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六章 许曜开始策划首张专辑

陈莉坐在靠窗的工位上，面前的计算机屏幕上是一份密密麻麻的表格，左边一栏是品牌方名称，右边一栏是档期和报价。

她敲键盘的样子和她弹吉他时一样专注，案桌上的座机几分钟就震一次，她看也不看，直接挂掉。

许曜说过，所有电话邀约一律拒绝，只收邮件。

虞欣欣坐在她对面，面前也摊着一台苹果笔记本计算机，屏幕上的表格比陈莉那份更长。

品牌名称、联系人、报价、档期、双方优势匹配度、是否独家、是否需要线下活动配合。

她用不同颜色标注出优先级。

红色是“需尽快回复”，黄色是“可议”，绿色是“可观望”。

那副认真劲儿和陈莉的随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许曜在微博上分别公布了两个工作邮箱。

配文只有一行字：“拒绝一切电话邀约，请发邮件。”

微博发出去之后，评论区立刻炸了。

几天时间，两个女孩的邮箱几乎同时开始疯狂涌入邮件。

商业合作邀约。

品牌代言意向。

媒体采访申请。

演出主办方的报价单。

还有粉丝发的鼓励信。

陈莉一封一封地点开，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着回执，嘴里轻声念着“这个音乐节阵容还不错”、“这个品牌方之前跟独立音乐圈有过合作，靠谱”。

虞欣欣则在挨个核实对方身份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把那些没有提供有效联系方式、或者品牌方查不到注册信息的内容过滤掉。

“这两个助理很是不错，我可以高枕无忧了。”

许曜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打开了计算机上很久没有用过的思维导图软件。

光标在空白画布的中央一闪一闪的，等着他敲下第一个关键词。

他开始在脑子里翻阅资料。

周杰仑的首张专辑叫《JAY》，2000年发行，中国台湾年度销售冠军，累计销量超过260万张。

林俊节的第一张叫《乐行者》，2003年发行，首月销量突破20万张，最终累计销量达到120万张，那年他抱着CD机在出租屋里反复听《就是我》和《翅膀》。

孙燕资的叫《孙燕资同名专辑》，2000年中国台湾年度销售总冠军。

蔡依琳的是《1019》，1999年发行，中国台湾销量超过40万张，当年她还是少男杀手的路子。

王立宏的叫《情敌贝多芬》，1995年出道第一张专辑，19岁的他青涩得几乎认不出来。

每个天王天后都有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就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起点。

那他的起点首张专辑应该叫什么？

他正要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忽然停住了。

不对。

不对。

这个思路本身就不对。

现在是2015年，不是2000年。

周杰仑发《JAY》的那一年，实体CD还能卖出几十万张，彩铃收入正在疯狂飙升，一张专辑火了意味着唱片公司会加印、经销商会上货架、各地的音象店会循环播放。

那是实体唱片时代的逻辑。

而2015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在思维导图上画了两个分支，在左边一枝上拉出几条时间线。

2002年百度MP3上线，免费下载的种子从那一刻开始萌芽。

2004年MP3播放器爆发，网络免费下载成为主流，实体CD销量开始悬崖式下跌。

2005年内地实体专辑总销量还有约4500万张。

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已

紧接着是歌手收入结构的大变天。

此前几年还能靠彩铃和铃声下载补一部分收入，2007年之后彩铃也开始走下坡路，歌手的收入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断层。

一线歌手开始把重心从“专辑大卖加彩铃”转向商演、代言、综艺。

中小歌手几乎彻底告别了专辑收入这条路径，只能靠演出和微薄的版权分成勉强糊口。

到了2015年，全球数字音乐收入正式超过实体音乐收入，这一年因此被称为“数字音乐元年”。

流媒体成了绝对的主角。

网易云音乐、QQ音乐、虾米，三足鼎立，用户订阅费和GG分成取代了实体CD的销售收入。

实体专辑彻底沦为情怀消费品和粉丝收藏品，销量低得可以忽略不计。

数字专辑则成了顶流的专属游戏。

周杰仑的《哎呦，不错哦》在2015年成为QQ音乐首张也是唯一一张白金唱片数字专辑，鹿寒和BIGBANG的数字专辑单张收入达到500到900万级别，蕾哈娜的数字专辑在中国的收入也超过百万。

但这些都是金字塔顶端的一线艺人。

普通歌手能卖出几千到几万张数字专辑就算不错了，单价低、分成少，扣除平台抽成之后到手更是所剩无几。

也就是说，2015年之后，一个歌手的实际收入来源已经完成了一个近乎彻底的转向。

不再是“卖专辑赚钱”，而是演出、综艺、版权、代言和直播这四块构成了收入的绝大部分。

专辑—不管是实体还是数字在这一年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引流工具。

用一首好歌把听众吸引过来，然后用演唱会、商演、综艺、品牌代言将这些流量变现。

这才是2015年之后音乐产业真正的商业模式。

许曜靠在椅背上，盯着思维导图上那几条时间线看了很久。他现在正站在这个转折点的正中央。

他没有赶上周杰仑《JAY》那个实体专辑还值钱的年代，也没有赶上2003到2006年彩铃业务的暴富浪潮。

他是2014年夏天出道，2015年春天爆火的，刚好落在两个时代之间的夹缝里。

实体专辑的时代在他出道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而数字专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付费习惯还没有完全养成，市场规模不足以养活一个全心全意只做专辑的歌手。

春晚之后，他收到的商演最高报价已经飙升超过80万一场。

卫视综艺的邀约从湖南、浙江、江苏三个台同时堆在他的临时工邮箱里。

如果他接商演，以他目前的人气和热度，只需要跑半年，收入可以破千万。

这是摆在桌面上的、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但许曜把光标移到思维导图的另一侧，在那个空白分支上敲下了两个字。

不应该是专辑主题和名称，而是从商业最底层的盈利逻辑倒推回来，反过来问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首张个人专辑。

那是两个音节的名词：演唱会。

他需要的不是一张能卖几百万张的数字专辑。

需要的是在演唱会市场上站稳脚跟、拥有属于自己的全国巡演票房号召力。

要实现这一步，就必须有一张曲风跨度足够宽、歌曲质量足够硬的专辑。

作品厚度撑得起两个小时的大型体育馆演唱会，爆款金曲数量撑得起万人场地整晚的交互和氛围。

专辑先行，口碑先行，歌曲厚度先行。

他把这个想法在思维导图上展开，拉出了几条具体的执行线。

词曲创作时间表、制作人沟通名单、录音棚档期预订、专辑封面和视觉设计方向、首波主打歌的宣发节奏、后续演唱会场次规划。

每一条线都延伸出若干个节点，每个节点后面都标注了大概的时间窗口。

把这张已经初具雏形的专辑路线图打印出来，订在办公桌对面的软木板上。

然后拿起手机，打开微博，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了一条新动态。

“接下来专心筹备专辑，暂时不接商演。对不住各位粉丝了，等我开演唱会再现场唱给你们听。”

发送。

微博发出后不到十分钟，评论区的画风开始从“期待”慢慢转向了“劝退”。

有人截图转发了许曜的那条微博，配文写道：2015年是“粉丝经济”兴起的一年，鹿寒等顶流的数字专辑卖到百万张，看似繁荣，但这是用粉丝掏钱强撑起来的销量——普通歌手没有这个量级的粉丝基本盘，出专辑基本就是亏本买卖。

许曜反其道而行，放着商演不接，去闷头搞专辑，这是当下乐坛最笨的商业决策。

紧跟着，几个营销号开始转发这条微博，配的文本一个比一个刻薄。

“这个时间点搞专辑，还扬言要开演唱会，我看他能亏多少。娱乐圈多的是闷头做专辑最后血本无归的案例—吴客群2008年发《为你写诗》，自掏腰包搞制作，专辑是火了，但钱没赚到，最后还是靠商演回本。许微2012年发《此时此刻》，口碑封神，销量惨淡，那年的福布斯名人榜他连影子都看不到。郑均2007年发《长安长安》，一张打磨了几年的专辑，业内评价极高，但那年专辑销量榜上根本找不到他的名字。专辑不是不好，是时代变了。”

这些评论的点赞量在几个小时内迅速飙升，甚至有一条被转发了超过五千次。

有人补了一刀：“不是我说，春晚之后就应该乘热打铁，先把钱赚到手再说。你现在不接商演，等这波热度过去了，那些品牌方还会来找你？”

还有人提到了谭唯唯的例子：“维维2013年发了一张《乌龟的阿基里斯》，音乐性超强，独立制作路线，结果呢？后来还是得靠《我是歌手》翻红。专心做专辑不是不行，是你得先有资本亏得起。”

陈莉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冷哼了一声，气得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

“这些人根本没听懂他在说什么。”

“曜哥是谁？他可是乐坛气运之子，不屑于向金钱屈服好嘛。我们心里眼里只有音乐。”

虞欣欣附和：“就是，这些人真是看扁了我师父，就知道钱钱钱钱，钱这东西有什么用。”

“”

许曜无语相对，有梦想的年轻人和家里有金矿的年轻人说话的口气，确实不一样。

“欣欣，你负责商务对接，都整理好了吗。”

虞欣欣正在把整理好的品牌代言表格打开：“师父，代言这边最快的是零食线的年轻人系列，他们不需要拍TVC只需要出两张自拍，档期也配合你写歌的时间表，接不接？”

许曜回答很干脆：“接。先把钱赚到手，专辑制作也得有预算。”

“师父，你现在很缺钱吗？”虞欣欣问。

“什么叫现在？我从来就没有有钱过啊。”许曜开口。

虞欣欣点点头：“师父，你写一个数字给我，我明天让我爸转给你，嗯————算借，挣钱了还给我，不用利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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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曜不想和财大气粗的女孩子聊天，沉默之后，想到了一件事情开口：“森马那个商务，和白麓一起那个，接了，具体细则完善起来。

“好的，师父。”

虞欣欣说完，这才悄悄跟着陈莉开口：“白麓是谁呀？”