆发。

巴黎大学农泰尔分校的首先发难。

该校是政府为解决学生数量激增而在巴黎郊区新建的一所大学，物质条件比其他大学更差。

曾于196519661967年要求改善条件，革除陈规，均被校方拒绝。

1968年1月，再次闹事，校方召来警察弹压。

3月18日，在一次反对美国侵略战争的示威游行中，该校的一名被捕。

3月二十二日，该校的部分集会抗议，会后，一百四十二名占领了学校的行政机构所在的塔楼，决议成立三二二运动。

校方急忙向政府报告，警方根据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的要求，于当晚包围塔楼，凌晨20高唱国际歌，被迫撤离塔楼。

此后一个月内，抗议校方和警方的卑劣行径，范围逐渐扩大，参加斗争的日益增多，校方态度强硬。

5月2日，农泰尔分校校长宣布该校无限期停课，并通知参加占领塔楼行动的科恩邦迪等8名前往巴黎大学索尔邦本部接受校务委员会的询问。

5月3日，当科恩邦迪等8人来到索尔邦时，聚集在校园中的数百名发生骚乱。

校方请示教育部长后，召来了大批警察，警察使用警棍和催泪弹驱赶拆毁桌椅进行还击。

双方搏斗从下午5时至夜间实施办，两百余名被捕，校方当夜宣布关闭佐尔邦，并决定由纪律委员会传讯带头的科恩、邦迪等人。

与此同时，警方声称将把若干被捕的交由法庭审判。

校方和警方相互勾结的暴行，更加激起了广大愤慨。

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工会宣布支持斗争。

次日凌晨，全国联合会等7个团体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对策，决定展开广泛的斗争。

5月6日，1万余名在巴黎市内示威游行，3000余名警察再次包围索尔邦，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直至深夜。

5月7日，一部分加入斗争行列，游行队伍更加壮大，行动得到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支持，例如著名哲学家萨特出面组织支援受害委员会，六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联名致函戴高乐总统，要求释放被捕重新开放索尔邦。

广大市民对原委虽不甚清楚，但出于对警察报行的义愤，也站在一边。

当时彭皮杜总理正在伊朗和阿富汗访问，由若克斯暂代总理内阁。

实际上，在戴高乐总理的直接控制之下，面对日趋严重的局势，戴高乐仍然坚持高压政策。

他认为闹事的只是少数法共也并未插手，因而不会酿成重大事件。

5月5日，戴高乐只是若克斯佩雷菲特和内政部长付些，必须毫不留情地制服街头骚乱，每晚都应逮捕五百名

5月7日，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释放撤走警察，重开索尔邦佩雷菲特根据戴高乐先维持秩序，然后才能讨论的指示。

同日在议会宣称恢复秩序，一切都可能智取，不恢复一切都不可能。

实际上拒绝了全部要求。

政府的态度进一步激发了愤怒和斗志。

5月8日，成立了五三行动委员会，号召占领学校。

5月6日，举行大型集会，在会上发表演说的除科恩邦迪外，还有西德、义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的。

他们专程来到法国，支持巴黎的斗争。

发言者异口同声，鼓动向校方和政府抗争。

10日下午6时，举行了空前规模前往司法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

队伍在途中遭到警察阻拦，遂改变计划前往索尔邦队伍。

行至拉丁区又遭警察阻拦。

怒不可遏，拆毁路障，翻起结实，筑起街垒以迎击警察。

教育部长佩雷菲特闻讯后，宣布同意撤走包围索尔邦的警察，重新开放索尔邦。

关于释放被捕问题，他要求派出代表与政府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数小时，未达成协议，警察又于凌晨2时开始向学生发起攻击。

三小时后，积累全部实现，数百名被打伤。

在这次搏斗中失败了，却赢得了普遍的同情。

在野党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谴责警察的暴行。

11日下午，洛克斯和傅歇向戴高乐建议，立即宣布接受提出的三项要求，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戴高乐回答道，不能向骚乱低头，国家不能退让。

彭皮杜总理于5月11日晚间从国外返抵巴黎后，即去爱丽舍宫会见戴高乐。

深夜11时30分，彭碧杜发表电视演说，用委婉的言辞宣布接受三项要求。

警察撤走后，于5月13日占领索尔邦。

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和辩论。

索尔邦变成了自由王国，气氛热烈紧张而混乱。

14日，成立了占领委员会，下设12个小组，分别管理索尔邦的校舍、食堂等等。

索尔邦被宣布为自治的人民大学，日夜向一切劳动者开放。

5月15日，占领了奥德翁剧院用作集会和活动的场所。

外省各大城市受到巴黎学生的鼓舞，群起仿校占领学校，向政府抗议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国。

参加斗争的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有组织的左派另一部分是没有组织起来的自发参加活动

第三部分则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有组织的左派

他们的组织和派别很多，如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命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等等。

这些组织中的不少成员过去曾是法共或法共青年组织的成员，后因对法共的路线和政策不满而自动退出或被开除，其中不少人是托派分子和他们自称的所谓毛派分子，他们宣称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者，但都反对法共当时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

他们认为苏共二十大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忽视个人自由，因此发生了波澜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此后法共又奉行苏共的和平过渡路线，一味强调议会斗争，从而坠入改良主义泥坑。

他们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转而向西方马列主义、格瓦拉主义和主义寻求真理。

他们接受了马尔库兹的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享受不到正当权利的平民等阶层的肩上，他们自己并不感到物质匮乏，因而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工人在罢工中经常提出的那些物质要求，而是要消除一切等级制，让管理学校，工人管理工厂，让人人的才智和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等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的请愿、谈判等斗争手段已经过时。

新的斗争目标要求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斗争手段及更为直接的革命行动，不断地向统治者挑衅，促使统治者诉诸暴力，镇压，暴露其凶恶的本相，从而使广大群众觉醒起来，然后再挑衅、再镇压，再觉醒。

一浪接一浪，把运动推向高潮。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崇拜鼓吹革命暴力的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人。

法国的右翼政党当然不会支持斗争，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共产党的态度。

5月3日，法共政治局委员乔治马歇在人道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私下假革命者的伪装文章，称左派为冒险主义者。

左派小集团指责行动，客观上在为戴高乐政权和大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他号召人们反对左派小集团，并孤立他们。

另一个左翼政党社会党对这次也不重视，没有施加什么影响。

所以说这次运动基本上是在没有政党领导或支持的背景下自发进行的，而且他们内部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