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春帆楼

<h2>1</h2>

李鸿章不是等闲之辈，他早就看清，不割让领土是根本媾和不成的。但是，光绪帝在2月22日召见他时，却坚决主张不能割让领土。

割让领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李鸿章在条约上签字盖章，他将遭到可怕的一致攻击。

“卖国贼！”

“只知道惧怕日本，唯唯诺诺地顺从对方的主张！”

“没有骨气的孱头官僚！”

所有的指摘都会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三十五人的弹劾中就说：“昏庸骄蹇、丧心误国之李鸿章……”他们还说，李鸿章把白银数百万两寄存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李经方在日本开有三处贸易商行，因此他“闻败则喜，闻胜则忧”。

以屈辱的条件签署条约，肯定要招来劈头盖脸的辱骂。人们会说：“怎么样？不出所料！”为堵住这股巨浪，必须先来一番强硬的发言，把这发言留在记录里，作为证据，表明他并非一出场就软弱、卑怯。

李鸿章要求强硬派的翁同龢同去。让这位皇上的师傅实际体验一下，光凭嘴头的英勇不屈，出外能否办得成外交。有强硬派加入代表团，也会减轻一些对他的攻击。

“假如我原先就参与外交活动，这次决不推辞。可是，现在，我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绝不该同行。”翁同龢拒绝道。

李鸿章从对方嘴里得到了一句“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的证言。一无所知的人，事后就没有资格说短论长。

“原来如此！”李鸿章被翁同龢回绝，似乎很遗憾，“这事并不很难。割地是绝对不行的，日本若不答应，我就立刻回国来。”

李鸿章居然主张不割地，把总理衙门里担任外交工作的孙毓汶和徐用仪弄得莫名其妙。

“不割地，能讲和吗？”

“可能的话，我倒是赞成，不过……”

面对强硬的主张，只有他们两人发言。由于事关重大，其他重臣都不敢随便置喙。翁同龢日记里记载这次御前会议的情形是“群公默默”，看来是一个相当扫兴的场面。

翁同龢说道：“赔款多少都行，就是割地不行！”

“户部大约能筹措出多少银子来？”李鸿章提醒似的问道，户部尚书不是别人，就是翁同龢。

在这次会议上，李鸿章还提出，有必要探询一下列强，特别是英国和俄国的意向。

于是，向驻在北京的各国公使馆进行了探询，同时又让驻外使节调查外国有无干涉的可能。

各国的反应都极其冷淡。

德国公使说：“或是迁都，或是割地！”

迁都，就是放弃北京，迁至西安。是彻底抗战，还是割让领土？二者必取其一。不过，北京被占领，即使彻底抗战，恐怕也没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冷静地想想，似乎只有割让领土才能解决问题。终于，从宫廷里传出来这样的声音：“也只好割让领土了！”

这种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正是李鸿章所期待的。

台湾和辽东半岛——日本要求割让这两地的消息，当时已人人皆知。

接替刘坤一为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从江宁向总理衙门发来电报，为民请命：“决不要放弃台湾！”

台湾是物产丰富的地方，与福建、浙江相距不远，把它交给敌人，南洋（中国南部沿海）必将永远受其掣肘。为国家计，这是巨大的损失。那么，怎么办呢？与其割让给日本，不如用台湾做抵押借债，借给英国最为理想。一旦英国对台湾持有了权利，它就会为我们防卫日本的入侵。——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张之洞却奉为“奇策”，急忙往北京发电报。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中，为铺设北京到汉口之间的铁路、建设钢铁厂和纺织厂等，同侨居美国的容闳商量过引进外资。容闳曾就学澳门的马礼逊学校，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当过曾国藩的顾问。后来入了美国籍，对故国近代化仍极为关心。

当张之洞问及引进外资时，容闳曾复电说：“以台湾做抵押，可借到十亿美元。”他的话很可能带有幽默的味道，但张之洞却牢记在心。用领土做抵押固然是不容许的，可现在这领土将被割让，事态紧急，就有了研究的余地。

这样，既能筹措出战争赔款，又能把英国拉进台湾防卫中来，岂不是一举两得？这正是古代兵法家所说的“远交近攻之策”。

2月28日总理衙门接到张之洞的电报，立刻找英国公使试探。

“我很有把握地奉告，这件事实现的可能性等于零。”英国公使答复得这么快，可知这是一个不值得研究之策。

李鸿章接到张之洞电报的抄件，只说了一句：“简直是儿戏！”

2

强硬派也不得不承认，绞尽脑汁，终无良策，只是白白花费了许多时间。宫廷的空气终于也逐步变为“割地难免”。

等待是李鸿章的手法之一。

李鸿章首先提出决不割地的主张，是为自己将来的处境预先做安排。正因为如此慎重，他才能长期稳坐在权力宝座上。

不十分了解清朝的政治结构，就会觉得这时还抱着强硬论的李鸿章“有点儿古怪”，“是井底之蛙”，“简直不谙世事”。连美国公使田贝在给本国总统的秘密报告中也激烈地抨击：“李鸿章的名声完全是一种误传，他的左右尽是些寄生虫，其政治见解不足取。”

当然，李鸿章的实际才干也许不如名声那么高，但若说徒具虚名，恐怕也不符合事实。

李鸿章玩弄了一番被外国人误解的手法之后，于3月2日第一次上奏，指出割让领土已成不可避免之势。

戎狄窥边，古所恒有。唐弃河湟之地，而无损宪武之中兴；宋有辽夏之侵，而不失仁英之全盛。

李鸿章引证历史事实，说明割让领土并不意味着亡国。

唐在“安史之乱”以后，被吐蕃夺去河湟之地，即今甘肃省西部。吐蕃吞并敦煌是781年，被张义潮夺回是850年，大约失掉了七十年。这一时期，自宪宗至武宗（806年—846年），唐从安史之乱的荒废中重新崛起，形成“中兴”的强盛时代。北宋时期，辽和西夏入侵宋域，宋王朝丢失了领土，但从仁宗到英宗（1023年—1067年）却是后世所歌颂的全盛时代。

李鸿章又引证了近代欧洲历史。普鲁士和法兰西两国之间屡次发生战争，胜败的结果总是要割让领土，但一方胜了不久，就又被另一方打败，如此反复。他说：“但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

为摆脱现在的困境，只有答应割地的要求，这是研究了一切方法之后的结论。

3月3日，紫禁城内，军机大臣们齐集开会，身体欠安的西太后也露了面。割地之事，必须得到最高权力者西太后的批准。首席军机大臣是恭亲王，此外还有礼亲王、孙毓汶、翁同龢、李鸿藻、徐用仪、刚毅等人。

3月4日，李鸿章被召进紫禁城。这次只有他一人，正式向西太后和光绪帝请示御旨，其他军机大臣都没有参加。

李鸿章3月5日起身，3月7日回到天津，便立刻着手媾和使团的人选。基本方案他心里早就拟好了。他给离得较远的马建忠发了电报。

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时，马建忠依照李鸿章的命令，逮捕大院君，把他押送到中国。虽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但追寻这次中日战争的根源，却在于此。他对事情的经过知道得最详，而且在中法战争媾和时曾当过李鸿章的助手。马建忠留学法国，专攻法律，在巴黎取得律师资格。为鸦片税收事，同印度的英国总督交涉过。在朝鲜，同外国使团周旋。他的国际外交经验丰富，李鸿章认为必须把这样的人选进来。

带儿子李经方前去，也不是假公济私。李经方曾任驻日公使，精通日语，在日本政界熟人颇多，明白对日事务。不论谁来组团，都会把他列为成员。他当过公使，品级也高，所以这次安排他当参议，是事实上的副全权大臣。

长期在李鸿章身边充任幕僚长的罗丰禄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比起才能和见识来，更重要的是他能妥善地处理细微的杂务，既得体又热心。不通过罗丰禄，谁也见不到李鸿章。以前孙文会晤李鸿章，就是由王韬恳求罗丰禄办的。这次他以参赞的身份参加。

马建忠之外，伍廷芳、徐寿朋、于式枚等人为主要成员。

李鸿章私下依赖的是顾问科士达。他当过美国国务卿，而这次媾和的背景里有美国的影子，所以他是个重要的人物。李鸿章知道自己必须去日本媾和之后，立刻派儿子李经方去上海同科士达联系。

加上医官林联辉、翻译卢永铭和罗庚龄等，正式随员是三十三名，此外还有杂役、厨师、仆从等三十八人。

日本指定的会谈地点是马关（下关）。3月14日，清政府代表团分乘德籍商船“公义号”和“礼裕号”从天津出发。

在两国之间联系的，是美国驻北京和东京的公使。

陆奥外相这时在东京。欧洲诸国的动向极其微妙，为收集更多、更准确的情报，大本营所在的广岛不如各国公使聚集的东京。

陆奥从驻日美国公使那里接到李鸿章启程的通知后，即刻从东京去广岛。在大本营，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又一次接受全权办理大臣的诏命。

陆奥乘3月17日的夜车去下关，伊藤从宇品港乘船于19日到达下关。

载着清政府代表团的、挂着黄龙旗的两艘德籍商船，几乎与伊藤首相同时到达下关。日本的“太湖号”领航进港，但使节上岸是在第二天下午。

第一次会谈开始，先交换全权委任书。会谈地点在藤野公馆，也就是“春帆楼”。

这回全权委任书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前次日本以全权不足为由驱逐中国使节，在国际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当然，严格地说，清政府的委任书是不够完备，但历来清政府同外国交往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这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不少国家都认为“日本做事太过分了”。

这一次，李鸿章那张脸就是委任书，交换只是形式而已。

接着，中方提出一份备忘录，希望在谈判媾和条约之前，先议定休战条款。日方说明天作答。

于是，第一次谈判结束。

3

正式会谈结束后，开始了个人闲谈。

“十年不见了……”伊藤首相说道。

1885年签订中日《天津条约》，至今整整十年了。

“我们相见，总是为了解决问题，真想有那么一次不带任务的畅谈！”李鸿章说道。

“职务在身，不可能哟，上一次我也忙得不可开交……对了，就是那一年……”

伊藤去天津那年，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制度，创设内阁制，他当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这十年间，贵国变化惊人，乃阁下执掌国政，经营得当所致。相比之下，我万分惭愧。我国国内发生了许多事，政治上却无所改革，也做了一些努力，不过……”

“各国有各国的事。日本虽有些改革，但我觉得还不够满意，力所不及呀！”伊藤谦逊道。

“这次的事真是万分遗憾！”李鸿章面露沉痛之色，“在亚洲，我们两国是近邻，而且是同文之国，本来不存在什么仇怨，这次竟以兵戎相见。我们愿意尽早停止敌对行动，恢复和平。对我国有害的事，未必对贵国有利。我不希望我们两国处于这种关系中。试看今日之欧洲，各国的军事训练都极严格，军队也极精良，但他们并不轻易发生纷争。我们两国应当学习欧洲诸国的优点，成为好邻居。我们两国使亚洲大局安定，永结友好，亚洲黄色人种今后就不会被欧洲白色人种侵略、侮辱。”

李鸿章很有辩才。

“不错！”伊藤对李鸿章的中日友好论调应了一声。

“这次的不幸战争，我认为有两个成果。”李鸿章探出身子，继续说，“第一，日本利用欧洲式陆、海军组织，大大成功了。这说明，欧洲人能做到的，亚洲人也能做到。第二，由于战争，中国人从长期的睡眠中醒来了。也许有很多人怨恨日本，但我却深为感谢。若不是同日本打了一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怕是还要长期昏睡下去！”

“噢？”

“日本之所以强盛起来，是因为有像伊藤阁下这样的优秀领导人，而中国，还是我这把老骨头，力不胜任。”

“哪里……”伊藤有点难以对答了。

陆奥外相在一旁冷冷地观察李鸿章的饶舌。他的《蹇蹇录》中有如下记述：

约略言之，彼不断羡慕我国之改革进步，赞美伊藤总理之功绩，又论述东、西两洋之形势，戒以兄弟阋墙必招外侮，鼓吹日中同盟，暗示媾和速成之必要。其所论乃今日东方经世家之谈，如老生常谈。然彼纵横谈论，引我同情，间以热骂冷评，以掩战败者屈辱之地位。老奸巨猾，却亦可爱，不愧为中国当世首屈一指之人物。

李鸿章的任务就是饶舌，陆奥看清了他的用意。虽然觉得他有些老奸巨猾，但并不憎恶，可能这就是李鸿章的天性。他能在复杂古怪的清廷政界里当上整整二十五年实权在握的直隶总督，非具有一种不被别人憎恶的性格不可。嘴上说些无关痛痒的老生常谈，意在取得他人的好感。

北洋海军已不复存在，这件事时时掠过李鸿章的心头。十年间，北洋海军几乎没有加强，这就意味着老化。打了多少次报告，可是，并不是没有钱，而是拨不到北洋海军来，被挪去建造颐和园万寿山了。这是西太后的意思，有什么办法呢？伊藤却没有这种障碍。这一点，就造成了李鸿章和伊藤在业绩上的差别。无疑，也就是日本海军和北洋海军之差，胜利和败北之差。

李鸿章面带微笑，侃侃而谈，但内心却充满了苦涩。

若没有西太后，就能好些吧？没有她，就会有另一个西太后式的人物出来挡道，而李鸿章照样也奈何不得。

推翻这种体制，就是推翻王朝。日本推翻了德川幕府，有皇室来收拾摊子，而中国没有类似的东西。李鸿章预测，今后国内君主立宪制主张大概要盛行。日本胜利的基础，显然是明治维新和立宪制。打倒王朝，从而砸烂旧体制，那可不行，要学只能学立宪制。

立宪将限制君主的实权，所以，若不是开明的君主时代，不可能实现。现今的西太后恐怕不行吧。去年六十大寿的西太后还能活多少年呢？

李鸿章今年七十三岁。他想：我是看不到那个时代了。

李鸿章看似口若悬河，其实他捉摸着自己的话语的效果，在寻找更有效的词句。他的态度从容不迫，有时也显出无限感慨。

不大插言的陆奥趁李鸿章稍有停顿，说道：“根据今天的预定日程，阁下应当回船上休息。这样每天往返，极为不便。如果阁下认为在陆上下榻也可以，我就命人准备，明天搬过来。”

“啊，承蒙关照，不胜感谢。”

年事已高的李鸿章连日住在船舱里，非常痛苦。而且，每天往返船上，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也不便收集情报。

住在船上，多少能了解日本的运输情况。但要更广泛地收集情报，孤立海上是不合适的。

入港虽然才一天，但从日本轮船船员及工人们的无意谈话中得知，一周以前有一支运输船队通过这里，运载大约五千名兵员，目的地可能是澎湖列岛或台湾。如在陆上住宿，接触面一定比现在更宽些。

“房舍高大，庭院宽敞，要属寺院之类地方，可以吗？”陆奥问道。

“好，我在国内旅行时常常住寺院，很习惯。噢，佛教也是日本和中国共同的东西嘛。”

李鸿章兴致勃勃，至少他装得很像。

“那就住在引接寺吧。我今天派人去准备，阁下明天早晨就可以搬进去。”

陆奥是个实干家，办事很利落。

李鸿章一行结束第一次会谈，走出春帆楼时，接近下午四点半。房外有一顶中国式轿子在等着。上轿时李鸿章还挤出微笑，但马上就困倦了。

坐轿子的只有李鸿章，李经方等人分乘人力车。到阿弥陀寺町镇守神社前的栈桥，距离才不过二百多米。

乘上汽船“小野田号”，驶向停泊在港内的“公义号”和“礼裕号”。李鸿章和另外几名主要随员由随从抬上汽船。李鸿章年老体衰，倒还罢了，其他人正当壮年，根本用不着扶持，自己就能走上去。对此，当时报纸评论说：“这是大国大员的一种礼仪形式……”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令人稀奇，观者如堵。从春帆楼到栈桥，沿途整齐地排列着警察和宪兵。

4

“时间有的是，我们慢慢谈，一直谈到可以接受为止，只是不要为拖延而拖延。”陆奥提醒似的说道。

日本并不着急，着急的应该是战败国，而日本是受降国。陆奥言行中表现出这种态度，但实际上，对这次谈判最着急的是陆奥。事后，他表白了这一时期的心境：“想什么办法诱使清政府尽快地再派媾和使臣，迅速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因为他察觉到“欧洲形势渐渐趋向不稳”。

不稳，意味着欧洲诸国有可能出面干涉。陆奥在东京同各国公使接触，深感忧虑。

驻日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收到本国的情报——欧洲列强中已有国家决定干涉日中纠纷。

当然，他向日本政府转告了此事：“日本如要求割让中国本土领土，将成为惹起干涉之媒介。”

德国公使劝告日本，不要向清廷提出过分的要求，但日本政府已决定要求割让辽东半岛。

英国报纸《泰晤士报》报道：俄、英、法三国联合，准备干涉日中战争。

德国也打算和英国采取同一步调，因为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了合作意愿。

英国认为，日本是想同中国建立一种排除列强的同盟关系。驻英日本公使青木周藏曾对英国外交大臣说过：“日本完全没有灭亡中国的意图，相反，倒是想努力再建中国。”英国最害怕中国发生混乱，那样就没法儿做买卖了。它在长江下游拥有巨大权益，还有一个贸易生命线——香港。一旦亡国，出现无政府状态，会给英国以沉重打击。青木公使准确地抓住了英国的心病，保证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适得其反，他的话产生了副作用。

日中同盟——东亚两巨人联合，这就是金伯利外交大臣所领会的日本意图。英政府认为：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混乱，会阻断通商，但那是暂时的，新政权恢复了秩序，就可以重新开放。而一旦建立起排他的日中同盟，就将强行禁止通商，更为可怕。

英国为干涉日中同盟的形成，想拉上德国，而德国也正想借日中纠纷之机同英国合作。

不过，没多久，英国明白了青木公使的发言并不含有排他的日中同盟之意。《泰晤士报》曾援引日本官方的可靠消息：“在与小国通商方面，日本不打算得到超过其他国家的利益。”

在通商方面没有了忧虑，下一步就该关心防止俄国势力南下了。

为在东亚防止俄国南下，让这个较强大的日本立足于中国大陆，岂不更好？英国改变了主意，认为完全没必要干涉日本的所作所为。

德国刚想握住英国主动伸过来的手，英国却把手缩了回去。

“除了维持现状，英国什么也不关心。”驻英国的德国公使向本国政府报告。

于是，德国又向俄国伸出了友谊之手。这时俄国正同法国商谈对日干涉问题。德国加进来，形成了三国干涉的萌芽。

欧洲的这些动向时刻抽打着陆奥的心。他害怕清政府首脑们知道，那他们就会拖延媾和。越迟，干涉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清政府也就越有利。

不过，从清廷的外交体制来说，它是不可能正确分析这种情报的。列强干涉，是李鸿章所企望的，但现在他断定“那都不可靠”，所以才进行了会谈。

列强是否干涉，并不在于清政府的工作和愿望，而完全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这种干涉之声，不是反响，而是从另一种声源传来的。

清政府的外交，只注意所敲的门里透出来的回话，不能退后一步，倾听一下附近的声响。李鸿章终于把一度曾热切盼望的干涉之声放过了。

陆奥接到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首席代表赴日谈判的照会，仍放不下心来。陆奥听到的声音，李鸿章也随时能听到，一旦他听到了，就可能放弃谈判。直到接到驻东京美国公使关于李鸿章一行从天津启程的通知后，陆奥心里才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但他仍不能放松警惕。美国想在这次谈判上显露一下身手，所以顾问科士达不至于进行破坏，至于其他人得知了这一情报会怎么做，可就难说了。于是，陆奥想切断他们的情报来源。

他内心焦急，脸上却不敢有所显露，极力装出一副漠然的神态——我们是胜利者，今后还将继续胜利下去，谈判拖延也无所谓，索性等攻陷了北京之后再媾和就更好了。

第一次会谈提前一个多小时结束，也是为了造成一个并不急于求成的印象。

李鸿章回到“公义号”，给北京总理衙门发电报，报告了五千日军被运往澎湖或台湾的情报，并询问“辽沈、榆关军情如何”。翌日上午，中方代表团上岸，移住引接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