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大收藏家

蚂蚁和鸟类都有储藏的嗜好，犬类、各种啮齿类动物、某些螃蟹以及智人也不例外。这些生物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有收藏冲动，喜好储存与生存无关的物品。研究表明，人类的此类冲动，或许具有遗传性，常常从幼年时便展露出收藏本能。莫里斯·雷姆斯曾是法国首屈一指的拍卖师、艺术理论家，他写道：“幼儿会紧紧抓住小玩意儿，洋娃娃和士兵玩偶。那些东西是他的玩具，是世上唯一为他提供安全感的有形物质。”雷姆斯继续写道，随着儿童鉴别力的增长，随着“学会辨别物体的品质，儿童的竞争精神也会与时俱进。这种天赋与日俱增，使他们得以首次与成年人相提并论”。人类的收藏本能，也会滋生反抗叛逆、兄弟交恶，产生终生难忘的恐怖回忆（在奥森·威尔斯导演的电影《公民凯恩》中，少年凯恩丢失“玫瑰花蕾”雪橇即属此类情况。该影片的原型人物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是一位贪得无厌的收藏家）。

收藏本能及其强迫症的根源是什么？至今未有全面分析和解释。收藏本能说来奇怪，又没那么不同寻常。作为文物收藏家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人类的收藏冲动，追溯到与训练孩子的如厕习惯有关的未解矛盾上。弗洛伊德的同事兼竞争对手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强调了收藏冲动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联。在本书中，我们对亚瑟·赛克勒医生的收藏生涯进行了研究。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对反映其收藏本能的根源进行分析。亚瑟·赛克勒本人、两个兄弟莫蒂默与雷蒙德，都是精神病学家。此外，在搜寻中国艺术珍品时，亚瑟·赛克勒还与保罗·辛格搭帮结伙。辛格生于匈牙利，成长于维也纳，也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同样属于自学成才的东方艺术鉴赏家。赛克勒与辛格的收藏，构成了赛克勒博物馆的核心藏品。该馆与华盛顿国家广场的弗利尔博物馆珠联璧合，引人注目；它们向两位有探索人类潜意识执业资格的人物，表达着自己的致敬。

事实上，赛克勒医生的生涯，为收藏本能确立了一种重要的附属变异形式。在研究、展示自己珍藏过程中，藏品所有者——自豪的赛克勒不仅能获得个人满足感，藏品本身的存在，还可作为获得低成本藏品保管设施的筹码。那些藏品有助于赛克勒扩展人脉，从而在与主要博物馆打交道时，得以协商获得具有追溯效力的减税待遇。最后，收藏家赛克勒灵活地向大学、图书馆以及博物馆捐资、捐赠，让家族的名字享誉全球。

赛克勒医生在上述所有方面都功成名就。除了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名垂千古，赛克勒还设立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赛克勒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艺术博物馆的赛克勒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拉维夫大学的赛克勒医学院、北京大学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赛克勒科学中心等。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仅有赛克勒亚洲艺术馆，还有赛克勒3兄弟共同资助修建，用于庇护“埃及丹铎神庙”的“赛克勒侧厅”，它体量巨大，四周有水池环绕。

尽管如此，赛克勒远非一位仅仅追逐名利的自我推销者。作为艺术品收藏家，赛克勒的收藏热情确实超过了他的眼力。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曾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顾问，1966年，他在写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居翰教授的信中，处处流露出对赛克勒的抱怨。方闻认为，赛克勒难以与人相处，在收藏方面野心太大，又没有足够时间开展研究。赛克勒本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因此他更喜欢成批征集藏品。“我像生物学家那样收藏。”赛克勒曾经解释道，“要真正了解一个文明、一个社会，就必须建立足够庞大的数据库。如果只研究毕加索和亨利·摩尔那些人，就无法了解20世纪艺术。”

赛克勒不愧是赛克勒，他承认自己在学识方面不如其他收藏家，甚至于慷慨资助保罗·辛格的藏品征集活动。1957年，在一次拍卖会上，赛克勒与辛格初次见面。辛格是赛克勒的同行，也是精神病学家。但是在收藏方面，辛格谨小慎微，不会大刀阔斧批量买入。辛格属于自学成才的鉴赏家，他着重征集别人看不上眼的怪异小玩意儿。得手之后，辛格把它们藏于新泽西州萨米特市拥挤的两居室公寓内。赛克勒资助辛格收藏的条件，是后者的珍藏，最终要落户以赛克勒名字命名的某家机构。1997年辛格逝世后，他价值6000万美元的6000多件藏品，如期移交给了赛克勒美术馆，使该馆当时的藏品数量增加了一倍有余。新增的藏品中包含了大量考古文物。经过仔细鉴定，以及对那批藏品价值和稀有度的认定，证明了辛格的判断力。辛格为什么收藏？他本人曾向李·罗森鲍姆解释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感到一种发自肺腑的激动。”罗森鲍姆是《艺术收藏指南大全》的作者。事实上，作为精神病学家的辛格向罗森鲍姆吐露了心声。辛格认为，收藏是“一种非常色情的行为，与做爱类似……任何称职的古董商都知道，收藏家在观赏藏品时，不该受到任何打扰。那是一个亲密无间的时刻”。

除了争取到辛格遗赠的藏品，赛克勒还收获了另外一项成就，从自己的捐赠活动中获得了额外的好处，尽管不那么显而易见。高居翰曾讽刺挖苦地指出：几十年来，“赛克勒善于用藏品和金钱捉弄人，尽人皆知。他先是吊起各大机构的胃口，之后再把捐赠施舍他处。曾经有一段时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部的库房里出现过一块‘赛克勒飞地’，由赛克勒任用的研究员管理，未经那位女研究员同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本馆研究员不能越雷池一步。在美国各大博物馆的历史上，那种情况前所未闻。到了最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是鸡飞蛋打两手空”。

对此，似乎有两点相关解释：首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不缺少适宜展出的藏品；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作为美国联邦政府首批资助的艺术博物馆，自1923年开馆以来，弗利尔美术馆一直难以为继，原因是该馆捐赠者的条件过于苛刻：它不能出借藏品，也不能借馆外藏品来馆展出。实际上，与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郝维辛小姐那栋老宅一样，弗利尔美术馆自身，已被时间冻结了。“如果没有赛克勒先生决定性的再次捐赠，”精明的记者苏伦·梅丽仙评论道，“华盛顿国家广场与赛克勒博物馆相邻的弗利尔美术馆（为遵守建筑高度限制，该馆建于地下），或已成为一家死水一滩的学术机构。”那种情况并未出现。2002年12月，在华盛顿举办了纪念赛克勒博物馆成立25周年的盛会，由赛克勒的遗孀、出生于英国的吉莉安·赛克勒女爵主持。对于赛克勒博物馆与弗利尔美术馆不同寻常的机构“联姻”，时任馆长朱利安·拉比做过如下评论：“它们是两栋截然不同、各具特色的建筑。一个堪称宁静殿堂；而赛克勒博物馆，则需要更具活力，更富于创新和冒险精神。我想要的是反差，反对千篇一律的风格。”纪念活动筹集了100万美元。用梅丽仙的话说，那对双胞胎博物馆，有待成为“西方世界的亚洲艺术中心，而亚洲艺术已融入（一种）活生生的文化”。

上述一切，均指向3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赛克勒医生如何获得征集藏品所需的财富？他为何转而收藏难以捉摸的中国艺术？有何目的？美国联邦政府资助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对美国纳税人来说，他们从中得到的益处公平合理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新发现、人口老龄化、公共和个人健康保险，以及铺天盖地的广告，特别是电视广告，美国的卫生保健支出急剧增长。赛克勒与弟弟莫蒂默和雷蒙德一样，都对那种状况推波助澜，并从中大受其益。人们普遍认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卫生保健总额方面，美国均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药已被视为治疗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有效药物。作为医药工业投资者，赛克勒兄弟三人，成了医药行业总体上涨和二次增长中的弄潮儿。对赛克勒来说，他的战斗精神，也助推了自家弟兄的崛起。

赛克勒三兄弟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他们的父亲艾萨克从当今乌克兰移居美国，开办了一家杂货店。母亲苏菲出生于波兰。赛克勒在一家医药广告代理公司打工，自筹学费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学医。后来，赛克勒成了那家公司的所有者。他的两个弟弟，也因此步兄长后尘，踏上了医学道路。

当时，经过多年医药生意实践，赛克勒练就了讨价还价和推销的能力。他出版期刊，资助学术研究。1952年，赛克勒三兄弟同时任职于克里德莫尔州立精神病医院，他们共同收购控制了普渡·弗雷德里克公司。那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制药厂，位于格林威治村。后来，该制药厂变成了普渡制药公司，生产泻药（番泻叶）、滴耳剂（耵聍软化剂）、防腐剂（必妥碘）等。赛克勒去世后，该公司还生产奥施康定，一种备受争议的麻醉止痛药。作为生物精神病学的开创性人物，赛克勒医生获得了广泛肯定。他与兄弟和其他人合作，共同发表了140篇研究论文，主要研究身体机能如何影响精神疾病。1987年，《纽约时报》资深艺术评论员格蕾丝·格卢克，在该报刊登了赛克勒的讣告，对赛克勒在精神病研究和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正面肯定。此外，她还写道：“赛克勒首先使用超声波进行医学诊断，在他开展的其他开拓性活动中，包括确定组织胺属于一种激素，呼吁人们关注受体部位的重要性等，对当今医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一切都值得一提。但是赛克勒医生在医学之外取得的最杰出成就，当时只被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在赛克勒收藏生涯的关键时刻，他设法以智取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比该馆馆长、高级管理人员、研究员和律师们技高一筹。在那场令人激动的竞争中，赛克勒把胜利奖杯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此，我们先梳理一下赛克勒的背景情况。亚瑟·赛克勒之所以有别于弟弟，在于他关注中国艺术品。赛克勒曾在纽约大学和库伯联盟学院学习艺术史（该院直到最近仍免收学费）。自20世纪40年代起，赛克勒开始收藏艺术品。他的收藏兴趣广泛，涵盖了前文艺复兴时期、后印象派作品和当代美国艺术。如赛克勒后来所讲，当时，他在某个家具店，偶遇了一张设计典雅的明代桌子以及其他精美绝伦的器物。“1950年的美好一天，我与一些中国陶瓷和明式家具不期而遇。我的人生从此改弦易辙。我意识到，中国艺术是一个尚未被人普遍欣赏或理解的审美领域。”

收藏不到10年，赛克勒遇见了辛格博士，与其确定了合作关系。赛克勒敬重辛格博士的专业能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资助他收购艺术品。辛格对被他人放弃却很重要的小件藏品情有独钟。那些收藏使赛克勒更传统的藏品锦上添花。

辛格博士征购的早期青铜器和小件考古出土文物，证明了他极具先见之明的天赋。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藏品属于“盗墓者的遗留之物”。在辛格收藏中高居榜首的，是一批50件商代早期的青铜编钟（约公元前1200年）。它们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制作工艺，更在于发出的音调，为研究古代中国音乐提供了可听的答案。卫其志是赛克勒博物馆古代艺术部主任。我们撰写本书时从他那里得知，该馆正计划举办一个有关辛格收藏青铜编钟的展览。无论如何，那些组合收藏，毫无疑问提升了弗利尔/赛克勒博物馆的国际形象。2012年，在庆祝赛克勒博物馆建馆25周年之际，研究员对该馆接受捐赠藏品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弗利尔，3270件；赛克勒，812件；辛格，约5000件；总藏品中包括考古标本、日本江户时期的水印画、波斯和印度绘画等，它们都在华盛顿找到了与之匹配的归宿，并使赛克勒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总量增加了10倍。

在收藏家、古董商和博物馆研究员圈子中，有关谁在买入什么藏品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比任何回音壁传播的消息更为繁杂。在赛克勒收藏之初，他的资源和藏品征购所得，引起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任馆长詹姆斯·罗瑞墨的关注。当时，罗瑞墨正为该馆展厅改造和安装空调筹款。对于想要冠名的捐赠者而言，那个项目没有多少吸引力。196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伸手向赛克勒化缘，他开出了一份颇具独创性的处方。赛克勒承诺拿出15万美元，用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楼大展厅的整体改造，将其命名为“赛克勒展厅”。改建后，那里将展示博物馆收藏的巨大壁画和重要标志性雕刻。

为此，赛克勒提出了交换条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行政主管约瑟夫·诺贝尔，认为那些条件“卑鄙下流”。1993年，托马斯·霍文（罗瑞墨馆长的继任者）出版了恶作剧式的回忆录《让木乃伊跳舞》。他在书中写道：“赛克勒将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所付原价，买下那些顶级藏品，之后再贴以‘赛克勒捐赠文物’的标签赠送给博物馆，赛克勒医生则依据那些藏品的当今实价抵税。而且，那还不是他的唯一要求，他还要求博物馆在馆内提供一间大库房保管自己的藏品，将那里作为他免费获得的租借地，只有他本人和他的研究员可以出入。赛克勒算计着，他能够从其发现的税收漏洞中赚钱，他由此得到的免税数额，会远远超过其购买那些藏品的费用和捐款。”

那些做法都不违法，但在诺贝尔看来，它们属于“诡诈”。而且，如霍文当时所获悉，赛克勒对堆积在免费租借地的中国艺术品，并未做出将其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任何承诺。根据赛克勒与该馆达成的协议，他将为自己的藏品获得一个大库房，由博物馆承担其保险、消防和安保等费用。赛克勒请布鲁克林博物馆前副研究员路易斯·卡茨保管那些藏品，由赛克勒本人支付其工资。赛克勒还设法帮助收藏合作伙伴保罗·辛格博士获得了博物馆兼职研究员的特权。托马斯·霍文不属于安分守己的馆长，他很快与同样桀骜不驯的亚瑟·赛克勒称兄道弟。为了摸清赛克勒医生是否打算把藏品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霍文邀请赛克勒“小聊一聊”。霍文与赛克勒的会面，为后人定格了一张永恒快照：

<blockquote>

我请他在我办公室的圆桌子旁边坐下，我敢说，他在几分钟内便喜欢上了我，知道我会与他合作。他很敏感、怪僻、随心所欲，并且很脆弱，我们之间的交谈因而更加趣味盎然。赛克勒的口音经过精心训练，显得十分造作，似乎在用嗓音展现其成功；但是，他的语调非常真实。他对自己讲话的方式深感自豪。我对此并不反感。他开口道：“我和吉姆（罗瑞墨馆长）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妙时光。他常把军靴跷到桌子上面。我们俩就像中国的文人骚客，连续几个小时探讨学术和鉴赏。”

</blockquote>

此后，霍文的确说服赛克勒（在其两兄弟的协助下）捐赠了350万美元，用于建造存放埃及丹铎神庙的崭新大侧厅。为避免新建的阿斯旺大坝水位上涨对丹铎神庙造成破坏，埃及与美国合作，对其实施了迁移抢救。但是，对于自己藏品的最终归宿，赛克勒一直不愿做出任何承诺。在此期间，除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高层管理人员，多年以来，其他人并不知道，该馆曾异乎寻常地有一块赛克勒的私人租借地。1978年，刑法专家索尔·查内尔斯教授将赛克勒在博物馆拥有私人租借地一事公之于众。李·罗森鲍姆在《艺术新闻》上，刊登了一篇“扒粪”式报道，称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已启动一项调查，以确定那块租借地是否构成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空间和资金的不当使用（自19世纪70年代建馆之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直高度依赖纽约市获得税收优惠，并协助支付博物馆的场馆运营费用）。罗森鲍姆要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此事做出解释。时任馆长菲利普·德·蒙特伯勒、总经理威廉·麦康伯、董事会会长道格拉斯·迪隆则把所有问题一概推给博物馆法律顾问佩内洛普·巴德尔答复。佩内洛普则一言以蔽之：“被调查者不适合谈论被调查之事。”

州检察长办公室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秘密协定予以斥责，却并未采取任何法律行动，该馆的领导们如释重负。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努力应对赛克勒。赛克勒用毒舌宣泄着自己的愤怒和指责，对昂贵的赛克勒展厅被曝光和利用耿耿于怀。此外，他还有其他愤愤不平之事。迈克尔·格罗斯写过一本专著《无赖博物馆》（2009年出版），讲述了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关的异闻趣事。格罗斯在书中对赛克勒的满腹牢骚娓娓道来。据他记述，赛克勒把一箩筐牢骚抛向霍文馆长，认为时任博物馆法律顾问的阿什顿·霍金斯，曾阻挠他进入博物馆董事会。而且，“博物馆在‘神圣’的丹铎神庙举办派对，赛克勒对那种利用方式感到愤怒，称在那里为时装设计师华伦天奴举办私人晚宴‘令人厌恶’。赛克勒还认为，一本时尚杂志刊登蒙特伯勒馆长的照片，也是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玷污”。

1982年，亚瑟·赛克勒宣布，他将把自己收藏的精品和400万美元，捐赠给史密森尼学会。史密森尼学会作为交换，同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建造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如前所述，美国国民最终从中获益。如今，弗利尔美术馆和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已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的首选参观目的地（免收门票）。

支配赛克勒医生的是什么？有关收藏，法国“警句家”拉布吕耶尔有如此说法：“收藏不是消遣娱乐，而是激情澎湃的事情。收藏通常是如此强烈，除了琐碎的收藏目的，它丝毫不逊于爱情和人生抱负。”或者，如英国鉴赏家肯尼斯·克拉克所补充：“问男人和女人为什么收藏，如同问他们为什么坠入爱河。收藏的原因都是不理智的，动机都是乱如麻的。”最终，无论令灵魂出窍的收藏行为的源头多么难以捉摸，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遍布它们的结晶。至于在道德上，哪些人、哪些机构更有道义占有那些收藏，将是我们在后记中探讨的话题。

后记 长城上的希望之门

至此，我们该如何归纳总结？在古老中国与新兴美国之间，开展有效文化交流的现实前景如何？或许，我们应该把那两个形容词互换，将两国称为新兴中国与古老美国。因为，北京已不失时机、灵巧地迈入市场经济。然而，美国的现任总统，似乎正变得步履蹒跚。年迈的法学家，僵化的官僚制度，以及对前辈、惯例和神圣文件（由早已远离我们而去的不朽人物在费城秘密完成）崇拜有加的美国参议院等，都在给美国总统下绊儿。（至少在北京看来，美国的政治有可能像是被绑住手脚的巨人格列佛。）

同样，对中美艺术世界异常现象的解读，由于太平洋两岸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壁垒不仅在于物质。当绝大多数障碍属于思想问题时，它们同样难以对付。东西方在艺术品价值方面的分歧，有其审美、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根源。上述四个层面，都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也一直以此为依据开展各自的活动。第一，其中最基本的层面，涉及东西方完全不同的审美传统和相关标准。第二，双方的艺术市场经营，以及收藏家们的实际操作相互冲突。第三，有关文物返还、对拥有丰富文物遗址进行保护等，双方深感在法律和道德方面存在差异。第四，双方对艺术博物馆作用的解读不同。无论用古老、新兴，或其他任何词汇描述，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包括拨开困扰两国的未知迷雾，将艺术博物馆视为导师、保管者、裁决者等等。

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已确实在长城上打开了崭新的希望之门。当今世界，人们的思想观念如同太平洋上变化多端的气流和洋流。那扇全新的希望之门，尤其令人期待。换言之，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或属于古代道教阴阳二元论的典型例证：扩张即收缩，清澈即浑浊；一些人眼中的平淡无奇，在另一些人眼中成了不同凡响。旨在保护古代遗址的具体措施，在其他人看来，变成了怂恿应被消灭的盗墓活动。中国艺术市场耀眼如同流星，它的崛起值得注意。但是，仔细研究，它那看似硬邦邦的统计数据，也开始显得摇摆不定。而且，那种两极化现象常常充满活力，相互发生作用。它们不仅相互排斥，相互吸引，在穿越有争议地带时，还会发挥突破作用。以上述东西方的基本差异为例：东西方文明的审美观念截然不同；然而，双方都认为那种差异理所当然。

约瑟夫·艾尔索普是华盛顿的专栏作家。他才华横溢，做事痛快利落。1979年2月，他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朋友、东亚艺术权威人士高居翰教授写了封信。在此，我们引用那封忧心忡忡的信件，借以展开下面的叙述。当时，艾尔索普正在撰写重要著作《珍贵的艺术传统：艺术收藏及其有关现象史》（1982年出版）。针对该书有关中国章节，艾尔索普去信征求高居翰的意见。“亲爱的吉姆，”他开始写道，“……实际上，与本书其他任何部分相比，我更加忧虑其中的中国章节。”他解释道：

<blockquote>

我研究、阅读中国艺术，断断续续搞了四十五年。首先，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休闲方式，难以搞好中国艺术研究。其次，在我看来，中国艺术的基本问题，似乎才刚开始得到整理解决。意味着我只有通过最艰辛的工作，才能应对中国艺术极其艰难的问题……如有可能，我应该完全放弃书中现有的中国章节。但是恐怕真的没有拿掉与中国有关内容的可能。因为本书的主题是：以艺术收藏为开端，人们已通过不可思议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复杂行为体系，许多行为几乎总在自发产生。在各不相同、互不连贯的艺术传统小集团中，中国显然是一个大块头。

</blockquote>

艾尔索普以善于把握政治或文化问题而闻名于世。因此，上述文字如同他的生动自白。关于中国，他的经验广泛而直接。1941年，艾尔索普从哈佛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快速成长的华盛顿记者（其家族与埃莉诺·罗斯福的家族有关）。当年年中，他有机会与陈纳德会面。陈纳德脾气暴躁，曾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军官，正忙于招募“美国志愿队”，即后来人们熟知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在名义上属于中国国民党空军的特别单位。艾尔索普以陈纳德专职历史学家身份，签约入伙。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他正在香港执行任务。当那座英国殖民地城市被日本侵略者攻陷时，艾尔索普被拘留了半年，直到通过俘虏交换被日本人释放。被拘禁期间，他刻苦钻研中国学问和语言，熟练掌握了4000个汉字（了不起的技能，除了古典文献，这样的词汇量足以阅读任何中文报纸）。艾尔索普总共在中国停留了4年。

战后，艾尔索普在华盛顿定居。他的家位于乔治城，家中装饰以中国元素为主。长期以来，那里成了政治家、外交家和记者朋友们的精英沙龙。“艾尔索普家的椅子和沙发上，都覆盖着中国丝绸，”艾尔索普传记的作者、同事老埃德温·约德写道，“空气中弥漫着东方味道。在特制的壁龛中，摆放着朝外凝望的中国、日本瓷瓶。墙上是丝绸悬挂物、艾尔索普家人的肖像、照片。艾尔索普是许多中国餐馆的老主顾。有时，他会让一同用餐的朋友等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与餐厅主管道别，谈论蜜汁火腿和其他菜肴的烹饪方法。”

尽管如此，艾尔索普承认，他无法解读东西方文化在审美方面的差异。在他的书中，他回忆起自己与著名中国学者的交往，那些学者自认为懂得西方世界。“然而，从中国学者对西方艺术有关认识来看，显然，在他们眼中，西方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象。如同曼哈顿岛的普通居民难以理解最北方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技术……中国人的眼力几乎准确无误，总能找准西方世界认为最糟糕的设计。”在西方，也有类似情形出现，“毫无准备的跨文化收藏家……在完全理解其他社会的艺术传统之前，必须有效学习它们的陌生艺术语言”。

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中国艺术大展层出不穷，博物馆正儿八经的观众仍然是一头雾水。对于平面展示的手卷画或垂直悬挂的挂轴画，人们应如何评判它们的风格和内容？影响深远的画家有谁？他们是否以任何形式受到过欧洲当代艺术的影响？对于陪葬的青铜器、陶瓷人物塑像、玉雕和佛造像，人们该怎样解读？在中国公共艺术中，为何禁止描绘一丝不挂的女性人物？在中国绘画或书法中，包含了哪些精妙之处？那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不仅令艾尔索普沮丧，也使当今许多观众和收藏家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在艾尔索普时代与我们所处当代之间，有一个重要而受人欢迎的不同之处。当年，艾尔索普向高居翰征求意见，只能通过寄信。如今，无所顾忌的艺术探索者，可以登录高居翰的博客，浏览那位学者有关中国绘画的27次系列讲演。高居翰通过“纯粹、远距离观察”和精选照片，向人们解释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所见所闻，包括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展示的珍藏。高居翰的叙述，总显得有滋有味，充满诙谐，有时甚至有些东拉西扯，唠唠叨叨。高居翰曾多次访华，总是再三提及他首次访华的经历。1973年，他作为美国博物馆研究员和艺术史学者代表团成员，对中国开展了破冰之旅。

高居翰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布拉格堡。在日本担任军事翻译时，他对亚洲艺术产生了痴迷。在伯克利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研修东方语言后，他赢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前往日本学习。后来，他到弗利尔博物馆工作。1960年，高居翰编写了里程碑式的中国书画卷，由意大利“斯基拉”（Skira）出版社出版。在哈佛大学，他开办了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系列讲座（题目是《引人注目的形象：17世纪中国绘画的性质与风格》）。2010年，为奖励高居翰的一生奉献，史密森尼学会向其颁布了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

2014年，高居翰去世，享年84岁。幸运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即便是卧床不起，他仍然完成了自己的系列讲座。高居翰解释道，此举旨在“把我心中储藏的大量信息、图像和想法，转化成一种可以被保存的沟通形式。其他在世的任何人，都无法复制那些东西”。而且，高居翰遗留下的讲座，可以通过数据目录一键进入，令人难忘。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许多人可轻而易举大量接触此类信息的情形。此类例子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何慕文在视频网站YouTube发布的如何理解中国卷轴画的视频讲座；2012年，弗里克美术馆举办的“龙与菊花：中国、日本艺术收藏”研讨会；2011年，学者、古董商詹姆斯·拉莱的讲座《中国瓷器大收藏家：美国人摩根与弗利尔》；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何伟亚的《遗址的来世》（一个有关圆明园遭受毁灭的讲座），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也有相同主题慷慨激昂的剧作《圆明园之死》，等等。

然而，对收藏家而言，除了对其藏品有更多了解带来的心满意足，也有许多物质收益。好的艺术品，越发成为一种高雅投资。如果将其捐赠给博物馆，还有可能享受到免税优惠待遇。尽管如此，提及审美，中国艺术市场仍显得模棱两可，隐患重重。下面，我们将把话题转向中国艺术市场。

奥德丽·王（Audrey Wang）写过《中国文物：艺术市场导论》（2012年出版）一书，对商业迷宫般的中国艺术市场进行了极好的概述。她是一位艺术顾问，长期居住新加坡，曾在香港从事过八年的艺术品拍卖工作。据王女士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成为中国艺术收藏的全盛期。那时，“大量中国文物，宫廷、民间以及考古文物，潮水般地涌入艺术市场”。从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毛泽东取得胜利，再到他1976年逝世（当时，拥有、继承和交换文物均属非法），中国的艺术市场一蹶不振。在那几十年里，伦敦和纽约统治了国际艺术市场。

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崛起，上述所有情况都开始改变。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陶瓷、艺术品，开始现身香港荷里活道的时髦古董店。那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带领下，“宫廷”标签很快变成了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法宝。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本土拍卖企业在北京、上海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中国大陆的艺术市场焕然一新，茁壮成长。其中包括中国嘉德（目前中国大陆最广受尊敬的拍卖公司）、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如今已成为一家有全球影响力的拍卖企业）。跑道已经准备就绪，中国在新世纪就要腾飞。王女士总结道：“20世纪90年代期间，中国文物商店或拍卖行的买家，主要是外国人或来自香港的古董商、收藏家。2000年标志着中国收藏家、博物馆真正开始征购艺术品。而中国文物，也开始回流祖国。目前，来自中国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已成为世界各地中国艺术拍卖会上的统治力量。”同时，中国的现代艺术品，也已成为全球市场令人期待的增长点。

随着中国收藏家、古董商数量成倍增加，竞买人在艺术品方面的投入也水涨船高。买家之一是总部位于伦敦的“美术基金”。2009年，该基金的报告称，它出售财产的平均回报率是34%。最近，它又设立了中国艺术品投资组合基金，根据基金经理对其资产评估，该基金获得了13%的收益。如王女士记述，目前，类似基金在中国层出不穷，其中包括西陵集团、中国民生银行、诺亚财富管理公司、泰瑞艺术基金、上海天物馆艺术基金等。关于中国艺术作为长期投资的功与过，王女士引用了英国铁路养老基金的经历，那是所能找到的主要艺术基金的唯一案例。1974年，该基金指定用4000万英镑（3%的股份）购买艺术品。“该基金持有那些藏品几乎长达二十年。”她写道，“1989年，该基金卖掉了所持有的中国文物，创下了一个销售纪录，包括一尊唐代陶马，以374万英镑卖给了一位日本古董商。此例虽然有明显的例外性，但通过这个简单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品，特别是中国艺术品，从长远看确实能够挣钱，但是短期行为未必如此。”

然而，有一句世界通晓的拉丁语老话：caveat emptor。翻译成汉语，便是“买者自慎”。目前火爆拍卖会的竞买号牌上，应谨慎地贴上那句套话。打个比方，你着迷于一件清代珐琅彩瓷瓶，据说它独一无二，有官窑款，估价为10万至15万美元。但是，它是真品吗？是被盗文物吗？有合法身份吗？它引发的激烈竞标，是否属于拍卖行私下安排的自吹自擂？在拍卖行业内部，那种做法被称为“假拍”。

因此，2014年4月，当一件明代瓷器拍出创纪录的3630万美元时，真是让人大吃一惊。那件瓷器在香港拍卖，被描述为“鸡缸杯”。如《华尔街日报》报道：“长期以来，鸡缸杯一直深受中国富人的喜爱。中国的古典文献，对那种小型瓷器有过记载，称贵族和帝王为得到一个鸡缸杯，不惜一掷千金。”香港拍卖的鸡缸杯，为一个瑞士家族拥有，是已知现存19件鸡缸杯中的一件。据说，除了4件在外国人手中，其他所有鸡缸杯都被博物馆收藏。那么，究竟是什么，把鸡缸杯的价格捧上了天？

鸡缸杯的买家，是中国理财家刘益谦。2013年，他的资产估计为9亿美元，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最富有人士排名中位列第200位。刘益谦从未上过大学。起初，他在上海打工，属于白手起家。在财富积累过程中，他不但成了一名干劲十足的收藏家，目前还在一家私人博物馆（门票9美元）展示自己的珍藏。“我没有某个专门的领域，”他对《纽约时报》的戴维·巴尔博扎和乔娜·凯赛尔说：“只要是中国的东西，我都收藏。”然而，刘益谦的热情，在高价购买鸡缸杯时，却在无意间引发了一场暴风雨。刘益谦用运通百夫长卡为鸡缸杯付款，刷了24次（因此赢得了4.22亿积分）。拿到鸡缸杯后，他把那件小瓷器用来品茶。刘益谦此举的形象传遍互联网，招来了劈头盖脸的愤怒炮火，指责他亵渎了一件国宝，表明他还是一个乡下人。“就这么一件小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刘益谦为自己辩护说，“乾隆皇帝用过它。现在，我也用过了它。”

欢迎进入中国艺术市场。从另一方面说，它如同一场化装舞会。人们知道它，却对它的来历和跳舞者一无所知。中国艺术市场如此复杂，如此妙趣横生，以至于2013年，《纽约时报》派出明星记者团队，包括本书前面引用过的两人（均常驻中国），研究写出了3篇系列文章，题为《竞拍文化》。文章汇集了大量主要新闻报道、专业图表、录像和数据分析，描述了一个不久前没有真正艺术市场，并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禁区的国家，如何赢得了世界声誉。2003年至2012年，中国国内的文物艺术品拍卖收益飙升了9倍。2012年，艺术品拍卖额达到了89亿美元，超过了当年美国的81亿美元（尽管2012年以后，中国的前述拍卖收益经历了下调）。中国大陆不仅出现了350家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收藏也成了一种社会时尚。2013年，电视上出现了20个“真人秀”节目，“提供收藏建议和文物鉴定。午夜电视导购节目，则极力推销知名大师学生的创作作品，信誓旦旦地称以2500美元购入，转手便可大赚一把。广告宣称，今天购买的观众，能立刻获得10万美元的收益”。

如《纽约时报》研究团队报告，由于对中国股市不信任，以及中国大陆房地产增长减速，艺术品已演变成某种形式的储备货币。从更阴暗的一面讲，有人把博物馆被盗以及被盗掘文物的非法贸易现状，归罪于艺术市场。同时，艺术品市场，还使中国悠久的送礼文化产生了新的扭曲。当地狡猾企业家，似乎找到了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来“洗掉”贿赂的罪名。消息灵通的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对此运作方式给予了令人信服的描述：“那种做法远比火箭科技简单。某位商人向某位官员送一幅画，他的亲戚送去拍卖。商人高价买回那幅画，官员把现金收入囊中。与交付整箱贿金相比，此举几乎不留任何行贿证据。”如此，拍卖企业作为洗钱工具成倍增长。

如美国镀金时代一样，相互竞争的暴发户们，也与反复无常的竞价脱不了干系。2012年，常驻巴黎的市场分析师苏伦·梅丽仙写道：“使中国新贵为之疯狂的两个准则，恰巧是宫廷收藏和流传有序。新贵更喜欢购买具有宫廷光环的东西，购买那些具有20世纪伟大收藏标签的东西，那样更显得光彩夺目。更重要的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瓷器，具有色彩亮丽的装饰，使中国的亿万富翁为之倾倒。”

然而，如《纽约时报》研究团队断定，那种表面上对文化事物的尊敬，已成为造假者的意外收获：“中国的艺术家都有过临摹中国古代大师的训练。他们按照惯例，制作绘画和其他文物的高质量复制品，比如瓷器、玉器……对于四处蔓延的造假，很难找到比中国更易于繁殖的温床了。”中国一直具有尊重复制的传统。通常，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复制各类古典艺术代表作。同时，盗用商标制品、盗版电影、书籍等活动，也一直屡禁不止。王雁南是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是中国大陆最有道德原则的主要拍卖公司。王雁南说：“造假是目前面临的挑战……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首要的问题是东西是不是赝品。”

在此，我们再聊一聊其他话题。2012年，参加伦敦亚洲周研讨会期间，我们抽时间去了一趟大英博物馆，观看那里的明星展品：珀西瓦尔·大卫德爵士收藏的中国瓷器。它们被认为是西方同类藏品中的顶级。那批收藏共有1700件，曾长期藏于爵士本人位于布鲁姆伯利区的大楼。2009年，它们在大英博物馆一个特别展厅中重新展出。那些瓷器确实属于无瑕的标本，熠熠生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一群群的年轻中国观众。他们许多人用智能手机拍摄其中的精品。返回研讨会后，我们向一位朋友提及那种值得赞美的艺术兴趣。“那当然了，”朋友刚从苏富比拍卖行的中国艺术部退休，她笑着说，“回国后，他们会把照片送给密友，那些人会制作复制品，供应中国本土喧闹非凡的艺术市场。”大卫德爵士曾继承了从中国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他本人也最精于讨价还价。我们想象，假如大卫德爵士在天有灵，他会露出一脸宽容的微笑。

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国可销售的拍卖标的，不仅极有可能有假，即便是竞拍落槌价，也常常属于华而不实。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曾发布过2010年至2012年中国大陆拍卖市场研究，断言在成交价超过150万美元的艺术品拍卖中（占据了市场主要的份额），约有一半交易最终没有完成，原因是买家未能付款。然而，那些未完成交易额，仍照例加入了公布的销售总额，促成了中国拍卖收入的虚高（2012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总额高歌猛进，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有时候，赖账者只是缺少资金。其他时候，竞拍人实际上是某位收藏家的代理。那位收藏家不是拒绝接受成交价，就是拒绝出售拍品。也有其他例子，把拒绝付款当成一种抗议形式（尤其对中国大陆之外举办的拍卖），拒绝付款的理由，通常是某件宫廷珍宝属于遭受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

据中国媒体披露，中国已开始在此领域实施明显的改革。比如，要求高端竞拍人支付竞拍抵押金，放宽几十年来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大陆参与文物拍卖经营的限制。2012年，苏富比拍卖行成了开路先锋，与中国一家国营拍卖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佳士得拍卖行成为首家获准在中国大陆独立经营的国际拍卖公司。中国的官员和拍卖协会，均努力强推解除对外国拍卖企业的限制，希望通过此举，使中国大陆拍卖企业广泛接受国际最佳拍卖做法。同时，苏富比拍卖行负责亚洲地区业务的一位雇员告诉我们，中国大陆拍卖企业发布的销售总额，会与该企业提交的可以查到的纳税额相对照。利用税收，为虚报拍卖成交额的动力釜底抽薪。因此，中国大陆拥有可靠的拍卖销售结算额，似乎是前景可期。

无论如何，上述情形，说明了拍卖业的易挥发性质。对于非专业旁观者而言，竞拍似乎是自发透明的。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拍卖系统的运作多发生在后台。实际上，一场主要的拍卖会，其运作均需要精心谋划，经过反复协商确定拍卖估价。参与拍卖的绝大多数主要演员，都知己知彼。即便如此，与纽约百老汇的演出季一样，总有可能给人惊喜。中国大陆艺术市场出现的新扭曲，似乎正是如此。不断演变的艺术品市场，已引发一个令人敬畏的辩论话题，即市场与被掠夺古代遗址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流行语概括，那种争议就是“额尔金主义”，意指“文化掠夺”。

让我们回望1801年的高门，那里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对外门户。当时，第七代额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刚刚抵达高门，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当时，埃及在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而英国刚把法国入侵者赶出埃及。因此，额尔金伯爵大使所处的形势极其有利。不久前，他享受了焰火表演的礼遇，并受赠奥斯曼帝国苏丹缠头巾上的白鹭冠毛。额尔金大使向苏丹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他可否得到“敕令”（许可），在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开展考古发掘？当时，帕特农神庙正濒临坍塌。额尔金伯爵如愿以偿。他的队伍规模庞大，包括之前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招募的艺术家、建筑师，开始拆卸帕特农神庙上的雕塑和装饰柱子。他们从神庙的横饰带上，总共凿下了56块大理石雕刻、17块三角楣饰、15块墙面雕刻。额尔金伯爵把那些石雕与其他文物合并，自费运至英国，用以装饰他打算在苏格兰建造的新宅邸。然而，迫于自身压力和缠身的疾病，1815年，额尔金伯爵以35000英镑的价格，把那些大理石雕刻卖给了英国政府。

此举成为一个无休无止世界性争论的根源。争论的焦点在于古代文物保护及其合法所有权问题。额尔金伯爵的行为是保护还是抢劫？持后一种观点的有英国诗人拜伦，他曾大张旗鼓地代表当时仍处于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人，向额尔金表达了抗议。1809年，拜伦亲自察看了遭受破坏的雅典卫城，在其一系列诗歌，特别是《密涅瓦女神的诅咒》中，发泄了自己的愤怒。拜伦在下面的诗句中，尖锐地指出了发掘的道德问题（虽然拜伦的母亲是苏格兰人）：

<blockquote>

朱庇特的女儿啊！我以英国受玷污的名声断言：

真正的英国人，不会犯下如此罪过。

雅典啊！请不要厌恶英格兰，

那厮与英国无关。

是的，那位掠夺者，

确实来自苏格兰！

</blockquote>

拜伦以诗歌当武器，简直成了一位未被承认的人类立法者。他的同伴、浪漫诗人雪莱，认为那正是诗人应该发挥的作用。有关人类立法的问题，在伍德豪斯的历史著作《亲希腊者》（1969年出版）一书中，我们找到了相关证据。伍德豪斯写道，在拜伦之前，从未有任何人想过“额尔金伯爵拆移大理石雕刻，可被视为剥夺希腊人历史遗产的行为。没有任何人想过，希腊人对那种行为没有任何发言权，是否有些奇怪”。

从拜伦开始，反对将文化珍宝连根拔起，成为民族主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所处时代最经久耐用、最具广泛影响的政治信念。今天，额尔金主义已成为一个缩写，成为因外国人掠夺文物引发的所有火山爆发的代表；无论那种掠夺行为属于事实还是传言。然而，在谴责冒犯者方面，现实似乎存在着很不相同的景象。在冒犯者眼里，那些争议中的文物，并未在原属地得到保护或欣赏；而有关法律条文，又常常支持那种冒犯的迁移行为。因此，历届英国政府，都坚持认为额尔金伯爵获得了批准。无论如何，在希腊激烈动荡的时代，雅典卫城被迁移的神圣文物得到了保护，安然无恙；并免遭雅典一个世纪的污染腐蚀。

在此谈谈中国文物。1950年，长期在古董界称雄的卢芹斋，在宣布关闭自己的纽约古董店时，代表古董商做出了类似的辩护。卢芹斋解释说，他在上海有一家古董店，那里的“大量重要文物”已被没收，促使他决定关停纽约的店铺。同时，他确信，自己经营中国文物的日子，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卢芹斋进一步说：“或许，我的一些同胞，谴责我把一些文物运出中国。现在，那些文物被认为是国宝。我希望，他们应首先指责当地居民。过去，他们对那些文物漠不关心。因为，我从祖国出口的任何文物，均是在与他人竞争中从公开市场购买。可以说，我本人从未从原址搬走过一件文物……今天，我感到高兴，那些经我手出口的文物，将会安全、精心地保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也坚信，所有艺术品没有国界，它们作为无声的大使游走世界，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伟大的中国文化，进而热爱中国。”

为公平起见，这里需要补充一点。虽然卢芹斋个人或许没有“移走”任何建筑雕刻装饰或雕像，但也肯定是一位积极肯干的买家，甚至委托他人实施了文物掠夺。不管怎样，在卢芹斋退休七十年后，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会揉揉自己的双眼，露出满脸的诧异。这一次，推高中国文物需求的，不是西方老外，而是中国人自己。

蓝理捷是一位美国古董商，他亲眼看到了这种巨大转变。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他一直是专攻中国艺术的鉴赏家、拍卖商和古董商。蓝理捷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和外交史双学位。毕业后他发现了自己的职业召唤。他在波士顿美术馆，偶然参观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中国文物展览，如同着了魔似的。此后不久，蓝理捷在苏富比拍卖行找了份工作。起初，他负责公司财务方面的事务。他连哄带骗获准去伦敦，在该拍卖行的中国艺术部工作了一年。1973年，蓝理捷返回纽约。那时，苏富比纽约公司也成立了中国艺术部，他跳槽到那个部门，并很快担任了该部门的主管。之后，他为自己指导的首次重要拍卖撰写了图录。正如苏伦·梅丽仙在1987年档案中所描述：“那次拍卖，成为美国拍卖中国艺术的里程碑。蓝理捷编撰的那本图录，与过去的图录明显不同，破天荒地有了注脚，以及学术风格的交叉引用。之前的图录，描述拍卖标的时只是概述，限于以媒体用语标明它的尺寸、时代……蓝理捷实施的另一项重要创新，是他与市场紧密联系。他四处打探征集拍品，而不是坐等天上掉馅饼。”

蓝理捷对于打听和销售活动十分积极。他水到渠成地当选苏富比拍卖行北美地区的总经理，在那个位置一直干到1985年退休。之后，他在纽约创办了自己的古董店蓝理捷东方艺术公司。蓝理捷本人一副学究模样，喜欢善意搞笑，成了高端研讨会的熟面孔。那些研讨活动均与莫衷一是、复杂的中国艺术品贸易有关。2013年4月，他向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声明，表明目前他对相关事务的看法。当时，该委员会的成员们正在权衡是否续签一份为期五年的“谅解备忘录”。2009年1月，在布什政府移交权力的前几天，北京和华盛顿签署了那份文件。

备忘录条款规定：中国改善文物保护和博物馆教育，延长出借文物展览的期限，促进中美双方在此领域的教育交流。美国将视从中国进口任何考古文物非法，范围涵盖自旧石器时期至唐代，未经官方批准，禁止进口超过250年历史的任何中国雕塑和墙壁艺术。该备忘录与美国同其他13个文物丰富国家签署的备忘录相似，延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禁止非法交易文化财产的《1970年公约》精神（1972年，在尼克松总统的要求下，美国加入了该公约）。

在提交上述顾问委员会的声明中，蓝理捷强调：中美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很值得尊敬”。但是，美国海关的限制，“肯定不会对中国有明显影响。因为，在国际市场销售的中国艺术品中，美国购买的份额很小”。他从3家国际拍卖行拿到了相关统计数字（保证不透露买家身份），进一步详述道：“中国艺术品的中国买家，同样支配了中国之外的市场。2012年，邦瀚斯、佳士得、苏富比3家国际领先拍卖行的销售统计显示，中国买家掏出的美元，占据了它们销售额的70%。”

以英国视角看，那种拍卖价格的突然转向，也算挺有意思。因为，历史上的英国士兵、商人和传教士们，曾大量出口中国文物。其中最大的战利品，是1860年破坏圆明园时掠获的东西。2011年，在伦敦一场拍卖会上，一位匿名中国买家以49万英镑（约764694美元），竞拍买下了一个小金盒子，上面刻着“从圆明园掠夺”及其捕获者詹姆斯·加纳的签字。加纳曾是英国“国王骑兵卫队”的队长。他的后人把那个金盒子拿出来拍卖。很快，为搜寻类似纪念品，英国各地的阁楼、酒窖和车库，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引发了英国《每日邮报》的一连串报道。那份报纸属于英国中产阶级在伦敦新闻界选定的喉舌。有关报道的题目均十分博人眼球，如《我们的瓷罐超凡惊世！别以为你餐具柜中的中国瓷器一文不值》，以及《中国瓷瓶的咒语》（指一件明代长颈瓶以228000英镑售出，引发了卖家家人之间相互交恶、对簿公堂）等。

应当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并未正式明确要求西方主要博物馆返还文物，特别是返还那些据称属于被掠夺的艺术品。有时，中国政府也要求拍卖行撤掉源于中国古代宫廷的拍卖文物。中国政府通过代理机构，已把阻止拍卖变成了一场文化竞赛，依靠购买助推艺术品回流。对于成功拍下“宫廷”文物，之后将其捐赠给国家的富裕中国收藏家，中国政府予以奖励。对于公众的相关抗议活动，中国政府采取了鼓励或制止的不同措施。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惹恼北京后，就出现过那种情形。2013年12月，在访问亚洲期间，卡梅伦曾顺访中国，因英国的历史行为，遭受了不少数落。

卡梅伦抵达北京时，善意地开通了新浪微博（中国版Twitter）。据说，几天之内，他就被25万条微博留言淹没。其中的话题翻来覆去，均与圆明园有关：“你准备何时赔偿我们的圆明园？”卡梅伦访华的最后一站，是中国西部的成都。一位提问者追问卡梅伦，称他想知道英国何时，以及是否会把23000件文物归还中国。据说，那些文物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属于非法掠夺文物。据《每日邮报》报道，中国街道上传递的消息也是：“还我珍宝！”

总而言之，中国收复文物的活动，已成为本世纪最古怪、最不可预期、最昂贵的文化战争。它的战线各不相同，涵盖了穷街僻巷的古董店、大学教室和高端拍卖行。在那场文化战争中，有形形色色的参战者，包括比利时古董商、保利集团。

2000年，中国保利集团公司首次出现在头版新闻。那时，苏富比和佳士得在香港举办拍卖会，该公司以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3个青铜兽首。它们曾是圆明园12生肖大水法的装饰物。艺术界的观察家对此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得知，在成为文化战场交战者之前，作为拍卖界新军，国企保利集团还经营房地产。1998年，保利集团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博物馆。目前，那些青铜兽首，就在该馆经过大规模扩建的展厅里展出。与保利博物馆一样，保利集团的投资组合，也在稳步扩张，涉及运动汽车、电影剧院和电视节目制作等。该集团最耀眼的部门，是随后获得新生的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从规模上讲，该拍卖公司已成为世界艺术品拍卖领域的季军。2013年，它的拍卖总收入达到了3.31亿美元。

2014年2月，保利国际拍卖公司的管理者宣布准备在香港股市上市。如《华尔街日报》详述：“该拍卖行属于国有企业，它首次公开募股的散户认购额，只占其上市证券总额的10%，却被以606倍的价格超额认购。”在市场上首次亮相，保利股票便跳涨了29%。尽管如此，该公司还有更为远大的目标。在宣布即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迎春接着说：“在中国大陆艺术拍卖市场，我们获得了成功。但是，要成为全世界最大拍卖行，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14年3月，即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后不到两周，仿佛为了强调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势头，纽约的年度亚洲艺术周创下了两亿美元的销售纪录（比前一年多出了2500万美元）。亚洲艺术周活动搞了9天，47家艺术画廊、众多拍卖行、博物馆参与其中，吸引了大约600位亚洲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拉里·加戈西安的时髦画廊位于麦迪逊大街，在那里举办的展览，成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活动。该展由比利时古董商、公认的古董界“女皇”吉赛尔女士组织举办，题目是《古物与记忆》，展品包括了大量中国青铜器、石雕像和精挑细选的陶瓷，令人印象深刻。多年以来，“女皇”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出展人。2002年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她的展览同样“令人震惊”。据苏伦·梅丽仙评价：其中“展品的体量惊人，件件如同抽你一个大嘴巴”。

吉赛尔女士是一位买卖人。她的经历与其展品一样妙趣横生。1962年，她曾是比利时的激进分子，刚获得有关17世纪文学专业的学位。作为朝圣者，她抵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她回忆道：“我和丈夫来到了北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300名‘毛派’理想主义者居住在和平宾馆。”作为外国人，她被限制在方圆4英里（约6.44公里）范围内活动。因此，在三年时间里，她骑自行车逛遍了北京东倒西歪的附近街区，发现可以花小钱买到珍贵文物。与中国艺术的邂逅，“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同时，中国的宣传部门对她掌握多种语言的天赋印象深刻。于是，吉赛尔变成了“北京广播的金嗓子”。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促使吉赛尔幡然醒悟。此后，她沉溺于艺术史研究，一度成为史密森尼学会的访问学者。在寻找重要中国文物方面，她开始与保利集团决斗。多年以来，吉赛尔坐镇布鲁塞尔，专门结交西方重要收藏家（及其后裔），经常比其竞争对手抢先一步。用她的话讲：“保利有钱有势，无所不知。你必须不断回头张望。拍卖是一个极度令人嫉妒的生意。我能发现别人找不到的东西，我认识他们不认识的人。”

吉赛尔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她的个性。早年，她吸引了伦敦拍卖界“鹰眼”观察家杰拉尔丁·诺曼的关注。1996年，诺曼曾如此描述过吉赛尔：“她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女人，极具个性，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目前，吉赛尔已年过花甲，仍是一位活力四射的斗士，在探寻青铜塑像方面尤为如此。“拥有伟大青铜塑像，是中国最高权力的传统象征。”2005年，吉赛尔对某位记者说，“保利从世界各地征购伟大艺术品，原因正在于此。那会增强它在国内的权势。”

2014年，仿佛是印证吉赛尔的先见之明，保利集团宣布将花费多达10亿美元，从底特律艺术博物馆购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艺术品。当时，底特律市面临破产，正在寻找180亿美元还债。该市将底特律艺术博物馆的各种珍藏，视为一种潜在资金来源。撰写本书时，一些基金会已向底特律市提供了所需款项。但是，本书作者还是毫不吃惊地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这样的标题：《红色中国购买破产汽车城的艺术珍宝》。

随着所有上述事情的发生，2014年1月13日，一份重要外交协议在低调中完成。华盛顿和北京宣布，将双方2009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续签五年，继续禁止美国进口中国古代文物。此举源于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的建议，考古学家和反贸易风的律师把持了那个工作小组（在谅解备忘录的批评者看来）。说到对签署协议持不同意见的人，凯特·菲茨吉本属于他们的代表。她是律师，写过6本有关亚洲艺术的著作。她反对那个协议，认为它是基于一个乐观前提：即此类禁止进口有效，以及文物出口国会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进行积极保护。“中国不具备那些条件。”她争辩道：

<blockquote>

没有证据表明，美国限制进口对中国国内文化损失，或过去5年改善文化交流产生了一丁点儿影响。中国能够针对本国公民实施严格的法律。然而，它在严厉惩罚盗墓喽啰的同时，又鼓励精英经营国内交易。中国相关部委继续严控并经常严格审查出境展览，要求支付高额展费。禁止进口的唯一结果，是美国公民和机构不能进口或收藏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自由交易的文物。

</blockquote>

尽管如此，2009年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中美两国在以下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其一，中国文化旅游；其二，中国大陆艺术博物馆建设；其三，中美双方旨在促进特别展览和提升双方专业技能的交流。总而言之，那些相互关联的发展，将会大大改变长期的游戏规则，人们有理由预期，中美两国将迎来双方开展有效合作的新时代（或许未必如此，我们在此谨慎地两面下注）。

2012年12月，在美国国务院、中国中央美院和中国对外人民友好协会支持下，中美两国20多家主要博物馆的馆长，在纽约参加了亚洲协会的论坛，共同讨论大家的明天，为未来增添了希望。论坛的最终报告，强调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根据美国商务部一份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赴美旅游者的数量增长了53%；2012年至2016年，来自中国的游客预计增长273%；中国成为赴美旅游的最重要贡献者。如馆长们所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全球观众中，中国游客已成为增速最快的板块，已接近法国游客的数量。”（报告补充道：与美国利益互补的是，“美国学校的第二外语教育呈下降趋势，唯有中文逆流而上”。）

与此类似的现象，还表现在中国博物馆的建设和扩建上，它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长。1949年，中国仅有49座博物馆，许多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然而，随着党的路线改变，2009年，中国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至2015年，中国博物馆建设数量达到3500座。因为，文化“是民族的思想和灵魂”，也确实是一个“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实际上，中国在三年之内，已实现了五年规划的目标。2012年这一年，中国新增了450座博物馆，使博物馆的总数达到了3867座（据美国博物馆联盟统计，与中国相比，美国目前有17500座各类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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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20 年里，中国建造了数千座博物馆，由斯蒂文·霍尔及其助手们设计建造的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属于其中之一。它体现了现代主义雾与水的视觉效果。摄影：刘钢

据《经济学家》杂志2013年12月报道，中国博物馆建设的结果，成为“一种大兴土木的建设，已偏离了博物馆本身”。一些新博物馆的建设，正跻身于房地产开发行列。另外一些，则是私人运作的美术馆，有的为传统目的建造，有的追求大胆的现代主义。前者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后者如龙美术馆。两者都位于上海，在此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龙美术馆的创建者，是富裕的收藏家刘益谦及其夫人。上海当代美术馆，属于上海市首家当代艺术公共博物馆。显然，中国博物馆建设方兴未艾，与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紧密相关，反映出中国各城市为提升自身特质展开的激烈竞争。

然而，中国博物馆面临着一个问题：当北京首都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的年观众达到1300万和800万人次（原文提供数据如此），且在不断上升。许多博物馆（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则属于既缺少藏品，又门可罗雀，同时也缺乏合格的博物馆研究员、设计者和展览图录。那么，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据说，很久以前，传奇艺术经销商约瑟夫·杜维恩，曾将自己崛起的原因，归功于一种表面上不言而喻的观察：欧洲有许多艺术品，美国有许多金钱。经过了几十年，部分由于杜维恩的努力，美国博物馆拥有的藏品，比其管理者能够或希望展出的藏品更多。用亚洲协会论坛报告的话讲，美国的博物馆，“拥有大量新博物馆真正急需的东西：许多规模巨大的藏品由于缺少展览场地，被束之高阁；它们还缺少学术、藏品研究和科学知识。美国的博物馆和大学，能够开展目前中国所需要的大规模培训活动”。

那种想法符合实际吗？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日新月异，令人吃惊。在此，有必要对推动其发展的各种动机进行评估。其中，意识形态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一座国有博物馆对那些令人尴尬的事实忽略不计。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复杂、充满魅力的中国艺术界，一个不可或缺的现象，是新一代艺术家倔强地向官方限制施压。无论在国内工作，还是移居海外，那些前卫艺术家也从传统艺术市场的繁荣中获益。芭芭拉·波拉克是一位艺术评论者，她对中国艺术的崛起，进行了详细记录。在《狂野的东方》（2010年出版）一书中，她承认自己在上大学时，对所有中国艺术基本一无所知。“在我的课程中，几乎没有提及中国艺术。有关解释也只是说，中华文明上限与古希腊文明并驾齐驱，下限止于波普艺术领袖安迪·沃霍尔”。然而，波拉克若有所思地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怎能想到自己会在中国走下飞机，步入那个全世界发展最快的艺术中心？我怎能知道，中国会使美术馆、博物馆和众多艺术家，乐意、愿意并有能力吸引全世界的关注？我怎能知道，那个与我大学时代毫不相干的巨大中国，会成为我的常规目的地？”波拉克对日益增长的新生代给予支持，包括艺术家、批评家、收藏家、古董商、博物馆研究员以及普通公民。目前，西方不仅认识其中一些人，甚至还能准确叫出他们的名字；如艾未未、张晓刚之类的重要艺术家。

而且，我们和其他人可以证明，属于新生代的那些人，经常勇于直言不讳。因此，2009年，当一个中国文化专家代表团抵达纽约，将其作为调查美国博物馆中被掠夺艺术珍品之旅首站时，博物馆的研究员们，真担心最糟糕的事情会发生。该代表团首先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亚洲艺术展厅，代表团成员提出了有关战利品的尖锐问题（所有那些活动，都被录影留与后人）。然而，如记者报道，代表团并未获得任何令人狂喜的时刻，双方的紧张状态逐渐减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名誉退休主任屈志仁评论道：“那种情况毕竟不算太糟糕。”杜克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刘康说：“中国如同青少年，他摄取了过多的类固醇，突然变得人高马大，却发现很难协调自己的身体。在西方看来，中国像是一个巨人。”正是一代人的转变，使长城上打开了一扇最具希望之门。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统治精英们，看到了软实力带来的切实好处。那要部分归功于中国的文化中心，它们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如前面详述）。1988年，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先生首创了“软实力”一词，意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迫或报酬，达到所期望目标的能力”。美国通过抽象表现主义、流行艺术和现代舞蹈等，美化了自身在海外的外交利益（20世纪50年代，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西半球事务助理国务卿期间，纳尔逊·洛克菲勒娴熟地做了同样的事情）。芭芭拉·波拉克明白无误地获悉，共产党的主要官员，对美国的做法印象深刻。

关于美国国务院同意与中国续签有关文物保护的协议，虽然反对者提出种种挫折，但同样有其他学者对此举积极支持。安妮·昂德希尔教授便是其中一位有资格的学者，她是耶鲁大学皮博迪博物馆的研究员。2013年，她给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称即将到期的上述五年协议，引发了中美之间的良好愿望和合作项目。“2009年以来，双方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教育活动，使两国的博物馆受益匪浅。”安妮教授进一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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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考古在美国十分活跃，为美国学生提供了大量田野实习和研究机会，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比如，2011年至2012年，我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两位研究生，幸运地参加了山东省的田野考古工作。其中一位，将在这个夏季参与之前项目出土文物的分析研究，与她的博士论文有直接关系……同时，我们的合作项目，也迎来了山东大学的来访学生，指导他们的考古博士论文研究……当然，那些极具天赋的年轻人现身耶鲁大学，也极大提高了美国学生的教育水平。

</blockquote>

在安妮教授看来，此类人员交流为双方机构合作打开了通道：“毫无疑问，那些交流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但是，中美两国的博物馆人员，都愿意开展交流合作。”事实上，中美之间的此类交流活动，已经开展了十几年。早在1997年，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获得中国批准，拆卸并进口了一套完整的地方建筑客厅和书房。之后，一队中国工匠来到明尼苏达州，用了3个月时间将其复原。目前，该馆的中式会客厅、书房，与日式会堂和茶室交相辉映。4个房间均可通过YouTube观赏。2013年，最受欢迎的中国“访客”——秦始皇兵马俑曾光临此地，成为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秋季展览的亮点。

另一种合作形式很不一样，同样使托莱多市艺术博物馆受益。该馆需要360块玻璃板，每块重达590公斤，以完成自身扩建计划。中国很快制造了所需玻璃。2006年以来，典型美国中部城市托莱多市获得了中国投资，在当地建造了两座宾馆、一家餐饮中心，以及419亩的水景地产项目。迈克尔·贝尔市长是非洲裔美国人。2013年，他4次出访中国，与中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在托莱多市为海外华人开办了华侨大学分校，决定于2014年在该市博物馆举办中国珍贵文物特展。当地一位开发商对《纽约时报》说：“对于俄亥俄州一个古老小镇来说，那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当然，中美之间也一直存在问题。2011年，宾州大学博物馆举办了一个重要文物展《丝路奥秘》。其间，该馆与中国政府之间出现了冲突，具体原因一直不明。中方出借的展品中包括了木乃伊，最引人注目的是“小河美女”。那是一具年轻美女的干尸，葬于新疆地区塔里木盆地的一只木船之中，其头发为赤褐色，鼻子又高又长。与附近其他干尸一样，“小河美女”埋葬于四千年前，比汉人大规模定居新疆早了两千年。梅维恒教授是宾州大学汉学家。1988年，他首次见到“小河美女”和其他干尸时，显得满腹狐疑。正如他对《考古》杂志的希瑟·普林格尔所说：“起初，我以为那些干尸出自‘杜莎夫人蜡像馆’，认为那是中国旅游业人士搞的促销策略，目的是吸引游客。”但是，久而久之，随着更多欧洲人模样遗骸面世，并对20具木乃伊进行DNA检测后，梅维恒改变了看法。他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2009年，他协助促使北京批准出借木乃伊赴美国展览。当时，那些木乃伊正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博物馆中展出。

新疆木乃伊来美国巡展，它的首个展地，是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市的宝尔博物馆；之后移至休斯顿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但是，当“小河美女”及其青铜时代伙伴抵达最后一个展地费城时，中国政府拒绝批准展出。为什么？中方在华盛顿的一位发言人说，那些木乃伊已离开中国太久，需要进行保护。那么，中方的突然决定，是否与谁是新疆最早居民的争议有关？发言人对此予以否认。该决定影响了《丝路奥秘》展览的开幕，对博物馆是一个灾难（或许，那算一次中式拐弯抹角表达想法的直观教学）。此外，如前所述，美国博物馆馆长和研究员的抱怨并非空穴来风。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官员阻碍顶级文物赴海外展出，有关展览协议条款和经费等问题，已被极端的资本主义热情所笼罩，而申请办展的繁文缛节，会让卡夫卡和果戈理的小说想象力相形见绌。

幸运的是，在中美文化交流合作中，塞勒姆市恰如其分地成为最具独创、最有成果的组成部分。200多年前，美国对华贸易的首条商船，正是从那个城市启航。那里的故事始于1996年，当时，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研究员南希·白灵安，偶然在一个名为黄村的小村子闲逛，它位于中国东南安徽省徽州地区的群山之中。南希碰巧看到村中有一座徽商住宅，它同样建于200年前，引人注目。住宅的大门敞开着，她走进院子，在那里遇见了黄家的成员。黄家人告诉她，他们刚刚决定卖掉自己的祖屋，担心祖屋有可能被拆除，打算通过出售挽回损失。恰巧，皮博迪博物馆刚开始进行总额为1亿美元的扩建项目，由萨夫迪领衔设计，他是加拿大籍以色列裔建筑师，设计过蒙特利尔市的独特建筑“67号栖息地”。为何不迁建那座濒临拆除的住宅，使美国人得以将那座拥有16个房间的商人住宅，与同时代12000公里之外塞勒姆市的美国住宅进行比较？

黄家人接受了皮博迪博物馆的出价，同时向美方提供了家族的8代家谱。皮博迪博物馆与黄山市人民政府，签署了一份文化交流协议。此后不久，那座名为“荫余堂”的建筑被拆解。其2735件木结构和1万块板砖，被装入19个集装箱运往纽约。抵达塞勒姆市后，一组中国木匠、泥瓦匠临时赴美，将那些建筑构件重新组装。他们与美国木匠和泥瓦匠携手，确保“荫余堂”的5个隔间和两个鱼池各就各位，协助完成了复原工作，并在“荫余堂”的上方，安装了保护性玻璃天窗。2003年，作为首座史无前例出口至美国的中国本土完整住宅，“荫余堂”对公众开放。现在，手持录音导游器的观众，不仅可以重温黄家的历史，还可从其后人口中听到每间屋子里发生的事情。“荫余堂”项目很有创意，以专业水准实施完成，成为后来发生事情的预兆。南希说：“我想，‘荫余堂’属于无巧不成书的美事，进而成就了一桩令人兴奋的合作项目。”2012年，她担任了波士顿美术馆亚洲艺术研究员。

一个世纪以前，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对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有过憧憬。现在，中美两国，似乎已准备好将憧憬实现。两国的合作显得既惹人注目，又不事张扬。1914年5月2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有关弗利尔建议的社论，赢得了一片喝彩。社论的题目是《中国艺术与破坏公共财产者》。当时，那份报纸被认为是“怒吼者”。社论谴责“肆无忌惮、残酷、大规模破坏宏伟中国艺术历史遗址的行径”，指责收藏家、古董商与“不要脸共谋”的中国官员沆瀣一气，认为国外应该对那些人施加有效的压力。同时，“还要做另外一件事，”社论继续写道，“还要感谢一位杰出的美国人，他在那方面一马当先，付出了诸多努力，让英国人特别欣慰。”那位美国人，恰巧是底特律“著名艺术收藏家、鉴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他与史密森尼学会合作，寻求在中国设立一所学校，希望借以实现一石三鸟的目的：促进东亚考古研究，在中国为本国、外国学生提供学习设施，以及“在文物原属国”保护有关文物。

《泰晤士报》表达上述观点后，进一步写道，弗利尔自费派遣了一支特别考察队前往中国，领队是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他将报告中国的情况，“目的是获得中国政府支持，在北京建立一座艺术博物馆，由创始人提供资金并负责管理”。除了上述引用语，那篇已有百年历史的社论，在今天早上报纸发表仍是恰逢其时。因此，我们应该喝彩：“好样的，怒吼者！”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弗利尔的所有合情合理的建议。因此，我们在此重温马克·吐温的名言：“历史本身不重演，但总押着相同的韵脚。”一个世纪以后，中美两国或会再有机会，共同实现查尔斯·朗·弗利尔的梦想。在那个梦想中，充满了先见之明和慷慨仁慈。

部分大事年表

1785年：首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抵达广东，返回纽约。

1787年：塞勒姆市伊莱亚斯·哈斯科特·德比的“大特克号”商船（Elias Hasket Derby’s Grand Turk）开始定期与中国贸易；到了1800年，以人均收入计算，塞勒姆市凭借商船成为美国最富裕的城市。

1838年：内森·邓恩（Nathan Dunn）在费城开办“中国博物馆”。

1839年至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结束；该条约承认英国在中国5个通商口岸享有治外法权，并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1845年：马萨诸塞州的凯勒·顾盛（Caleb Cushing）乘坐布兰迪维因号（Brandywine）三帆快速战舰抵达澳门，与清王朝签署了《望厦条约》，使美国人同样有权使用对英国人开放的5个口岸，外加治外法权：美国公民只服从美国法律。

1845年至1847年：波士顿的“伟大中国博物馆”展览。

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中国要命的内战，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也被称为“亚罗战争”（Arrow War），以破坏、掠夺圆明园达到顶峰。

1870年：波士顿美术馆创建。1909年，该馆迁至目前的地址，拥有美国最重要的亚洲艺术收藏之一。

1870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立。1905年，搬迁至曼哈顿第五大道。起初，该馆展示奥尔特曼和摩根收藏的中国瓷器。1915年，组建了亚洲艺术部。

1886年：在纽约拍卖会上，威廉·沃尔特斯以18000美元买下了桃花天球瓶，引发了“瓷器泡沫”。

1888年至1889年、1891年至1892年：威廉·柔克义两次前往西藏。

1897年至1904年：中国铁路建设兴起。

1898年：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在剑桥创建，该馆以威廉姆斯·海耶斯·福格冠名，他的财富来自中国贸易。

1898年至1905年：埃德温·康格公使和妻子莎拉旅居中国。

1900年：义和团起义引发了围攻外国公使馆和掠夺中国珍宝，王公贵族逃离北京。之后谈判中，在设立庚子赔款奖学金支持中国年轻人前往美国学习方面，柔克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1年至1904年：贝特霍尔德·劳费尔率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席夫考察队在中国考虑。

1902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返回北京。

1903年：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在波士顿的博物馆开馆。

1904年：凯瑟琳·卡尔创作的《慈禧太后肖像》在圣路易斯博览会展出，该博览会被非正式地称为“世界博览会”。

1905年至1906年：包括端方在内的5位中国特使出访日本、欧洲和美国8个月，旨在寻求适用于中国的宪政体制。

1905年至1909年：柔克义担任美国驻华公使。

1907年：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参观龙门石窟。

1908年：康格中国收藏拍卖会进行了4天，遭到纽约媒体的口诛笔伐。

1908年：柔克义在五台山佛寺与十三世达赖会谈。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驾崩，溥仪继位。

1908年至1910年：贝特霍尔德·劳费尔率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布拉克斯东考察队在中国考察，促成该馆征集大批西藏文物。

1909年：美国国会颁布《佩恩–阿尔德里奇关税法》，对超过一百年历史的艺术品免征进口税。

1909年、1910年：查尔斯·朗·弗利尔两次前往中国。第二次时抵达龙门，考察了那里的石窟。

1909年至1913年：廉姆·卡尔霍恩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妻露西返回北京居住至1938年。

1911年：大收藏家端方在武昌被砍头。1924年，他收藏的一套青铜礼器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征购。

1911年至1912年：清王朝垮台。1912年1月，清朝皇帝退位。

1913年：本杰明·奥尔特曼去世，将其瓷器藏品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913年：摩根为源于故宫、奉天和热河的中国宫廷艺术品报价。他死于罗马，其瓷器藏品被杜维恩出售。

1913年至1914年：中国实施禁止迁移古物的法律。

1914年：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在多伦多开馆。

1915年：约翰·洛克菲勒利用父亲提供的两百万美元，从杜维恩手里购买了摩根瓷器收藏中的精品。

1923年：弗利尔博物馆在华盛顿开馆，它是美国联邦政府资助、首家以艺术品为主的博物馆。

1923年：在马歇尔·菲尔德资助下，劳费尔重返中国进行征集。

1923年至1924年：兰登·华尔纳首次率领福格考察队前往敦煌。

1925年至1926年：兰登·华尔纳和贺拉斯·杰恩率领福格考察队再次前往敦煌。

1928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征集该馆3幅元代壁画之一的《弥勒佛的乐园》。

20世纪30年代：劳伦斯·史克曼、普艾伦和乔治·凯茨旅居北京。中国艺术品收藏的黄金时代，包括征集龙门石窟的浮雕的行动。

1930年：中国颁布保护古物的法律。

1930年：洛杉矶博物馆预付20万美元购买马特将军收藏的陶瓷。

1933年：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开馆。史克曼将建立该馆杰出的亚洲收藏。

1935年：邓曼·罗斯去世。他的11000件藏品，包括重要绘画和雕塑，入藏波士顿美术馆（1500件入藏福格艺术博物馆）。

1935年至1936年：伦敦伯灵顿宫皇家学院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美国博物馆在其中大放异彩。

1942年：继1935年奥托·伯查德的亚洲收藏在柏林被没收、出售后，美国“敌国财产管理办公室”批准拍卖日本山中商会的艺术品和资料。

1943年：格伦威尔·温思罗普将其高古玉器、青铜器藏品遗赠给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

1949年至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有关部门没收了卢芹斋的古董店。卢芹斋退出古董贸易界。

1950年：明尼阿波利斯州艺术学院利用阿尔弗雷德·皮尔斯伯里的遗赠，将自身建成亚洲艺术重要研究中心之一。

1959年：艾弗里·布伦戴奇同意将首批藏品捐赠给旧金山市，条件是该市同意资助一家著名博物馆予以展出。选民同意通过发行债券支付相关费用。

1961年：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古代中国艺术展”。

1966年：旧金山金门公园的德扬博物馆为布伦戴奇收藏开辟一个展厅。1973年，该馆被合并为一个新馆，重新命名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973年：经在美国法院对簿公堂，根据美国《禁止与敌国贸易法》条款，原属于冯·德·海特男爵的13件亚洲艺术品，成为弗利尔博物馆的藏品。1978年，它们正式成为该馆的永久收藏。

1973年：在克利夫兰博物馆李雪曼率领下，北美主要博物馆研究员和艺术史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中美在合作政策方面进入缓和期。

1973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征购中国出生收藏家、鉴赏家王己千的主要绘画藏品。

1973年至1975年：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近400件展品，前往华盛顿、堪萨斯城、旧金山和多伦多的博物馆巡展。

1974年：亚洲协会（1956年由洛克菲勒三世创办）在纽约的博物馆开馆，藏品由洛克菲勒三世及其妻子布兰切特捐赠。

1974年至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在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和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巡展。

1981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征购约翰·克劳福德的书法绘画藏品。

1981年：由布鲁克·阿斯特资助的明代风格“明苑”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外开放。

1982年：中国颁布《文物保护法》，将所有石窟、墓葬文物等列为国家财产。

1987年：赛克勒美术馆在华盛顿开馆，与弗利尔博物馆紧密相连。

199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新展厅开放，以展示赫伯特和弗洛伦斯·欧文捐赠的装饰艺术藏品。

199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帝国的辉煌展”，赴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地巡展。

1997年：保罗·辛格（Paul Singer）将其收藏的大量高古青铜器、陶器遗赠给赛克勒美术馆。

1998年：布鲁斯和露丝·代顿，向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捐赠清代“谦益堂”，包括书房和庭院。

2000年：佳士得、苏富比在香港联合拍卖中国宫廷藏品，包括3个圆明园青铜兽首，均被保利集团拍下，在其新博物馆中展示。

2003年：清代徽商住宅“荫余堂”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皮博迪博物馆对外开放。时任该馆研究员的南希·白灵安与中方协商达成协议，将其整体迁至该馆复建，使其成为博物馆最吸引人的展品。

2005年：北京设立收复文物项目，旨在确定1860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流失的博物馆级艺术品。

2009年：美国国务院批准与中国签署《备忘录》，限制中国250年以上历史文物进口美国。

2009年：巴黎拍卖伊夫·圣洛朗收藏。中国抗议拍卖两件从圆明园掠夺的青铜兽首。拍卖继续进行，但是，竞拍获胜者是中华国宝基金会的蔡铭超，他拒绝付款。后来，拥有佳士得拍卖行的法国商人皮诺将两件兽首捐赠中国。

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艺术市场。然而，其销售总额随后备受争议。

2014年：挪威卑尔根市的科德博物馆同意将21件石柱归还中国。据称，它们源于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实施的掠夺。

收藏中国文物的北美博物馆名录

<h3>美国：</h3>

1.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entral Park West and 79th Street New York NY10025

2.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11 South Michigan Avenue Chicago IL 60603

3.亚洲协会及其博物馆

Asia Society and Museum 725 Park Avenue New York NY 10021

4.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200 Larki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2

5.博尔州立大学

Ball State University David Owsley Museum 2021 Riverside Avenue Muncie IN 47306

6.伯克利艺术博物馆

Berkeley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oo Hon Fai Hall 2625 Durant Avenue Berkeley CA 94720

7.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

Brooklyn Museum of Art 200 Eastern Parkway Brooklyn NY 11238

8.华美协进社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25 East 65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65

9.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1150 East Boulevard Cleveland OH 44106

10.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 College Hood Museum of Art Hanover NH 03755

11.丹佛艺术博物馆

Denver Art Museum 100 W.14th Avenue Parkway Denver CO 80204

12.迪堡大学

DePauw University The Richard E.Peeler Art Center 10 West Hanna Street Greencastle IN 46135

13.底特律艺术博物馆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 5200 Woodward Avenue Detroit MI 48202

14.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

Field Museum,Chicago 1400 South Lake Shore Drive Chicago IL 60605

15.福格艺术博物馆与赛克勒博物馆

Fogg Museum/Arthur M.Sackler Museum 32 Quincy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8

16.弗利尔美术馆与赛克勒美术馆

Freer Gallery and Arthur M.Sackler Gallery of Art 105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439

17.檀香山艺术博物馆

Honolulu Museum of Art 900 South Beretania Street Honolulu HI 46208

18.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 4000 North Michigan Road Indianapolis IN 46208

19.印第安纳大学艺术博物馆

Indiana University Art Museum 1133 E.7th Street Bloomington IN 47405

20.约翰逊艺术博物馆

Johnson Museum of Art Cornell University 114 Central Avenue Ithaca NY 14853

21.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4000 Wilshire Boulevard Los Angeles CA 90036

22.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000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28

23.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Minneapolis Museum of Art2400third Avenue South Minneapolis MN 55404

24.波士顿美术馆

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 465 Huntington Avenue Boston MA 02115

25.美国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6th Street and Constitution Ave.NW Washington D.C.20565

26.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Na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4525 Oak Street Kansas City MO 64111

27.纽瓦克博物馆

Newark Museum 49 Washington Street Newark NJ 07102

28.欧柏林学院艾伦纪念艺术博物馆

Oberlin College 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 87 North Main Street Oberlin OH 44074

29.皮博迪博物馆

Peabody Essex Museum East India Street 161 Essex Street Salem MA 01970

30.宾州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3260 South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4

31.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McCormick Hall Princeton NJ 08542

32.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瑞格林博物馆

Ringling Museum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5401 Bay Shore Road Sarasota FL 34243

33.鲁宾艺术博物馆

Rubin Museum of Art 150 West 17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1

34.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

Saint Louis Art Museum 1 Fine Arts Drive Saint Louis MO 63110

35.塞缪尔-哈恩艺术博物馆

The Samuel P.Harn Museum of Art 3259 Hull Road Gainesville FL 32611

36.圣安东尼奥艺术博物馆

San Antonio Museum of Art 200 West Jones Avenue San Antonio TX 78215

37.圣迭戈艺术博物馆

San Diego Museum of Art 1450 El Prado San Diego CA 92101

38.西雅图艺术博物馆

Seattle Art Museum 1400 East Prospect Street Seattle WA 98112

39.芝加哥大学斯马特艺术博物馆

Smart Museum of Ar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5550 S.Greenwood Avenue Chicago IL 60637

40.史密森尼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000 Jerfferson Drive SW Washington D.C.20024

41.斯坦福大学康托尔艺术中心

Stanford University Cantor Arts Center 328 Lomita Drive at Museum Way Stanford CA 94305

42.托莱多艺术博物馆

Toledo Museum of Art 2445 Monroe Street Toledo OH 43620

43.特拉梅尔与玛格丽特·克罗亚洲艺术收藏馆

The Trammel and Margaret Crow Collection of Asian Art2010 Flora Street Dallas TX 75201

44.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

Walters Art Gallery 600 N.Charles Street Baltimore MD 21201

45.威拉米特大学哈利·福特艺术博物馆

Willamette University Hallie Ford Museum of Art 700 State Street Salem OR 97301

46.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111 Chapel Street New Haven Ct 06520

<h3>加拿大：</h3>

1.大维多利亚艺术博物馆

Art Gallery of Greater Victoria 1040 Moss Street Victoria BC V8V 4P1

2.安大略皇家博物馆

Royal Ontario Museum 100 Queen’s Park Toronto ON M5S 2C6

3.亚伯达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 Ring House 1 Edmonton AB T6G 2E1

鸣谢

首先，我们对许多人感激不尽。许多学者、博物馆研究员，协助我们在一个复杂领域摸索前行。许多档案管理员、国际法学家、学者和图书管理员，帮助我们查找并同意我们使用相关引语和图片。许多朋友给予我们鼓励、提供住处。最后，我们要感谢出版商及其代理人，他们把我们电脑中的文字，转化到纸上或数码页面。我们在序言中说过，本书的发源地是英国牛津大学。我们在那里参加了有关亚洲主题的研讨会，遇到了资深中国研究员迈克尔·沙利文和克雷格·克鲁纳斯。我们在大英图书馆重新结识了弗朗西斯·伍德，在大英博物馆，结识了中国钱币研究员汪海岚。我们特别感谢得克萨斯大学的威廉·罗杰·路易斯教授，他是美国研究大英帝国的权威。是他首先提议我们到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研习一个学期。我们感谢玛格丽特·麦克米兰院长，她使我们在牛津大学的研习计划成为可能。在纽约，我们的研究基地是哥伦比亚大学。那里有著名的艾弗里图书馆，所属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各种引人关注的外国政策研讨会，以及何晓嘉教授有关东亚艺术的讲座。纽约的其他机构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资料，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档案室、摩根图书馆和弗里克收藏博物馆等。

我们总能得到一些重要博物馆资深研究员及其助手的帮助，给予我们耐心的指导，包括：波士顿美术馆的资深研究员南希·白灵安；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丹尼斯·莱迪、何慕文及其前任、亚洲艺术研究员屈志仁，他在丝织品方面对我们答疑解惑；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名誉馆长马可·武丽生，研究员科林·麦肯齐；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劳瑞尔·肯德尔；塞勒姆市皮博迪博物馆的王伊悠及其同事卡琳娜·科里根；丹佛艺术博物馆亚洲与纺织品部的罗纳德·大冢、爱丽丝·翟比克；费城宾州大学博物馆的南希·斯坦哈特；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沈辰；波士顿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的安妮·玛丽·伊齐；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埃莉诺·帕尔斯坦；以及纽约亚洲协会的阿德里安那·普洛赛。

我们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档案管理员，他们是其专业领域的百事通。在我们致谢的名单中，有华盛顿弗利尔和赛克勒博物馆的档案部主任戴维·霍格（在其办公室，我们遇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伊恩·辛，他对本书初稿进行了复审）；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霍利·莱特，他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劳伦斯·史克曼档案资料的复印件。在洛克菲勒家族档案馆，南希·奥德金特及其同事，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在哈佛大学，引导我们攀登该校丰富艺术档案山峰的是美耿·施文克；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麦·赖特迈尔、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詹姆斯·莫斯克等人，也向我们提供了帮助。我们特别感谢下列人士：史密森尼美国艺术档案馆的乔伊·古德温，波士顿美术馆的莫林·麦尔登，费城美国慈善协会的贝阿德·米勒和查尔斯·格赖芬施泰因，德国杜伊斯堡市蒂森克虏伯集团档案馆的曼弗雷德·拉希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史泰尔东亚图书馆中文书籍编目员郑伟（他对本书的索引进行了核对），以及瑞士苏黎世里特贝格博物馆的藏品出处研究员伊肃·蒂萨·弗朗辛。

在获得本书所用照片方面，我们特别感谢下列人员的帮助：哈佛大学的伊萨贝尔·多纳迪奥，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妮古拉·伍德斯，亚洲协会的莱塞·胡克，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马特·恩普森，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的伊丽莎白·雷璐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伊丽莎白·萨鲁克，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巴里·兰杜阿，宾州大学博物馆的埃里克·施尼特克，丹佛艺术博物馆的珍妮·伯克，波士顿美术馆的詹妮弗·赖利，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的安吉·帕克，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斯泰西·谢尔曼，挪威卑尔根市科德博物馆的亨里克·贝格，伊斯门摄影博物馆的芭芭拉·普欧罗·加拉索，巴黎“中国塔画廊”的杰奎琳·冯·哈默斯坦，洛克菲勒基奎特庄园的辛西娅·奥尔特曼，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乔纳森·布鲁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艾琳·特拉维尔和艾莉森·克拉克。在解答某些专业问题方面，我们特别感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共事务部主任哈罗德·霍尔泽，皮博迪博物馆的惠特尼·冯·戴克，史密森尼学会弗利尔-赛克勒博物馆公共事务部的米兰达·盖尔。

我们还要感谢本书主要人物的继承人或后人，他们不但与我们分享了信息，还允许我们引用其私人信件内容，其中包括：凯瑟琳·里德（李雪曼）、安妮·华尔纳（兰登·华尔纳的孙女）、伊丽莎白·温思罗普和威廉·帕顿（约瑟夫·艾尔索普的继承人）、何晓嘉（何惠鉴之女）、莎拉·卡希尔（高居翰）、派特·普拉特（邓曼·罗斯），以及霍利·费尔班克（费正清和威尔玛·费尔班克之女）。同样对我们提供帮助的，还有一些知名传记作家，包括约翰·鲁特（凯茨传记作者）、诺埃尔·朱弗雷达（李雪曼传记作者）。为获取中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从下列人士对话中获益匪浅：西摩和奥德丽·托平，他们经历了本书所描述的历史；耶鲁大学名誉教授迈克尔·寇易，他早年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时，曾驻扎于中国台湾。我们要感谢纽约社会图书馆馆长马克·巴特利特，那里如同一座固若金汤的诺克斯城堡，保存着过去鲜为人知的大众文学资料；我们在其浩如烟海般的书架上，使那个时代的有关书籍重见天日。我们同样得到了图书馆员工们的帮助，包括韦斯特波特、毕括特、费尔菲尔德、威尔顿和康涅狄格州的韦斯顿公共图书馆等。

我们能靠有限经费完成写作本书之旅，得益于以下许多朋友和同事的热心款待，特别是迈克尔·霍洛维茨、吉莉安·达利（伦敦），鲍勃和汉纳·凯撒（华盛顿），以及波士顿的琼·厄利克、卡罗·瑟夫和朱迪·舒特。如前所述，我们参加了在科德角召开的维尔福利特年度研讨会，从中获益匪浅。该研讨会由罗伯特·利夫顿发起并主持。研讨会期间，向我们提供咨询帮助的有：居住伦敦的伊莎贝尔·希尔顿，她是一位精明的老资格中国问题观察家；沃利和西莉亚·吉尔伯特，他们是艺术家，也是西方和亚洲艺术品收藏家。此外，我们还要感谢朗博公司的凯西·克兰和马克·佩夫斯纳，那家公司与中国有关，专门制作纪录片。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代理人——詹克洛-内斯比特公司的理查德·莫里斯，他是蒂娜·班尼特的继任者，使我们所写文字得以成书（并上线）。我们刚开始撰写本书时，得到了蒂娜和彼得·奥斯诺斯的鼓励。在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我们得到了伊丽莎白·黛西嘉德及其助手唐娜·切利、劳伦·罗·宾托和劳拉·埃帕森的协助。对于封建中国，上述人员或许说过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但是，本书所表述观点以及出现的事实错误，则完全由作者本人承担。

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卡尔·梅耶

2015年

资料来源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一直努力使本书既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也对专业人员有用。对于一般读者，我们没有使用脚注，叙述中也未提及主要原始资料出处。在此，我们详细列出本书具体参考资料的出处。但是，由于我们的画布跨越了不同时代、文化、大陆和职业，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因此，我们欢迎评论和纠正。接下来，我们将使用一些重要缩略语：AMNH：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BMFA：波士顿美术馆；FSGA：弗利尔和赛克勒博物馆档案馆；HAMA：哈佛艺术博物馆档案馆；HLHU：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HUA：哈佛大学档案馆；LOC：国会图书馆；MMA：大都会艺术博物馆；NAMA：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之前的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艺术博物馆）；SAAA：史密森尼学会美国艺术档案馆。有关报纸的缩略语如下——IHT：《国际先驱论坛报》；NYT：《纽约时报》；WSJ：《华尔街日报》；WP：《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