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五改革前日本现状

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日本封建国家名义上的首脑是天皇，但实权操纵在将军手中。

以天皇为首的由皇族公卿组成的京都朝廷形同虚设，毫无权力，并受到幕府所规定的制度和派驻京都的机构的严密限制和监视。

幕府实际上是拥有全权的国家权力机关，一切政令都出自幕府。

幕府的行政长官是由将军任命的，老中在非常时期则任命地位在老中之上的最高长官大佬。

幕府为了维持其封建统治，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把居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市为统治阶级，包括将军、大明和武士。

将军是政府的最高首脑和最大的封建领主，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将军之下是诸侯，称为大明，他们的领地叫做藩，全国共有260多个。

大明在藩内是全权的主宰，但他必须效忠于将军，负担军事等方面的义务。

将军和大明又把自己的领地分割成更小的单位，分自给自己的家臣。

这种居于将军和大明之下的家臣叫做武士，他们是职业军人，拥有佩刀的特权，富有跟随主人作战的义务，但其中也有很多人是知识分子。

德川幕府时期，武士大部分都脱离农村，在城镇中过寄生生活。

武士的上层拥有领地，并可担任国家要职。

中下级武士领取陆米，一般生活水平相当于富裕农民。

农民向封建主领取一小块粪地，进行分散的个体的经营，他们负有向封建主缴纳共付的义务。

法令禁止农民逃离本村，禁止种植规定以外的农作物，禁止买卖土地。

幕府还实行五人组制度，把每五户农民用联环保方式控制起来，相互之间要对拖欠共富和犯罪行为负责。

农民的生活也受到严格限制。

农民不准吃大米，只能吃粗粮，农民不准穿丝麻衣裳，衣裳的式样和布的颜色也有严格规定。

此外，还禁止农民建筑宽大，住宅和使用奢侈品甚至娱乐活动都要受到限制。

工主要指手工业者，商主要指商人，手工业者组织在行会做中，商人组织在帮会朱中间问屋中，这些组织享有生产和销售某种商品的垄断权，但需缴纳大量捐税。

工商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甚至连人参也得不到法律保障。

五是如果认为他们有失礼之处，就可以随意加以杀害。

在士农工商之下，还有三四十万所谓贱民。

贱民在社会上受到严重歧视和残酷的压迫，只能住在指定地点，不得与平民杂居和通婚。

17世纪初，日本的海外贸易曾经一度显著活跃。

后来幕府担心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天主教的传播，将会增强西南诸藩反对派大名的实力，促进农民的反封建斗争。

因此，德川幕府于1633至1641年先后五次发布锁国令，实行闭关政策，除开放长崎，同中国、荷兰进行有限贸易外，严禁同其他国家交往。

幕府企图以此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阻止日本社会的任何变化。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于在封建制度内部逐渐成长起来。

德川幕府时期，养蚕叶、臊丝叶、棉枝叶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各个地区经济出现了专业分工，全国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城市，最著名的是江户、大阪，京都被称为三都。

到18世纪初，江户人口为100万，大阪人口为38万，京都人口为35万。

大批商人和手工业者集中到城市里来。

以江户、大阪为中心的陆海路交通有了很大发展，陆路以江户为中心，形成五条干线，海路仅在江户和大阪之间就有船只定期航行，对商品运输都起了重大作用。

18世纪中叶以后，商业资本渗入农村，商人以换棉和出击等形式控制农村家庭。

手工业换棉是由商人供给皮棉，农民在家纺成纱或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现款或分给部分成品作为工资。

出击是商人供应农民棉纱和织机，织成后按成品数量支付工资。

换棉和出击开始具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因素。

后来一些批发行商人自立作坊，从贫苦农家招顾机之下女及女工创建了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厂。

当时除商人创建的手工工厂以外，还有幕府和各藩创建的手工工厂。

18世纪后期，丝织品、棉制品、榨油、酿酒、砂糖、酱油、陶瓷等资本主义手工工厂陆续出现，其中以丝织业年职业的手工工厂发展最快。

19世纪初，除原有的丝织业中心京都的西镇以外，关东奥与月后、美农等地区都出现丝织工厂。

19世纪中叶，棉织业中心足力的手工工厂已相当发达，每家拥有只鸡三五十架甚至一二百架。

1854年，日本全国雇佣10人以上的手工工厂约有三百个，一八六七年增加到四百多个。

但是当时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发展还不充分，又遭到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幕府和大明的意志与破坏。

所以到明治维新前夕，手工工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不占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引起了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

商品货币经济渗入农村之后，小农的经济日益被卷进商品流通范围，加之一些封建主还要他们缴纳不断增多的货币年供，这就迫使他们落入高利或者的罗网。

高利或者往往以抵偿债务为由将农民抵押过期的土地收归己有，成为新地主，农民则变成了他们的佃农。

新地主中的一部分人往往兼营小型商业和手工业，他们一方面由于土地所有权没有得到封建主的承认，工商业经营又受到封建关系的束缚，而同封建筑发生矛盾。

另一方面在剥削农民和镇压农民的反抗方面，又同封建主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城市中大帮会商人以缴纳营业税和特许费为代价，取得了商业垄断特权，获取暴利。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主为了供给自身的挥霍，也常常向市场抛售共鸣，或直接控制领地内的某些土特产品，搞所谓翻营专卖。

他们在一些城市中派驻财政代理人，代行经销大宗贡米和各地特产，经理金钱财务。

帮会商人和封建主的财政代理人形成了城市大商业、高利贷特权阶层。

他们手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其代表有三井、小野、红池等集团特权的商人在经济上受到封建所有制的束缚，在政治上受到封建等级身份制的压制，因而同封建主有矛盾，但彼此又有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依赖封建主，他们的商业特权来自封建筑。

由于封建筑挥霍无度，造成了财政之处。

他们经常停发或削减武士俸禄，使下级武士生活窘迫，另找新的生活。

他们当中有些人沦为浪人，靠拐骗、盗窃、抢劫为生。

一些人改行当教师、医生、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有些人甚至做了商人养子或收商人为养子，直接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

这些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从其新的经济地位出发，也反对幕府的封建统治，要求实行对自己有利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

在从事教师、医生等知识分子职业的下级武士中，有些人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鼓吹维新。

总之，武士的特权地位发生动摇，对现状不满，部分下级武士产生变革现状的要求。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沉重的封建剥削和高利贷压榨，促使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据不完全统计，从1603年到1853年间，全国共发生1100次暴动和起义，其中最后50年就有400次，每次参加人数多者达几千、几万乃至十几万人。

企业农民提出了收回被抵押的土地，反对增加租税、徭役、反对蕃营专卖以及特权商人的垄断等要求。

城市手工业者、小商人及其他城市平民也经常举行暴动，反对封建统治者、大商人和高利贷者。

暴动往往因投机商抬高米价引起，在日本历史上称作米骚动。

1837年大延平八郎领导的大阪市民暴动是十九世纪上半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米骚动，这些起义和斗争沉重打击了幕府的统治，加深了幕府统治的危机。

在封建制度危机日益深化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被迫实行改革。

因为这些改革是在天宝年间1830至1843年进行的，所以称为天宝改革。

最先实行改革的是常州藩。

1838年8月，常州大明启用改革派藩是村田清风，管理藩政，实行改革。

其主要内容是一灾年减免租税。

二、整顿番债，豁免武士债务。

三、采用洋枪洋炮，以西洋方式练兵，提倡航海技术。

四、鼎诸子学为藩学，同时奖励西学及自然科学。

5、广求人才，破格登用，吸收下级武士参与藩政，打破狭隘的藩界意识，奖励番外留学，招研外翻人才。

6、公布藩政府财政和藩主的私人用度。

村田清风的改革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1843年村田清风被迫辞职，常州藩的改革也由此终止。

与此同时，萨摩图、左肥前诸藩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西南诸藩的改革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稳定其统治而实行的自救运动，并未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但其中的某些措施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中下级武士在改革过程中地位提高，影响扩大，希望推翻幕府的统治。

受到束缚的商人，兼营手工工厂的地主和一些向往资本主义的上级武士也要求改革。

他们希望废除封建身份制，反对压迫和干涉工商业，反对翻营专卖制度和特权商人的专利及要求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各藩的改革影响到幕府，1841至1843年辅佐幕府的水野中邦也实行了改革。

它的主要内容是恢复自然经济，压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解散享有特权的商业帮会，向商人征收重税，禁止农民以往江湖，加强对农民的人身束缚，镇压西学，减免大明上级武士对幕府的欠债，把江户大阪方圆十里以内的大名上级武士领地划归幕府直辖。

幕府的这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不但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遭到部分大明和上级武士的反对，结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幕府改革的失败缩小了幕府对各藩的影响，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

相反，藩政改革的成功增强了西南各藩的实力，此后西南各藩成为倒幕势力的集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