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美国有助于维护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1]
书名：论美国的民主 作者：托克维尔
第九章 在美国有助于维护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1]
美国实行的是民主共和制度。[2]本书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使读者了解这一现象的原因。
尽管这并非我本意，但是有几项原因由于我的主题的贯穿性而仅被一笔带过。我尚未对有些原因作论述。而那些已被我提及的原因，也由于淹没于细节的叙述中而被我置于脑后。
因此，我认为在进一步论述美国的未来之前，我应当在有限范围内谈谈能够说明美国的现状的所有原因。
在总结这些原因的时候，我将尽量做到简明扼要，因为我想要读者们大致地回顾一下我已经谈到的一些内容，而在尚未有机会阐述的内容中，我将选择主要内容加以叙述。
我认为在美国有助于维护民主共和制度[3]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项[4]：
第一，上帝使美国人处于独特的、有利的地理环境；
第二，法律；
第三，习惯和民情。
在美国有助于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偶然原因或天赐原因[5]
联邦没有强大的邻邦。——没有巨大的首都。——美国人生来就拥有对他们有利的好运气。——美国地广人稀。——这种环境如何强有力地帮助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开发美国荒野的方式。——英裔美国人占领新大陆的广袤荒野的渴望。——物质福利对美国人的政治观点的影响。
有很多独立于人类意志的环境条件[6]使美国容易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有些是大家已经知道的，有些是容易使大家了解的，但我只想谈谈最主要的。
美国没有强大的邻邦[7]，因此不用担心大型战争、金融危机、入侵或者是被别国征服；他们也不需要重税、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他们几乎不会畏惧于一种比这些灾难加在一起对共和制度更有害的灾祸，即军事荣誉。
怎么能够否认军事荣誉对人民的精神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呢？曾两次被美国人选为国家首脑的杰克逊将军是一个性格粗暴和才能平庸的人；在他的整个任期中，没有一件事能够证明他有资格领导一个自由的民族；因此，联邦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始终反对他。那么，是什么把他推上了总统的宝座并让他能够连选连任呢？是他于20年前在新奥尔良的城墙下赢得的胜利在人们心中留下的记忆；但是，新奥尔良的这次胜利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军事胜利，其只有在一个战事不多的国家中才能够长期留在人们心中；而且，被军事荣誉的威望牵着鼻子走的民族无疑是最冷酷无情、最斤斤计较、最不懂军事的民族，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其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平淡无奇的民族。[8][9]
美国没有能够对全国各地产生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大型首都[10]，我将这一点视为美国能够维持民主共和制度的首要原因之一。[11]在城市中，你几乎不能防止人们集会协商、聚众起哄、采取突然而激烈的行动。城市就像是以所有居民为成员的大型议会。那里的人民对他们的司法官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人民往往在不经官员调解的情况下自行采取行动。
因此，使地方服从于首都，不仅等同于将整个帝国的命运极不公平地交到了一部分人的手中，而且相当于将其交到了自行其是的人的手中，而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一来，首都的绝对优势严重地打击了代议制。它使现代共和国犯下古代共和国曾经犯下的错误，后者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全部走向灭亡。
在这里，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罗列出有利于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建设，并确保这一制度得以维系的许多次要原因。但是，在这一大堆有利的环境因素中，我发现了两个主要因素，我马上对其进行说明。
我在前文中说过我将美国的起源，或是我所说的他们的出发点，视为对美国目前的繁荣做出过最重要、最有力的贡献的原因。美国人生来就拥有对他们有利的好运气；他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将身份平等和智力平等带到了他们所占据的这片土地上，民主共和制度势必在有利的自然环境中应运而生。这仍未包括所有；在共和主义社会状态中，他们的祖先还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最能使共和制度繁荣发展的习惯、思想和道德观念。当我思考这个根本事实所产生的后果时，我似乎从第一个抵达美国海岸的清教徒身上看到了美国的整个命运，就像我从第一个人身上看到了人类的整个命运那样。
在曾对美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做出过贡献，而且现今仍在保证美国维护这一制度的有利环境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美国人选择居住的这片国土。他们的祖先将爱好平等和和平的习性赋予他们，但上帝将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赋予他们，并将长期维持平等和自由的手段赋予他们。[12]
总体幸福感有利于所有政府的安定，但其特别有利于民主政府的安定，因为民主政府的安定取决于绝大多数人的情绪，而且主要取决于需求最强烈的阶级的情绪。当人民统治国家时，他们必定是幸福的，因此他们不想颠覆国家。苦难会使他们产生国王所拥有的野心。但是，抛开法律原因不谈，能够为美国带来福祉的物质原因在美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多。［在欧洲，制造福祉的是最好的法律环境；而在美国，所有恶法都难以阻止福祉产生。］
在美国，不仅立法是民主的，大自然本身也在为人民出力。
在人类的历史中，何时出现过与我们在北美所看见的类似情况？
古代的著名国家都是在战胜周边敌对国家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些现代民族发现在南美某些地区，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不如他们开化，但已经占有并耕种那片土地的民族。为了建立新国家，这些现代民族必然会消灭或者征服众多的土著居民，并以他们的胜利令文明蒙羞。
但在北美，只居住着一些从未想过利用土地这笔自然财富的流浪部落。确切地说，北美还是一片了无人烟的大陆，一片等待着居民的荒野。
美国人所拥有的这一切使得他们的社会状态和法律状态与众不同，但是更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所拥有的这片土地。
当造物主将大地赐予人们的时候，大地是朝气蓬勃而物质丰饶的[13]，但人们是软弱而无知的；而当人们学会利用大地中的宝藏时，大地上已经到处是人，很快，人们便不得不为获得栖身之所和自由生息的权利而战争。
正在这个时候，北美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它仿佛是一直被上帝所保藏，直至今日才在洪水中显露出来。
当它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时，它还保留着创世之初的面貌，一条条源头永不枯竭的河流，一块块葱郁而潮湿的荒野，一片片尚未接触农夫的犁的无垠土地。而这样一片土地，不再是被提供给早期的孤立的、无知的、野蛮的人民，而是被提供给已经掌握大自然的主要奥秘、与同胞们团结一致、从五千年的经验中得到教育的人。
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已有1 300多万文明的欧洲人安宁地生活在这片富饶的原野上，而他们尚未准确获悉这片土地的资源和面积。在他们之前，有三四千名士兵驱逐追赶四处流浪的当地土著居民；在这些武装人员之后，林居者们穿过森林，驱赶野兽，开辟河流航道，为文明向荒野的顺利进军铺平道路。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提到美国人享有的物质福利；我指出这种物质福利是使他们的法律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之前有很多作者针对这一原因做出解释，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只有这个原因容易为欧洲人所理解，故其被我们所公认。因此，我不会详细叙述这个如此频繁地被人论述并且如此容易理解的主题，我只打算补充几个事实。[14]
一般人认为，美洲荒野的开发全靠每年抵达新大陆海岸的欧洲移民，而美国的居民仍然留在其祖先占有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抵达美国的欧洲人在这里无亲无故，而且通常不拥有任何资源；为了谋生，他们被迫出卖劳动力，很难看见欧洲人离开海岸沿线的大型工业区到内陆进行开发。你显然不能在没有资本和贷款的情况下开荒垦地[15]；而且，在前往森林中冒险之前，你的身体必须能够适应新气候环境的恶劣条件。因此是美国人长期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到遥远而广袤的土地上创业。因此，最初是欧洲人放弃自己的住所，来到大西洋彼岸定居；而现在轮到出生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消失在美国中部的荒野里。这种双重的移民运动从未停止；它开始于欧洲中部，陆续来到大西洋彼岸，随后挺进新大陆的中部荒野。许许多多的人在同一时间朝着地平线上的同一点进军：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习俗有所不同，但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有人告诉他们到西部能够找到财富，他们便匆匆奔赴西部寻找财富。[16]
也许除了罗马帝国崩溃时发生的那次大迁徙之外，没有哪次大迁徙能够与人类的这次持续不断的迁徙相提并论。那时也同今天一样，人们纷纷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并乱哄哄地在同一个地方相遇；但上帝为其做出的安排却大相径庭。［在那时，上帝想的是毁灭；在现在，上帝想的是创造。］在那时，等待每一个新到达者的是毁灭与死亡；而今天，每一个新到达者都带来了繁荣和生命的种子。
美国人的这种西部迁徙对将来产生的远期效应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其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不难发现的：由于一部分老居民逐年离开他们出生的各州，这些州虽然建立已久，但其人口的增长速度却极为缓慢。康涅狄格州就是如此，其每平方英里平均只有49人，全州的人口在过去的40年中只增加了四分之一，而英国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却增加了三分之一。因此，欧洲的移民不断来到人口较少而工业尚需人手的美国；他成为富裕的工人，他们的儿子却到空旷的地区寻找财富，并最终成为富有的大地主。前者集聚资本，后者利用资本增值，不管是从外地迁来的还是在本地出生的人都不贫穷。
美国的法律有利于尽可能地分散财产，但有一个比法律更强大的因素防止财产过于分散。[17]你可以发现这一点在后来才人烟稠密起来的各州中尤为明显。马萨诸塞州是联邦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但其每平方英里仅有80人，这个数字远远小于法国，法国每平方英里为162人。
然而，在马萨诸塞州，小型地产的划分是非常罕见的；在这里，通常由年长的子女继承土地，年幼的子女则会到荒野中寻找财富。
法律虽已废除这种长子继承权，但你可以说上帝使这种权利得以恢复，而且没有任何人抱怨此事，至少这一次其没有违反公平原则。
根据一个简单的事实，你就可以判断有很多人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新英格兰到荒野中安家立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1830年，在国会的成员中有36人出生于康涅狄格州这样的小州。因此，人口数仅占全美四十三分之一的康涅狄格州提供的议员却占据议员总数的八分之一。[18]
但是，康涅狄格州本身选入国会的议员代表仅有5人，其余31人是作为西部新建各州的代表进入国会的。如果这31个人仍居住在康涅狄格州，他们很可能不会成为富有的大地主，而仍是微不足道的农户，只能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而不会开拓政治事业，他们决不会成为对社会有益的立法人员，而甚至会成为危险的公民。
美国人同我们一样也拥有这样的想法。
肯特大法官在他的《美国法律释义》（第四卷第380页）中说道：
毋庸置疑的是，土地的过度分散化会造成巨大的灾难，过于分散的土地不再能够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但是这样的不利后果至今还未在美国出现，人们在经过很多世代之后才能察觉这种后果。我们无人居住的地域广阔，尚未开垦的土地充裕，从大西洋沿岸向内陆迁徙的人流不息，都足以在现在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防止土地的过度分散化。
描述美国人扑向命运赋予他们的这些大奖赏的贪欲是困难的。为了追寻这种奖赏，他们无惧于印第安人的利箭和荒野中的瘟疫；森林中的寂静没有令他们恐惧，猛兽的靠近没有把他们吓退；一种比对生命的热爱更强烈的激情不断鼓励着他们。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无垠的大地，而他们担心那里已经没有空地，他们匆匆前进，唯恐因到得太晚而失去机会。我刚刚谈到的是旧州的居民向外迁徙的情况，至于新州的居民又如何迁徙呢？俄亥俄州成立不足50年，但它的大部分居民并非出生于该州；它的首府成立不到3年，它的境内尚有大量未被开发的土地；但是，俄亥俄的人口已经开始朝着西部进军了；大部分在伊利诺伊州的肥沃大草原中定居的人都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公民。这些人最初离开他们的第一个家园是为了生活充裕，他们离开第二个家园是为了生活得更充裕：他们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能够找到财富，但不是幸福。在他们中，对幸福的渴求已经成为一种无法遏止的热烈激情，其随着得到满足而继续增强。他们已经切断了他们与出生地之间的纽带；此后，他们没有形成这样的纽带。对他们来说，移居最初是一种需求；而现在，移居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一种想赢多少就赢多少的投机游戏。
有时，他们前进得太快，以致荒野又重新出现于他们身后。森林刚刚屈服于他们脚下，当他们离开之后，它又茂密地生长起来。当你经过西部新建各州时，你经常在森林中遇到荒废的住宅；你往往在荒野深处找到变为废墟的小屋，你惊讶于这些粗糙的建筑物，又惊讶于人性无常。在这些废弃的田野中，在这些昨日才出现的废墟之上，古老的森林很快长出新枝；动物们重新夺回它们的领土；大自然很快就愉快地用绿色的枝条和花朵覆盖人类的遗迹，并很快抹去人类留下的痕迹。
我记得在我横穿[19]覆盖纽约州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区域时，来到一个周围全是原始森林的湖泊岸边。湖水中央有一座小岛。森林覆盖着小岛，茂密的树荫完全掩盖了小岛的四周。湖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曾经有人居住；你只能看见一缕炊烟在天边升起，从树梢上笔直地冲向云端，仿佛它是从天而降而非从地面升起的。
一艘印第安人的独木舟系在沙滩上。我决定用它到这个一开始就引起我注意的小岛上看看，很快，我抵达了小岛的岸边。整个小岛拥有新大陆中的无人居住的地区所特有的令人愉悦的幽静，这种幽静几乎使文明人开始怀念远古时期的生活。青葱的植被证明这里的土地极其肥沃。就像北美的所有荒野那样，这里一片沉寂，只有斑尾林鸽的咕咕声和啄木鸟的啄木声偶尔打破这种沉寂。我从未想过这样的地方曾经有人居住，因为这里似乎还保留着大自然原本的面貌；但是当我到达小岛中央，我立即认定我所找到的一切正是人类的遗迹。随后，我仔细地审视了周围的事物，很快不再怀疑曾有一名欧洲人栖身于此。但是，他的劳动成果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不久之前被他匆忙砍倒而用来搭建小屋的树木已经重新长出枝条；他的篱笆已经成为生机勃勃的树墙，他的小屋已经变为一个树丛。在这些灌木丛中，你还可以看到几块被火烧黑的石头散落在一小堆灰烬旁边；毫无疑问这就是当时的炉灶，而已经坍塌的烟囱的碎片覆盖了这个炉灶。我停留了一会儿，默默地感叹大自然的强大和人类的软弱。当我最终离开这个迷人的地方时，我再次悲伤地叹息：什么！已经成为废墟了！[20]
在欧洲，我们习惯于将不安定的精神、人们对财富的过度欲望、对自由的过度喜爱视为一大社会危险。正是这一切确保美国共和制度拥有长治久安的未来。假如没有这种不安定的精神，人口就会聚集于某些地方，很快就会像我们欧洲这样体会到难以满足的需求。新大陆的幸运之处在于那里的人们的恶习，就像他们的美德那样对社会有利！
这对居住于东西两个半球的人类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人往往将我们所说的贪婪称为值得称赞的勤勉，而他们将我们清心寡欲视为内心深处的某种怯懦。
在法国，单一的喜好、朴素的习惯、家族精神和热爱出生地被视为国家安宁和幸福的最大保障；但是在美国，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德行更有害于社会。法裔加拿大人仍然忠实地维护古老的道德传统，但已经可以感觉到他们难以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中生存下去，而这个刚诞生不久的小人民团体很快将成为古老民族的苦难的牺牲品。在加拿大，最有学识、最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为了使人们不再满足于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小康状态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人赞美财富的好处，如果他们到了法国，他们也许会赞美一夜暴富的平庸之才，而且，他们在刺激人类激情方面所作的努力大于他们在使人类头脑冷静方面所作的努力。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比不满足于故土的清贫与安宁，而到外面去致富享乐，离开祖先们居住的家园和田地，为了追逐财富而不惜放弃生者和死者更值得赞扬。
在我们的时代，美国为人们提供的物质资源极其丰饶，其往往大于创办工业所需的资源。
因此，在美国，你无法提供足够的知识，因为所有的知识既对拥有知识的人有用，又能够为没有知识的人带来好处。这里不怕出现新的需求，因为所有需求都能够毫不费力地得到满足。你也不用因为产生太多激情而感到恐惧，因为所有的激情都能够找到简单而有益的发泄手段。你也不用担心这里的人过于自由，因为他们几乎从未尝试滥用自由。
今天的美国共和社会就像是一个由共同开发新大陆的荒芜土地的商人组织起来的、拥有繁荣贸易的大公司。
最能深深地鼓动美国人的激情是商业激情，而非政治激情，或者可以说他们将商业习惯带到了政治事务之中。他们喜欢秩序，没有秩序，事业就无法繁荣发展；他们特别重视风俗习惯的一致性，其是建立良好的商业机构的基础；他们偏好于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常识，而不喜欢往往会浪费精力的天才；基本思想令他们保持警惕，习惯于精打细算，而且对美国人来说，实践比理论更重要。
在美国，你必须了解什么力量使物质福利[21]对政治行动，甚至是对合理的舆论见解产生影响。对于外国人而言，你必须主要考察这方面的事实。大部分来自欧洲的移民都是因为疯狂地热爱自由和迫切希望改变窘境才来到新大陆的。我有时在美国遇到一些由于政治见解而被迫逃离祖国的欧洲人。他们的言谈令我感到震惊，但其中有一个人使我感到最震惊。当我穿越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最偏僻的地区时，夜幕降临使寻找住宿的我敲开了一位富有的庄园主的大门；庄园主是一位法裔美国人。他邀请我在他的壁炉旁坐下，我们开始自由地交谈，就像是两个在距离家乡两千里格之外的森林中相遇的亲人那样。我才有幸得知收留我的主人在40年前是一位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和激进的鼓动家。他名留青史。[22]
因此，当我听到他能够像一名经济学家那样谈论财产所有权的时候，我感到异常惊讶，如果可以的话，我几乎要喊他为大地主；他谈及在人们中建立财富等级的必要性、对既定法律的服从、良好的风俗习惯对共和政体的影响、宗教观点对秩序和自由的支持：他甚至在无意中引用耶稣基督的权威来支持他的一个政治见解。
当我听他谈论的时候，我不禁惊讶于人类理智的脆弱。如何才能在变化无常的学说和不同的经验教训中判断某事是真还是假呢？一个全新的事实消除了我的一切疑问。我原本很穷，但我现在很富有；如果福祉至少影响了我的行为，那我的判断岂不是自由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见解实际上随着我的财富的多寡而发生改变，而在对我有利的结果中，我才发现我此前所缺乏的决定性理论。
福祉对美国人产生的影响比其对别国居民产生的影响更广泛。秩序和公共繁荣是相互关联携手并进的，这对美国人而言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从未想过将两者分离；因此，他们不会像很多欧洲人那样，将他们在接受初等教育时学到的东西置于脑后。
［但是，美国的政治社会是不断动摇的。但这种运动是缓慢而慎重的。它影响了公共财富的细节，但没有扩及整体。它对人们施加的压力大于它对基本原则施加的压力。你想不断提高，但又唯恐颠覆一切事务；你想要做得最好，但你又唯恐一切沦为最糟。
我还要补充些什么才能够使我的思想得到理解？帝国时代的大量法国共和党人和当今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多数产生了何种影响？他们最终发现社会运行得如此之好，或接近于此，因为他们都做得很好。］
法律对维护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影响
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三大原因。——联邦的形式。——城镇制度。——司法权。
［≠我所说的致力于维护美国政治制度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存在于这些制度的精华之中，也就是说，其与社会状态和自然环境是一致的。≠］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使读者了解美国的法律；如果这个目的已经实现，读者就能够自行判断在这些法律中，哪些真正有助于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哪些会将其置于危险之中。如果我在本书的上述各章中未能实现这个目的，那么我在本章中更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
因此，我并不打算重新阐述我已经叙述过的内容，而对我来说，几句话就足以总结上述内容。
似乎有三个原因比其他任何原因都更有助于在新大陆维护民主共和制度。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人采取的联邦形式，其使美国享有一个大共和国具有的权力和一个小共和国具有的安全性。
第二个原因是城镇制度，其通过限制[23]多数的专制，使人民既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又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
第三个原因是司法权的结构。我已经指明法院如何纠正民主的错误，以及其在不制止多数运动的前提下，约束和引导这些运动。
民情对维护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影响
我在前文中已经说过，我认为民情是维护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里，我所理解的民情一词的含义相当于古语中的mores；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仅包含了可以被称为心理习惯的习俗，而且包括了人们所拥有的不同概念和各种见解，以及人们的思维习惯所遵循的思想。[24]
因此，我把这个词语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我的目的不是详细描写美国的民情，我只想尝试在这里找出最有利于维持政治制度的几项。
被视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宗教，以及其如何有力地维护了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25]
北美是由信奉民主的基督教和共和的基督教的人开发的。——天主教的到来。——为什么天主教教徒在如今成为最民主和最共和的阶级。
在每一种宗教旁，都有一种因为类同而与它结合的政治见解。[26]
如果顺应人文精神的发展趋势，那么它将以统一的方法统治社会和圣城，我甚至敢说，它将设法使人世与天堂和谐一致。[27]
英属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是由躲避教皇的权威且不承认宗教的至高无上的人所开发的；因此，他们将一种基督教带到了新大陆，我除了将其称为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之外，再找不到更好的称谓；这将大大有利于在公共事务中建立民主和共和制度。从一开始，政治与宗教就是一致的，它们从未中断这种关系。
大约50年前，爱尔兰的天主教教徒开始涌入美国。由此，美国的天主教教徒大大增加。[28]直至今日，你能够在美国找到100多万名信奉罗马教会真理的基督教徒。
这些天主教徒极其忠实地遵守他们的宗教仪式，对他们的信仰充满了激情和热忱；但是他们在美国形成了最共和和最民主的阶级。这一事实乍看之下令人感到震惊，但经过思考，就可以轻松发现隐藏的原因。
［甚至当基督教需要绝对服从于教义时，它也是所有宗教教义中最有利于自由的教义，因为它只对那些在思想和心灵上愿意服从于教义的人具有吸引力。[29]没有哪种宗教像耶稣基督的宗教这样不屑于利用物质力量。但是，不管在何处，物质力量是不受尊敬的，暴政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你会发现专制通常无法建立于基督徒之中。[30]它通常存在于得过且过和处于恐惧状态的人民中。当我们说一个基督教国家被束缚，我们是将它与一个我们认定的基督教国家进行对比。如果我们将它与一个异教徒国家作比较，这个基督教国家在我们看来仍是自由的。
我要谈谈类似于平等的东西。
在所有的宗教教义中，无论你对基督教做出怎样的解释，它都是最有利于平等的宗教。只有耶稣基督教将履行义务视为崇高之事，而这样的义务是人人都能够完成的；只有耶稣基督教将贫穷和困苦视为几近神圣之事。
我将补充说明不同的基督教义，天主教义在我看来是最不违背环境标准的教义。］
我认为把天主教视为民主的天敌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在不同的基督教义中，天主教义反而是最有利于身份平等的教义之一。在天主教中，宗教社会仅由两种成分组成：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只有神职人员高于信徒；居于神职人员之下的，都是平等的。[31]
就教义而言，天主教义认为所有人的资质都处于同一水平；它要求智者和愚夫、天才和庸人都遵守同一信仰的细节；它使穷人和富人都履行同样的宗教仪式，它令强者和弱者进行相同的苦修；它绝不姑息养奸，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它主张所有的阶级出现在同样的圣坛脚下，这就好像把所有的阶级都带到了上帝的眼前。
因此，即便天主教义要求信徒服从，但其不允许信徒之间存在不平等。而我认为新教教义则与之对立[32]，一般而言，新教教义主要使人趋于独立，而不是使人趋于平等。[33]
天主教就像是一个专制君主国。如果去掉君主不谈，人们在这里的社会地位比在共和国还要平等。[34]
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也时常走出教堂，到社会中担任公职人员，从而在社会等级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有时利用自身的宗教影响来确保自己参与创造的政治秩序的持久存在。那么，你会发现天主教徒是以宗教精神拥护贵族政体。
但是一旦神职人员离开或者退出政府，就像他们在美国那样，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天主教徒那样根据其信仰将身份平等的观念引入政界。
因此，如果美国的天主教徒不是因为其信仰的本质而被迫服从于民主和共和的观点，那么至少可以说他们不是天生反对这种观点，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有限人数，会使他们制定维护这些见解的规则。[35]
大多数天主教徒都是穷人，为了能够自行主政，他们要求全体公民参政。天主教徒是少数，为了能够确保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要求尊重所有权利。甚至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两种原因推动他们采纳了那些如果他们有权有势就不会如此热烈拥护的政治学说。
美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从未尝试反对这种政治倾向，他们反而设法证明这种倾向。美国的天主教神父将知识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他们不加讨论就服从的神所启示的教义；其二是他们认为神让人们自由探索的政治真理。因此，［在这个世界上，］美国的天主教徒既是最顺从的信徒，又是最独立的公民。
因此，你可以说在美国不存在对民主和共和制度怀有敌意的宗教学说。那里的所有神职人员都拥有共同的语言；［≠而美国的政治家认为社会的所有不幸来自专制和身份不平等，神职人员将专制和身份不平等视为容易滋生道德邪恶的沃土≠］他们的见解同法律一致，可以说统治人类思想的仅有一种趋势。
当我应邀参加一次政治会议的时候，我曾在美国的一个大城市作短暂停留。会议的目的是援助波兰人，为他们提供武器和金钱。
我看见有两三千人聚集在一个为会议而准备的大厅之中。不久之后，一名身穿教会长袍的神父出现在用于放置扬声器的演讲台前。与会者纷纷摘下帽子，安静地站在那里听他讲话。他讲到以下内容：
全能之主！万军之主！当我们的祖先坚持维护民族独立的神圣权利时，是您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和指导了他们的行动；是您使他们战胜了令人憎恶的压迫者，赋予我国人民以和平和自由；啊，主啊！请将您那慈爱的目光转向另一个半球；怜悯一下这个现在仍像我们过去那样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战斗的英雄民族吧！以同样的模式创造所有人类的主啊，请不要允许暴政破坏您的作品并在这世上建立不公。全能之主！请您关注一下波兰人的命运，使他们享有自由；愿您的智慧引导他们的议会，愿您的力量支持他们的军队；让恐怖在他们的敌人之间蔓延，让企图瓜分他们的列强产生分裂，不要让已被世人目睹50年之久的不义之举在今天达到极致。主啊，您那强有力的双手不仅掌握着世人的心，而且掌握着各民族的心，愿您召唤同盟者为神圣的事业而战，使法兰西民族最终从其领袖为他们创造的沉睡状态中清醒过来，再一次为了世界的自由而战斗。
啊，主啊！请您不要将脸转离我们，请您允许我们永远成为最虔诚和最自由的民族。
全能之主！请您满足我们今天的祈求；拯救波兰人！我们以您的爱子的名义，以为了拯救全人类而死于十字架之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义，向您提出这个请求。阿门。
全体与会者虔诚地回应，阿门。
宗教信仰对美国的政治社会产生的间接影响
存在于各教派之中的基督教道德。——宗教对美国民情的影响。——对婚姻关系的尊重。——宗教如何将美国人的想象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及宗教如何节制美国人的改革激情。——美国人对宗教的政治效用的看法。——美国人为扩大和确保宗教主导地位所作的努力。
我刚刚阐明了宗教对美国政界产生的直接影响。在我看来，宗教在这方面产生的间接作用甚至更强大，尽管宗教并不谈论自由，但它却很好地教导美国人掌握获取自由的技巧。[36]
在美国，有不计其数的教派。虽然各教派对造物主所做的礼拜有所不同，但它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上却达成一致。因此，虽然每个教派都以各自的方式崇敬上帝，但所有教派都以上帝的名义宣扬同样的道德。对于一个人而言，教派可能非常重要，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事实却并非如此。社会既不畏惧于来世，又不寄希望于来世；而且对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全体公民信奉什么宗教，而是全体公民信奉宗教。更何况在美国，所有教派都在伟大的基督教的大一统之内，而基督教的道德到处都是完全一致的。［虽然美国既有天主教徒又有新教徒，但是美国人大多信奉基督教。］
你可以认为某些美国人之所以礼拜上帝，主要是出于他们的习惯而非源于他们的信仰。此外，在美国，主权者是崇尚宗教的，因此伪装信教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美国仍然是基督教对人们的灵魂产生实质影响的国家；在这里，没有什么比宗教更有利于人和更合乎人性，因为这个国家在宗教的统治之下，在今天已经成为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度。
我曾经说过美国的神职人员普遍主张公民自由，甚至是那些不主张宗教自由的人也这样认为；然而，你没有发现他们支持任何特定的政治体制。他们不关心政治事务也不参与政党之间的阴谋活动。因此，你不能说宗教在美国对法律或者政治见解的细节产生直接影响，但它引导着民情，并且通过管理家庭而管理国家。
我毫不怀疑美国的民情所表现出的极端严肃性首先来自宗教信仰。那里的宗教通常无力阻止人们身陷财富所带来的无数诱惑之中。宗教不能抑制刺激人们想要发财的激情，但它对妇女思想的控制是绝对的，而正是妇女使民情得以发展。[37]的确，美国是世界上最尊重婚姻关系的国家，美国人也对婚姻幸福持有最高尚、最正确的看法。
在欧洲，几乎所有的社会混乱都来自家庭问题，其与婚姻的关联也并不遥远。欧洲的男人蔑视自然纽带和合法乐趣，他们偏好混乱、内心的不安定、愿望的不稳定。在这种往往对家庭生活造成困扰的纷乱激情的影响下，欧洲人很难服从于国家的立法权。当一个美国人离开政界的激烈斗争回到家中，他立刻会感到安定与平和。在家中，他的一切享乐简单而自然，他的兴致纯真而淡泊；他好像因为生活具有规律性而感到幸福，而且他容易习惯于调整自己的观点和喜好。[38]
当欧洲人通过扰乱社会来逃避家庭的忧伤时，美国人则在家庭中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随后再将这种爱好带到国家公共事务之中。
在美国，宗教不仅控制民情，它甚至将它的影响力扩及人类思想。
在英裔美国人中，有些人信奉基督教是因为他们相信基督教义，而另一些人信奉基督教是因为害怕别人说他们没有信仰。因此，基督教可以不受阻碍地发挥支配作用，并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这样一来，就像我在前文某处所说的那样，道德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而政治世界似乎则是可由人们讨论和研究的。因此，人类的思想在基督教之前从未享有无限制的活动领域；不管它怎样无所畏惧，它有时也必须止步于不能克服的障碍之前。在改革之前，它被迫接受某些主要的规定，使其最大胆的构想服从于某些会推迟或者阻止它的社会标准。
因此，美国人的想象力即使是在高空之中翱翔，也往往是谨慎而不确定的；它的行动受到阻碍，它的成果不完善。这些拥有约束力的习惯也存在于政治社会之中，而且极其有利于人民的安定和人民为其自身制定的制度的持续存在。自然和环境使美国人成为大胆果敢的人；当你了解他们如何追求财富时，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美国人的思想能够排除一切障碍，那么你会发现他们中有些人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胆的革新者和最执拗的逻辑学家。但是，美国的革命者必须公开表示自己尊重基督教的道德和公理，当法律与他们的计划的执行相悖时，基督教的道德和公理不允许他们轻易违反法律的规定；如果他们不顾良心的谴责而违反法律，他们也会因为党人的谴责和质疑而止步。直至今天，美国还没有人敢提出这一格言：凡事听从于社会的利益。这个不虔诚的格言，似乎在某个自由时代曾被人提出，并利用其为即将到来的暴政洗白。［在法国，一个［无法辨认的词语］（人）利用原则和事实证明这一暴行，而他在亲王的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在法律允许美国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宗教防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39]
因此，宗教在美国从来不直接参与社会的管理，但它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政治设施，因为它虽没有将对自由的喜爱赋予美国人，但是它促进了美国人对自由的享用。
美国的居民本身也是从这一点来看待宗教信仰的。我不知道全体美国人是否真的相信他们的宗教，毕竟有谁能够看透所有人的内心呢？但我相信他们认为宗教对于维护共和政体是必不可少的。这个观念并不属于一个公民阶级或者一个政党，而是属于整个民族，你会发现所有阶级都有这样的想法。
在美国，当一个政治家攻击一个教派，不能被属于这个教派的同党派人士当作不支持它的理由；但是，如果他攻击所有教派，那么人人都会躲避他，独留他一人。
当我在美国的时候，一个证人在切斯特郡（属于纽约州）的巡回法庭上作证，并宣称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相信灵魂的不朽。庭长拒绝承认这名证人的证言，他说：鉴于证人在作证之前已使法庭失去对他的信任，故不采纳他的证言。[40]报纸报道了这个事实，但未作评价。
美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将基督教精神与自由完全混合在一起，以致让他们想这个而不想那个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美国人中，这并不是那种由过去传到现在、对死者的影响似乎远大于对生者的影响的那种贫乏的信仰。
我曾看见美国人携手合作向新建的西部各州派遣神职人员，并在那里修建学校和教堂；他们担心宗教可能消失于西部各州的森林之中，担心迁居至那里的人不像在原住地那样享有自由。我曾经遇到过富有的新英格兰居民离开故土来到密苏里河沿岸或者伊利诺伊州的大草原，就是为了在这些地方为基督教精神和自由打下基础。在美国，这就是宗教热情如何在爱国主义的炉灶旁不断升温。你可能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完全是为了来世，但是你错了：因为永生才是这些人唯一关心的事情。当你同这些基督教文明的传教士交谈时，你会因他们总是谈论今世的好处、为他们身为传教士却总是以政客的面目出现而感到惊讶。“美国的各个共和州是携手并进的，”他们会这样对你说，“如果西部的共和州陷入无政府状态或者屈服于专制的束缚，那么在大西洋沿岸得到繁荣发展的共和制度将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因此，为了使他们允许我们维护自由，我们希望新建各州也是信奉宗教的州。”[41]
这就是美国人的见解，但他们的错误是明显的。每天，他们总是旁征博引地向我证明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但其中恰好没有我所赞美的这种宗教精神；而我从中得知，与大洋彼岸相比较，人类对自由和幸福的看法只是没有同斯宾诺莎[42]一样相信世界是永恒的，没有同卡巴尼斯一样主张思想是大脑的分泌物。事实上，对于那一点，如果讲这些话的人没有到过美国，也没有见过信奉宗教又享有自由的民族，那么我没有什么可回复的。因此，我将等他们去过美国后再谈这个问题。
［≠对我来说，如果说有什么令我对欧洲的命运感到绝望，那就是发现那里的人的思想中存在奇怪的混乱。我看见虔诚的信徒压制自由，仿佛自由这种伟大的特权不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东西。此外，我发现另有一些人认为只有攻击所有的信仰才能够获得自由，但我发现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共和政体］宗教和自由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必不可少的关联。≠］
法国有些人将共和制度视为显示其自身伟大的临时手段。他们用眼睛估量了一下他们的恶习和穷困将他们与有权有势之人隔开的鸿沟，就想尝试用堆积在废墟[43]上的残垣填满这个深渊。这些人对于自由就像是中世纪维护国王的自由佣兵；不管他们穿着什么颜色的服装，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他们寄希望于共和制度能够使他们长久脱离目前的卑微地位。我所说的不是这样的人。但还存在另一种人，他们将共和制度视为一种长治久安的状态，视为思想和民情每天引导现代社会追寻的必然目标，他们衷心希望人们能够获得自由。当这些人攻击宗教的时候，他们是出于自己的激情，而非出于自己的利益。专制国家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仍可进行统治，而自由国家则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美的共和政体中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政体中更具有必要性，而在民主共和政体中显得尤为必不可少。如果政治纽带松弛，而道德纽带尚未加强，那么社会怎能免于毁灭？如果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民族不服从于上帝，它还能做些什么呢？
使宗教在美国变得强大的主要原因[44]
美国人注重政教分离。——法律、公众舆论和神职人员本身共同致力于实现这个目的。——宗教在美国能够对人类的灵魂产生强大影响应当归功于这个原因。——为什么。——人们今天在宗教方面所拥有的自然状态是什么。——在某些国家，什么特殊原因和偶然原因阻止人们适应这种状态。
18世纪的哲学家曾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对宗教信仰的逐步衰退做出解释。他们说，宗教热情必然随着自由和知识的提升而逐渐消失。不幸的是，这个理论与事实不符。[45]
在欧洲，有些人不相信宗教只是因为他们的粗野无知；而在美国，你会发现世界上最自由和最文明[46]的民族以极大的热情履行宗教赋予它的义务。
当我到达美国时，首先闯入我的眼帘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宗教方面。[47]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越长，就越注意到这些新鲜事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
在我们法国，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通常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发现它们是紧密结合的：它们共同统治着同一片国土。
我想找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的愿望与日俱增。
为了找到这个原因，我曾同所有教派的信徒交流；更重要的是，我探访了拥有不同信仰且终身致力于宗教事业的教徒们组成的团体。我信奉的宗教使我特别愿意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接近，我从不放过同他们的某些人员亲密接触的机会。[48]我向他们的每一个人谈到了我的惊讶，并提出了我的疑问。我发现他们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将宗教对他们的国家的和平统治主要归功于完全的政教分离。我不妨断言，在我在美国逗留期间，我从未遇到任何一个人，不管是神职人员还是普通教徒，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意见。
这使我比以前更聚精会神地研究美国的神职人员在政治社会中占据的地位。我吃惊地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担任公职。[49]我在行政部门中没有找到一名神职人员，而且我发现他们甚至不担任议会代表。
一些州的法律规定他们不能拥有政治生涯[50]，其余各州的舆论也不同意他们从政。
当我最终研究神职人员本身的想法时，我发现大多数神职人员似乎自愿远离政权，将这种职业自豪感留给其他人。
我听到他们诅咒野心与不义，而不管什么样的政治见解仔细地掩盖了这种野心和不义。但是，通过听他们说话，我得知他们认为：当政治见解是真实的，人们不能以上帝的名义谴责这样的见解；在政府管理方面出现的错误并不比盖错一座房或者犁错一垄地的罪过更大。
我看见他们谨慎地与所有政党划清界限，避免接触所有的个人利益的激情。
这些事实向我证明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么，我想根据事实探究原因。我不禁自问究竟是什么在削弱一个宗教的表面力量的同时加强了它的实际力量。我相信找到它并非不可能。
60年的短暂光阴不足以使人类发挥其全部想象力，世间乐事的不完整也无法令其感到心满意足。
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对自身的生存有天生的不满足感和极大的欲望；他蔑视生命，又害怕死亡。这些不同的直觉不断促使他的灵魂注视来世，而将他引向来世的是宗教。因此，宗教仅仅是希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宗教就像希望本身那样是自然合乎人心的。[51]只有心理失常和道德暴力对人的天性施加双重影响，才会使人放弃宗教信仰；但一种不可抵抗的本能使人重新恢复宗教信仰。没有信仰是偶然现象，而有信仰对于人类来说才是常态。
因此，仅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宗教的时候，你可以说所有宗教都能从人本身获取用之不竭的力量元素，因为这种元素是人性的主要构成元素之一。
我知道在某些时期，宗教除了本身具备的这种影响之外，还有法律的认为帮助和领导社会的物质力量的支持。我们发现宗教曾与世间政府紧密结合，同时从恐怖和信仰两个方面控制人类灵魂；但是，当宗教组成这样一个联盟的时候，我敢说它会像一个人那样行动；它可以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为获取它不应享有的权力而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力。
当一个宗教的唯一目的是将它的统治建立在触及所有人心的向往永生的愿望上时，它便能够获得普遍性；但是，当它与一个政府结合的时候，它必须采纳仅适用于某些人的箴言。因此，通过与一种政权结盟，宗教将增加某些人的权力，而失去支配所有人的希望。
只要宗教依靠能够抚慰所有苦难的感情，它就能够吸引人类的内心。而当宗教与世界上的苦难情感混为一体时，它有时被迫维护那些不是要求爱而是要求利益的盟友；而它必须将那些往往仍在继续爱它，但在反对它的盟友的人视为敌人而拒之千里。因此，宗教不分享统治者的物质权力，就不会承担统治者所引起的一部分仇恨。
表面上看起来最巩固的政治权力仅作为一代人的观点或一个时代的利益的持续存在的保障，往往会比一个人还要命短。法律能够改变看上去最稳定和最坚固的社会状态，而且在改变社会状态的同时也改变一切。
社会权利大都稍纵即逝，就像人生在世那样；它们迅速更替，犹如人生的酸甜苦辣；你至今尚未看见一个政府依赖于始终不变的人心的支持，或者能够以一种不朽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基础。
只要宗教在情感、本能和激情中汲取力量，而这些情感、本能和激情在所有的历史时期是以同样的方式反复重现的，那么宗教就能够蔑视时间对其所造成的影响，或者至少不会被另一个宗教所消灭。［政权不能反对它。］但是，当宗教想依赖于这个世界的利益时，它几乎同世界上的一切权力一样脆弱无力。独善其身的宗教有希望永垂不朽，而与短命的政权相结合的宗教，循着这些权力的命运，往往随着昔日支持这些权力的激情的消失而灭亡。
因此，通过与不同的政权联合在一起，宗教只会使自己承担起繁荣的联盟义务。宗教不需要依靠政权的帮助而存在，而给予政治权利以帮助，则会导致宗教走向灭亡。
我刚刚指出的危险存在于所有时代，但其并非总是表现得那么明显。
在某些时代，政府似乎是永垂不朽的，而在另一些时代，你可以说社会的存在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加脆弱。
有些政体使公民处于沉睡之中，而另一些政体则使公民保持兴奋状态。
当政府显得十分强大且法律制度显得十分稳定的时候，人们没有注意到政教结合所带来的危险。
当政府显得十分软弱且法律制度相当多变的时候，这种危险是有目共睹的，但这时往往已经没有时间避免这种危险了。因此，你必须学会很早就能够预见它。
就一个处于民主社会状态的国家而言，你会发现社会本身倾向于共和[52]，政教结合的危险性也必定逐渐加强；当政权不断易手，政治理论相互更替，当人事、法律和制度将要消失或日新月异，而且不是仅在一段时间内，而是长期如此的时候，时机已经到来。激动和不稳定是民主共和制度的本质，就像固定性和昏睡是专制君主制度的法则那样。
既然美国人每隔四年改选国家首脑，每隔两年改选新的立法者，而且每年改选地方行政官员；既然美国人将政治世界交给革新者做实验，而将宗教置于政治世界之外，那么宗教在动荡不定的舆论之中依靠什么呢？在政党的斗争之中，宗教在何处寻找它应当享有的尊重？当周围的一切都走向毁灭，宗教还能保持永垂不朽吗？
美国的神职人员已经早于所有人认清这个事实，并根据这一事实采取行动。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想要获得政治权利，就必须放弃宗教的影响力，而他们宁愿失去政权的支持，也要分享国家的盛衰荣枯。
在美国，宗教也许不像它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国家那样强大，但它的影响力更为持久。它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产生影响，而这种力量是谁都无法夺走的；它仅在一个范畴内发挥作用，但它完全覆盖了这个范畴，并且毫不费力地支配着它。
在欧洲，我听见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人们对缺乏信仰感到遗憾，并且呼吁赋予宗教其原先享有的某些权力。
在我看来，在今天，我们首先必须仔细找出人们在宗教方面的自然状态应当是怎样的。随后，只有知道了我们可以寄予何种希望以及我们应当害怕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应当努力达到何种目标。
危及宗教生存的两大危险是宗派分立和人们对宗教的漠不关心。
在宗教狂热的时代，人们有时会舍弃自己的宗教，但他们只是摆脱一种宗教束缚而服从于另一种宗教束缚。信仰改变了目标，但它并未消亡。这时，旧的宗教不是在人们心中激起热爱，就是遭受痛恨；有些人怒气冲冲地脱离了它，而另一些人则以新的热忱追寻它；信仰发生了改变，而不是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当一种宗教信仰被一种被我称为否定的学说暗中破坏的时候，情况有所不同，因为这种否定的学说在宣布一种宗教虚假的时候并没有证明另一种宗教是真实的。
于是，人们精神上的巨大变革，在没有激情的协助之下，甚至可以说在人们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了。你发现人们就像因为遗忘而丢弃了他们最珍爱的希望目标。在冷漠无情的思潮的引导下，他们不但没有勇气斗争，反而选择遗憾地屈从，他们舍弃了他们热爱的信仰，而遵循将他们引向失望的怀疑。
在我刚才描述的那种时代中，人们舍弃自己的信仰是因为冷漠而不是因为憎恨；人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但信仰却自行脱离了人们。尽管异教徒不相信宗教是真实的，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宗教是有用的。他们从人类的角度看待宗教信仰，他们承认宗教信仰对民情的作用和对法律的影响。他们知道宗教如何使人们生活在安宁之中且安然对待死亡。因此，在丢失信仰之后，他们为其感到惋惜，他们失去了深知其价值的财产，他们害怕仍拥有的财产再次被人夺走。
而那些仍然信教的人则不畏惧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他们将那些不具有他们的信仰的人视为不幸的人，而不是敌人；他们知道即便自己不效仿那些人，也能够赢得他们的尊重；因此他们没有与任何人产生冲突。他们没有将自己生存的社会视为宗教必须与无数强敌不断对抗的战场，他们既爱护同时代的人，又谴责他们的软弱，并为他们犯下的错误而苦恼。
由于那些不相信宗教的人隐藏了自己无信仰的事实，而那些相信宗教的人又公开表示自己的信仰，所以创造了一种有利于宗教的舆论；宗教受到喜爱、得到支持、赢得尊重，它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抚慰灵魂所受到的创伤。
永远不会放弃宗教情感的人民群众，认为没有什么能够将他们与已建立的信仰分离。向往来世的本能毫不费力地将他们引导至圣坛脚下，让他们敞开心扉接受信仰的训诫和安慰。
这样的描述为什么不能适用于我们？
我注意到在我们法国，有些人不再信奉基督教，但也没有皈依其他任何宗教。
我看见有些人徘徊于疑虑之中，而有的人已经宣称自己不再信教。
更有甚者，我还发现有些基督教徒虽然仍在信教，但却不敢宣称自己信教。
最后，在这些温和的教友和激烈的反对者中，我还发现少数虔诚的信徒打算为了自己的信仰冲破一切障碍和蔑视所有危险。这些人不顾舆论的影响，与人类的弱点作斗争。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之下，他们不再清楚该在何处停下脚步。由于他们知道，在他们的国家中，人们获得独立的首要方法就是攻击宗教，所以他们害怕同时代的人，并怀着恐怖的心情排斥同时代的人对自由的追求。由于他们将无信仰视为新生事物，因此但凡是新生事物，他们都一律予以仇视。[53]由于他们与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国家处于作战状态，所以时代和国家承认的任何一种见解都被他们视为信仰的死敌。
这不应当是人们在宗教方面拥有的自然状态。
在我们之间，有一个偶然的、特殊的原因在阻止人文精神遵循本能发展，促使其逾越它应当自动停止的界限。
我坚信这个特殊的、偶然的原因就是政教的紧密结合。[54]
欧洲的异教徒主要把基督教徒视为政治敌人，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宗教敌人；他们之所以仇恨信仰，是将其视为政党见解，而不是把它视为一种错误的信仰；他们之所以排斥教士，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政权的朋友，而不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代表。
在欧洲，基督教曾允许自身与世间政权紧密结合。今天，这些政权已经衰落，而基督教仿佛被埋葬在它们的废墟之下。它仍有活力，但是有人想将它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只要斩断控制它的纽带，它就能够再次崛起。
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使欧洲的基督教恢复青春的活力。只有上帝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至少它需要人们相信它仍然保留的全部力量是有用的。
美国人的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如何促进美国民主制度获得成功
应当如何理解美国人的教育。——人类的思想在美国接受的培养不如在欧洲深远。——但没有人处于无知。——为什么。——在人烟稀少的西部各州，思想的传播也很迅速。——实践经验为什么比书本知识对美国人更有用。
在本作品的许多地方，我已向读者指出美国人的教育和习惯对于维护他们的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现在，我在这里补充几个新的事实。
直至今日，美国只有少数几位著名作家；它没有任何伟大的历史学家，它连一个诗人也没有。它的居民以一种不赞成的目光看待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欧洲的一个三流城市每年出版的文学作品比美国的24个州一年出版的作品还要多。[55]
美国人的思想缺乏一般观念，它不追求理论上的发现。在那里，政治本身和工业也不在这方面引导它。
在美国，新的法律不断产生，但仍没有尝试找出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大文豪。
美国人有法学专家和法律评论家，但他们没有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家；他们给世界提供的是范例，而不是经验教训。[56]
在机械技术方面也是如此。
在美国，欧洲的发明创造得到了充分利用，而获得进一步完善之后，这些发明不可思议地适应国家的需求。那里的人是勤奋刻苦的，但他们不培养工业科学。你在那里能够找到很多优秀的工人，但找到的发明家为数不多。富尔顿[57]在长期向外国人兜售他的天赋之后，才得以将自己的天赋贡献于祖国。［因此，在美国，你找不到就像在同一时期（在欧洲）迸发出思想火光的伟大的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心。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当感谢上苍。对于整个世界的命运，美国已经占据了极大的分量，也许它唯一缺乏的就是能够在瞬间推翻所有欧洲旧社会的大作家。］[58]
因此，无论是谁想要判断英裔美国人的知识水平，都应当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他仅考察学者，那么他会因为学者之少而感到震惊；而如果他以无知之人为研究对象，那么他似乎会觉得美国人民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民族。
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说过；美国民族的知识水平处于最高者和最低者之间。
［将美国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你会发现美国的大地主较少，而地主较多；大富豪较少，而生活殷实的人较多。所有思想服从于同样的法律。那里的科学天才和文学天才相当罕见，虽然你不能在那里找到大文豪，但是人人都知道如何写作。似乎所有人的思想状态都是均质化的。］
在新英格兰，每个公民都掌握了人类知识的基本概念。此外，他学到了他的宗教的教条和论据，他被传授了他的国家的历史和统治国家的宪法的基本要点。在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很少会碰到一个对这些事情不甚了解的人，而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算得上是一个奇人。[59]
当我将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制度与美国的共和制度进行对比时，当我用前者的手抄本藏书和无知民众与后者的无数报刊和美国共和政体中的有识之士进行对比时，随后，当我回顾我为了根据两千年前的经验来判断后者并预测今后将要发生的一切而仍在进行的一切努力时，我真想烧掉我的书[60]，以便用全新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全新的社会状态。
但是，你不能将我所说的关于新英格兰的一切不加区分地扩及整个联邦。当你越往南或越往西，人们的知识水平就越低。在临近墨西哥湾的各个州中，也像我们欧洲这样，存在一些尚未掌握任何人类知识的人；但是，若你想在美国找到一个全由无知之人居住的区域，那必定是徒劳。其理由很简单：欧洲各国是走出愚昧和野蛮，进而走向文明和开化。他们的进展是不平衡的；有的一路小跑，有的只是行走；还有的在路途中停下脚步，甚至在沿途中睡起大觉。
在美国，情况截然不同。
英裔美国人到达这片土地时已经完全开化，他们的子孙后代不断繁衍；他们无须从头学起，对他们来说，只要不忘记原来的东西就足够了。现在，这些美国人的子孙每年都迁往荒野定居，随着他们的迁居，他们带去了其已经掌握的知识以及对学习的尊重。教育使他们了解知识的作用，并能使他们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子孙后代。因此，美国的社会没有孩提时期，它在建立时就已经成年。
美国人从不使用农民一词。他们之所以不采用这个词语，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一种概念；混沌时期的无知、田野的单调、乡村的粗野都不存在于他们的印象之中，而且他们对早期文明的德行、恶习、粗俗习惯和无知天性全然不知。
在联邦的边远地区，或者在社会与荒野的交界之处，一些勇敢的冒险者为了逃离家乡的贫困，而不畏艰险进入美国的荒僻地区，在那里创建新的家园。开拓者在到达能够为他们提供安身之所的地方之后，便立即砍伐树木，在树荫下搭建一座小木屋。再没有什么比这些孤零零的住所更令人感到凄凉的了。在晚上靠近这些住所的旅行者，远远就能透过墙壁看见燃烧的炉火；在夜里，如果狂风大作，他就能够听见用树叶做成的屋顶在森林中摇晃作响。谁不会认为这种粗劣的小屋是粗俗无知之人的栖身处呢？然而，你在开拓者与其栖身处之间找不到任何关联。他周围的一切都是原始而野蛮的，但他自身可以说是18世纪的努力和经验的成果。他穿着城市的衣服，说着城市的语言，他知晓过去，憧憬未来，正视现实；他是非常文明的人，他只需一段时间就能够适应丛林生活；当他深入新大陆的荒野之中时，他只随身携带了一部《圣经》、一把斧头和一些报纸。[61]
思想在这些荒僻区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播，这是很难想象的。[62]
我不认为在文化程度最高、人口密集度最大的法国有这样伟大的知识传播运动。[63]
毋庸置疑的是，美国的国民教育对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帮助。而且我认为，在启迪心灵的教育和调节民情的教育不相分离的地方，情况更是如此。
但是，我不想夸大这个优点，而且我更不会像大多数欧洲人那样认为只要教会人们读书写字，他们就能够立即成为公民。［我不认为基本知识是教育人民的最有力的手段，它促进了人们对自由的认识，但它没有赋予人们获取自由的技巧。］
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假如美国人不是逐渐习惯于管理自身，那么他们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就不会为他们今天的成功提供太大的帮助。
我与美国人民在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钦佩他们的经验和常识。[64]
不要让美国人谈论欧洲，他们在谈论欧洲时通常会显得极为自负和过度自豪。他们只会发表一些在所有国家只能给无知之人带来帮助的模糊不清的泛泛之谈。但是，当你和他们谈到他们的国家时，你会看见笼罩在他们的理智之上的乌云随即消散；他们的语言变得清晰、明白和准确，他们的思想亦是如此。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所拥有的权利是什么以及他们应当通过何种手段行使这些权利；他们也知道政治世界按照何种准则运作。你会注意到他们对行政规则十分清楚，而且谙熟法律机制。美国的居民不是从书本中获取的这种实用知识和这些实证思想；他们接受的正规教育也许让他们能够接受实用知识和实证思想，但不能直接向他们提供这些东西。
美国人通过参与立法活动学习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社会的主要工作每天都是在他们的眼前完成的，甚至可以说是通过他们的双手完成的。
在美国，人们接受的一切教育都直接以政治为目的；在欧洲，教育的主要目的则是为私人生活作准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时很少需要预先了解与之相关的事宜。
只要你将你的目光投向这两种社会，这些不同之处甚至会立即出现在你眼前。
在欧洲，我们通常将私人生活中的一些观点和习惯带到公共生活中，而当我们突然从家庭内部走到国家政府中时，你通常看见我们以跟朋友交谈的方式谈论社会的巨大利益。
相反，美国人几乎总是将公共生活的习惯带到私人生活中。在他们之间，陪审制度的思想也存在于学校之中，而代议制的方法甚至被用作组织宴会。
法律比自然因素更有利于维护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而民情更胜于法律
美洲的所有民族都拥有民主的社会状态。——但是，民主制度仅在英裔美国人之间得到支持和存续。——南美的西班牙人虽然拥有与英裔美国人相同的有利的自然环境，但他们不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应用美国宪法的墨西哥也是如此。——在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方面，西部的英裔美国人比东部的英裔美国人更困难。——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我在前文中已经说过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护民主制度，应当归功于环境、法律和民情。[65]
大部分欧洲人只知道这三个原因中的第一个，并将它实际上没有的重要作用赋予了它。
的确，英裔美国人把身份平等带到了新大陆。他们之中既没有贫民也没有贵族，出身的偏见和行业的偏见往往都是不为人知的。因此，由于社会状态是民主的，民主制度就不难建立自己的统治。
但是，这一事实并非美国所特有，几乎美洲的所有殖民地都是由相互平等或者迁入殖民地后变得平等的人建立起来的。欧洲人在新大陆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未能创建一种贵族政体。
然而，民主制度仅在美国得到繁荣发展。
美国联邦没有需要对抗的敌人。它就像位于大洋中心的孤岛那样屹立于荒野之中。
但是，大自然以同样的方式使［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人独自生存于南美［葡萄牙巴西殖民地、法国安地列斯群岛、荷兰圭亚那］之中，但这种隔绝状态并没有防止他们建立常备军。他们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总是彼此交战。迄今为止，只有英裔美国人的民主制度能够处于和平状态。
美联邦的领土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无限的领域；它为工业和劳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因此，在这里，对财富的热爱取代了野心，福祉平息了政党的热情。
但是，在世界上的哪个部分能够找到比南美的荒野更肥沃的荒野，比南美的河流更宽广的河流，比南美的资源更未受影响和更无穷尽的资源呢？然而，南美不能维持民主制度。如果在地球上占据一席之地而且能够随意向无人居住之地扩展就足以使人民生活幸福，南美的西班牙人就不会埋怨他们的运气了。尽管他们不享有与美国人相同的幸福，但至少足以使欧洲人民感到羡慕。然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南美诸国更加不幸。
因此，自然因素非但未能给南美带来与北美相似的结果，而且使南美甚至在某些方面次于自然环境较差的欧洲。
因此，自然因素并没有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对国家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66]
我曾在新英格兰遇到一些人，他们准备抛下本可安居乐业的故土，以便到荒野之中寻找财富。在不远之处，我曾看见加拿大的法国移民宁愿挤在一个小到不足以容纳他们的狭小地区中，也不愿意到近在咫尺的荒野中去开发；当美国的移民用几天的劳动成果购得大片地产时，加拿大的法国移民却愿意用更高的价格购买人口稠密地区的土地。
因此，大自然虽然把新大陆的这片无人居住的领域赐给欧洲人，为他们提供资源，但他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财富。
我注意到其他美洲国家与英裔美国人拥有相同的有助于繁荣发展的条件，但它们的民情和法律不如英裔美国人，而这些国家现在都很穷困。因此，英裔美国人的法律和道德是他们强大的特殊原因，也是我要研究的主要原因。
我并不是说美国的法律是十全十美的，我也不认为美国的法律适用于所有民主国家，而且，在我看来，这些法律中的某些内容甚至在美国也是有危险的。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美国的立法在总体上能很好地适应于人民的天赋和国家的本质。[67]
因此，美国的法律是良好的，美国民主政府获得的成功也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法律；但我不认为法律是其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即便在我看来法律对美国的社会幸福造成的影响大于国家的自然环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有理由相信法律的影响小于民情的影响。
联邦法律无疑是美国的立法中最重要的部分。
墨西哥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美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同样有利，而且采用了与美国相同的法律，但其未能习惯于民主政府的管理。
因此，除了法律和自然环境之外，还有一个单独的原因使美国能够实行民主制度。[68]
但是，这个原因有待进一步证明。居住在联邦境内的所有人几乎来自同一个种族。他们说着相同的语言，以相同的方式礼拜上帝，屈服于相同的自然因素，服从于同样的法律。
那么我们应当考察的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差异来自何处呢？
为什么在联邦［北部］东部，共和政府的管理显得强大而有秩序，其为什么能够成熟而从容地行事呢？什么原因使共和政府的行为具有明智和持久的特征呢？
与之相反，为什么在北部［在南部］的社会权力似乎就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呢？
为什么事务运作方式显得有些混乱和激烈，你甚至可以说其中有一种狂热，以致其不考虑长远的未来？
我不再将英裔美国人与外国人进行比较；现在，我只在英裔美国人彼此之间进行比较，而我致力于找出为什么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相似。在这里，所有源自国家环境和法律差异的论据都失去了效力。我必须诉诸另一种原因，而这样的原因，如果不在民情中寻找，又能到什么地方寻找呢？
正是在东部［北部］，英裔美国人在民主管理制度的长期实践中获取经验、形成习惯，且得到了最有利于维持这种制度的思想。［在北部］在这里，民主制度逐渐渗入人们的习惯、见解和生活方式；你发现其存在于社会生活和法律中的所有细节中。正是在东部［北部］，人民获得的书本教育和实践教育最为完善，宗教与自由得到了完美结合。这些习惯、见解、风俗和信念的总和，如果不是我所说的民情，又是什么呢？
相反，在西部，仍然有一部分优势至今仍未出现。西部各州的美国人大都出生于森林之中，他们将原始生活的思想和习惯与祖先的文明相混合。在他们之中，激情比较猛烈，宗教道德比较薄弱，思想不够坚定。在那里，他们很少在彼此之间产生影响，因为他们才刚刚认识彼此。[69]因此，西部的居民在某种程度上像刚刚形成的民族那样缺乏经验和习惯于粗野。西部的社会是由旧社会的成员组成的，但他们的集合是刚刚形成的。[70]
因此，美国人所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体美国人能够维持民主制度的统治的独特原因；而且，民情也使得英裔美国人在各州建立的民主制度在发展程度上或多或少存在不同。
因此，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对民主制度的持续存在所造成的影响被夸大了。他们对法律的重要性的评价过高，而对民情的重要性的评价过低。毫无疑问，这三个主要原因都致力于调整和指导美国的民主制度；但是，如果要对他们分级，我会说自然因素次于法律，法律次于民情。
我坚信，如果没有民情的支持，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律制度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而民情能够缓解最不利的地理位置和最糟糕的法律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通过研究和经验不断得出的普遍真理。我将它视为我的思想的中心，我也将它视为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71]
我只想对这一主题补充一点：
如果在本书的叙述中，我未能使读者感受到我所指出的美国人的实践经验、习惯和见解，总而言之，即他们的民情对维护他们的法律制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我就没有实现我在撰写本书时为自己设定的主要目标。
法律和民情在其他地方是否能比在美国更足以维护民主制度
如果英裔美国人返回欧洲，他们将不得不修改他们的法律。——应当区分一般的民主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你可以设想好于或者至少不同于美国民主制度所提供的法律的民主法律。——美国的例子只能证明我们可以在法律和民情的帮助下建立民主制度。
我曾说过[72]美国民主制度获得的成功得益于法律本身和民情之处多过国家的自然环境。
但是，由此可以认为这些相同的因素放在别处也能够产生同样的作用吗？而且，如果自然环境不能替代法律和民情，那么法律和民情可以替代自然环境吗？
在这里，你不难发现我们缺乏必要的证据来对此做出答复。在新大陆，除了英裔美国人之外，你还能遇到其他民族，而且由于这些民族与英裔美国人具有相同的物质条件，所以我能够对两者进行比较。
但是，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不具备英裔美国人的自然环境优势，但仍然适用英裔美国人的法律或者民情的国家。
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与之进行比较的对象，我们只能尝试谈谈几个观点。
首先，在我看来，应当仔细区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一般的民主制度。
当我想到欧洲的现况，想到它的一些大国、它的人口众多的城市、它的强大的军队、它的复杂的政治格局，我不认为英裔美国人能够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民情转移到我们的国土上，能够在不大大改动他们的法律的情况下在这里生存下去。
但是，你可以设想一个不按照美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
是否可以设想一个以多数的真正意志为基础的政府，但这里的多数可以为了国家的秩序和稳定而违反自己渴求平等的天性，同意将行政权的所有职权授予一个家族或者一个人吗？你能否设想一个国家权力比美国更集中的民主社会，其人民对国家总体事务的影响虽然不是直接的、不是不可抵抗的，但是每个公民都被赋予了一定权利，其能够在权利范围内参与政府的管理工作？[73]
我在英裔美国人那里看到的一切让我相信，如果将这种性质的民主制度谨慎地移植于一个社会，[74]它能渐渐地与人们的习惯相混合，逐渐渗入人们的思想之中，那么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能建立这种民主制度。[75]
如果美国的法律制度是唯一能够设想出来的民主法律制度或者是可能找到的最完善的法律制度，那么我认为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法律制度的成功，除了能够证明民主法律制度一般能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国家获得成功之外，什么都证明不了。
但是，如果我认为美国的法律制度在很多方面尚有欠缺，而我不难设想出其他更好的法律制度，那么在我看来，国家的特殊环境不能证明民主制度不能在自然环境不够有利而法律制度较完善的国家中获得成功。
如果人们在美国的表现方式不同于他们在其他地方的表现方式，如果人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在美国形成的习惯和观念不同于具有同样的社会状态的人在欧洲形成的习惯和观念，那么美国的民主制度所产生的一切也不同于民主制度在其他国家所产生的一切。
如果美国人与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具有同样的倾向，而他们的立法者能够利用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优势将这些倾向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那么美国的繁荣完全可以归功于自然原因，对于想要模仿美国但没有美国的自然条件优势的国家来说，没有任何有利之处。[76]
但是，上述假设没有一个被事实证实。
我在美国见到的人们所表现出的激情类似于我在欧洲见到的激情，其中一些来源于人心的本性，另一些来源于社会的民主状态。
因此，我在美国发现人们有心神不定的情绪，这是当所有人的身份大致相当，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进取机会时，人们产生的自然情绪。在那里，我还见过许多以不同方式表达出来的民主忌妒感。我曾注意到美国人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总是有自以为是和无知的表现，我因此得出结论，在美国也同我们法国一样，人们受到同一缺点的影响而且拥有同样的痛苦经历。
但是，当我聚精会神地研究美国的社会状态时，我毫不费力地发现美国人曾经付出巨大而可贵的努力来与这些人性弱点作斗争，并纠正民主的这些自然缺陷。
在我看来，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地方法律作为大量壁垒将公民的难以满足的野心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使能够推翻国家的民主激情转化为有益于城镇的激情。对我而言，美国的立法者在以权力观对抗忌妒心、以宗教道德的固定性对抗政治世界的不断运动、以人们的经验对抗他们的理论无知、以人们的处事习惯对抗他们的冲动欲望上，不是没有获得成功。
因此，美国人不是依靠国家的自然环境来对抗源自他们的制度［社会状态］和政治法律的危险的。美国人采用迄今为止只有他们才意识到的补救措施来应对所有民主国家共有的弊端；尽管它们第一个采用这种措施，但他们获得了成功。
美国人的民情和法律并非仅适用于民主国家，而且美国人已经证明，我们不应当放弃借助法律和民情的力量来调整民主制度。
如果其他国家在借鉴美国的这种普遍而有益的思想时，不希望效仿美国人应用这种思想时的独特方法，而试图根据上帝在当今为人们规定的社会状态来采取其自身的方法，并以此致力于避免给它们造成威胁的专制和无政府状态，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定它们的努力一定会以失败告终呢？[77]
在基督教徒之间组织和建立的民主制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毫无疑问，美国人没有解开这个难题，但他们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提供了有用的经验。
上述问题对欧洲的重要性[78]
你不难发现，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研究上述问题。[79]我提出的问题不仅与美国有关，而且与全世界有关；不仅涉及一个国家，而且涉及全人类。
如果那些拥有民主社会状态的国家只有在荒野中才能够保持自由，那么我们只能对人类未来的命运感到绝望了；因为人类正朝着民主迅速挺进，而荒野也快要住满了人。
如果法律和民情确实不足以维护民主制度，那么除了一人专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制度可供各个国家选择呢？[80]
我知道当今还有很多诚实的人没有被这样的未来吓倒，但他们对自由感到厌倦，最终喜欢居于远离自由的风暴的地方。[81]
但是，这些人对他们前往的避风港了解甚少。
他们根据自己的记忆，按照绝对权力过去的表现对其做出评价，而不是按照绝对权力今日的表现对其做出评价。［即使在专制制度中，在自由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如果绝对权力在欧洲的民主国家中重新建立起来，我毫不怀疑它会采取一种全新的形式，而且具备我们的祖先所不了解的特征。
在欧洲，曾经有一段时间，法律以及人们的同意，曾赋予国王们一种几乎没有限制的权力。但那些国王几乎没有使用这种权力。
［他们拥有的是这种权力，而不是拥有无限权威。］
我不会谈论贵族的特权、最高法院的权威、社团法人的权利、地方特权，这些权力在软化当局权威的同时，使国家保持了一种反抗精神。
这些政治制度虽然往往妨碍了个体的自由，但其能够加强人们在心中对自由的喜爱，而这种爱好对于自由的行使是非常有用的。除了这些制度之外，舆论和民情还在王权周围建起了不那么显著但作用强大的屏障。
宗教、国民的爱戴、君主的仁慈、荣誉感、家族精神、地方偏见、习惯和公众舆论都在限制着国王的权力，将国王的权威限制在一个无形的圈子内。
那时，国家的制度是专制的，而民情是自由的。国王虽然拥有权力，但他没有能力行使所有权力，也不想行使所有权力。
如今，我们是否仍然拥有以前对抗暴政的壁垒呢？
由于宗教失去了对人类灵魂的控制作用，区分善恶的最明显的限制被推翻；道德领域之内的一切似乎都是可疑的、无常的；那里的国王和人民都恣意行事，没有人能够说清专制的自然极限和放纵的界限在哪里。
漫长的革命永远地摧毁了人们对国家元首的尊重。不再肩负公众尊重的重担的君主，自此以后毫无畏惧地醉心于权力。[82]
当国王发现民心倒向他的时候，他是宽大而仁慈的，因为他感到自己是强大的；他小心谨慎地对待臣民们的爱戴，因为臣民的这种爱戴是对王位的支持。这时，在君主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情感的交流就像社会内部、家庭之中的交流那样亲密无间。偶尔低声抱怨君主的臣民仍会因为触怒君主而感到困扰，而君主就像父亲惩罚子女那样用手轻轻拍打他的臣民。
但是，一旦王权的威望在革命的纷乱之中消失殆尽，当陆续登上王位宝座的国王逐渐使人们感到他的权力减弱且行为残暴时[83]，不再有人将他视为国家之父，人人都只会将他视为统治者。如果他软弱，他会受到轻视；如果他强大，他会遭受憎恨。他本身充满了怒气和恐惧。他与他的国家形同路人，他将他的臣民视为被征服的敌人。
当同一片国土上的各省和各城市变成一些不同的小国时，它们各自拥有了一种与原本的服从精神相反的特殊意志；但是，当它们失去了它们的特权、习惯、偏见，甚至它们的回忆和名称时，现在要让同一个帝国的各个部分习惯于服从同一的法律，把它们合起来加以统治并不比原先分别进行统治时更困难。
在贵族享有其权力的时候，以及在贵族失去这种权力很久以后，贵族荣誉都会赋予个人抵抗以非凡的力量。
因此，你发现尽管有些人已经没有权力，但他们仍能对个人价值持有较高的想法，敢于单独抵抗国家权力的运用。［因为荣耀是一种宗教信仰，它是不会被武力所征服的。］[84]
但在今天，当所有阶级都混合在一起，当个人逐渐消失在群众之中，从而容易消失于默默无闻之中的时候；在今天，当没有任何东西促使人们上进的时候，因为君主荣耀几乎已经失去它的统治而又没有以道德取而代之[85]，谁能够说清［绝对］权力的迫切需求和弱者的宽容会止步于何处呢？
只要家族精神尚存，反对暴政的人就不会孤立无援；他会发现他的周围有追随者、世交和近亲。即便没有这种支持，他也仍会感到他的祖先在支持他，他的子孙后代将接替他。但是，当祖传的财物被划分，当种族的差别很快就要消失的时候，到何处寻找家族精神呢？
［≠在不安定的群众之中，一个君主在士兵的围绕之下将会占据不同的地位。没有人会将他视为国家之父。每个人都会将他视为统治者。他将不再受到尊重，他会被人们所畏惧，人们对他的爱戴将会被畏惧所替代。
他自身会变得激动不安。他会觉得他的统治依靠的仅是武力而不是权力，依靠的是恐惧而不是爱戴。他的臣民在他的眼中会成为陌路人，他在人民的眼中也会成为陌路人。≠］
在一个已经完全改变面貌或者正在不断改变面貌的国家中，如果它的所有暴政行为都有先例可循，它的所有罪行都有例可依，你找不到任何古老到让人不敢毁灭的事物，凡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新鲜事物你都敢去做，那么它的习惯法还有什么力量呢？
如此屡遭践踏的民情还能够提供什么抵抗力呢？
当20个人[86]没有因为一条共同的纽带而聚集在一起；当没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阶级、一个自由社团能够代表和鼓动舆论时，舆论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当每个公民都同样无能、同样贫穷、同样孤立无援而仅能依靠个人的软弱对抗政府的组织力量时，舆论又有什么用处呢？
为了猜想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是否会出现类似局面[87]，你不能诉诸我们的历史记录。你也许应当追溯古代[88]的史料，回顾可怕的罗马暴政时代，在那时，道德观念腐败，传统被抹去，习惯被破坏，［宗教被撼动］，舆论被动摇；自由被法律破坏而无容身之地。随后，公民不再受到保护且不再能够自保；你发现人们轻视人性，君主不再拥有上天的仁慈，而是要求臣民们逆来顺受。[89]
对我来说，那些想要复兴亨利四世或者路易十四的君主政体的人是非常盲目的。至于我，当我看见几个欧洲国家的现状和另一些国家即将达到的状况时，我就情不自禁认为他们很快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其不是走向民主自由[90]，就是走向君主暴政。[91]
这难道不值得人们反思吗？如果人们将来不是全部自由就是全部成为奴隶，不是全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就是全都被剥夺权利；如果面对这一抉择的统治者不是逐步将群众提升到与他们相当的水平就是让所有公民降低到人类水平之下，那么，只要战胜疑虑、确保道德心以及教育人人自愿做出巨大的牺牲，不就足够了吗？
那么，难道不应当将民主制度和民情的逐渐发展视为使我们维护自身自由的最佳及唯一手段吗？如果不喜欢民主政府，又怎么能够将它作为诊治社会目前的弊病的最合适、最良好的治疗方法呢？[92]
让人们参与政府的管理工作是很困难的，而赋予他们管理国家的经验和他们所缺乏的管理好国家的意识则更加困难。[93]
我承认，民主的意志是易变的，它的执行者还不够成熟，它的法律不够完善。但是，如果在民主的统治和君主的束缚之中很快就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难道我们屈从于后者还不如自愿服从于前者吗？而且如果我们最终必然会走向完全平等，被自由拉平难道不是比被专制拉平更好吗？
如果有人在读过本书之后，断定我撰写本书的意图是使所有具备民主社会状态的国家效仿英裔美国人的法律和民情，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只读到了我的思想的外表，而没有了解我的思想的实质。[94]我的目的是以美国为例证明法律，尤其是民情，能够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但是，我决不认为我们应当按照美国民主所提供的一切，并效仿它以前追寻目标时所采用的一切手段[95]；因为我不是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也对它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某种影响，而且我认为如果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自由拥有同样的特点，那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幸。[96]
但我认为，如果在我们之间不渐渐引入民主制度并最终建立民主制度，如果我们不向所有公民灌输那些使他们首先认识自由随后行使自由的思想和情感，那么没有人能够获得独立，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贵族人士，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处于同样的暴政之下；而且我还可以预见，如果我们不及时在我们之间建立绝大多数的和平统治，那么我们迟早会陷于一人的无限权威之下。[97]
但那正是我们很少考虑的问题。身处于湍急的河流之中，我们仍然固执地将目光锁定在沿岸的废墟之上，而把我们卷走的洪流将我们推下深渊。
我上文中谈到目前仍身处于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中的人。让我担心的是同样的命运（无法辨认的词语）我们。这一次，野蛮人将不是来自严寒的北方，他们将在我们的领土之上、我们的城市之中崛起。］
<h4>注释</h4> <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